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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恳而有力的白鸽，未能如愿飞翔在变革的天空。”“因为天空或许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粗粝的、复杂的、难以撬动的现实，只是存在了百年之久的混凝土地面，以及隐藏其下的腐败结构……她未能飞翔，还因为滚烫的民意犹如从未冷却的开水，早就褪去了她的羽毛。郭美美虽已收监，并流泪洗刷红会的清白，但质疑之声反而更甚……她想从民意那里争取时间和机会，但没有人还有耐心再给她机会。”
很难想象，作家、报纸评论员蔡方华如此诗意的咏叹，缘于一名副部级官员的离任。
9月2日，中共中央宣布，赵白鸽卸任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职务。“与郭美美缠斗三年”之后，赵白鸽离开了这个火山口般的职位。
有关部门向外透露：赵白鸽的离任主要是年龄原因、以及还要负责国家外事和国际红十字会的工作，这是一次正常的人事调动。与近年来公众对红会的冷嘲热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赵白鸽离任后，其个人得到的公众评价以正面居多。
她是国际型和专业型的高官，她是中红会的“救火队员”，她是媒体眼中的“红会好人”，她也是网友谩骂的对象……3年来，围绕她的争议不断。现在她离任了，中国红十字会将走向何方？
三年高调治红会
今年62岁的赵白鸽学习医学专业出身，1988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担任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文汇报》1990年的一篇报道中写道，赵白鸽在国外留学的3年中，完成了14篇论文，导师挽留她在剑桥大学继续从事研究，欧美一些大学也邀请她攻读博士后，但她决定回国。1999年1月后，赵白鸽历任国家计生委科技司司长、国际合作司司长；2003年9月，她出任原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从履历可以看到，赵白鸽可谓同时具备国际化和专业化素养的技术型高官。
2011年10月，“郭美美事件”重创红会后，赵白鸽“火线上任”，开始力图挽回红会的声誉，以及开展一系列改革。“红十字会这样的‘百年老店’，怎么会在一个小姑娘郭美美的冲击下产生这么大的问题？”赵白鸽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她的疑惑。
她上任后的一步是尽力改善和媒体的沟通。赵到红会上班的第一天，有记者联系采访无果，其秘书说采访没有可能。但第二天该记者就接到赵秘书的短信，说赵想约几个记者聊聊。在这次谈话中，赵白鸽直言，这次不是采访，而是虚心请教记者们如何去应对这场来势汹汹的信任危机。
在之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赵白鸽在媒体面前露面十分频繁、姿态高调，甚至因此得了“赵大嘴”之称。亲切、没有官架子，这是许多人对赵白鸽的印象。2012年12月，“捐款箱长毛”事件的记者会上，会议临近结束时，赵白鸽匆匆赶来与记者座谈，聊她的经历、抱负，以及难以承受的压力，甚至一度哽咽、激动落泪。2013年4月，在红会就芦山地震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赵白鸽立下“军令状”：如果两到三年仍然翻转不了“黑十字”的印象，她自动请求辞职。这个发布会上，赵白鸽主动走到每一个记者的座位前交换名片，并请记者们对红会进行监督。
然而这样的姿态并未让红会遭受的质疑减少。郭美美事件之后，红基会“仁爱基金”西部志愿者工作办公室捐赠劣质自行车、红会成都募捐箱内善款长毛、红会冠名医院发生医疗事故、红会相关项目基金存监管漏洞、海南风灾“盛夏捐棉被”、救灾仓库转租……负面消息不断爆出。虽然有些得到了辟谣，有些得到及时处理，但公众似乎总是更容易记住红会糟糕的一面。
赵白鸽以及红会在芦山地震之后开始显著减少与媒体的接触和发声，知情人士解读为是被公众的不认同“伤了心”。中青舆情监测室近期抽样2000条网络舆情统计显示，57.4%网民不认同红十字会在3年间已扭转了“黑十字会”的印象。
赵白鸽卸任后，红会举报者周筱赟以及许多媒体人士都评价她为“红会好人”。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原司长王振耀认为，这个时候不应该去评价赵白鸽是不是好人，而应该看到红会在赵白鸽任上这3年来变得更开放了，做了不少转型工作，在灾害救助上也有新突破，“这才是重要的”。
王振耀向《新民周刊》记者表示，3年来红会被质疑到今天这个地步，其中包括许多不实和偏激的攻击，很大程度是赵白鸽对此宽容的结果。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学术传播总监周如南也认为，从运作规范、资金透明等角度看来，红会在中国的慈善组织中其实是位居前列的；“但是，公众把自身对社会各方面的不满情绪都投射到了‘郭美美’以及后来的一系列事件上，红会成了众矢之的，被打成了筛子。”
改革的内部阻力
“一个赵白鸽救不了整个红会。”周如南说。这同样是不少业界和媒体人士的观点。在他看来，红会之所以成为公众“泄愤”的靶子，在于它象征着中国传统的慈善模式：自上而下用从意识形态层面用行政力量来推动和干预慈善行为，使得一些政府部门和国企等单位出现“被捐献”的情况。周如南认为，这是一种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政府垄断慈善资源的形式，是一种应该被破除的畸形的体制。
周如南的建议是让红会“去行政化”，改变“有级别，有编制，有经费，属参公管理单位”的体制。不少相关人士认为，这是红会改革的核心。
赵白鸽在任时也曾设想，未来的中国红会应是一个受托于政府、国际组织和社会公众，行使人道使命的社会组织。她想推动改革，把红会变成一个真正代表老百姓、老百姓真正拥护的平台。在这个背景下，20多位学者受邀组建“中国红十字会改革与发展战略课题组”。
但这项改革并不容易。课题组组长杨团曾表示，在红十字系统内部，从总会到地方红会，“绝大多数怕改革，怕摘掉公务员的帽子”。据统计，截至2011年，中国红十字会系统编制工作人员为11228名。
课题组曾提出，从基层红十字会和行业红会开始，逐步与行政脱钩，剥离红十字会的日常慈善功能，将公募权转交基金会等，但这些设想在红会的内部争议极大。最终，“去行政化”没能列入红会的改革任务中。 周如南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公募资质的开放也是红会等慈善机构改革的方向之一。很长一段时间里，慈善机构的公募资质被官办机构垄断，缺少监督和竞争，使得这些机构出现许多问题。他说，虽然目前全国范围内的相关政策还未开放，但部分地方已经做了有益的尝试。例如，2012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广州市募捐条例》首次明确，广州地区的公益性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非营利的事业单位，特别是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或者赈灾领域，经申请取得募捐许可后，可在许可范围和期限内开展募捐活动。这意味着公募权在一定程度上的开放。从此以后，广州募捐不再姓“官”，更多民间公益组织和民办非企业将登上依法募捐的舞台，与垄断公募的半官方慈善机构同台竞争。
但王振耀并不赞同红会要“去行政化”这个观点。他认为，红会具有很强的官方背景，这能给它带来很多资源和优势。“就像经济市场上有国企和民企一样，在公益慈善领域的社会市场里，也应该同时有官办和民办的组织，发挥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在他看来，红会的官方背景本身并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同时要让自己保持开放。他提出，在体制和结构上，红会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邀请一些在社会上有名望的非官员人士来兼职；在救灾救助方面，可以调整和民间组织的关系，加强合作，“以前都是民间组织把捐赠物资交给红会，那红会为什么不可以在合适的时候把物质交给专业化水平足够高、在某些领域更有优势的民间组织呢？”
王振耀提出，在开放之外，红会还要把人道主义实践做得更好，“这是为老百姓干的事儿”。他说，红会应该找到几个关键的项目，例如儿童大病救治，切实推进下去，让百姓真正得到实在的帮助。
9月3日上午，赵白鸽就此次职务调整接受光明网的采访，她着重总结了自己这3年来带领红会的团队所做的工作，“3年来，我们重点进行了人道主义精神的传播和实践。”但她并未提到改革。
社会监督尚需理顺
2012年12月，由16名委员组成的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简称“社监委”）成立，这是赵白鸽在任时推出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在媒体的报道中，社监委被定位为“第三方独立监督机构”。但自成立以来，社监委也和红会一样遭遇了不少质疑，有人认为社监委成了红会的“公关部”，有人指出社监委委员与红会有利益关联、不能保持公正。
作为社监委委员之一的王振耀对《新民周刊》记者表示，社监委的成立，把第三方的监督引进来了，这很关键。“既然把我们请进来了，再脱离监督就不大可能。”关于质疑，王振耀曾对媒体表示，他在遭受质疑之前，就质疑过社监委，其他委员也质疑过。比如，社监委能不能代表红会就某些问题向大众作解释？答案是不能。社监委应该是代表公众向红会提出社会的意见，而不是代表红会向大众解释什么，最开始把定位弄错了。
他表示，经过2013年中期会议上的讨论，社监委对自己的定位已经很清晰：社监委应该是一个平台、一个桥梁，一方面向红会传达社会的意见；另一方面，利用委员手中的资源，搭建渠道和更宽泛的网络，让公众参与进来。
王振耀说，赵白鸽卸任之后，社监委具体将有什么变化，还要等待红会新一届班子的决定。不过他认为，社监委有可能一分为二，一部分进入红会的监事会，另一部分成立专业的咨询委员会。
周如南则认为，除了像红会社监委这样专门监督某一个慈善机构的组织，还应该发展监督区域内所有慈善机构的第三方组织。广州在这方面依然走在了国内城市的前列。2003年6月19日，由15名来自人大、政协、学术机构、媒体等领域的非公职人士组成的广州市慈善组织社会监督委员会（简称慈监会）成立。负责组织实施的广州市民政局称，广州慈监会“是全国首创的慈善组织第三方监督机制”。慈监会成立后的首要任务是监察首届广州市慈善项目推介会千个项目的3亿元善款。
周如南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的教师。他指出，在公众沟通方面，赵白鸽突出了个人形象，几乎成为红会的新闻发言人，为其个人赢得了“好人”的称号，但这并不足以改变组织的形象。“从公关的角度而言，小赢靠技，中赢靠术，大赢靠德。”中青舆情监测室也认为，在赵白鸽任上，官员个人与红会的公众形象捆绑在一起，形成了“木桶效应”。公众眼里，并不会看到木桶最长的一根，决定“木桶”水面的，正是最短的一根“木板”：红会的现行慈善制度。
回到技术层面，周如南对红会的公众沟通提出了建议。他认为，红会应该成立专门的传播团队，而不能只靠一人之力。同时，红会对新媒体舆论的监测和应对机制还不够完善，例如，赵白鸽与媒体、公众的互动也多是线下，而没有在线上与网民充分互动。“红会的领导、新闻发言人完全可以尝试开设自己的个人微博、微信公号，以更亲切的方式与公众互动。当然，这背后依然需要一个团队的共同运营，一个人是很难做好的。”
很难想象，作家、报纸评论员蔡方华如此诗意的咏叹，缘于一名副部级官员的离任。
9月2日，中共中央宣布，赵白鸽卸任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职务。“与郭美美缠斗三年”之后，赵白鸽离开了这个火山口般的职位。
有关部门向外透露：赵白鸽的离任主要是年龄原因、以及还要负责国家外事和国际红十字会的工作，这是一次正常的人事调动。与近年来公众对红会的冷嘲热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赵白鸽离任后，其个人得到的公众评价以正面居多。
她是国际型和专业型的高官，她是中红会的“救火队员”，她是媒体眼中的“红会好人”，她也是网友谩骂的对象……3年来，围绕她的争议不断。现在她离任了，中国红十字会将走向何方？
三年高调治红会
今年62岁的赵白鸽学习医学专业出身，1988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担任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文汇报》1990年的一篇报道中写道，赵白鸽在国外留学的3年中，完成了14篇论文，导师挽留她在剑桥大学继续从事研究，欧美一些大学也邀请她攻读博士后，但她决定回国。1999年1月后，赵白鸽历任国家计生委科技司司长、国际合作司司长；2003年9月，她出任原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从履历可以看到，赵白鸽可谓同时具备国际化和专业化素养的技术型高官。
2011年10月，“郭美美事件”重创红会后，赵白鸽“火线上任”，开始力图挽回红会的声誉，以及开展一系列改革。“红十字会这样的‘百年老店’，怎么会在一个小姑娘郭美美的冲击下产生这么大的问题？”赵白鸽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她的疑惑。
她上任后的一步是尽力改善和媒体的沟通。赵到红会上班的第一天，有记者联系采访无果，其秘书说采访没有可能。但第二天该记者就接到赵秘书的短信，说赵想约几个记者聊聊。在这次谈话中，赵白鸽直言，这次不是采访，而是虚心请教记者们如何去应对这场来势汹汹的信任危机。
在之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赵白鸽在媒体面前露面十分频繁、姿态高调，甚至因此得了“赵大嘴”之称。亲切、没有官架子，这是许多人对赵白鸽的印象。2012年12月，“捐款箱长毛”事件的记者会上，会议临近结束时，赵白鸽匆匆赶来与记者座谈，聊她的经历、抱负，以及难以承受的压力，甚至一度哽咽、激动落泪。2013年4月，在红会就芦山地震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赵白鸽立下“军令状”：如果两到三年仍然翻转不了“黑十字”的印象，她自动请求辞职。这个发布会上，赵白鸽主动走到每一个记者的座位前交换名片，并请记者们对红会进行监督。
然而这样的姿态并未让红会遭受的质疑减少。郭美美事件之后，红基会“仁爱基金”西部志愿者工作办公室捐赠劣质自行车、红会成都募捐箱内善款长毛、红会冠名医院发生医疗事故、红会相关项目基金存监管漏洞、海南风灾“盛夏捐棉被”、救灾仓库转租……负面消息不断爆出。虽然有些得到了辟谣，有些得到及时处理，但公众似乎总是更容易记住红会糟糕的一面。
赵白鸽以及红会在芦山地震之后开始显著减少与媒体的接触和发声，知情人士解读为是被公众的不认同“伤了心”。中青舆情监测室近期抽样2000条网络舆情统计显示，57.4%网民不认同红十字会在3年间已扭转了“黑十字会”的印象。
赵白鸽卸任后，红会举报者周筱赟以及许多媒体人士都评价她为“红会好人”。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原司长王振耀认为，这个时候不应该去评价赵白鸽是不是好人，而应该看到红会在赵白鸽任上这3年来变得更开放了，做了不少转型工作，在灾害救助上也有新突破，“这才是重要的”。
王振耀向《新民周刊》记者表示，3年来红会被质疑到今天这个地步，其中包括许多不实和偏激的攻击，很大程度是赵白鸽对此宽容的结果。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学术传播总监周如南也认为，从运作规范、资金透明等角度看来，红会在中国的慈善组织中其实是位居前列的；“但是，公众把自身对社会各方面的不满情绪都投射到了‘郭美美’以及后来的一系列事件上，红会成了众矢之的，被打成了筛子。”
改革的内部阻力
“一个赵白鸽救不了整个红会。”周如南说。这同样是不少业界和媒体人士的观点。在他看来，红会之所以成为公众“泄愤”的靶子，在于它象征着中国传统的慈善模式：自上而下用从意识形态层面用行政力量来推动和干预慈善行为，使得一些政府部门和国企等单位出现“被捐献”的情况。周如南认为，这是一种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政府垄断慈善资源的形式，是一种应该被破除的畸形的体制。
周如南的建议是让红会“去行政化”，改变“有级别，有编制，有经费，属参公管理单位”的体制。不少相关人士认为，这是红会改革的核心。
赵白鸽在任时也曾设想，未来的中国红会应是一个受托于政府、国际组织和社会公众，行使人道使命的社会组织。她想推动改革，把红会变成一个真正代表老百姓、老百姓真正拥护的平台。在这个背景下，20多位学者受邀组建“中国红十字会改革与发展战略课题组”。
但这项改革并不容易。课题组组长杨团曾表示，在红十字系统内部，从总会到地方红会，“绝大多数怕改革，怕摘掉公务员的帽子”。据统计，截至2011年，中国红十字会系统编制工作人员为11228名。
课题组曾提出，从基层红十字会和行业红会开始，逐步与行政脱钩，剥离红十字会的日常慈善功能，将公募权转交基金会等，但这些设想在红会的内部争议极大。最终，“去行政化”没能列入红会的改革任务中。 周如南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公募资质的开放也是红会等慈善机构改革的方向之一。很长一段时间里，慈善机构的公募资质被官办机构垄断，缺少监督和竞争，使得这些机构出现许多问题。他说，虽然目前全国范围内的相关政策还未开放，但部分地方已经做了有益的尝试。例如，2012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广州市募捐条例》首次明确，广州地区的公益性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非营利的事业单位，特别是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或者赈灾领域，经申请取得募捐许可后，可在许可范围和期限内开展募捐活动。这意味着公募权在一定程度上的开放。从此以后，广州募捐不再姓“官”，更多民间公益组织和民办非企业将登上依法募捐的舞台，与垄断公募的半官方慈善机构同台竞争。
但王振耀并不赞同红会要“去行政化”这个观点。他认为，红会具有很强的官方背景，这能给它带来很多资源和优势。“就像经济市场上有国企和民企一样，在公益慈善领域的社会市场里，也应该同时有官办和民办的组织，发挥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在他看来，红会的官方背景本身并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同时要让自己保持开放。他提出，在体制和结构上，红会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邀请一些在社会上有名望的非官员人士来兼职；在救灾救助方面，可以调整和民间组织的关系，加强合作，“以前都是民间组织把捐赠物资交给红会，那红会为什么不可以在合适的时候把物质交给专业化水平足够高、在某些领域更有优势的民间组织呢？”
王振耀提出，在开放之外，红会还要把人道主义实践做得更好，“这是为老百姓干的事儿”。他说，红会应该找到几个关键的项目，例如儿童大病救治，切实推进下去，让百姓真正得到实在的帮助。
9月3日上午，赵白鸽就此次职务调整接受光明网的采访，她着重总结了自己这3年来带领红会的团队所做的工作，“3年来，我们重点进行了人道主义精神的传播和实践。”但她并未提到改革。
社会监督尚需理顺
2012年12月，由16名委员组成的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简称“社监委”）成立，这是赵白鸽在任时推出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在媒体的报道中，社监委被定位为“第三方独立监督机构”。但自成立以来，社监委也和红会一样遭遇了不少质疑，有人认为社监委成了红会的“公关部”，有人指出社监委委员与红会有利益关联、不能保持公正。
作为社监委委员之一的王振耀对《新民周刊》记者表示，社监委的成立，把第三方的监督引进来了，这很关键。“既然把我们请进来了，再脱离监督就不大可能。”关于质疑，王振耀曾对媒体表示，他在遭受质疑之前，就质疑过社监委，其他委员也质疑过。比如，社监委能不能代表红会就某些问题向大众作解释？答案是不能。社监委应该是代表公众向红会提出社会的意见，而不是代表红会向大众解释什么，最开始把定位弄错了。
他表示，经过2013年中期会议上的讨论，社监委对自己的定位已经很清晰：社监委应该是一个平台、一个桥梁，一方面向红会传达社会的意见；另一方面，利用委员手中的资源，搭建渠道和更宽泛的网络，让公众参与进来。
王振耀说，赵白鸽卸任之后，社监委具体将有什么变化，还要等待红会新一届班子的决定。不过他认为，社监委有可能一分为二，一部分进入红会的监事会，另一部分成立专业的咨询委员会。
周如南则认为，除了像红会社监委这样专门监督某一个慈善机构的组织，还应该发展监督区域内所有慈善机构的第三方组织。广州在这方面依然走在了国内城市的前列。2003年6月19日，由15名来自人大、政协、学术机构、媒体等领域的非公职人士组成的广州市慈善组织社会监督委员会（简称慈监会）成立。负责组织实施的广州市民政局称，广州慈监会“是全国首创的慈善组织第三方监督机制”。慈监会成立后的首要任务是监察首届广州市慈善项目推介会千个项目的3亿元善款。
周如南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的教师。他指出，在公众沟通方面，赵白鸽突出了个人形象，几乎成为红会的新闻发言人，为其个人赢得了“好人”的称号，但这并不足以改变组织的形象。“从公关的角度而言，小赢靠技，中赢靠术，大赢靠德。”中青舆情监测室也认为，在赵白鸽任上，官员个人与红会的公众形象捆绑在一起，形成了“木桶效应”。公众眼里，并不会看到木桶最长的一根，决定“木桶”水面的，正是最短的一根“木板”：红会的现行慈善制度。
回到技术层面，周如南对红会的公众沟通提出了建议。他认为，红会应该成立专门的传播团队，而不能只靠一人之力。同时，红会对新媒体舆论的监测和应对机制还不够完善，例如，赵白鸽与媒体、公众的互动也多是线下，而没有在线上与网民充分互动。“红会的领导、新闻发言人完全可以尝试开设自己的个人微博、微信公号，以更亲切的方式与公众互动。当然，这背后依然需要一个团队的共同运营，一个人是很难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