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数字新闻学正在成为新闻学的主流范畴,研究文献也与日俱增,时至今日,有必要对数字新闻学的整体发展状况和知识脉络进行梳理、总结与反思.本研究以Webof Science核心数据集作为数据来源,借助Python工具训练LDA主题模型,使用困惑度评价指标确定主题数量,并使用主题强度分析研究热点和变化趋势.具体来说,本研究根据主题-词项概率分布,对获得的1325条文献摘要进行主题标识,抽取出了数字新闻学研究在1998-2021年的18个重要研究主题;根据文档-主题概率分布,引入时间维度计算主题强度分布.研究发现,包
【机 构】
：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广东深圳518060;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江苏南京210023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数字新闻学正在成为新闻学的主流范畴,研究文献也与日俱增,时至今日,有必要对数字新闻学的整体发展状况和知识脉络进行梳理、总结与反思.本研究以Webof Science核心数据集作为数据来源,借助Python工具训练LDA主题模型,使用困惑度评价指标确定主题数量,并使用主题强度分析研究热点和变化趋势.具体来说,本研究根据主题-词项概率分布,对获得的1325条文献摘要进行主题标识,抽取出了数字新闻学研究在1998-2021年的18个重要研究主题;根据文档-主题概率分布,引入时间维度计算主题强度分布.研究发现,包括数字技术的角色、新闻用户的主动行为、传统新闻理念的变迁、新闻学学科发展等研究主题都保持了相对稳定和上升的趋势,新闻职业身份、新闻学研究方法等少量主题呈下降趋势,但也仅仅是一种弱下降.具体而言,有7个主题的强度呈上升趋势,有5个主题的强度呈弱下降趋势,有6个主题的强度趋于平稳状态.数字新闻学在2021年及未来的研究中正呈现出主题越来越综合化的趋势.
其他文献
术语是专业概念的语言表达形式,是建构学科知识体系的基石.在近代新闻学“由术入学”的特殊历史阶段,由于新闻学教材与著述合一的特质以及新闻学专业工具书的缺失,使得近代新闻学教材成为了新闻学术语系统化、经典化的重要学科话语场.近代新闻学教材通过外名转译、旧词新义、创造新语等途径,实现了新闻学术语的生成与固化.教材特殊的文本使用方式、教材间的相互引述与争鸣所构筑的意义场,及其不断地重印或修订再版等,对新闻学术语的形成与固化也起到了重要的普及与稳定作用.在此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域外眼光与本土意识,依旧是以术语为基础构建
本文基于情绪词典、朴素贝叶斯以及Kruskal-Wallis检验方法,结合社会情绪共享和情绪传染理论,考察新冠肺炎疫情下社交媒体中情绪共享类型、传播趋势及影响.研究发现:(1)疫情期间,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倾向于共享积极情绪而非消极情绪;(2)情绪传播具有传染性,疫情初期以消极情绪为主,随着疫情发展,积极情绪增加,且成为主导情绪;(3)相较于中性情绪,消极情绪和积极情绪对分享行为影响更大,而相较于消极情绪,积极情绪对社交媒体上分享行为的影响更大.
鲁敏是一位有抱负的小说家.这不仅体现为她对小说的高远理解,更重要的是她在持续的探索中不断自我更新.我首先想说到她的阅读和她对小说的理解.鲁敏的随笔集《虚构家族》《我以虚妄为业》和《时间望着我》等,是在谈论鲁敏时不可忽视的几本书.我相对系统地阅读这几本书时,我甚至觉得鲁敏如果不写小说,她应该是位优秀的批评家.但转而想,正是因为写小说,才会如此出色地理解小说和小说家.在她们这一代小说家中,鲁敏的创造欲望和能力都是突出的.鲁敏自觉给了自己许多文学的压力和目标,她的作品因此呈现了多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表现在人处于
一、“成长”目标:虚无的镜像和彼岸rn在现代文明社会,男性中心的神话虽已打破,但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它还在支配着社会心理和行为,成为知和行的无形准则.而女性是否意识到这种支配行为,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其对精神领域及日常生活中的影响是关注现代女性成长的基础.从毕飞宇小说中的一系列女性形象来看,他塑造的种种在父权社会中为了金钱、地位、权力迷失自己的女性形象,是一种男性意识的延续,也是女性成长中的集体无意识使然.
本文主要探讨数字媒体信息消费对记者信任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基于全国代表性调查数据,使用倾向值匹配处理潜在的选择性偏差,本文分析了数字媒体使用对记者信任的影响及其跨部门差异,并对政治效能的调节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 表明,数字媒体使用频率的提高会导致记者信任水平的显著下降,但是,只有任职于非公共部门的用户会受此影响,任职于公共部门的用户的记者信任水平不会受到数字媒体使用的影响.进一步的分析发现,政治效能感在数字媒体使用和记者信任间发挥着调节作用:与高政治效能感个体相比,低政治效能感个体的记者信任感知更
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具有鲜明的学术信仰和理论逻辑,体现在以经济为纲的传媒经济批判、政治维度的传媒政策批判、文化维度的媒介帝国主义和思想管理批判,以及技术维度的传播科技本质和控制的批判.表现出如下特征:单向度定论,忽视辩证法;悲观的态度,消极地批判.其出路在于:积极乐观地期待,张扬主体性;坚守传统的阵地,开拓新的领域;摒弃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采纳生活化的小微视角;打破极端定论,巧用辩证法;创造更加辩证的、可接受的、深刻的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以求赢得世人尊重.
社交媒体已经成为社会系统、政治活动、日常生活等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网络化媒介,它通过塑造社会人(social people)、社会媒体(social media)与社会空间(social places)发挥影响.深入理解社交媒体需要我们重新想象技术如何作为一个架构与个体、社会、政治、生活、艺术等多层面、多维度语境互动与勾连.本文从社交媒体的社会性(sociality)、政治性(polity)、生活艺术性(the art of life)几个维度谈论媒介技术的存在逻辑和传播意义.文章聚焦于如下问题:(1)
数字媒体环境令“新闻作为一种知识生产实践”的问题变得更具开放性.本文尝试从数字新闻的流通方式切入,探讨数字新闻认识论问题.本文认为,新闻作为一种知识生产的社会实践,其流通既是一种信息传输的形式,又是一个对共享意义的生产过程.本文进而深入探究数字新闻流通的三个要素:基础设施、流通实践和认知竞争.这些要素关涉到数字媒体的物质性、新闻经验的多样性,以及公众对于“新闻作为一种知识形式应呈现何种样貌”和“谁有资格生产新闻”等问题的争论.本文进而提出数字新闻学应当重视新闻流通研究,以及数字化的新闻流通和新闻生产之间的
继承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借鉴西方现代职业道德,民国新闻业形成一种个人品性新闻职业道德.这种职业道德对记者品性提出极为高远严格的要求,甚至将记者个人品性优劣当作评判其新闻道德与职业活动高下的标尺,充满了泛道德主义以及儒家传统道德精神的色彩.但是,记者的道德实践是个人意志在工作情景、新闻惯习、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的互动结构中动态抉择的结果.新闻理念上的道德绝对主义与新闻实践中的道德相对主义,使记者在面对道德困境时虽然有清晰的衡量标准,但没有切实的实现手段,在权衡与抉择的过程中充满矛盾,引发普遍的焦虑.
“民族”与“传播”,是两个具有很多内在关联的概念,本文对“民族”与“传播”的各自含义、两个概念以及相应的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具体的关联理论,以及“民族”与“传播”关联性的又一种理论表达(“共同体想象”)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这样的梳理,对于更好地促进“民族”与“传播”研究的学科交叉,进而推动理论上的进步,均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