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秋天，我从北京到上海。那时候，流行“大串联”，学生坐火车可以不用买票。到了上海，第一站是去虹口公园看鲁迅墓。那时候，特别崇拜鲁迅，曾经囫囵吞枣读了十卷本的《鲁迅全集》，抄录了整整一大本的笔记。
　　怎么那么巧，在鲁迅墓前，居然碰见了我的一位同班同学。和我一样的心情，他也来此朝拜鲁迅。
　　高中三年，我们爱好相同，文学与文艺，让我们友谊渐生而日浓。在学校的文艺晚会上，我们两人一起表演过诗朗诵。演出效果不错，我们被请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去录音，朗诵的声音，通过无线电波播放出来，有些缥缈，好像不是我们的声音，让我们都有些心旌摇荡。那是高三第一学期的冬天。第二年春天，我报考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他报考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乳燕初啼，双双通过初试和复试。相互告知后，我们是那样的兴奋，跃跃欲试，恨不得一飞冲天。整个春天，在校园里，我们常在一起畅谈未来，几乎形影不离。未来展开美好的画卷，就像眼前校园里的鲜花盛开，芬芳伴随着我们的青春芳华。
　　就在等待入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们的友谊戛然而止。原因很简单，他高举起那时候流行的武装带（被称之为板儿带），抽打在我们学校老师的身上。不爱红装爱武装，是那个时代里不少学生流行的标准化动作。我再也不想见到他。
　　在鲁迅墓前，竟然狭路重逢。墓前的鲁迅雕像，仿佛活了一样，目光炯炯，正在注视着我们。一时间，我们都愣在那里，不知说什么才是。他垂下头，我也垂下了头。我们走到鲁迅墓广场前的一棵广玉兰树下，黄昏的阳光透过繁茂的枝叶，挥洒在我们的身上，斑驳跳跃着，迷离而凄迷。他先开了口，说他知道自己错了，一直想找我说这句话。我看出，他是真诚的。我原谅了他。可是，从那以后，我再也沒有见过他。各自辗转插队之后，他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我也没有回信。
　　1992年的春天，我从福州回北京的途中，路过上海停了几天，参加一个会议，结识了一位年轻的新朋友。虽然与1966年相隔了26年，到上海，我最想去的地方没有变，还是虹口公园的鲁迅墓。他知道了我的心思，说和我一起去。我知道，年轻的一代，已经没有当年我们对鲁迅近乎顶礼膜拜的感情，他们对鲁迅和萧红之间的感情更好奇更关心。他是好心，想陪我。而我却是重游故地，捡拾旧梦，所谓三月烟花千里梦，十年旧事一回头。不过，不只是十年，而是26年矣！
　　在鲁迅墓前，我对这位年轻的朋友，讲起26年前的旧事。我问他，我从此再没有见这位同学，是不是做得有些绝对？他不置可否，只是说了句：其实，你并没有原谅他。然后，又补充说了句：那时候，你们还没有我现在年纪大呢！
　　我不再说话，知道他是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也是委婉地批评了我的做法。但是，心里想的是那朝老师身上抡下来的皮带头，是大大的铜扣呀。铜扣！怎么下得去手？很多的事情，是难以忘记的。不过，他说得也是，那时我们都还年轻呀。马克思不是说过吗，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可以原谅。况且，年轻时候，你自己就没有犯过错吗？
　　这么一想，不知怎么的，望着鲁迅雕像，心里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