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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最后的战犯，可以自由选择去处——可以回原籍。政府也可以安排工作。或者享受国家疗养，甚至也可以去香港。政府还表示，被特赦的人员愿意去台湾的，也可以去，给足路费，提供方便。
1975年3月19日，清晨6时30分，和往常一样，抚顺战犯管理所，百十名大多两鬓斑白的战犯，在管教干部的带领下，来到礼堂，集中收听中央的重要广播。
发酵了一整晚的兴奋，在大礼堂上空积聚。18日晚，战犯们已经知道了这个“大道消息”——这是一次关于“特赦战犯”的广播。
播音员一字一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特赦全部在押战争罪犯。”
整个大礼堂立即爆发出轰鸣般的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有的欣喜若狂，有的手舞足蹈，有的仰面无语，有的泪流满面。”当年的管教干部刘家常回忆说。
没有人想到会是“全部释放”。前一天晚上，战犯们已就“这次会特赦谁”的问题讨论了一整夜，几乎每个人都在暗地祈求残生能获得自由。在这座监狱里，他们已经呆了十几二十年，即便是最年轻的战犯，也已年过半百。
抚顺战犯管理所接收的国民党战犯，来自东北三省、南京、武汉、北京、四川等地，最初共计350人，大部分为少将以上。
9年后重启的特赦
1975年3月20日午后2时，抚顺战犯管理所俱乐部摆下12张大圆桌。护士长和几位工人师傅身着洁白的围裙，穿梭往来，端菜添汤。
所长金源和管教员们热情招呼这些被他们管教了20年的国民党将军、官员，开始称呼他们为“先生”。
“不少人喝得酩酊大醉，醉得抬出去。岁数都很大了，但是真干杯啊，亲人话别一样，毕竟待在一起这么多年。”刘家常回忆说。
新中国的战犯特赦，从1959年首次特赦开始，基本一年一次，前后6次，共特赦国内战犯296人。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最后一批日本战犯，也在1964年3月被释放回国。
然而；在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全国后，军队接管抚顺战犯管理所，实行军管，特赦中断。
“军管时期对战犯比较严厉。”刘家常当时被下放到偏远乡镇，不能再参与管教战犯。到1970年初，管理所的权力被剥夺得干干净净，战犯们被批斗也成了家常便饭。
“让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杨不平事件。”刘家常说。
杨不平曾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有一次他看到报纸上批判刘少奇的文章时，颇不以为然地说，刘少奇当国家主席是根据宪法规定、经过全国人大投票选举出来的，如果他有错误，不能再当国家主席了，那也应当按照宪法规定，经全国人大讨论，投票通过罢免。现在扣上个赫鲁晓夫帽子，就推翻下台，这种做法违宪。
可想而知，杨不平自然成为战犯中“反革命”的典型，遭受打骂侮辱，“非笔墨可形容”。目睹这种状况，当时的战犯都认为特赦不再可能，一片绝望。
直到一份《关于抚顺战犯管理所战犯死亡情况的报告》出现在周恩来的办公桌上，事情才开始起了变化。
报告列举了1966年到1971年历年战犯死亡的具体情况，以及危重病犯的情况。报告显示，1966年战犯死亡1人，1967年5人，1968年8人，1969年9人，1970年10人。1971年两个月死亡3人。
从此时起，重启“特赦”似乎就已经开始了准备工作。“每个战犯的基本情况开始要向上报告，包括历史罪恶、改造表现、处理意见等等。”刘家常说。
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管理者们，也没有预料到中央会全部特赦在押战犯。实际上，按照他们的方案，要留下8名战犯，其中包括周养浩一杀害杨虎城将军和宋绮云两家六口的主凶。
“我们的方案往公安部报，打了好几个来回，但都被否了，最后的结果居然是全部特赦。”刘家常说。
愿意去台湾的，也可以去
战犯们的离开可以称得上“风光”——政府为他们发放了生活用品，从卫生纸到粮票，一应俱全。当卡车载着他们走出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时候，当地群众夹道欢送，“人很多，都想看一看战犯的模样”。
但管理所内却乱成一片，“像是败退”。根据规定，特赦人员的衣物和笔记要上交，一律不得带走。
“基本上在监狱中的所有资料都要留下，包括改造日记、工作日记等等，甚至连管教战犯的学习材料也要上交。”刘家常说，当时的口号是“一页纸都不准留”，这些材料烧了好几天才清理完毕。
1975年3月21日，来自沈阳的12次特快列车，停靠在了北京站。原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回到了阔别7年的北京，与他同车抵达的是新中国第七批、也是最后一批特赦的293名战犯。
作为这次特赦战犯的第一名，黄维代表293名战犯，给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写了一封感谢信，并在招待宴席上宣读了出来。一向“抗拒改造”、“连走路都挺着肚子”的黄维有此举动，令熟悉他的老朋友们惊诧不已。
事实上，黄维在被管教期间对研制“永动机”发生了兴趣。时任抚顺战犯管理所负责人金源在回忆录中写道，因为这个执拗的兴趣。黄维曾被认为“怠慢学习”，而他觉得即便是幻想也可以肯定，并从中找到改造思想的突破口。“我让管理所电机厂的4名技术人员和学理科出身的几名战犯成立科研小组，帮助黄维研制‘永动机’。”
这些最后的战犯，可以自由选择去处——可以回原籍，政府也可以安排工作，或者享受国家疗养。甚至也可以去香港。政府还表示，被特赦的人员愿意去台湾的，也可以去，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照样欢迎。
最终陈士章、蔡省三、张铁石等十人提出了赴台申请。除了蔡省三之外，其他人在台湾都有亲属，而最年轻的战犯蔡省三是蒋经国的“太子党”，临行前，他特地去王府井买了一幅刺绣，准备送给老上级蒋经国。
然而，来自台湾方面的声音却让他们大吃一惊。台湾方面以这些人是统战工具、是间谍为由，拒绝他们入台。
这让十名特赦返台的国民党前将领进退两难，只能焦灼地等待。但过港签证五次延期后，台湾方面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变。而就在这时，十人中的张铁石突然失踪，20多天后，传来了他已自杀身亡的消息。
“张铁石的妻儿肯定希望他过去团圆，但那么近就是进不了家门，是很悲惨的事。他应该是彻底绝望了。”刘家常说。
但张铁石的死并未让台湾方面的态度有所松动。申请赴台的特赦战犯们，四人去了美国，三人返回大陆，其余两人留在了香港。
“没有中国共产党‘给出路’。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抚顺战犯管理所今天早已成为博物馆，这座被称为“远东最神秘监狱”的地方正在大修。虽然地处偏僻，但管理所门口不时会有人要求参观。
如今已经66岁的刘家常。在给这个他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看大门”，他跟他的“学员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往来书信保存下来有数百封。
对于这批战犯，刘家常始终有浓厚的好感。在他看来，这些被释放的战犯，对共产党的改造都是认可的。原本在他们看来罪恶滔天、还没有改造好的周养浩，特赦之后的表现反而最好。
“只有一个人反对我们，就是国民党军统少将段克文。”刘家常说，段克文去了美国后，写了《战犯自述》一书，歪曲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改造事实，让他们很气愤。但是，针对这本书，其他战犯也主动批驳，黄维就专门写了一篇《黄维自述》来澄清事实。
据金源回忆，国民党战犯们释放后全部安排了工作，其中多数人被分配在各级政府部门或政协，还有一些人被分配在工业、农业部门，发挥技术特长。1960年被释放的前国民党少将副师长白玉昆，自愿到河北省一个农村种植果树，他栽培出许多新品种，每年获得丰收。他的果树栽培技术被推广到河北全省。
1964年被释放的42名战犯中，有28人受到各种奖励，8人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目前定居香港的蔡省三，在国民党前主席吴伯雄来大陆期间也是一路陪同，还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参观。而蔡省三的夫人在弥留之际对他们全家的遗言，有如下一句：“要记住，没有中国共产党‘给出路’的政策，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1975年3月19日，清晨6时30分，和往常一样，抚顺战犯管理所，百十名大多两鬓斑白的战犯，在管教干部的带领下，来到礼堂，集中收听中央的重要广播。
发酵了一整晚的兴奋，在大礼堂上空积聚。18日晚，战犯们已经知道了这个“大道消息”——这是一次关于“特赦战犯”的广播。
播音员一字一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特赦全部在押战争罪犯。”
整个大礼堂立即爆发出轰鸣般的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有的欣喜若狂，有的手舞足蹈，有的仰面无语，有的泪流满面。”当年的管教干部刘家常回忆说。
没有人想到会是“全部释放”。前一天晚上，战犯们已就“这次会特赦谁”的问题讨论了一整夜，几乎每个人都在暗地祈求残生能获得自由。在这座监狱里，他们已经呆了十几二十年，即便是最年轻的战犯，也已年过半百。
抚顺战犯管理所接收的国民党战犯，来自东北三省、南京、武汉、北京、四川等地，最初共计350人，大部分为少将以上。
9年后重启的特赦
1975年3月20日午后2时，抚顺战犯管理所俱乐部摆下12张大圆桌。护士长和几位工人师傅身着洁白的围裙，穿梭往来，端菜添汤。
所长金源和管教员们热情招呼这些被他们管教了20年的国民党将军、官员，开始称呼他们为“先生”。
“不少人喝得酩酊大醉，醉得抬出去。岁数都很大了，但是真干杯啊，亲人话别一样，毕竟待在一起这么多年。”刘家常回忆说。
新中国的战犯特赦，从1959年首次特赦开始，基本一年一次，前后6次，共特赦国内战犯296人。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最后一批日本战犯，也在1964年3月被释放回国。
然而；在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全国后，军队接管抚顺战犯管理所，实行军管，特赦中断。
“军管时期对战犯比较严厉。”刘家常当时被下放到偏远乡镇，不能再参与管教战犯。到1970年初，管理所的权力被剥夺得干干净净，战犯们被批斗也成了家常便饭。
“让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杨不平事件。”刘家常说。
杨不平曾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有一次他看到报纸上批判刘少奇的文章时，颇不以为然地说，刘少奇当国家主席是根据宪法规定、经过全国人大投票选举出来的，如果他有错误，不能再当国家主席了，那也应当按照宪法规定，经全国人大讨论，投票通过罢免。现在扣上个赫鲁晓夫帽子，就推翻下台，这种做法违宪。
可想而知，杨不平自然成为战犯中“反革命”的典型，遭受打骂侮辱，“非笔墨可形容”。目睹这种状况，当时的战犯都认为特赦不再可能，一片绝望。
直到一份《关于抚顺战犯管理所战犯死亡情况的报告》出现在周恩来的办公桌上，事情才开始起了变化。
报告列举了1966年到1971年历年战犯死亡的具体情况，以及危重病犯的情况。报告显示，1966年战犯死亡1人，1967年5人，1968年8人，1969年9人，1970年10人。1971年两个月死亡3人。
从此时起，重启“特赦”似乎就已经开始了准备工作。“每个战犯的基本情况开始要向上报告，包括历史罪恶、改造表现、处理意见等等。”刘家常说。
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管理者们，也没有预料到中央会全部特赦在押战犯。实际上，按照他们的方案，要留下8名战犯，其中包括周养浩一杀害杨虎城将军和宋绮云两家六口的主凶。
“我们的方案往公安部报，打了好几个来回，但都被否了，最后的结果居然是全部特赦。”刘家常说。
愿意去台湾的，也可以去
战犯们的离开可以称得上“风光”——政府为他们发放了生活用品，从卫生纸到粮票，一应俱全。当卡车载着他们走出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时候，当地群众夹道欢送，“人很多，都想看一看战犯的模样”。
但管理所内却乱成一片，“像是败退”。根据规定，特赦人员的衣物和笔记要上交，一律不得带走。
“基本上在监狱中的所有资料都要留下，包括改造日记、工作日记等等，甚至连管教战犯的学习材料也要上交。”刘家常说，当时的口号是“一页纸都不准留”，这些材料烧了好几天才清理完毕。
1975年3月21日，来自沈阳的12次特快列车，停靠在了北京站。原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回到了阔别7年的北京，与他同车抵达的是新中国第七批、也是最后一批特赦的293名战犯。
作为这次特赦战犯的第一名，黄维代表293名战犯，给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写了一封感谢信，并在招待宴席上宣读了出来。一向“抗拒改造”、“连走路都挺着肚子”的黄维有此举动，令熟悉他的老朋友们惊诧不已。
事实上，黄维在被管教期间对研制“永动机”发生了兴趣。时任抚顺战犯管理所负责人金源在回忆录中写道，因为这个执拗的兴趣。黄维曾被认为“怠慢学习”，而他觉得即便是幻想也可以肯定，并从中找到改造思想的突破口。“我让管理所电机厂的4名技术人员和学理科出身的几名战犯成立科研小组，帮助黄维研制‘永动机’。”
这些最后的战犯，可以自由选择去处——可以回原籍，政府也可以安排工作，或者享受国家疗养。甚至也可以去香港。政府还表示，被特赦的人员愿意去台湾的，也可以去，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照样欢迎。
最终陈士章、蔡省三、张铁石等十人提出了赴台申请。除了蔡省三之外，其他人在台湾都有亲属，而最年轻的战犯蔡省三是蒋经国的“太子党”，临行前，他特地去王府井买了一幅刺绣，准备送给老上级蒋经国。
然而，来自台湾方面的声音却让他们大吃一惊。台湾方面以这些人是统战工具、是间谍为由，拒绝他们入台。
这让十名特赦返台的国民党前将领进退两难，只能焦灼地等待。但过港签证五次延期后，台湾方面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变。而就在这时，十人中的张铁石突然失踪，20多天后，传来了他已自杀身亡的消息。
“张铁石的妻儿肯定希望他过去团圆，但那么近就是进不了家门，是很悲惨的事。他应该是彻底绝望了。”刘家常说。
但张铁石的死并未让台湾方面的态度有所松动。申请赴台的特赦战犯们，四人去了美国，三人返回大陆，其余两人留在了香港。
“没有中国共产党‘给出路’。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抚顺战犯管理所今天早已成为博物馆，这座被称为“远东最神秘监狱”的地方正在大修。虽然地处偏僻，但管理所门口不时会有人要求参观。
如今已经66岁的刘家常。在给这个他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看大门”，他跟他的“学员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往来书信保存下来有数百封。
对于这批战犯，刘家常始终有浓厚的好感。在他看来，这些被释放的战犯，对共产党的改造都是认可的。原本在他们看来罪恶滔天、还没有改造好的周养浩，特赦之后的表现反而最好。
“只有一个人反对我们，就是国民党军统少将段克文。”刘家常说，段克文去了美国后，写了《战犯自述》一书，歪曲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改造事实，让他们很气愤。但是，针对这本书，其他战犯也主动批驳，黄维就专门写了一篇《黄维自述》来澄清事实。
据金源回忆，国民党战犯们释放后全部安排了工作，其中多数人被分配在各级政府部门或政协，还有一些人被分配在工业、农业部门，发挥技术特长。1960年被释放的前国民党少将副师长白玉昆，自愿到河北省一个农村种植果树，他栽培出许多新品种，每年获得丰收。他的果树栽培技术被推广到河北全省。
1964年被释放的42名战犯中，有28人受到各种奖励，8人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目前定居香港的蔡省三，在国民党前主席吴伯雄来大陆期间也是一路陪同，还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参观。而蔡省三的夫人在弥留之际对他们全家的遗言，有如下一句：“要记住，没有中国共产党‘给出路’的政策，就没有我们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