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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书里收的185篇短文，源自2012年9月至今《文艺报》的月度专栏“新书品荐”。汇集成书前，各文都做了细节校订，少量篇目还略有字句补充。
作为一个以读书和教书为业的所谓学院体制里的文学爱好者，我能为作家朋友们推荐的书，最自然也最合适的是从理论和观念的层面打量出去觉得和当下文学写作、当下文坛风尚，尤其是其中带些症候式倾向的现象关联紧密，堪起某种诊疗或矫正作用的。每一个貌似陈述的语句中，我都诚心诚意地交代着自己对于所荐之书内容上的某一层面、某一要点或某一脉络的“主见”。这“主见”难免片面，但即使如此，它也是基于实实在在的阅读、比较和甄别的一点发现。凭着这一点，一本书被从每时每刻源源不断如浪涌潮奔般新印装成形的书海里识别出来，并且与跟它相关、相似的其他各种书区分开，获得了自己朝向当下文坛、当代作家的独特面目和独特神采。
统束在“新书品荐”总名目下的185篇短文，品也好，荐也好，出发点和归结点都仅仅在此，也仅仅到此为止。换句话说，它们都无意或无志于评价书本身，纵然有些字句疑似评断，其实际用意也仍指向为作家朋友荐书。
几乎天天都在琢磨甚至致力于写书的作家，还需不需要格外劳神费力地读书？即便要读书，他们还需不需要在选择读什么书的问题上费脑筋？这本不该成为问题。差不多四十年前，共和国迎来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第二个春天之际，刚刚恢复了自己的文学青春，从边疆回到首都、重又跻身文坛中心的王蒙，曾发表过一篇后来流传甚广的文章《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呼吁从事文学创作的朋友警醒，避免作家的非学者化趋向持续加剧。文中高调低弹，正话反说，实际上是想彻底澄清两种不确切的社会认识：一是并非能写出一些文学作品的人就都称得上是知识分子，二是文学创作并非可以离开作者个人全面的学识修养单独求得提高和进步。这两层意思都及时得到了大家的理解，以至这篇文章很快被当成了主张作家学者化的一份宣言。
四十年弹指一挥，经过了几番变迁的文坛和社会，为今天的作家和文学创作留出的文化空间和社会角色，以不同的来路轨迹和具体成因，导向了与三四十年前极其相似的“非学者化”的狭窄、封闭境地。表面上看，作家的专业身份、文学创作的行业特性似乎都再度赢得了重视和认可，整个文学圈的边界、文坛的门槛都又显得森严、清晰起来。但越是到这种时候，作家的视野、心胸和思维方式，文学创作向壁而舞或自娱自乐或顾盼自雄的状态，也就越容易趋于流行和固化。可能这也是社会分工每逢加速细化的时代里，各个行当、各个专业都难免遭遇的陷阱和误区。陷于其中，溺于其误，死路一条。超胜突围，则生机再续、前程重启。因为自闭于一隅，在各行各业都精细化发展的大背景下，是无异于主动出局、自寻末路的。
这正如鲁迅晚年给一位他已发觉是署了假名、冒充小孩子的青年“颜黎民”回信时，还特地嘱咐的那样：即使是爱好文学的青年，也不要专看文学书或专看一个人的著作，特别是不能因为喜欢文学，而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更不能丢开科学，一味钻在文學里。鲁迅并不只是在一般修身养性、扩大知识面的意义上作这样的劝诫，他更多的考虑是出于对时代的感受和判断。自然科学已成社会常识的时代降临了，昧于这些常识而只懂得古人睹月缺花残而泪目伤怀似的陈旧文学情调的人，纵使仍然可以写出些拟古仿旧的纤词丽句，也不仅感动不了多少现代人，反而倒显出自己是糊涂虫。同样的道理，鲁迅也希望“颜黎民”式的青年不囿于一己一家一地方的小生境，多看些世界旅行记，了解、感知各处的人情风俗和地理物产，以增进自己对世界之大的意识和体验，为自己的情思活动构筑更宏阔的经验和知识基础。对于这些建议，鲁迅在信末还特意提到可以公开发表，因为这不是什么不能告人的话。事实上，鲁迅这些忠告，对八十多年前中国的文学青年和今天中国的作家，都是适时而中肯的金玉良言。
八十多年前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在诸多的差异下，呈现着同样浸入新知新见弥漫的大时代和大世界的相似性。只不过，信息散布的密集度和媒介技术的便捷性，已跃升到了和过去无法同日而语的量级。文学作为现代社会分工谱系里的一个特定区段，其话语价值的确立和话语效能的达成，必须以足够的独特性和充分的交互性作为基本前提。独特性不够，支撑不起其他类型的社会话语所不能支撑的一份价值，那就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其他类型的社会话语所替代，丧失自己存在的理由。交互性不够，就不能对其他类型的社会话语产生深切的感应，进而也就没有资格位列社会话语的总谱系内，至多只能以风化、散碎、幽闭的形态，类似文物或化石那样，作为毫无活性和生机的话语陈迹或信息木乃伊，被其他话语打捞、诊断和解析、阐释，而不能反过来折射或激活其他话语及至整个时代的现实。
这么一想，在一个知识爆炸、信息的产出和流通都极度过剩，并且无可遏阻的时代，文学需要面对的挑战看似只在内部的坚守，实际上更在外部的关联和吸纳。唯有向外更主动、更广泛、更深远，也更审慎、更考究、更智慧的关联和吸纳，才能使文学自身的主体更强大、神气更充盈、价值更鲜明、姿态更积极、功能更活跃。无论如何，我们已经不能想象：一个在面对社会的认识、理解和描述方面远逊于现代社会科学的专业常识水准，在面对人自身的认识、理解和描述方面远逊于现代心理学、医学和哲学的专业常识水准，甚至在面对自然界的认识、理解和描述方面也完全够不着现代自然科学各分支的专业常识水准的文学话语形态，还有多少理由继续趾高气扬地傲对世人，并且还奢望继续赢得人们的尊重、拨动人们的心弦、引领人们的思想。一言蔽之，新的分工带来新的发展，也源于新的发展。文学要不落伍于时代，首先必须和发展中的其他社会分工领域的各行各业对得上话，然后更进一步，还要能够接着它们的话茬，说出自己所能奉献给这个时代的那些有意义、有价值、有活力的话来。
在这本只图从一片新书的汪洋之中舀取一瓢饮的荐书短文的小集子里，我自知每选一本书、每写下介绍和概述一本书的一段话时，都是抱着这种为了文学而向文学以外的世界认真对话的心态。将近六年的时间，几乎月月为此花费时间、心力，以为已经介绍了很多、写下了很多，归置起来，才知道其实是如此单薄。恐怕连“弱水三千但取一瓢饮”的比喻，也属夸张了。汗颜之余，除了与这些用了很大力气写但终于还是不成样子的小文一直面对的读者——广大作家朋友们，继续共勉，争取在读书阅世的道路上能更勤奋也更弘放一些，或许还能立志发愿做得更切实的，就是把今后各样的写作都锤炼得成色更足、更配得上一个崭新而速变的时代。
（本文节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但取一瓢饮：写给作家朋友的书话》）
作为一个以读书和教书为业的所谓学院体制里的文学爱好者，我能为作家朋友们推荐的书，最自然也最合适的是从理论和观念的层面打量出去觉得和当下文学写作、当下文坛风尚，尤其是其中带些症候式倾向的现象关联紧密，堪起某种诊疗或矫正作用的。每一个貌似陈述的语句中，我都诚心诚意地交代着自己对于所荐之书内容上的某一层面、某一要点或某一脉络的“主见”。这“主见”难免片面，但即使如此，它也是基于实实在在的阅读、比较和甄别的一点发现。凭着这一点，一本书被从每时每刻源源不断如浪涌潮奔般新印装成形的书海里识别出来，并且与跟它相关、相似的其他各种书区分开，获得了自己朝向当下文坛、当代作家的独特面目和独特神采。
统束在“新书品荐”总名目下的185篇短文，品也好，荐也好，出发点和归结点都仅仅在此，也仅仅到此为止。换句话说，它们都无意或无志于评价书本身，纵然有些字句疑似评断，其实际用意也仍指向为作家朋友荐书。
几乎天天都在琢磨甚至致力于写书的作家，还需不需要格外劳神费力地读书？即便要读书，他们还需不需要在选择读什么书的问题上费脑筋？这本不该成为问题。差不多四十年前，共和国迎来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第二个春天之际，刚刚恢复了自己的文学青春，从边疆回到首都、重又跻身文坛中心的王蒙，曾发表过一篇后来流传甚广的文章《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呼吁从事文学创作的朋友警醒，避免作家的非学者化趋向持续加剧。文中高调低弹，正话反说，实际上是想彻底澄清两种不确切的社会认识：一是并非能写出一些文学作品的人就都称得上是知识分子，二是文学创作并非可以离开作者个人全面的学识修养单独求得提高和进步。这两层意思都及时得到了大家的理解，以至这篇文章很快被当成了主张作家学者化的一份宣言。
四十年弹指一挥，经过了几番变迁的文坛和社会，为今天的作家和文学创作留出的文化空间和社会角色，以不同的来路轨迹和具体成因，导向了与三四十年前极其相似的“非学者化”的狭窄、封闭境地。表面上看，作家的专业身份、文学创作的行业特性似乎都再度赢得了重视和认可，整个文学圈的边界、文坛的门槛都又显得森严、清晰起来。但越是到这种时候，作家的视野、心胸和思维方式，文学创作向壁而舞或自娱自乐或顾盼自雄的状态，也就越容易趋于流行和固化。可能这也是社会分工每逢加速细化的时代里，各个行当、各个专业都难免遭遇的陷阱和误区。陷于其中，溺于其误，死路一条。超胜突围，则生机再续、前程重启。因为自闭于一隅，在各行各业都精细化发展的大背景下，是无异于主动出局、自寻末路的。
这正如鲁迅晚年给一位他已发觉是署了假名、冒充小孩子的青年“颜黎民”回信时，还特地嘱咐的那样：即使是爱好文学的青年，也不要专看文学书或专看一个人的著作，特别是不能因为喜欢文学，而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更不能丢开科学，一味钻在文學里。鲁迅并不只是在一般修身养性、扩大知识面的意义上作这样的劝诫，他更多的考虑是出于对时代的感受和判断。自然科学已成社会常识的时代降临了，昧于这些常识而只懂得古人睹月缺花残而泪目伤怀似的陈旧文学情调的人，纵使仍然可以写出些拟古仿旧的纤词丽句，也不仅感动不了多少现代人，反而倒显出自己是糊涂虫。同样的道理，鲁迅也希望“颜黎民”式的青年不囿于一己一家一地方的小生境，多看些世界旅行记，了解、感知各处的人情风俗和地理物产，以增进自己对世界之大的意识和体验，为自己的情思活动构筑更宏阔的经验和知识基础。对于这些建议，鲁迅在信末还特意提到可以公开发表，因为这不是什么不能告人的话。事实上，鲁迅这些忠告，对八十多年前中国的文学青年和今天中国的作家，都是适时而中肯的金玉良言。
八十多年前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在诸多的差异下，呈现着同样浸入新知新见弥漫的大时代和大世界的相似性。只不过，信息散布的密集度和媒介技术的便捷性，已跃升到了和过去无法同日而语的量级。文学作为现代社会分工谱系里的一个特定区段，其话语价值的确立和话语效能的达成，必须以足够的独特性和充分的交互性作为基本前提。独特性不够，支撑不起其他类型的社会话语所不能支撑的一份价值，那就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其他类型的社会话语所替代，丧失自己存在的理由。交互性不够，就不能对其他类型的社会话语产生深切的感应，进而也就没有资格位列社会话语的总谱系内，至多只能以风化、散碎、幽闭的形态，类似文物或化石那样，作为毫无活性和生机的话语陈迹或信息木乃伊，被其他话语打捞、诊断和解析、阐释，而不能反过来折射或激活其他话语及至整个时代的现实。
这么一想，在一个知识爆炸、信息的产出和流通都极度过剩，并且无可遏阻的时代，文学需要面对的挑战看似只在内部的坚守，实际上更在外部的关联和吸纳。唯有向外更主动、更广泛、更深远，也更审慎、更考究、更智慧的关联和吸纳，才能使文学自身的主体更强大、神气更充盈、价值更鲜明、姿态更积极、功能更活跃。无论如何，我们已经不能想象：一个在面对社会的认识、理解和描述方面远逊于现代社会科学的专业常识水准，在面对人自身的认识、理解和描述方面远逊于现代心理学、医学和哲学的专业常识水准，甚至在面对自然界的认识、理解和描述方面也完全够不着现代自然科学各分支的专业常识水准的文学话语形态，还有多少理由继续趾高气扬地傲对世人，并且还奢望继续赢得人们的尊重、拨动人们的心弦、引领人们的思想。一言蔽之，新的分工带来新的发展，也源于新的发展。文学要不落伍于时代，首先必须和发展中的其他社会分工领域的各行各业对得上话，然后更进一步，还要能够接着它们的话茬，说出自己所能奉献给这个时代的那些有意义、有价值、有活力的话来。
在这本只图从一片新书的汪洋之中舀取一瓢饮的荐书短文的小集子里，我自知每选一本书、每写下介绍和概述一本书的一段话时，都是抱着这种为了文学而向文学以外的世界认真对话的心态。将近六年的时间，几乎月月为此花费时间、心力，以为已经介绍了很多、写下了很多，归置起来，才知道其实是如此单薄。恐怕连“弱水三千但取一瓢饮”的比喻，也属夸张了。汗颜之余，除了与这些用了很大力气写但终于还是不成样子的小文一直面对的读者——广大作家朋友们，继续共勉，争取在读书阅世的道路上能更勤奋也更弘放一些，或许还能立志发愿做得更切实的，就是把今后各样的写作都锤炼得成色更足、更配得上一个崭新而速变的时代。
（本文节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但取一瓢饮：写给作家朋友的书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