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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电影《十二公民》几乎就是一出小众话剧：12个男演员围在一张长桌前，在107分钟的时间里对一桩富二代杀父案展开讨论：被怀疑杀死生父的富二代究竟有没有罪？
这似乎是一场没有任何商业元素的“口水仗”：没有小鲜肉，没有美女，演员全是大叔级别，场景几乎只有一个漏雨的破仓库。即使《十二公民》在2014年获得过第九届罗马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项“马可·奥雷利奥”大奖，但院线经理们仍然把它视作“小众电影”。在同档期进口大片《复仇者联盟2：奥创纪元》的压倒性优势下，它一开始的排片还不足5%。截至5月23日，《十二公民》的票房刚过千万。
虽然市场表现平平，也绝非毫无瑕疵，但上映不到2周时间，它的豆瓣评分已经从7.6涨到了8.1，这部试图记录中国当下社会心态、触及中国焦虑的电影仍在持续引发热议。
“龙生龙凤生凤，这一外地二道贩子养大的人，他能是好人吗？”
“你致不了富，那是你自己没能耐！”
《十二公民》开演不久，12个男演员已经吵了好几次。电影的故事很简单：一个“富二代”被指控杀死自己的亲生父亲，而且人证物证俱在。12个不同背景、拥有不同价值观的陌生人临时凑在一起，讨论“富二代”是否有罪。这期间，韩童生扮演的出租车司机着急回去拉活儿交份子钱，小卖铺老板声称“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有的人不耐烦，有的人怒气冲天，有的人满腹牢骚，有的人发泄情绪，大家七嘴八舌地“偏题”，各讲各话。
2014年10月，《十二公民》在罗马电影节进行首场放映时，有意大利观众跑过来握住主演何冰的手说：“你就是中国的亨利·方达。” 1957年，美国演员亨利·方达主演的影片《十二怒汉》是《十二公民》故事的最早版本，它唯一的场景是一间不足40平方米的陪审团休息室， 12个人挤在里面讨论一个被指控的贫民窟问题少年是否真的谋杀了父亲，“有罪”和“无罪”的投票从11：1一直到0：12，拍得悬念不断、冲突迭起。
无论是大体结构、案情还是台词，《十二公民》都几乎是1957年《十二怒汉》的翻版。但导演徐昂努力让它拥有本土气质：给十二个“陪审员”做人物设置时，他特意选择了房产老板、急救科医生、出租车司机、空巢老人、保安等等，涵盖底层、温饱、中产和富裕阶层，摆出了集结中国社会众生相的架势。
徐昂来自北京人艺，演员也全部来自北京人艺和国家话剧院，自然会为这部电影带来京腔京味。美版电影里5号陪审员说“我可以弃权吗”，中国版台词是“我绷会儿”;3号陪审员说“我小时候都会叫我爸爸‘父亲大人’”，饰演他的中国演员韩童生说的则是“那时候跟我爸说话那得说‘您’，当着别人提起我爸那得说‘怹’。”
韩童生饰演的3号陪审员是何冰之外最重要的角色。之所以把他设计成一个出租车司机，是因为徐昂见过这样一直在抱怨生活的出租车司机。韩童生为了这个角色专门去体验生活，寻到了经验：随时都拎一个大茶杯，坐在椅子上时总把两腿抬起来——出租车司机常常久坐，担心静脉曲张，所以他们一有机会就把脚抬起来，让血液顺畅。
《十二怒汉》的剧本是美国编剧瑞吉诺·罗斯根据自己经历的一次庭审写作而成的。它提供了一个扎实的框架，可以用来承载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的各种问题。在亨利·方达果断自掏腰包把它拍成电影后，它先后被日本、美国、黎巴嫩、俄罗斯导演翻拍。1991年日本导演中原俊改编的《12个温柔的日本人》里十分注重日本民族性的展示，陪审员们甚至拉帮结派地“开小会”。一位黎巴嫩纪录片导演把故事放在一所监狱里，剧中角色请即将被执行死刑的犯人扮演。2007年俄罗斯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的《12怒汉：大审判》则加入了民族问题和道德问题的探讨，获得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
徐昂。图/受访者提供 图片编辑/董洁旭
跟别国的《十二怒汉》版本相比，中国版本有一个巨大的先天劣势——中国法律所属的大陆法系没有陪审团制度。为此，徐昂把案件讨论的背景由真实法庭挪到了政法大学西法课的补考考场，陪审员讨论案件的基础从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变成了让孩子毕业，使剧本张力大大削弱。
主创们考虑过使用闪回、交叉的方法交代案件背景，“让大家了解真实的中国审案的一个过程是什么。”编剧韩景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拍了何冰作为检察官去探查案情、跟警察沟通的过程，拍了检察院在坚持“存疑不起诉”把嫌犯放了之后儿子对他的不理解，还拍了被害人一方找人在检察院门口进行的示威游行。但导演最终发现，“想要的东西太庞大，时长控制不住”。他最想表达的是在中国谈论一个问题时“如何达到共识”。“我们往往需要更多常识才能建立一个通识，而在中国，很大程度上就连‘常识’和‘通识’都还没有建立。”
导演徐昂最早看到《十二怒汉》的剧本是在2004年夏天，“当时就想把它带到中国来”。从一开始，他就想把这个剧本进行本土化改编，因为“讨论西方的东西价值没有那么大”。
但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第二年，他向北京人艺提出这一想法，一直没有得到批复。“那时候，大家不确定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改编成一个中国的本子，”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有一些法律方面的灰色地带，政策上也说得不是特别清楚。”
后来，他做过一个剧本《辛亥革命》，把《十二怒汉》的故事背景放到民国时期，讲述革命期间12个人通过讨论、争吵，得到一个统一结果的故事。但这个剧本最终也没能上演。
据说，对于翻拍《十二怒汉》，从领导到朋友都劝徐昂放弃。一个法学院的朋友向他解释中外法庭建制差异：《十二怒汉》好看就好看在拍的是西方陪审团制度，中国又没有陪审团，你拍什么？ 2011年，徐昂导演的话剧《喜剧的忧伤》在话剧市场大获成功，创下北京人艺建院六十年来最高票房纪录。第二年，聚本传媒策划人王鲁娜和韩景龙在北京人艺看了一场《喜剧的忧伤》，马上跑到后台找徐昂，提出合作。而徐昂首先提出的项目，还是改编《十二怒汉》。
聚本传媒的投资人包括新东方创始人徐小平、王强，他们一直主张寻找一些带有人文气质的现实题材影片、尤其是法律题材电影进行制作，双方可以说一拍即合。但对于制片方来说，最大的问题仍然存在：要拍中国版《十二怒汉》，在法律方面是否可行？他们迅速跟检察院方面进行沟通。
在中国，法律题材影片的拍摄十分受限。“韩国这两年比较好的法律类电影例如《辩护人》，都是基于真实案件改编的，”《十二公民》编剧韩景龙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中国和韩国的最大区别在于，我们有很多真实案例是不可以碰的。” 他的团队一直试着寻找一些失去法律效应、不是那么敏感、又能激起社会反响的旧案改编成故事，但仍然很难实现。
因此，制片方将拥有近20年检察院工作经验的作家李玉娇纳入《十二公民》编剧团队。他们希望从检察官的角度入手创作，因为国内几乎没有过体现法官或检察官的相关影片。即使是2013年由检察官出任男主角的《全民目击》，也没有正面涉及法律问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法律片。
对徐昂来说，剧本创作中最困难的一点在于，一些事符合法律的规程，但不符合审批的规程;有的地方符合审批的规程，但又不符合法律现状。他说，这就像“我们的审批制度是一个五角星，现实生活是一个三角，法律是一个方框，最终能通过三者的只有中间的圆柱。”
比如电影片名，最开始徐昂想直接用“十二怒汉”——“理论上讲应该没什么问题”，但审批部门的回复是，这个片名让电影听起来“像一个抗日剧”。
片方另一个片名备选是《十二个中国人》，但“这会让一些网民和观众把你的重点放在‘中国人’三个字上，容易让人先入为主带入偏见，为什么拿中国人说事，”韩景龙说。有趣的是，有人还曾经提出过一个特别商业化的片名，类似“十二人密室谋杀”。
影片最大的争议在于结尾——讨论结束后，影片揭示何冰出演的“8号陪审员”其实是一个检察官。很多观众对这个“光明的谜底”表示反感，认为影片变成了“检察官高高在上地指导陪审员审案”。
“我们从海外得了一些反馈是，在罗马电影节，评奖人认为是片子恰恰是反映了中国的现在的法制状态，体现2000年以后中国法律的一个变化，”韩景龙说，“如果政府比公民先一步进步的话，就说明我们整个社会在进步，他们很看重这一点。”
对主创团队来说，通过《十二公民》反映中国社会现状是它要做到本土化的重要一环，必须放入一些普通中国人熟悉的社会话题和社会现象。
问题在于，什么样的社会现象能够让观众一下子“燃”起来？
“我们最先想到的是地域歧视，”韩景龙说。一开始，他们考虑过用东北人、上海人，但一想到偏见，大家还是觉得河南人最合适。于是，电影里有了一位来自河南的富二代和一个河南保安，以及一位讨厌外地人的、靠收租过活的老北京。
另一个话题是女大学生和富商男朋友。公映前，《十二公民》在北京高校放映了八场，每次演到4号陪审员（房地产富商）为自己的年轻女朋友拍案而起（“看见女孩从豪车上下来，你就说是傍款，你那是嫉妒，是对优秀女青年的侮辱！”）时，大学生们都纷纷鼓掌叫好，大笑不止。这是韩景龙没有想到的效果，“本来没想把电影拍成一个喜剧片，不知道怎么就戳到了他们的笑点。”
电影还引发了公众对“误判”“存疑不起诉”和陪审团制度的关注——即使徐昂并不认为《十二公民》是一部法律题材电影。2012年剧本创作时，正好“李某某强奸案”在被媒体大幅报道;此外，韩景龙还提到一些真实案件，如被冤“杀妻”蹲了17年监狱的安徽人于英生。但真实案件“是不允许借鉴的”。徐昂也是在这次审批的过程中才明白，如果片中案件与真实案件相重叠，就等于“泄露国家机密”。
此外，虚拟法庭的设定让一位网友发表感慨：《十二公民》就是一部“科幻电影”，“在我国拍陪审团制度的片子，基本就是个笑话。”
而最引人关注的话题是“富二代”和“仇富”。在不同的《十二怒汉》改编版本中，杀人案件主角都是不同社会里的矛盾核心。1957年美国版将这个角色设定为一个贫民窟问题少年，俄罗斯版本的疑犯则是一个车臣男孩，这直接把影片带进了炮火笼罩的高加索山区，触及更深层次的领土争端和民族矛盾。徐昂为中国版本这个角色的选择的身份是“富二代”，这无疑代表了创作方心里最主要的（或是在当前审查制度下他们可表达的）社会矛盾。
“徐昂认为，贫富悬殊可能是目前中国存在的最大问题。”在5月8日观影见面会中，主演之一何冰说。
“现在大家似乎不太会处理关于财富的问题。”徐昂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最开始我们一样，都是赤贫的，那时候我们对某些事物的看法是一致的;接着一些人突然之间比另外一些人拥有了更多的财富，这时候很多人还在认为，我们起点其实一样啊，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这件事导致我们社会出现了非常大的分歧。我觉得这些分歧的诞生是从物质来的。”
他并不认为有分歧是错的，因为“其实只有完全共同的看法才可怕”;他其实只是想记录目前的社会状态：“开始出现像对“十二怒汉”“十二公民”这样的话题进行讨论时，往往都是社会经历比较大分歧的阶段。”
实际上，目前公众对《十二公民》的解读已经超过了徐昂的想象。电影上映后不停有人问他，这个作品不是在影射这个？或者批评那个？他这样回答：一个国家的问题如果少，拍出一个作品可以映射的问题少，一个国家出现的问题多，那么拍出来映射的问题就多。这不关乎我们的创作，其实更关乎我们的国家是什么样子的。
“一个房间如果是空的，一面镜子是照不到的。”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这似乎是一场没有任何商业元素的“口水仗”：没有小鲜肉，没有美女，演员全是大叔级别，场景几乎只有一个漏雨的破仓库。即使《十二公民》在2014年获得过第九届罗马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项“马可·奥雷利奥”大奖，但院线经理们仍然把它视作“小众电影”。在同档期进口大片《复仇者联盟2：奥创纪元》的压倒性优势下，它一开始的排片还不足5%。截至5月23日，《十二公民》的票房刚过千万。
虽然市场表现平平，也绝非毫无瑕疵，但上映不到2周时间，它的豆瓣评分已经从7.6涨到了8.1，这部试图记录中国当下社会心态、触及中国焦虑的电影仍在持续引发热议。
《十二怒汉》本土化
“中国人就是不抱团！”
“龙生龙凤生凤，这一外地二道贩子养大的人，他能是好人吗？”
“你致不了富，那是你自己没能耐！”
《十二公民》开演不久，12个男演员已经吵了好几次。电影的故事很简单：一个“富二代”被指控杀死自己的亲生父亲，而且人证物证俱在。12个不同背景、拥有不同价值观的陌生人临时凑在一起，讨论“富二代”是否有罪。这期间，韩童生扮演的出租车司机着急回去拉活儿交份子钱，小卖铺老板声称“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有的人不耐烦，有的人怒气冲天，有的人满腹牢骚，有的人发泄情绪，大家七嘴八舌地“偏题”，各讲各话。
2014年10月，《十二公民》在罗马电影节进行首场放映时，有意大利观众跑过来握住主演何冰的手说：“你就是中国的亨利·方达。” 1957年，美国演员亨利·方达主演的影片《十二怒汉》是《十二公民》故事的最早版本，它唯一的场景是一间不足40平方米的陪审团休息室， 12个人挤在里面讨论一个被指控的贫民窟问题少年是否真的谋杀了父亲，“有罪”和“无罪”的投票从11：1一直到0：12，拍得悬念不断、冲突迭起。
无论是大体结构、案情还是台词，《十二公民》都几乎是1957年《十二怒汉》的翻版。但导演徐昂努力让它拥有本土气质：给十二个“陪审员”做人物设置时，他特意选择了房产老板、急救科医生、出租车司机、空巢老人、保安等等，涵盖底层、温饱、中产和富裕阶层，摆出了集结中国社会众生相的架势。
徐昂来自北京人艺，演员也全部来自北京人艺和国家话剧院，自然会为这部电影带来京腔京味。美版电影里5号陪审员说“我可以弃权吗”，中国版台词是“我绷会儿”;3号陪审员说“我小时候都会叫我爸爸‘父亲大人’”，饰演他的中国演员韩童生说的则是“那时候跟我爸说话那得说‘您’，当着别人提起我爸那得说‘怹’。”
韩童生饰演的3号陪审员是何冰之外最重要的角色。之所以把他设计成一个出租车司机，是因为徐昂见过这样一直在抱怨生活的出租车司机。韩童生为了这个角色专门去体验生活，寻到了经验：随时都拎一个大茶杯，坐在椅子上时总把两腿抬起来——出租车司机常常久坐，担心静脉曲张，所以他们一有机会就把脚抬起来，让血液顺畅。
《十二怒汉》的剧本是美国编剧瑞吉诺·罗斯根据自己经历的一次庭审写作而成的。它提供了一个扎实的框架，可以用来承载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的各种问题。在亨利·方达果断自掏腰包把它拍成电影后，它先后被日本、美国、黎巴嫩、俄罗斯导演翻拍。1991年日本导演中原俊改编的《12个温柔的日本人》里十分注重日本民族性的展示，陪审员们甚至拉帮结派地“开小会”。一位黎巴嫩纪录片导演把故事放在一所监狱里，剧中角色请即将被执行死刑的犯人扮演。2007年俄罗斯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的《12怒汉：大审判》则加入了民族问题和道德问题的探讨，获得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
跟别国的《十二怒汉》版本相比，中国版本有一个巨大的先天劣势——中国法律所属的大陆法系没有陪审团制度。为此，徐昂把案件讨论的背景由真实法庭挪到了政法大学西法课的补考考场，陪审员讨论案件的基础从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变成了让孩子毕业，使剧本张力大大削弱。
主创们考虑过使用闪回、交叉的方法交代案件背景，“让大家了解真实的中国审案的一个过程是什么。”编剧韩景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拍了何冰作为检察官去探查案情、跟警察沟通的过程，拍了检察院在坚持“存疑不起诉”把嫌犯放了之后儿子对他的不理解，还拍了被害人一方找人在检察院门口进行的示威游行。但导演最终发现，“想要的东西太庞大，时长控制不住”。他最想表达的是在中国谈论一个问题时“如何达到共识”。“我们往往需要更多常识才能建立一个通识，而在中国，很大程度上就连‘常识’和‘通识’都还没有建立。”
“《十二怒汉》
让电影听起来像一个抗日剧”
导演徐昂最早看到《十二怒汉》的剧本是在2004年夏天，“当时就想把它带到中国来”。从一开始，他就想把这个剧本进行本土化改编，因为“讨论西方的东西价值没有那么大”。
但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第二年，他向北京人艺提出这一想法，一直没有得到批复。“那时候，大家不确定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改编成一个中国的本子，”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有一些法律方面的灰色地带，政策上也说得不是特别清楚。”
后来，他做过一个剧本《辛亥革命》，把《十二怒汉》的故事背景放到民国时期，讲述革命期间12个人通过讨论、争吵，得到一个统一结果的故事。但这个剧本最终也没能上演。
据说，对于翻拍《十二怒汉》，从领导到朋友都劝徐昂放弃。一个法学院的朋友向他解释中外法庭建制差异：《十二怒汉》好看就好看在拍的是西方陪审团制度，中国又没有陪审团，你拍什么？ 2011年，徐昂导演的话剧《喜剧的忧伤》在话剧市场大获成功，创下北京人艺建院六十年来最高票房纪录。第二年，聚本传媒策划人王鲁娜和韩景龙在北京人艺看了一场《喜剧的忧伤》，马上跑到后台找徐昂，提出合作。而徐昂首先提出的项目，还是改编《十二怒汉》。
聚本传媒的投资人包括新东方创始人徐小平、王强，他们一直主张寻找一些带有人文气质的现实题材影片、尤其是法律题材电影进行制作，双方可以说一拍即合。但对于制片方来说，最大的问题仍然存在：要拍中国版《十二怒汉》，在法律方面是否可行？他们迅速跟检察院方面进行沟通。
在中国，法律题材影片的拍摄十分受限。“韩国这两年比较好的法律类电影例如《辩护人》，都是基于真实案件改编的，”《十二公民》编剧韩景龙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中国和韩国的最大区别在于，我们有很多真实案例是不可以碰的。” 他的团队一直试着寻找一些失去法律效应、不是那么敏感、又能激起社会反响的旧案改编成故事，但仍然很难实现。
因此，制片方将拥有近20年检察院工作经验的作家李玉娇纳入《十二公民》编剧团队。他们希望从检察官的角度入手创作，因为国内几乎没有过体现法官或检察官的相关影片。即使是2013年由检察官出任男主角的《全民目击》，也没有正面涉及法律问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法律片。
对徐昂来说，剧本创作中最困难的一点在于，一些事符合法律的规程，但不符合审批的规程;有的地方符合审批的规程，但又不符合法律现状。他说，这就像“我们的审批制度是一个五角星，现实生活是一个三角，法律是一个方框，最终能通过三者的只有中间的圆柱。”
比如电影片名，最开始徐昂想直接用“十二怒汉”——“理论上讲应该没什么问题”，但审批部门的回复是，这个片名让电影听起来“像一个抗日剧”。
片方另一个片名备选是《十二个中国人》，但“这会让一些网民和观众把你的重点放在‘中国人’三个字上，容易让人先入为主带入偏见，为什么拿中国人说事，”韩景龙说。有趣的是，有人还曾经提出过一个特别商业化的片名，类似“十二人密室谋杀”。
影片最大的争议在于结尾——讨论结束后，影片揭示何冰出演的“8号陪审员”其实是一个检察官。很多观众对这个“光明的谜底”表示反感，认为影片变成了“检察官高高在上地指导陪审员审案”。
“我们从海外得了一些反馈是，在罗马电影节，评奖人认为是片子恰恰是反映了中国的现在的法制状态，体现2000年以后中国法律的一个变化，”韩景龙说，“如果政府比公民先一步进步的话，就说明我们整个社会在进步，他们很看重这一点。”
什么东西能让观众一下子“燃”起来？
对主创团队来说，通过《十二公民》反映中国社会现状是它要做到本土化的重要一环，必须放入一些普通中国人熟悉的社会话题和社会现象。
问题在于，什么样的社会现象能够让观众一下子“燃”起来？
“我们最先想到的是地域歧视，”韩景龙说。一开始，他们考虑过用东北人、上海人，但一想到偏见，大家还是觉得河南人最合适。于是，电影里有了一位来自河南的富二代和一个河南保安，以及一位讨厌外地人的、靠收租过活的老北京。
另一个话题是女大学生和富商男朋友。公映前，《十二公民》在北京高校放映了八场，每次演到4号陪审员（房地产富商）为自己的年轻女朋友拍案而起（“看见女孩从豪车上下来，你就说是傍款，你那是嫉妒，是对优秀女青年的侮辱！”）时，大学生们都纷纷鼓掌叫好，大笑不止。这是韩景龙没有想到的效果，“本来没想把电影拍成一个喜剧片，不知道怎么就戳到了他们的笑点。”
电影还引发了公众对“误判”“存疑不起诉”和陪审团制度的关注——即使徐昂并不认为《十二公民》是一部法律题材电影。2012年剧本创作时，正好“李某某强奸案”在被媒体大幅报道;此外，韩景龙还提到一些真实案件，如被冤“杀妻”蹲了17年监狱的安徽人于英生。但真实案件“是不允许借鉴的”。徐昂也是在这次审批的过程中才明白，如果片中案件与真实案件相重叠，就等于“泄露国家机密”。
此外，虚拟法庭的设定让一位网友发表感慨：《十二公民》就是一部“科幻电影”，“在我国拍陪审团制度的片子，基本就是个笑话。”
而最引人关注的话题是“富二代”和“仇富”。在不同的《十二怒汉》改编版本中，杀人案件主角都是不同社会里的矛盾核心。1957年美国版将这个角色设定为一个贫民窟问题少年，俄罗斯版本的疑犯则是一个车臣男孩，这直接把影片带进了炮火笼罩的高加索山区，触及更深层次的领土争端和民族矛盾。徐昂为中国版本这个角色的选择的身份是“富二代”，这无疑代表了创作方心里最主要的（或是在当前审查制度下他们可表达的）社会矛盾。
“徐昂认为，贫富悬殊可能是目前中国存在的最大问题。”在5月8日观影见面会中，主演之一何冰说。
“现在大家似乎不太会处理关于财富的问题。”徐昂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最开始我们一样，都是赤贫的，那时候我们对某些事物的看法是一致的;接着一些人突然之间比另外一些人拥有了更多的财富，这时候很多人还在认为，我们起点其实一样啊，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这件事导致我们社会出现了非常大的分歧。我觉得这些分歧的诞生是从物质来的。”
他并不认为有分歧是错的，因为“其实只有完全共同的看法才可怕”;他其实只是想记录目前的社会状态：“开始出现像对“十二怒汉”“十二公民”这样的话题进行讨论时，往往都是社会经历比较大分歧的阶段。”
实际上，目前公众对《十二公民》的解读已经超过了徐昂的想象。电影上映后不停有人问他，这个作品不是在影射这个？或者批评那个？他这样回答：一个国家的问题如果少，拍出一个作品可以映射的问题少，一个国家出现的问题多，那么拍出来映射的问题就多。这不关乎我们的创作，其实更关乎我们的国家是什么样子的。
“一个房间如果是空的，一面镜子是照不到的。”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