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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6日，李克强在埃塞俄比亚出席中非经贸、人文座谈会。一位当地中资企业负责人向他反映企业海外发展在融资方面面临的难题。李克强回应说，国务院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作了专门研究，相关金融机构已在准备提供相应支持，近期出台解决方案。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企业在政府支持下投资非洲的步伐从未间断，“困难很多，弯路也走过一些，但我们始终在这里，现在越来越好，中非合作双方，特别我们服务地区的老百姓很受益，也很欢迎我们。这有目共睹。”中国路桥驻肯尼亚办事处李经理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资源丰富、市场广阔、人口红利巨大，这些是世界看好非洲的理由。《非洲之声》杂志刊文预测，2040年非洲劳动力总数将达11亿人，且劳动力价格低廉，城市人口比例将达50%；2050年非洲将有20亿消费者，其中新兴中产阶级人数超过6000万，成为全球最大市场……
截至2013年底，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50亿美元规模，在非投资的中国企业超过2500家。数据显示，自2009年起，中国连续五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13年中非贸易额达到2102亿元。非洲则成为中国重要的进口来源地、第二大海外承包工程市场和新兴的投资目的地。
在中国对非洲投资建设历史上，中国路桥工程公司（CRBC）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
在肯尼亚，有一条俗称“中国路”的公路曾被中非媒体关注，它是由中国路桥工程公司承建的A109国道Mtito Andei - Bachuma Gate Road段公路（长150公里）。
作为最重要交通主干道，A109国道连接首都内罗毕和最大港口蒙巴萨；通过A104向西北通往乌干达、通过A2向北通往埃塞俄比亚等东非国家，也成为连接印度洋和非洲腹地的国际交通命脉。
媒体曾报道，比起官方名称“A109国道”，当地民众更喜欢称这条路为“中国路”。修建公路期间，为标明中方工人营地位置，公司在路边设立一块写有“CHINA ROAD”字样的牌子，时间一长，司机们便将“中国路”的名字普及到整个肯尼亚。中肯建交40周年之际，肯尼亚政府发行以“CHINA ROAD”为主题的邮票。世界银行也把这条公路誉为“世行在非洲地区投资项目的典范”。
“在肯尼亚开车出行，你经过的道路很多都是中国公司承建的，我们非常感谢。”旅行社司机查理曼对本刊记者说，“比如A109在通车前，我们去一个地方要绕很多路，现在时间大大缩减，路况也很好，沿途也有各种配套设施。这是中国留下的礼物。”
据介绍，路桥工程1984年进驻肯尼亚。30个年头里，承建公路桥梁项目20多个，总合同额超过10亿美元，总里程达1300多公里。
目前，公司正在承建内罗毕的南环城路，投资约两亿美元。该工程是肯尼亚“2030远景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预计于2015年6月完工。去年3月建成的东北环城路不仅为内罗毕交通提供优质的绕城交通方案，还有效疏解交通拥堵状况，为沿线居民区和商业区提供了高等级道路服务，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在东北环城路沿线，一块1英亩的土地，在道路建成前价值约为50万肯尼亚先令，而伴随道路的建成，价值已经超过300万先令。” 内罗毕省国会议员瓦提图对媒体直言“中国路”的经济效益。
“以前，这是东北部郊区，很荒凉，我不愿和父母住在这里，很羡慕市中心的朋友。但路修好了，车来车往，新楼房也兴建了不少，商店、学校、医院都开了，我们这里也繁华起来。”内罗毕市民瑞斯芬妮感叹说。
发展初期，路桥工程在肯尼亚也遇到一系列难题。“语言不通，我不理解你，你也不理解我，别说拉项目了，甚至找个厨师都成问题。那时，没有项目当然是最大问题，也缺少资金，利润很低，我们只能通过认真地干好每一件事，去赢得市场，公司规模逐渐变大。”李经理介绍说。
赞比亚谦比希（Chambishi）铜矿，中色非洲有限公司（NFCA）的管理者在与当地工人交流。摄影 /Sven Torfinn PANOS
肯尼亚人贝纳德·奥加洛拉1986年加入路桥公司，算是公司驻肯尼亚办事处的外籍元老，“这家公司当初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拥有大量的中国雇员，并且监管人员几乎都不会说英语，这正是在当地引起误会甚至冲突的原因。”他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坦言。
奥加洛拉所指的误会是指上世纪90年代发生的罢工，阻碍了项目进程和公司发展。“由于我们公司的监管人员几乎不懂英语，我们不得不学习一些简单的中文进行沟通。如今语言已不再是障碍，我们可以正常交流。”同时他指出，正是因为“有效沟通”，他手里的项目过去几年来都没有遭受到罢工等干扰。
尽快实现本地化，是像路桥工程这样的中资公司在非洲发展的必要条件。路桥工程中国员工和当地雇员的人数比大约是1比15。
“本土化意识，这是一些投资企业在非洲奋斗多年后终于明确必须要强化的。对非洲好，对企业自身发展也好。很可惜，一些国家公司和投资人至今还忽略这个问题。”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网站一篇评论指出。
52岁的克里斯托弗·莱顿是路桥工程的铲车司机，正在南环城路项目营地工作。“我每天很早就会来到工地，先和工友们检查车辆。公司福利很好，我们有早餐、午餐还有茶歇，工作之余，大家聊天，很愉快。”莱顿有4个孩子，“我总是对孩子们说，看这条路是你老爸建设的，那条也是。他们和我都很开心。”
蓝色工装上难免沾染机车油泥，但莱顿也很喜欢，“我的朋友很羡慕我有这份工作，我也跟他们说，不要管什么项目和待遇，只要承建公司是中国人开的，就可以去，他们干大事，也教会我们技术。技术和道路桥梁一样，都是财富。” 至今，中国路桥工程公司、中石化胜利建工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三工程局公司、中国武夷肯尼亚公司……太多国字号在非洲大地留下难以胜数的经典项目。
据媒体报道，埃塞90%以上的公路、全国通信网络、第一条铁路和城市轻轨、第一个风电场等，都是中国企业承建或参与承建的。2013年，中埃塞工程承包市场大幅增长，全年新签合同额约60亿美元，完成合同额近23亿美元。
赤道几内亚总统奥比昂也曾为中国路桥欣然题词：“在赤道几内亚经济发展中，中国路桥是我国重点工程建设中的出色代表者。”
能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投资大、回报周期长，往往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在非洲的投资重点。政治风险、商业欺诈和成本高企是它们必须要应对的问题。
据媒体此前报道，有家国内大型金属开采公司在非洲某国投资约3000万美元，花费3年时间完成铜矿勘探工作，但当时正巧遇到国家执政党换届，新政府认为前政府认可的铜矿开采是“无效的”，便收回此前签署的开采权合同。
“我们是石油开采企业，投资一个项目，要跟当地政府，还有部族打交道，必须小心谨慎，前辈经常拿亲身经历的陷阱来告诫我们。”国字号石油企业驻尼日利亚办事处原工作人员翟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比如，当地人说下面是金矿、镍矿，有地矿图纸，甚至有政府证明，但我们投资、勘探，之后发现下面什么都没有，投资打了水漂。或者，真有矿产，但政府和部族又都不按合同来，要收回国家资源，就要没完没了和他们谈。这些事情都遇到过。”
赞比亚谦比希（Chambishi）铜矿，采矿工人正步上升降机准备开始地下作业。摄影 /Sven Torfinn PANOS
也有媒体以中国锰业集团在南非竞标MKhulu锰矿项目举例。项目经历一番波折后只拿到50%的股权，并且为缓解高达50%的物流成本，中国锰业已投资数千万兰特投建一座铁路装运站。
“多年来，大笔投资政府风险确实大，但企业在国内支持下与当地政府多沟通，我们在处理具体问题上也以前成熟，比如我们意识到在某些地方，部族比国家‘强大’，我们就主动为当地部族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和他们成为朋友，尽量降低政治风险。”翟明说，但非洲一些国家社会复杂，派驻人员的个人安全等问题，总是老生常谈，时时强调，劳神面对。
“我们认识非洲、融入非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时不得不付出一些代价、交学费。现在绝大多数当地人，都认为中国企业不是掠夺性的，是建设性的，中国人是善良的，我们是互相需要的。”华为阿尔及利亚分公司工作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在这里研发新手机和新型互联网技术，被当地人认可、接受，公司也赢得利益，是双赢。”
近年来，不少有一定教育基础的当地员工在中资公司通过远程教育、到中国培训等方式，获得职业认证，得到晋升机会。
“学会主动培训与你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员工，建立科学流程，不是小事情。我们不是互相利用的关系，更不是主仆的关系，公司要发展，必须立足当地，赢得信任。”浙江一家民营摩托车制造企业多年前在南非开设分公司，运转良好。
华为、中兴和中水电等大企业更是在非洲迅速拓展。华为于1999年进入阿市场，与阿尔及利亚电信公司和阿尔及利亚移动公司等开展良好合作，三年前正式进军阿尔及利亚企业网市场；中兴公司进入非洲市场近15年，成功推行本土化战略，已在南非和安哥拉等国建立培训基地；中国水电在非洲35个国家共有在建项目200多个，总合同额超过200亿美元，其中刚果（布）在建项目共10个，合同额近4亿美元……
尽管中资企业近年来不断在非洲书写大手笔，但距离李克强总理提出的2020年向非洲投资1000亿美元的目标只剩6年时间，而中国目前在非洲的投资存量达到250亿美元。中非发展基金研究发展部总经理施勇杰认为，完成任务，挑战很大。
曾任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贵今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这750亿美元的差距可以通过在基础设施领域“大刀阔斧迈进”来弥合。
孙宝山一向避谈“大刀阔斧迈进”，总说自己“小本生意”“不值一提”，但这个精明的温州商人已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开普敦等地开设了三家中餐馆和一个制衣厂，现在正在盘算着公寓出租的生意。
1997年的孙宝山还是温州一个区的公务员，“那时候大家都出国，我自己才二十八九岁，不想老在家里，也就出来了。南非在哪都不知道，来这里是因为一个远房亲戚在这儿，也能照顾吧。”
1998年中国和南非建交。当年春天，孙宝山踏上彩虹之国的土地。
2002年之前，他在亲戚开的旅行社帮忙，也不时充当“贸易倒爷”“十几年前来非洲玩的人不多，我干导游，也干别的，就是想着怎么能在这里立足。”
餐饮等服务业、服装等加工业一向是海外华人创业的传统行业，那年夏天，孙宝山的第一家餐馆在约翰内斯堡开张，“当时中餐馆还不多，竞争不像现在这么激烈。”他也娶了一个漂亮的南非姑娘，“当地的政策随时变化，治安也比现在糟糕得多，乱世中求生存吧。”
“不要说租房、雇人，就连吃饭都成问题，先是一间小餐馆，吃住都在里面。我既是老板也是厨子、跑堂，后来慢慢好起来。”孙宝山说，创业初期，对当地的工会制度、税收规则不了解，吃了不少亏，“我们要生存、发展，就必须熟悉当地的游戏规则。”对于大企业负责人闭口不谈当地官员腐败影响问题，孙宝山倒是直言不讳，“哪的林子里都有几只坏鸟，咱中国人的智慧足够应付。”
“小本生意”干到现在，积累了多少财富，孙宝山不愿透露，只是说自己运气好，来到一块“宝地”。如今，他的名片上印着三个“协会”封的头衔，“现在南非中国人很多，在约堡等地的街头时不时都能遇上，大家都红光满面的。我们选择在这里发展，第一不能给中国人丢脸，第二自己要对得起自己的付出。” 也有一些事情至今令他头疼，比如经常被员工“炒鱿鱼”，“我的制衣厂一百来号人，工人都是当地的，我很想培养两个咱们说的‘车间主任’，但他们往往赚够了钱——他们认为够的钱，就走人，不干了，去海边晒太阳了。他们的文化就是不存钱。后来，钱花完了，又理直气壮地回来了。”
“很多问题也常年困扰大企业，我想连咱们总理也没法跟人家商谈吧。”孙宝山笑着说。
孙宝山很关心李克强的非洲之行。
李克强访非期间，在世界经济论坛非洲峰会上提出支持合适的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先向非洲转移，支持中资企业本土化，增加非洲国家非农就业岗位，特别是适合年轻人的就业岗位。分析人士称，这个信号表明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不只是矿山和基础设施这一条主线。
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企，先行一步，把目光投向非洲，在当地推进轻工业、制造业、服务业等，不断发展。
中国政府在埃塞唯一国家级经贸合作区“东方工业园”，是总理埃塞行程中的重要一站。这座由中资企业建设的工业园已成为埃塞规模最大、设施最先进、条件最完善的招商引资平台。
据相关报道，园区内有制鞋、汽车组装等多家制造业、轻工业企业，员工总人数达到3800多名，为埃塞创造就业岗位3400个。已经投产的企业包括东方钢铁公司和华坚国际鞋城，这也是李克强此次参观的两家企业。
中国驻埃塞大使解晓岩向媒体介绍说，中方独资的华坚鞋城是埃塞最大制鞋企业，生产女鞋占埃塞鞋业出口份额的50%以上，带动当地皮革加工、运输等多领域发展。
1996年东莞创业，2002年江西赣州建厂，2011年投资埃塞俄比亚，华坚成为中国制鞋业第一个走进非洲的企业。
从2012年1月开始，这家公司打着“埃塞制造”标签的皮鞋销往欧美市场。华坚作为在埃塞俄比亚注册的企业，能绕开贸易壁垒，享受零关税。如今，华坚在当地已拥有近3000名员工，投资规模近1500万美元。按华坚集团董事长张华荣的规划，十年内将在埃塞俄比亚投资20亿美元兴建战略基地，为当地提供10万个就业岗位。
对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非洲充足而又廉价的劳动力是他们外移的关键动力。埃塞普通劳动者的月工资为300比尔至600比尔（约合人民币110元至220元），熟练技术人员月工资为500比尔至1000比尔（约合人民币180元至360元），高级管理人员月工资2000比尔至2500比尔（约合人民币720元至900元），这几乎是中国同类劳动力价格的十分之一。
业内人士提醒，尽管低成本是巨大诱惑，对于有意去非洲掘金的企业来说，仍有必要弄清楚将要面临的问题：非洲的劳动力素质显然尚待培养。据世界银行统计，一个中国工人平均一天可以生产4.5把椅子，一个越南工人可以达到1.9把，而一个埃塞工人只能是0.3把。
“老问题存在，新问题出现，但我们走进非洲的步伐不会停止。基础设施不完善，这是困境也是机会；人员素质低，我们要付出培训成本，但也能转化成人才库；来自亚洲、欧洲的资本，投资纺织业、服装皮革制造业等，在非洲遍地开花，竞争激烈，我们有实力，服从优胜劣汰法则……”去年跳槽成为某药企驻南非代表的翟明说，“无论如何，不能没有广大的非洲市场，在这里站稳脚跟是最重要的。”
你不知道的非洲
内战等已基本结束
非洲在一些人眼里满是贫瘠和战乱。其实非洲也像亚洲一样，有富有穷，有稳定也有战乱。21世纪的非洲，经济最困难的一页逐渐翻过，除个别热点地区反复动荡外，内战、冲突等已基本结束，多数国家融入了世界潮流，政府部门的工作重心已转入和平建设与经济发展。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企业在政府支持下投资非洲的步伐从未间断，“困难很多，弯路也走过一些，但我们始终在这里，现在越来越好，中非合作双方，特别我们服务地区的老百姓很受益，也很欢迎我们。这有目共睹。”中国路桥驻肯尼亚办事处李经理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资源丰富、市场广阔、人口红利巨大，这些是世界看好非洲的理由。《非洲之声》杂志刊文预测，2040年非洲劳动力总数将达11亿人，且劳动力价格低廉，城市人口比例将达50%；2050年非洲将有20亿消费者，其中新兴中产阶级人数超过6000万，成为全球最大市场……
截至2013年底，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50亿美元规模，在非投资的中国企业超过2500家。数据显示，自2009年起，中国连续五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13年中非贸易额达到2102亿元。非洲则成为中国重要的进口来源地、第二大海外承包工程市场和新兴的投资目的地。
“中国路”到非洲员工
在中国对非洲投资建设历史上，中国路桥工程公司（CRBC）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
在肯尼亚，有一条俗称“中国路”的公路曾被中非媒体关注，它是由中国路桥工程公司承建的A109国道Mtito Andei - Bachuma Gate Road段公路（长150公里）。
作为最重要交通主干道，A109国道连接首都内罗毕和最大港口蒙巴萨；通过A104向西北通往乌干达、通过A2向北通往埃塞俄比亚等东非国家，也成为连接印度洋和非洲腹地的国际交通命脉。
媒体曾报道，比起官方名称“A109国道”，当地民众更喜欢称这条路为“中国路”。修建公路期间，为标明中方工人营地位置，公司在路边设立一块写有“CHINA ROAD”字样的牌子，时间一长，司机们便将“中国路”的名字普及到整个肯尼亚。中肯建交40周年之际，肯尼亚政府发行以“CHINA ROAD”为主题的邮票。世界银行也把这条公路誉为“世行在非洲地区投资项目的典范”。
“在肯尼亚开车出行，你经过的道路很多都是中国公司承建的，我们非常感谢。”旅行社司机查理曼对本刊记者说，“比如A109在通车前，我们去一个地方要绕很多路，现在时间大大缩减，路况也很好，沿途也有各种配套设施。这是中国留下的礼物。”
据介绍，路桥工程1984年进驻肯尼亚。30个年头里，承建公路桥梁项目20多个，总合同额超过10亿美元，总里程达1300多公里。
目前，公司正在承建内罗毕的南环城路，投资约两亿美元。该工程是肯尼亚“2030远景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预计于2015年6月完工。去年3月建成的东北环城路不仅为内罗毕交通提供优质的绕城交通方案，还有效疏解交通拥堵状况，为沿线居民区和商业区提供了高等级道路服务，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在东北环城路沿线，一块1英亩的土地，在道路建成前价值约为50万肯尼亚先令，而伴随道路的建成，价值已经超过300万先令。” 内罗毕省国会议员瓦提图对媒体直言“中国路”的经济效益。
“以前，这是东北部郊区，很荒凉，我不愿和父母住在这里，很羡慕市中心的朋友。但路修好了，车来车往，新楼房也兴建了不少，商店、学校、医院都开了，我们这里也繁华起来。”内罗毕市民瑞斯芬妮感叹说。
发展初期，路桥工程在肯尼亚也遇到一系列难题。“语言不通，我不理解你，你也不理解我，别说拉项目了，甚至找个厨师都成问题。那时，没有项目当然是最大问题，也缺少资金，利润很低，我们只能通过认真地干好每一件事，去赢得市场，公司规模逐渐变大。”李经理介绍说。
肯尼亚人贝纳德·奥加洛拉1986年加入路桥公司，算是公司驻肯尼亚办事处的外籍元老，“这家公司当初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拥有大量的中国雇员，并且监管人员几乎都不会说英语，这正是在当地引起误会甚至冲突的原因。”他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坦言。
奥加洛拉所指的误会是指上世纪90年代发生的罢工，阻碍了项目进程和公司发展。“由于我们公司的监管人员几乎不懂英语，我们不得不学习一些简单的中文进行沟通。如今语言已不再是障碍，我们可以正常交流。”同时他指出，正是因为“有效沟通”，他手里的项目过去几年来都没有遭受到罢工等干扰。
尽快实现本地化，是像路桥工程这样的中资公司在非洲发展的必要条件。路桥工程中国员工和当地雇员的人数比大约是1比15。
“本土化意识，这是一些投资企业在非洲奋斗多年后终于明确必须要强化的。对非洲好，对企业自身发展也好。很可惜，一些国家公司和投资人至今还忽略这个问题。”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网站一篇评论指出。
52岁的克里斯托弗·莱顿是路桥工程的铲车司机，正在南环城路项目营地工作。“我每天很早就会来到工地，先和工友们检查车辆。公司福利很好，我们有早餐、午餐还有茶歇，工作之余，大家聊天，很愉快。”莱顿有4个孩子，“我总是对孩子们说，看这条路是你老爸建设的，那条也是。他们和我都很开心。”
蓝色工装上难免沾染机车油泥，但莱顿也很喜欢，“我的朋友很羡慕我有这份工作，我也跟他们说，不要管什么项目和待遇，只要承建公司是中国人开的，就可以去，他们干大事，也教会我们技术。技术和道路桥梁一样，都是财富。” 至今，中国路桥工程公司、中石化胜利建工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三工程局公司、中国武夷肯尼亚公司……太多国字号在非洲大地留下难以胜数的经典项目。
据媒体报道，埃塞90%以上的公路、全国通信网络、第一条铁路和城市轻轨、第一个风电场等，都是中国企业承建或参与承建的。2013年，中埃塞工程承包市场大幅增长，全年新签合同额约60亿美元，完成合同额近23亿美元。
赤道几内亚总统奥比昂也曾为中国路桥欣然题词：“在赤道几内亚经济发展中，中国路桥是我国重点工程建设中的出色代表者。”
小心翼翼到互相需要
能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投资大、回报周期长，往往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在非洲的投资重点。政治风险、商业欺诈和成本高企是它们必须要应对的问题。
据媒体此前报道，有家国内大型金属开采公司在非洲某国投资约3000万美元，花费3年时间完成铜矿勘探工作，但当时正巧遇到国家执政党换届，新政府认为前政府认可的铜矿开采是“无效的”，便收回此前签署的开采权合同。
“我们是石油开采企业，投资一个项目，要跟当地政府，还有部族打交道，必须小心谨慎，前辈经常拿亲身经历的陷阱来告诫我们。”国字号石油企业驻尼日利亚办事处原工作人员翟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比如，当地人说下面是金矿、镍矿，有地矿图纸，甚至有政府证明，但我们投资、勘探，之后发现下面什么都没有，投资打了水漂。或者，真有矿产，但政府和部族又都不按合同来，要收回国家资源，就要没完没了和他们谈。这些事情都遇到过。”
也有媒体以中国锰业集团在南非竞标MKhulu锰矿项目举例。项目经历一番波折后只拿到50%的股权，并且为缓解高达50%的物流成本，中国锰业已投资数千万兰特投建一座铁路装运站。
“多年来，大笔投资政府风险确实大，但企业在国内支持下与当地政府多沟通，我们在处理具体问题上也以前成熟，比如我们意识到在某些地方，部族比国家‘强大’，我们就主动为当地部族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和他们成为朋友，尽量降低政治风险。”翟明说，但非洲一些国家社会复杂，派驻人员的个人安全等问题，总是老生常谈，时时强调，劳神面对。
“我们认识非洲、融入非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时不得不付出一些代价、交学费。现在绝大多数当地人，都认为中国企业不是掠夺性的，是建设性的，中国人是善良的，我们是互相需要的。”华为阿尔及利亚分公司工作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在这里研发新手机和新型互联网技术，被当地人认可、接受，公司也赢得利益，是双赢。”
近年来，不少有一定教育基础的当地员工在中资公司通过远程教育、到中国培训等方式，获得职业认证，得到晋升机会。
“学会主动培训与你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员工，建立科学流程，不是小事情。我们不是互相利用的关系，更不是主仆的关系，公司要发展，必须立足当地，赢得信任。”浙江一家民营摩托车制造企业多年前在南非开设分公司，运转良好。
华为、中兴和中水电等大企业更是在非洲迅速拓展。华为于1999年进入阿市场，与阿尔及利亚电信公司和阿尔及利亚移动公司等开展良好合作，三年前正式进军阿尔及利亚企业网市场；中兴公司进入非洲市场近15年，成功推行本土化战略，已在南非和安哥拉等国建立培训基地；中国水电在非洲35个国家共有在建项目200多个，总合同额超过200亿美元，其中刚果（布）在建项目共10个，合同额近4亿美元……
孙老板的“小本生意”
尽管中资企业近年来不断在非洲书写大手笔，但距离李克强总理提出的2020年向非洲投资1000亿美元的目标只剩6年时间，而中国目前在非洲的投资存量达到250亿美元。中非发展基金研究发展部总经理施勇杰认为，完成任务，挑战很大。
曾任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贵今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这750亿美元的差距可以通过在基础设施领域“大刀阔斧迈进”来弥合。
孙宝山一向避谈“大刀阔斧迈进”，总说自己“小本生意”“不值一提”，但这个精明的温州商人已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开普敦等地开设了三家中餐馆和一个制衣厂，现在正在盘算着公寓出租的生意。
1997年的孙宝山还是温州一个区的公务员，“那时候大家都出国，我自己才二十八九岁，不想老在家里，也就出来了。南非在哪都不知道，来这里是因为一个远房亲戚在这儿，也能照顾吧。”
1998年中国和南非建交。当年春天，孙宝山踏上彩虹之国的土地。
2002年之前，他在亲戚开的旅行社帮忙，也不时充当“贸易倒爷”“十几年前来非洲玩的人不多，我干导游，也干别的，就是想着怎么能在这里立足。”
餐饮等服务业、服装等加工业一向是海外华人创业的传统行业，那年夏天，孙宝山的第一家餐馆在约翰内斯堡开张，“当时中餐馆还不多，竞争不像现在这么激烈。”他也娶了一个漂亮的南非姑娘，“当地的政策随时变化，治安也比现在糟糕得多，乱世中求生存吧。”
“不要说租房、雇人，就连吃饭都成问题，先是一间小餐馆，吃住都在里面。我既是老板也是厨子、跑堂，后来慢慢好起来。”孙宝山说，创业初期，对当地的工会制度、税收规则不了解，吃了不少亏，“我们要生存、发展，就必须熟悉当地的游戏规则。”对于大企业负责人闭口不谈当地官员腐败影响问题，孙宝山倒是直言不讳，“哪的林子里都有几只坏鸟，咱中国人的智慧足够应付。”
“小本生意”干到现在，积累了多少财富，孙宝山不愿透露，只是说自己运气好，来到一块“宝地”。如今，他的名片上印着三个“协会”封的头衔，“现在南非中国人很多，在约堡等地的街头时不时都能遇上，大家都红光满面的。我们选择在这里发展，第一不能给中国人丢脸，第二自己要对得起自己的付出。” 也有一些事情至今令他头疼，比如经常被员工“炒鱿鱼”，“我的制衣厂一百来号人，工人都是当地的，我很想培养两个咱们说的‘车间主任’，但他们往往赚够了钱——他们认为够的钱，就走人，不干了，去海边晒太阳了。他们的文化就是不存钱。后来，钱花完了，又理直气壮地回来了。”
“很多问题也常年困扰大企业，我想连咱们总理也没法跟人家商谈吧。”孙宝山笑着说。
成本低，素质也还有待提高
孙宝山很关心李克强的非洲之行。
李克强访非期间，在世界经济论坛非洲峰会上提出支持合适的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先向非洲转移，支持中资企业本土化，增加非洲国家非农就业岗位，特别是适合年轻人的就业岗位。分析人士称，这个信号表明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不只是矿山和基础设施这一条主线。
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企，先行一步，把目光投向非洲，在当地推进轻工业、制造业、服务业等，不断发展。
中国政府在埃塞唯一国家级经贸合作区“东方工业园”，是总理埃塞行程中的重要一站。这座由中资企业建设的工业园已成为埃塞规模最大、设施最先进、条件最完善的招商引资平台。
据相关报道，园区内有制鞋、汽车组装等多家制造业、轻工业企业，员工总人数达到3800多名，为埃塞创造就业岗位3400个。已经投产的企业包括东方钢铁公司和华坚国际鞋城，这也是李克强此次参观的两家企业。
中国驻埃塞大使解晓岩向媒体介绍说，中方独资的华坚鞋城是埃塞最大制鞋企业，生产女鞋占埃塞鞋业出口份额的50%以上，带动当地皮革加工、运输等多领域发展。
1996年东莞创业，2002年江西赣州建厂，2011年投资埃塞俄比亚，华坚成为中国制鞋业第一个走进非洲的企业。
从2012年1月开始，这家公司打着“埃塞制造”标签的皮鞋销往欧美市场。华坚作为在埃塞俄比亚注册的企业，能绕开贸易壁垒，享受零关税。如今，华坚在当地已拥有近3000名员工，投资规模近1500万美元。按华坚集团董事长张华荣的规划，十年内将在埃塞俄比亚投资20亿美元兴建战略基地，为当地提供10万个就业岗位。
对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非洲充足而又廉价的劳动力是他们外移的关键动力。埃塞普通劳动者的月工资为300比尔至600比尔（约合人民币110元至220元），熟练技术人员月工资为500比尔至1000比尔（约合人民币180元至360元），高级管理人员月工资2000比尔至2500比尔（约合人民币720元至900元），这几乎是中国同类劳动力价格的十分之一。
业内人士提醒，尽管低成本是巨大诱惑，对于有意去非洲掘金的企业来说，仍有必要弄清楚将要面临的问题：非洲的劳动力素质显然尚待培养。据世界银行统计，一个中国工人平均一天可以生产4.5把椅子，一个越南工人可以达到1.9把，而一个埃塞工人只能是0.3把。
“老问题存在，新问题出现，但我们走进非洲的步伐不会停止。基础设施不完善，这是困境也是机会；人员素质低，我们要付出培训成本，但也能转化成人才库；来自亚洲、欧洲的资本，投资纺织业、服装皮革制造业等，在非洲遍地开花，竞争激烈，我们有实力，服从优胜劣汰法则……”去年跳槽成为某药企驻南非代表的翟明说，“无论如何，不能没有广大的非洲市场，在这里站稳脚跟是最重要的。”
你不知道的非洲
内战等已基本结束
非洲在一些人眼里满是贫瘠和战乱。其实非洲也像亚洲一样，有富有穷，有稳定也有战乱。21世纪的非洲，经济最困难的一页逐渐翻过，除个别热点地区反复动荡外，内战、冲突等已基本结束，多数国家融入了世界潮流，政府部门的工作重心已转入和平建设与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