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杂志2009年第4期发表了秋风先生的一篇文章,题为《告别五四,发现保守主义传统》(下文简称《告别》)。对于“五四”,其实并非如秋风所说仅是在“今年”才“有了些许怀疑之论”,其实对“五四”的批评,从它的起始之日就接连不断,而近一二十年来更是越来越激烈,甚至不乏彻底否定之声。这不,在声言“告别革命”的多年之后,又有人声称要“告别五四”了。
　　这些批评与否定的声音,与《告别》的说法大致相同,即指责“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只不过前者在字面上大多只言“五四”,而后者则直接针对“新文化运动”发难。当然,“五四”与“新文化运动”原本就不可分离,但“五四运动”毕竟还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五四运动”是“一场旨在救国的大众政治运动”,在这种群情激愤的运动中,产生某些过激的行为乃是在所难免的事情,不足为怪,实际上“五四”先贤们当时就曾予以批评。而新文化运动,锋芒所向的是束缚和控制了国人几千年的旧制度、旧文化和旧礼教,这难道有什么不应该么?把暴力革命与新文化运动相续,甚至断言新文化运动“为着建设新秩序”,必须“进行根本改造,即‘国民性改造’云云;必要时,则可以使用暴力”。这一结论未免下得太轻率了吧?“五四”先贤们,尤其是鲁迅、胡适乃至傅斯年等人,何曾宣扬过暴力?鲁迅毕其一生所反对的恰恰是暴力、是流血,他说“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并严肃指出“自己活着的人没有劝别人去死的权利”。连疾恶如仇的鲁迅先生都如此反对暴力和流血,胡适及其同仁和学生就更不必说了。至于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领袖陈独秀,他后来的革命活动完全是在所谓的“共产国际”控制之下,其所作所为都得听命于莫斯科。一旦被开除出革命队伍,往来于“监狱”和“研究室”之间,他便立即恢复了学者之身,而之后他对暴力与专制的深入思考,至少比我们早了半个世纪。把近百年来的暴力革命,甚至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均问罪于新文化运动,实为大谬,因为二者根本不属同一个文化谱系。自“汤武革命”始,数千年来这种暴力与流血从来就没间断过,莫非刘邦、朱元璋、李自成乃至“乡村知识分子”洪秀全的起义与称王,也都出于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思维”?都是“赛先生”的“唯理主义”惹的祸(在这里,《告别》一文别有用心地将“理性主义”篡改成“唯理主义”了)?
　　如今,颇有学者批评“科学”,认为科学乃是一把双刃剑。这种说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们首先应该认识到的是,科学首先是一种认知,是一种求真的理性思维;而且,它并不等同于技术,我们平时常用的“科技”一词,将科学与技术合称,不尽恰当,至少存有弊端。思想文化革命与武力夺取政权就更不能简单地相提并论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不过是借文化之名,而行暴力专政之实罢了。若真要追溯其源头,它跟上述的刘、朱、李、洪,倒是一脉相承。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文革”的这一暴力倾向与历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本属同一文化谱系,即中国文化传统的“官本位”。自古以来,正是这种官本位的思想激发了人们对权力的欲望,为谋求或巩固权位而不择手段甚至不惜使用暴力。不久前驾鹤西去的任继愈先生曾明确指出过,“‘文革’的祸根有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几千年来植根于中国的儒家学说”。笔者一向认为,以陈独秀、胡适和鲁迅为首的“五四”先贤,他们的言辞虽有不少过激之处,但他们从来也没有“全盘反传统”,即使那些所谓“过激”的言论,也主要是针对那些力倡“读经”,并一味地欲将“忠孝仁义”立为如我们今天所言的“核心价值观”的卫道士们。胡适所说的所谓“全盘西化”,不过是“充分西化”而已。他们从未贬斥过如梁漱溟、陈寅恪等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真正学者;反倒是被《告别》一文列入“伟大的名字”的“梁启超”,才“是引爆这次事件(指五四运动——笔者注)的重要人物”,“时有传说,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上街,乃梁启超用钱收买学生领袖煽动故”(朱维铮语,转引自刘纳《“五四”与问责“五四”》)。此言虽为“传说”,但恐怕也不是空穴来风。至少,当时的思想界文化界,并非像我们今天的学者所想的那般“二元对立”。五四时期思想之活跃,非我们今天能臆测。可以说,正是新文化运动开启了继春秋战国之后,中断了近两千二百年的又一次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那种“以非民主、反民主的革命方式,甚至是暴力方式建立民主制度”的做法,绝非源自新文化运动,恰恰相反,它源自的恰是为《告别》一文作者所津津乐道的儒家文化。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其各位政要都不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或拥护者,而是“儒教”的笃信者。袁世凯及其之后的各路军阀,无不把“祭孔”当作愚弄国民的一种重要仪式。尽管“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就建立起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可这个“国”走向共和实现民主了么?“国父”孙中山先生本人的民主理念就甚为淡薄和模糊,虽说声言“三民主义”,但他的“以俄为师”,依旧与新文化运动不搭界,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提法更是与民主共和相悖。蒋介石先生不仅继续坚持这“三个一”,还干脆以孔孟之道的“礼义廉耻”来训导国民。那个年代,能对民主宪政做出具体而又准确阐释的,惟“五四”先贤中的胡适等人。《告别》的作者坚守文化保守主义,原本无可厚非,但若“认为儒家传统中蕴含着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基本精神”,而且“自周代以来,中国文化就确立了文人理性主义精神”,那就近似痴人说梦了。而进一步认为“这就是中国政治思想的体”,并在这个“体”上来构建今天的民主与法治社会,则未免越发荒唐透顶了。现代文明中的许多概念,中国的古代社会根本就没有,古汉语中也搜寻不到相应的词语,怎么就有那么多的人非得生拉硬扯、牵强附会、胡乱“嫁接”呢?
　　對于当今的尤其是大陆的新儒家之种种奇谈怪论,就无需多说了,我们不妨再好好看看任继愈先生对“儒教”的一些论述。任老定“儒学”为“儒教”,可能正中某些欲将儒学宗教化的新儒家下怀,但任先生将儒学认定为宗教却绝非倡导而是批判,“其‘儒教是教’说乃是着眼于‘儒教’的危害性”。在中国漫长的皇权专制社会里,正是这种皇权与儒教的政教合一,将专制统治维持了数千年。在任老看来,也正是“儒教”的影响,“派生了群体性愚昧”,而“十年动乱期间的造神运动之所以得逞,千百万群众如痴如醉的心态,它的宗教根源不是佛教、不是道教,而是中国儒教的幽灵在游荡”。你看,任老就认为是“儒教”所造成的“群体性愚昧”,“为‘文革’悲剧的发生提供了基础”。这一真知灼见与《告别》作者将“文化大革命”归罪于“新文化运动”显然是有着天渊之别。他老人家还说,“儒家关心社会,但通过修身齐家来治国平天下,这个不行”。作为晚辈学者,我们今天在痛悼先生的逝世时,何不认真思考一下先生的这些教诲呢(所引任继愈先生的相关论述,均参阅《南方周末》2009年7月16日D27版)?
　　从极权专制到民主宪政,本身就是一场革命,但这革命可以通过暴力,也可以兵不血刃。英国的光荣革命就为人类提供了一个不流血而实现民主宪政的典范。俄国的十月革命也不曾流血,虽然布尔什维克党宣称要举行武装起义,之后拍摄的电影《列宁在十月》也演出了“攻占冬宫”的激烈战斗场面,但实际上俄国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早在头一天就解散了,和平交出了政权,就连为世人皆知的阿芙尔乐号巡洋舰的“一声炮响”,放的也是一声空炮。苏俄及斯大林的滥施暴力,反倒是发生在革命成功之后。美国又与前二者不同,它的确是通过浴血奋战才取得了独立,但一旦革命成功,身为总司令的华盛顿立即交出了军权,解散了军队,自己则“解甲归田”。然后,由各州代表参加的费城会议,通过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又必须尊重少数的民主程序,制订出美国的第一部宪法,这才奠定了民主宪政的基础。从此,美国走上了和平、自由与民主的道路,成为被马克思所誉为的“最完美的现代国家”。那么,我们中国怎么办呢?如何建立起民主宪政呢?人类历史的成功经验与惨痛教训都摆在面前,选择应该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不管怎么选择、融会和创新,被某些学者所津津乐道为中国之“体”的儒家学说,无论如何也套不上西方民主宪政的“用”——清末“君主立宪”的失败,不正是这种“中体西用”的结果吗?
　　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未被割断过,从文献古籍到民间习俗,从来都没有断裂。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虽经“革命”扫荡,但它们依旧以潜在的方式于暗中流动。几度被人扬言要消灭的汉字,如今其生命力不是越来越旺盛么?这些恐怕都并非某些自以为坚守文化传统者所为,而是文化传承的一种必然。而那些打着“弘扬传统文化”旗号的新儒家们,整天忙着游走于祭典、讲坛和五花八门的伪文化工程,说白了无非都是出于某种商业目的,在愚弄民众的同时,牟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罢了。窃以为,真正被割裂的不是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反倒是五四新文化的传统。“启蒙”分明是为了让国人脱离落后和愚昧,《告别》却硬说是在“消灭反动、落后、愚昧的人群”。如此颠倒黑白,五四新文化的传统岂能不被曲解和割裂?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启蒙”就是这样被颠覆的。我们决不能再上当了,或用鲁迅先生的话说,“我们不再受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