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就社会热论的“公知”，媒体记者采访了著名文化学者、批评家、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他指出，中国“公知”已成为一个泥沙俱下的亚文化群体，脱离专业的公共言论正在抽空“公知”的能量和灵魂。并借鲁迅先生的话呼吁：“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
　　“伪公知”横行
　　记者：您个人理解的“公知”到底是什么意思？您觉得什么样的人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公知？
　　朱大可：狭义的公共知识分子概念，通常具有这样五个基本特点：具备学术背景和专业知识；拥有普遍价值的基本底线；保持个人独立和正义立场；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能够对重要公共事务发表真实意见。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公知”。但广义的“公知”概念，仅指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的专业知识分子。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判断标准。所有问题都是广义概念惹出来的麻烦。对后一种“公知”，按不同的标准，还有进一步细分的必要，比如可以按是否有良知、是否独立、是否具有批判精神等等，否则，就会出现不必要的认知混乱。
　　跟西方不同，中国社会是没有普遍价值作为公约数的，因此“公知”就成了一个无比复杂、泥沙俱下的亚文化群体，由于没有普遍价值作为“公共语法”，各人的准则、策略和言行就会大相径庭；另一方面，民众对公知的理解，也有很大差异。在许多人看来，“公知”进了报馆，就成了“媒体”，当上了官员，自然就是“政府”，而跟粉丝一道起哄，也就变成了群众。
　　记者：王小波说，“知识分子最怕生活在不理智的年代”，你认为，中国当代的“公知”在所谓“启蒙”的道路上为何充满暴戾之气？
　　朱大可：在“一切都在变坏”的时代，面对生存环境的“总体性危机”，公知和民众都失去了耐心，为存在的焦虑所困，我完全能够理解这种心情，但它不应当成为一种文化常态。
　　记者：公知所谓被“污名化”，您如何理解？
　　朱大可：在互联网和民粹主义的时代，公知的地位受损是合乎逻辑的。其原因是：第一，公知和伪公知彼此混杂，令人雌雄难辨；第二，即便是真公知，也很容易在利益诱惑下蜕变，丧失独立立场，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第三，在反精英的民粹主义思潮中，公知的群体往往会成为被批评和鄙夷的对象；第四，公知是寻常人，而并非圣贤，公知也会犯错，有时甚至犯低级错误，这种错误在互联网上被放大之后，就成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中国特色的“公知”
　　记者：国内公知和国外的区别在哪里？这里是否有中国特色？
　　朱大可：西方的公共知识分子，源于“知识分子”一词，而这个语词天生就包含“公共”的意思。中国人加上“公共”二字，原本是想跟“知道分子”划清界限，谁料现在还得再加上“真正”二字，实在是件很滑稽的事情。
　　1894年，犹太裔的法国陆军上尉德雷福斯受人诬陷，为了伸张正义，以作家左拉为首的法国著名知识分子，公开发表抗议宣言，要求当局平反这起冤案。这份文献被称为“知识分子宣言”，是独立的批判知识分子登上舞台的重大标志，也是西方现代知识分子崛起的源头。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源头，则应当追溯到批判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运动”，还有，批判政府外交政策的“五四运动”。但从理论上说，中国是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中国知识分子应该遵循由联合国人权宣言所设定的国际标准，使用相同的“公共语汇”，我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什么“中国标准”和“中国特色”。
　　记者：有人说这个群体离专业知识越来越远，公共的部分全成了一种“姿势”，您如何理解？
　　朱大可：这也是我的忧虑所在。微博拓展了公知和民众发言的空间，但知识分子发言的专业性却变得越来越弱，许多人除了发布140字的短句，没有找到运用专业知识去从事文化建构的道路。于是这种声音就很容易沦为“姿态”。长期脱离专业的公共言论，必然会抽空知识分子的能量和灵魂。
　　记者：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士”的精神，在当代已经消失了吗？如何理解当代知识分子的使命？
　　朱大可：我看并没有完全消失，但已为数不多。在我看来，当代知识分子使命同时负有两种使命：第一是用批判的声音来推动现实改造，第二是利用专业知识和才华，去重构新的公共文化体系，这两种使命看起来是互相纠缠的，但终究有一些微妙的分别。
　　记者：“公知”如果真正赢得大众信任，短期内需要做什么，长期内需要做什么？
　　朱大可：说这些恐怕没啥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念和诉求，很难形成统一的行动纲领。就我个人而言，在那个众所周知的名单上，我偶尔被列为“公知”，但绝大部分时候又被排除其外。我是游离者和身份不明者。我想，假如我是一个公知，那么我短期内会保持对重大公共事件的关注，同时也会尝试在文化建构上做一些专业研究。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伟大的称谓，我要向这个名词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