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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杭州城，天气微热，整条文一路都在修补之中，我踩着这条破碎的路去见一位老友。这个城市里的雨水大概都落在了西湖里，只是西湖远在目光所及之外。人在粗砺的石块砂砾的间隙行进着，明晃晃的太阳一照下来，万物都成了白骨。
白骨。我曾用这个词形容过安葬王小波的那座山陵。这些年，这座山陵一直横亘在眼前，却再也无法抵达。更确切地说，后来的我一直与它保持着观望的距离，没有再往那个方向走过。
2009年的四月，清明，我和申约着去看望王小波。一早从海淀出发，在公交车上颠簸了近两个小时才到了昌平，又徒步走了两三里地，一路闲谈竟不觉得累。路上遇见了三两个卖花的老人，是附近村子里的，面前各自放着几篮子菊花。他们的脸凹陷了下去，花还是新鲜精神的;他们明明坐在凳子上，印象中却仿佛被黄菊截去了半个身子。
我们挑了两枝黄颜色的，“会有人买吗？”
“有啊，之前好几个和你们差不多的小年轻来过。”他们从尘土里探出头说。
后来还遇见一个卖风筝的，戴着土灰色的帽子低头做着风筝，各色完成品被缚在纵横交织的架子上，不知几个有幸飞上天。这里无缘沾染京城繁华之气象，细沙黄土扑面，倒更近似塞外。杨絮初起，在阳光下和黄沙混作一团。在这一片混沌中，眼前蓦然出现了一片裸露的硕大浑圆的山岩，也许是太阳晒久了，唯余惨白。
真如白骨垒成一般啊。我感叹道。
小波就在白骨的最高处。像陶渊明说的那样，托体同山阿。在他藏身的石头前，几枝菊花半蔫。没有人。我们放下菊花，聊了一会儿他的小说。这个地方视野不错。我说。申表示同意。
下山的时候天气清朗，我说起正在看慕容雪村的书，说不甚喜欢，阴郁到近乎变态了。只喜欢其中的一段话，还背了下来：彼时月光如水，我们青春年少，品貌俱美。很多年后，当故事中的少年头生白发，人间依然柳绿花红。
二十岁的我陷在这样辞藻华美的惆怅凉薄和无可奈何里，你看现在不正是柳绿花红的时节吗？
申只是笑笑，他笑我太年轻还未有足够的经历和见识，容易被这样浅薄的言辞俘获。阳光下所能见的罪恶在暗黑的帝国里简直纯如春酒。而我则对他仿若洞察世事的模样不以为然——我相信那些明媚的，也会生长，并且生生不息。更重要的是，我们活在明媚的那一边不就可以了吗？
君子之交，和而不同。小波见证了我们并不伟大友情的回光返照。不必等到华发初生，便匆匆作别。
2008年夏天，那个毕业的迷茫期，我遇见了申、森子、海涛、慧、娜等一帮志向各异的年轻人。京城卧虎藏龙，这一家小小的图书出版公司浓缩了天南地北的年轻人，他们坐在五道口的高楼里，低着年轻的头颅在键盘上奋力码字插图，为书店供去大量粗糙质量参差不齐的书稿。空间逼仄，被一墙一墙的书压迫着，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交流。肉体仿佛已经坐化，思维传入电脑后更加轻盈灵巧，在唇枪舌战上这里的每个人都可以将文字运用得出神入化。文字是我们共同的钥匙，以为有了它，便可打下一片江山。
那时候，对物质的要求很低，没有房子，就租个隔断间;没有食堂，我们便去楼下的711便利店解决，然后在隔壁的“光合作用”小憩片刻。那时“光合作用”还没倒闭，书店笼罩在最后的辉煌里。那时候，“八〇后”都很年轻。
晚上下班了，几个聊得来的偶尔会凑个饭局。饭馆狭小，座位和油腻的厨房挨得很近，男同胞们吞云吐雾，激愤时事，一言不合就拍案而起脏话。我默默想着飙脏话是否算是文青标配。听到最后，底色都是怀才不遇。这些人里，申大概是最有才华的一个，出了好几本小说集，虽然我们都没怎么看。听说还有一批粉丝在博客上追随，这是我第一个带粉丝的朋友;还讶异了很久，我本以为只有王小波这样已经去世的人才会有追随者。
申原是法学专业的，后来却对哲学情有独钟。他认为除了哲学，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他费脑子——人活着，不就是为了搞明白人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吗？从西南政法毕业后，他以第二名的初试成绩进了清华哲学系的面试，结果面试时脑子搭错筋，把国内各路哲学大牛包括端坐眼前的考官们贬斥了一通，顺利落选。“好歹先拿到敲门砖进去啊。”我听说后急了。“是哦，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他笑笑却并不像是后悔的样子。虽然没走上学术道路，他还是留在了这个离清华不远的五道口编起了文史书，依旧三大批判不离口，并以尖酸刻薄而闻名。原本我们不在一个部门也不在一栋楼，并不相识。他不知从何处听说少儿编室来了个新人与人斗嘴不落下风，于是一日通过工作群加了我，下了战书。
“你简直比撒泼的晴雯更甚。”隔着屏幕我都能察觉到他棋逢对手磨拳搓掌的兴奋。
“我比她有文化谢谢。”
此后他便偃旗息鼓，改为献殷勤模式。申瘦高个，眼睛略凹，鹰钩鼻，薄嘴唇，夹着一副厚厚的眼镜，天生具有诗人气质。喜欢浪漫，喜欢夸张，尤其喜欢过度将女性神性化。譬如谈起他的小师妹，便加上明眸皓齿才华横溢古灵精怪种种溢美之词，还特别盛赞她精通厨艺，恍若世上真有一个黄蓉。他在人前毫不掩饰对这位师妹的喜爱，我抱着看好戏的心态再三慫恿他去追求，然则他又大义凛然道真正的爱情不是去占有，顺便把自己也神性化了。我看着他进退失据的模样直摇头，中世纪身着重甲手持长矛的骑士对心仪贵妇那套一厢情愿的自我牺牲精神也不过如此吧。
申是从西南边境来的，公司里的其他同事也没有一个是北京土著，只是因为各种机缘而相逢于此。闫是个比文字编辑要边缘得多的插画师，扎着高高的马尾辫，经常加急做一些补白的工作。她的QQ说明我一直记得：“如果把枯枝插在青瓶里，这个夏天会开满鲜花吧？”她想做漫画师，上班总是睡眼惺忪的样子，因为只能占用睡觉的时间画她钟情的漫画。我去过她住的地方，离五道口不算远，在十三号线霍营地铁站附近。周边在拆迁，终日笼罩着挖掘机等机器轰鸣的声音，根本无法入睡。我睁着眼睛听了一晚上她的打鼾声。次日一早，浩浩荡荡的上班队伍像迷雾一样涌向地铁站，几乎都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这个景象太过惊悚，以至于若干年后我研究生毕业时径直选择了回家乡。她的家乡在中原，可是那里的文化产业与京城相比，近乎荒漠。至少在这里，她的理想还能勉强存活着。 2008年的夏天，公司组织去泰山游玩。大巴车上闲来无聊，我和申坐在车尾玩古诗接龙，比到最后也没有胜负，就放弃了，一起背《长恨歌》玩。磕磕绊绊行至半道，忽然来了一个女子，一气呵成把余下的给终结后负手而去，徒留我二人目瞪口呆。“真如水银泻地”，这是申给慧出的评价。作为吉林大学的研究生，这个从东北来的姑娘身上自有一股剽悍之气。她是文史编室的扛把子，谁也看不上，哪怕是北大毕业的财经编室部长。后来我调入了文史编室，反倒和她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她留在这个公司，只因早她一年毕业的学姐认为这公司氛围不错，适合她这样的性情爽直之人。
下车登山，天还没亮。但是一夜旅途劳顿，众位文青被这五岳之首的气势压倒，瘫软在步行道上，观日出的由头并不能提供足够的动力。我帮同行的姑娘拎了包，先行而去。带队的副总正好在前头，冲我边上站着歇息的一个年轻人喊道，“森子，你帮人拿一下行李。”我一扭头，但见此人圆头圆脑连眼睛都是圆的，只是脸上的肌肉有些呆滞。
他嗯了一声犹犹豫豫地伸出手，“要帮忙吗？”
副总很热情，“你们是老乡啊，可以认识一下。”
我又看了看他，他依旧呆头呆脑的样子。
“我宁波的，你哪里的？”
“台州的。”
说完话他又成了一块石头，整个人沉了下去不再说话。这人真是无趣啊。我越走越快很快就把他撇下了。
森子是财经编室的，同编室的海涛也是浙江人，听说来了个老乡就拉着开同乡会。我对海涛最初的印象并不好，身子虚胖，胡子拉碴，整个人松松垮垮的，小眼睛在厚镜片后躲躲闪闪。森子说他过得不容易，我听了些海涛的故事也深觉如此。他在北师大毕业后去了日本学画画，回来当了几年的街头画家，最后还是放弃了。他心心念念的是远在日本的女朋友，据说是某位议员之女，其父棒打鸳鸯反对他们在一起。他总嚷嚷着要攒够了钱再回日本，接她来北京。这个近乎传奇的故事一直是众人无聊时的谈资。因只有他一面之词，也无人见过其女友照片，慢慢地就成了一个笑话。偶尔有人当面拆台说，你这女友是不是真的。他也不恼，笑笑就过去了，只是吃饭的时候喝酒抽烟更凶了，有些吓人。
我与海涛渐行渐远当是他的新书准备出版之际。他一直对日本文学很着迷，做了一下市场调查，发现村上春树最受文青们喜欢，就写了一本解读他小说的书，并托我写序。润笔费就是请我和森子下了顿馆子，大家皆大欢喜。某日晚上，我去他们编室闲聊，问起新书情况，他说快了，责编刚给他发来定稿。我过去在电脑上拉着看了看，竟发现我写的序挂在一个陌生的名字下。他慌忙地解释说我没什么名气，说这学者与他是怎样的交情。我冷笑道，那么事先也是忘了与我打招呼了？我这个写手当真便宜得很，只是不知道能否入这位教授的眼。森子见我脸色不善，就对海涛说，赶紧让责编把名字改了啊。我哼了一声，把这篇序撤了吧。后来这个序怎么处理的我忘了，新书我也没见到。第二天海涛叫了一大桶肯德基的鸡腿外卖到我们编室赔罪，鸡腿在烈日下滋滋地散着香味。同编室的姑娘们围上来说海涛怎么这么大方了，我打开盖子七手八脚地给她们分着鸡腿，说谁让他得罪我了呢。
娜二十三岁生日那天，收到了一束大红的玫瑰花。她脸上却不见喜色，淡淡的。“你们要么？”她对我们几个想听八卦的姑娘递上花。我们摇摇头，她就在办公室里像一条鱼一样游来游去，把花撕成一瓣一瓣的，放在每一个人的办公桌上。下了班她又叫住我一起吃饭。我和她并没有太好的交情，也没准备什么礼物。到了店里才知道除了我、她、森子，另有两个不相熟的男生。森子问那两个男生能不能喝白酒，他们呆了片刻点点头，然后三个人就喝了起来。我好奇地抿了一口，喉咙火辣辣的，不知道他们怎么灌得下去。娜不以为意，看也不看他们，只和我说玩笑话。晚饭后又约着去K歌，我五音不全只好坐在一个角落听着，森子开场吼了一首就把麦扔给了两个男生。到了后半夜，森子说他还有个活儿赶着上班交，必须得回去了。他把“必须”两个字说得很重。娜坚持要通宵。森子就掏出几张票子放在茶几上，说没准备什么礼物，你喜欢什么就自己买吧。随后把单买了就走了。我迷迷瞪瞪地歪在沙发上睡了过去，只记得最后唯有娜一个人在唱歌。
森子喜欢娜已经不算什么秘密了，泰山之行他就一直追着娜走，可惜太过笨重，被身手灵活的娜远抛在后，所以脸才阴成那个样子。那年夏天他请我吃了好长时间的新疆大盘鸡，每次都像憋着一口气，一再地倾诉这桩事。我早已从最初对八卦的新鲜好奇变为了充耳不闻，一心一意挑大盘鸡边上那一圈宽宽的面条吃。
“真是羡慕你眼光那么低，我想找个人让我失恋都没有。”我洋洋得意。每次聊到后面，我的同情都给了娜。她只是不喜欢，又有什么错呢。
现在想来多少有点对不住他，那时很难产生同理心，只觉得不可思议。一个人怎么会因为另一个人成了这个模样呢？碰到喜欢的人，总归是幸运的才对吧。退一步说，就算难过，也是幸运的副产品而已。我认为自己逻辑推理非常严密，森子每每只好瞪着眼睛无力反驳。
不是所有的暗恋像春雪化了一般了无痕迹。中秋节的那一天，悶头闷脑的森子发了脾气。刚好是周末，在北大读研的同学莎莎约我过去玩，森子则定了去北广参加一个大学同学会。我在出租屋里看了会书，下午昏睡了片刻，算算时间差不多了便准备步行过去。租的房子就在五道口，和北大不远。这时森子来了一个电话。
“你在哪？”
“住的地儿。”
“我能不能和你一起去找你同学过中秋？”
“你人在哪？”
“就在门口。”
我打开大门，森子既愤怒且委屈地在过道里走来走去。他说方才已经来找过我一次，敲了敲门没人应就走了，不知道怎么办就又走回来了。
“不是同学会吗？”我迷迷瞪瞪的。
“没有心情去了。”他一早给娜发了一个“中秋快乐”的四字短信，眼巴巴等到中午，越等越焦躁可一直不见回复，最后忍不住给她打了个电话，“我质问她了，说我们的关系难道连发个祝福短信的普通朋友都比不上吗？”说到后来，他的愤怒已经平息了下去，变成了懊恼。“我想她以后她不会理我了。” 我叹了口气，果然爱情使人丧失理智，“那个同学会怎么办呢？”
“去了也没好脸色，反而把他们的心情也破坏了。”
“那你就不担心把我和同学的心情也破坏了？”
对森子，我算得上是嘴毒心慈。毕竟是中秋节，扔下他一个人的话未免太过凄凄惨惨戚戚。好在莎莎没有介意，那个晚上也过得很愉悦，我们绕着未名湖一直走，一边走一边看月亮。
莎莎聊起了一个新认识的男生，“可是他对前女友的感情很深。”她蹙着眉头轻轻叹气。这远比考研试题要令人纠结。
森子似乎深有共鸣，说起了娜，语气是轻松自在的。
我是一个没故事的人，只好充当听众间或点评家的角色。
绕着未名湖走到第二圈时，天空忽然下起了雨。毫无前兆的瓢泼大雨。我们愣了片刻拔腿就跑，很快一路上都是奔跑的年轻人。这么多年轻人一起在雨中狼狈地狂奔。我看着他们不由得笑了起来，接着身边这两个人也大笑了起来。一口气跑到了食堂门口屋檐下，三个人还是狂笑不止，一直笑到弯了腰。
“莎莎现在怎么样了？”森子问道，“我还记得那个中秋节，下雨在北大的那次。”
我们坐在杭州城文一路上的星巴克里，一人一杯果茶。从前我们是喝奶茶的，现在似乎更懂养生了。
“回北京了。毕业后在唐山的国企待了两年，房子都买好了，还是回北京了。” 我没有说，莎莎还是没能和那个男生在一起。他们短暂地在一起又分开了。男生去了西藏的新华社分社，从遥远的边疆打来一个分手电话。风沙沙地从耳边吹过。十年了，不过是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
“我记得她是读中文系的？回北京做什么工作了？”
我点点头，“好像是语言学。现在做保险那个行业，有向我们推荐过一些产品。”
“总不会是卖保险吧？要是真的，学的东西就废了。”他有些讶异地惋惜着。
我转着手里的果茶，冰凉柔软的杯子握在手里渗出了细密的水珠子，“我记得你是读行政管理的？现在不还是没做行政吗？”
“是农林管理，”他更正道，“高考填志愿都是瞎填的，研究生就不一样了，你们不知道读个研究生每年要花掉国家多少钱。”他认真地算了一笔账。
我想起来了，他做财经图书的时候和自己有个约定，每天要看上千条财经新闻和数据报告，如此才能了解这个国家乃至这个世界的经济动向。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数据可供查看，不过他显然做到了，现在单纯在上市公司里挂名做个顾问已经足以养活自己了。
“学中文的人就是这么不着调，感谢世界纵容我们的任性吧。”我想起读研选专业的时候，家人也问过我日后找工作的问题。我说没想这么多，只是喜欢读这个专业就读了。家人略讶异。我因他们的略讶异而讶异。我以为的世界和别的世界总是存在偏差。
外面的那些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修好。真像那个时候的北京城，为了迎接奥运，各处都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轰轰烈烈烈火烹油，以至于我恍惚间真的以为自己能够见证玉宇澄清万里埃，以至于哪怕过去了十年，身体的某一部分还时常停留在等待它举办的焦灼里。那些盛大狂欢，我应该是参与了的，可为何如此空虚，什么都没留下，仿佛没有发生过一样。
可眼前的这个人把我拉回到了现实。还是从前的那个圆圆的胖子，不过是发际线高了些，啤酒肚突出了些，只是整个人的感觉不一样了。也许是称之为少年意气的东西不见了。我自己想必也是吧，二十岁出头已经是遥远的事了。
森子说前两年他的游历，说已走遍了国内大大小小的城市，“不是度假那种到了一个地方就住在宾馆里，是真的进入那个地方，好好地感受一下。”
他尚未自由职业时，去其他城市出差，时间不够，总会雇一个司机带他大街小巷地瞎转悠，“要了解一个地方，菜市场一定要去，那里浓缩着生活的真实面目。”他老道地说。
今年年初开始，他预备往国外跑，從东南亚起步，没想到栽在了泰国一块透明的店面玻璃上。
“我只是额头轻轻一碰，居然就碎了！”他回想起那个场面还是觉得不可思议，眼睛瞪得滚圆。右脚被玻璃扎得很深，流了不少血，缝了好几针。从泰国到台州到杭州，换了四家医院，最后不得不接受了要疗养三个月的现实。
“住了一个多月酒店，人都快发霉了。”他几乎是一直颓废的废宅了。
“你不是说过要在杭州郊区买房子藏书落脚吗？看了没。”
“不急，反正房价会稳定的。”他并不在意，说起前两个月有一个进体制的机遇，“我老师想让我去研究所帮忙，我问了问，有些举手的会议避免不了，就算了。”
他笑了笑，对自己天性如此无能为力的解嘲，对自己无法放弃自由索性认命的轻松。五道口的那帮年轻人，我无法想象其中任何一个人正襟危坐在大会堂里举手表决的样子。他们适合在嘈杂的小店里聊卡尔维诺，适合一时兴起相约着去看王小波，适合因为一句话而爱上一个人，也适合一言不合就绝交。他们适合在尘土里野蛮生长，而不是在精致的殿堂里优雅地喝茶。
我们聊了整整一个下午。我们没有聊娜，她已经在朋友圈里开始晒娃。我们没有聊海涛。听说他已经结婚了，和那个传说中的日本女友。还是没有人见过新娘子或是婚纱照，只收到了喜糖。
我们也没有聊申。五年前我研究生毕业之际，他通过共同的朋友找到我，隐隐绰绰道了歉。拜访王小波回城后，他诗兴大发，在博客上将此次行程写得极具浪漫化，还把链接发了我。我大笑，“我哪里有这么可爱，我算知道原型与文学形象的差距了。”他的小师妹看后心生好奇，也意欲见我。不想申被小师妹的垂青砸晕了脑子，极力蛊惑小师妹与我比试才华。我一口否决，“难道要学《红楼梦》聚在一起写菊花诗吗？好不好笑哦。”他以为我瞧不上他的小师妹，又在师妹那里失了面子，扬言断交。恰好我准备入学考试已离开单位了，便不复联系。这些年过去，他的小师妹结婚了，他大概冷静了下来，主动说起了自己种种可笑之处。 “她结婚了，我便不用发狂了。”他自嘲道。
因我準备离京，便约着若时间适合不妨一见。只是学校远在郊区，进城不便，我提出不如找个折中的地方吃个便饭。他则执拗地坚持让我过去，称下午要踢球，称多少人终其一生越过万水千山都未必能够拥有这相会时短暂的光辉——“你不过是坐两个小时的车而已”。
不不不，不是这样的。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当年的断交并非偶然。也许对他而言这又是一桩美谈，一若干年前的好友不远万里而来只为便饭畅谈，乘兴而来，兴尽而返，活脱脱《世说新语》中人。可惜纵然我是王子猷，他也不是我的戴安道。也许一起去看小波的时候多少能算吧，然而早已时过境迁。
仿佛往事重现，我拒绝了。不算太意料之外，他再次与我断交。如果说此前的断交还算平和，此一次他却恼羞成怒了——多读了些书就瞧不上人了？断交同样在QQ上进行，因图书馆里网络信号不好，一时信息发送不过去，便更佐证了他的怀疑。再解释，已经被拉黑了。
图书馆一到夏天空调就开得很冷，我坐那里整个人如坠冰窖。闷坐了片刻，没有忍住，打电话给了森子，想让他帮我痛骂一顿申。森子倒是不意外，“他不是针对你。”他说了好些申的遭遇。离开出版行业重回律所后，他因司法考试未过只能当个助力，总是不能如意，加之面对要处理的本就不是寻常生活中的人事，终日郁郁寡欢。“他见过太多奇葩的人了，这只是他的应激反应，这是自我保护。看到的总是社会的阴暗面，难免会走极端。”
挂了电话之后，我坐在图书馆的楼梯上嚎啕大哭。我早就不看慕容雪村了，可是那一天，我再次想起了这个曾经学法律的作家，想起了那头生白发的故事中的少年。也许第一次绝交的时候，我们的机缘就已经用尽了。他若干年后的再次寻来，不过是想要找寻旧日的美好以暂离龌龊的人世。可我们都不是旧时的面目了，而我其实从来都不是他想象中那种堪以寄托理想的人。我们只不过都是脆弱的人啊，社会哪根筋脉轻轻一颤，我们就慌不择路，甚至相互挟持伤害。
在我离开五道口去求学的几年后，我所认识的那些文青们陆陆续续也都离开了。不久那家叫光合作用的书店就关门了。又过了几年，公司被收购了，改名了，迁址了。对于后来走过五道口的人来说，它大概从来没有存在过，那些把酒言欢的年轻人也各自湮灭在芸芸众生中。
茶喝完了，我们起身告别。天还是很亮，暑气也丝毫未消，但沉沉的暮色已在不远处了。
“等伤好了要去哪里？”
“不知道，不过总有地方可以去的吧。”
他踮着一只脚，腋下夹着一根拐杖目送我离开。我走在那条尚在修补的路上，没有回头。
真想再看一次满月啊，哪怕一场大雨马上就要降临。
（责任编辑：李璐）
白骨。我曾用这个词形容过安葬王小波的那座山陵。这些年，这座山陵一直横亘在眼前，却再也无法抵达。更确切地说，后来的我一直与它保持着观望的距离，没有再往那个方向走过。
2009年的四月，清明，我和申约着去看望王小波。一早从海淀出发，在公交车上颠簸了近两个小时才到了昌平，又徒步走了两三里地，一路闲谈竟不觉得累。路上遇见了三两个卖花的老人，是附近村子里的，面前各自放着几篮子菊花。他们的脸凹陷了下去，花还是新鲜精神的;他们明明坐在凳子上，印象中却仿佛被黄菊截去了半个身子。
我们挑了两枝黄颜色的，“会有人买吗？”
“有啊，之前好几个和你们差不多的小年轻来过。”他们从尘土里探出头说。
后来还遇见一个卖风筝的，戴着土灰色的帽子低头做着风筝，各色完成品被缚在纵横交织的架子上，不知几个有幸飞上天。这里无缘沾染京城繁华之气象，细沙黄土扑面，倒更近似塞外。杨絮初起，在阳光下和黄沙混作一团。在这一片混沌中，眼前蓦然出现了一片裸露的硕大浑圆的山岩，也许是太阳晒久了，唯余惨白。
真如白骨垒成一般啊。我感叹道。
小波就在白骨的最高处。像陶渊明说的那样，托体同山阿。在他藏身的石头前，几枝菊花半蔫。没有人。我们放下菊花，聊了一会儿他的小说。这个地方视野不错。我说。申表示同意。
下山的时候天气清朗，我说起正在看慕容雪村的书，说不甚喜欢，阴郁到近乎变态了。只喜欢其中的一段话，还背了下来：彼时月光如水，我们青春年少，品貌俱美。很多年后，当故事中的少年头生白发，人间依然柳绿花红。
二十岁的我陷在这样辞藻华美的惆怅凉薄和无可奈何里，你看现在不正是柳绿花红的时节吗？
申只是笑笑，他笑我太年轻还未有足够的经历和见识，容易被这样浅薄的言辞俘获。阳光下所能见的罪恶在暗黑的帝国里简直纯如春酒。而我则对他仿若洞察世事的模样不以为然——我相信那些明媚的，也会生长，并且生生不息。更重要的是，我们活在明媚的那一边不就可以了吗？
君子之交，和而不同。小波见证了我们并不伟大友情的回光返照。不必等到华发初生，便匆匆作别。
2008年夏天，那个毕业的迷茫期，我遇见了申、森子、海涛、慧、娜等一帮志向各异的年轻人。京城卧虎藏龙，这一家小小的图书出版公司浓缩了天南地北的年轻人，他们坐在五道口的高楼里，低着年轻的头颅在键盘上奋力码字插图，为书店供去大量粗糙质量参差不齐的书稿。空间逼仄，被一墙一墙的书压迫着，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交流。肉体仿佛已经坐化，思维传入电脑后更加轻盈灵巧，在唇枪舌战上这里的每个人都可以将文字运用得出神入化。文字是我们共同的钥匙，以为有了它，便可打下一片江山。
那时候，对物质的要求很低，没有房子，就租个隔断间;没有食堂，我们便去楼下的711便利店解决，然后在隔壁的“光合作用”小憩片刻。那时“光合作用”还没倒闭，书店笼罩在最后的辉煌里。那时候，“八〇后”都很年轻。
晚上下班了，几个聊得来的偶尔会凑个饭局。饭馆狭小，座位和油腻的厨房挨得很近，男同胞们吞云吐雾，激愤时事，一言不合就拍案而起脏话。我默默想着飙脏话是否算是文青标配。听到最后，底色都是怀才不遇。这些人里，申大概是最有才华的一个，出了好几本小说集，虽然我们都没怎么看。听说还有一批粉丝在博客上追随，这是我第一个带粉丝的朋友;还讶异了很久，我本以为只有王小波这样已经去世的人才会有追随者。
申原是法学专业的，后来却对哲学情有独钟。他认为除了哲学，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他费脑子——人活着，不就是为了搞明白人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吗？从西南政法毕业后，他以第二名的初试成绩进了清华哲学系的面试，结果面试时脑子搭错筋，把国内各路哲学大牛包括端坐眼前的考官们贬斥了一通，顺利落选。“好歹先拿到敲门砖进去啊。”我听说后急了。“是哦，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他笑笑却并不像是后悔的样子。虽然没走上学术道路，他还是留在了这个离清华不远的五道口编起了文史书，依旧三大批判不离口，并以尖酸刻薄而闻名。原本我们不在一个部门也不在一栋楼，并不相识。他不知从何处听说少儿编室来了个新人与人斗嘴不落下风，于是一日通过工作群加了我，下了战书。
“你简直比撒泼的晴雯更甚。”隔着屏幕我都能察觉到他棋逢对手磨拳搓掌的兴奋。
“我比她有文化谢谢。”
此后他便偃旗息鼓，改为献殷勤模式。申瘦高个，眼睛略凹，鹰钩鼻，薄嘴唇，夹着一副厚厚的眼镜，天生具有诗人气质。喜欢浪漫，喜欢夸张，尤其喜欢过度将女性神性化。譬如谈起他的小师妹，便加上明眸皓齿才华横溢古灵精怪种种溢美之词，还特别盛赞她精通厨艺，恍若世上真有一个黄蓉。他在人前毫不掩饰对这位师妹的喜爱，我抱着看好戏的心态再三慫恿他去追求，然则他又大义凛然道真正的爱情不是去占有，顺便把自己也神性化了。我看着他进退失据的模样直摇头，中世纪身着重甲手持长矛的骑士对心仪贵妇那套一厢情愿的自我牺牲精神也不过如此吧。
申是从西南边境来的，公司里的其他同事也没有一个是北京土著，只是因为各种机缘而相逢于此。闫是个比文字编辑要边缘得多的插画师，扎着高高的马尾辫，经常加急做一些补白的工作。她的QQ说明我一直记得：“如果把枯枝插在青瓶里，这个夏天会开满鲜花吧？”她想做漫画师，上班总是睡眼惺忪的样子，因为只能占用睡觉的时间画她钟情的漫画。我去过她住的地方，离五道口不算远，在十三号线霍营地铁站附近。周边在拆迁，终日笼罩着挖掘机等机器轰鸣的声音，根本无法入睡。我睁着眼睛听了一晚上她的打鼾声。次日一早，浩浩荡荡的上班队伍像迷雾一样涌向地铁站，几乎都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这个景象太过惊悚，以至于若干年后我研究生毕业时径直选择了回家乡。她的家乡在中原，可是那里的文化产业与京城相比，近乎荒漠。至少在这里，她的理想还能勉强存活着。 2008年的夏天，公司组织去泰山游玩。大巴车上闲来无聊，我和申坐在车尾玩古诗接龙，比到最后也没有胜负，就放弃了，一起背《长恨歌》玩。磕磕绊绊行至半道，忽然来了一个女子，一气呵成把余下的给终结后负手而去，徒留我二人目瞪口呆。“真如水银泻地”，这是申给慧出的评价。作为吉林大学的研究生，这个从东北来的姑娘身上自有一股剽悍之气。她是文史编室的扛把子，谁也看不上，哪怕是北大毕业的财经编室部长。后来我调入了文史编室，反倒和她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她留在这个公司，只因早她一年毕业的学姐认为这公司氛围不错，适合她这样的性情爽直之人。
下车登山，天还没亮。但是一夜旅途劳顿，众位文青被这五岳之首的气势压倒，瘫软在步行道上，观日出的由头并不能提供足够的动力。我帮同行的姑娘拎了包，先行而去。带队的副总正好在前头，冲我边上站着歇息的一个年轻人喊道，“森子，你帮人拿一下行李。”我一扭头，但见此人圆头圆脑连眼睛都是圆的，只是脸上的肌肉有些呆滞。
他嗯了一声犹犹豫豫地伸出手，“要帮忙吗？”
副总很热情，“你们是老乡啊，可以认识一下。”
我又看了看他，他依旧呆头呆脑的样子。
“我宁波的，你哪里的？”
“台州的。”
说完话他又成了一块石头，整个人沉了下去不再说话。这人真是无趣啊。我越走越快很快就把他撇下了。
森子是财经编室的，同编室的海涛也是浙江人，听说来了个老乡就拉着开同乡会。我对海涛最初的印象并不好，身子虚胖，胡子拉碴，整个人松松垮垮的，小眼睛在厚镜片后躲躲闪闪。森子说他过得不容易，我听了些海涛的故事也深觉如此。他在北师大毕业后去了日本学画画，回来当了几年的街头画家，最后还是放弃了。他心心念念的是远在日本的女朋友，据说是某位议员之女，其父棒打鸳鸯反对他们在一起。他总嚷嚷着要攒够了钱再回日本，接她来北京。这个近乎传奇的故事一直是众人无聊时的谈资。因只有他一面之词，也无人见过其女友照片，慢慢地就成了一个笑话。偶尔有人当面拆台说，你这女友是不是真的。他也不恼，笑笑就过去了，只是吃饭的时候喝酒抽烟更凶了，有些吓人。
我与海涛渐行渐远当是他的新书准备出版之际。他一直对日本文学很着迷，做了一下市场调查，发现村上春树最受文青们喜欢，就写了一本解读他小说的书，并托我写序。润笔费就是请我和森子下了顿馆子，大家皆大欢喜。某日晚上，我去他们编室闲聊，问起新书情况，他说快了，责编刚给他发来定稿。我过去在电脑上拉着看了看，竟发现我写的序挂在一个陌生的名字下。他慌忙地解释说我没什么名气，说这学者与他是怎样的交情。我冷笑道，那么事先也是忘了与我打招呼了？我这个写手当真便宜得很，只是不知道能否入这位教授的眼。森子见我脸色不善，就对海涛说，赶紧让责编把名字改了啊。我哼了一声，把这篇序撤了吧。后来这个序怎么处理的我忘了，新书我也没见到。第二天海涛叫了一大桶肯德基的鸡腿外卖到我们编室赔罪，鸡腿在烈日下滋滋地散着香味。同编室的姑娘们围上来说海涛怎么这么大方了，我打开盖子七手八脚地给她们分着鸡腿，说谁让他得罪我了呢。
娜二十三岁生日那天，收到了一束大红的玫瑰花。她脸上却不见喜色，淡淡的。“你们要么？”她对我们几个想听八卦的姑娘递上花。我们摇摇头，她就在办公室里像一条鱼一样游来游去，把花撕成一瓣一瓣的，放在每一个人的办公桌上。下了班她又叫住我一起吃饭。我和她并没有太好的交情，也没准备什么礼物。到了店里才知道除了我、她、森子，另有两个不相熟的男生。森子问那两个男生能不能喝白酒，他们呆了片刻点点头，然后三个人就喝了起来。我好奇地抿了一口，喉咙火辣辣的，不知道他们怎么灌得下去。娜不以为意，看也不看他们，只和我说玩笑话。晚饭后又约着去K歌，我五音不全只好坐在一个角落听着，森子开场吼了一首就把麦扔给了两个男生。到了后半夜，森子说他还有个活儿赶着上班交，必须得回去了。他把“必须”两个字说得很重。娜坚持要通宵。森子就掏出几张票子放在茶几上，说没准备什么礼物，你喜欢什么就自己买吧。随后把单买了就走了。我迷迷瞪瞪地歪在沙发上睡了过去，只记得最后唯有娜一个人在唱歌。
森子喜欢娜已经不算什么秘密了，泰山之行他就一直追着娜走，可惜太过笨重，被身手灵活的娜远抛在后，所以脸才阴成那个样子。那年夏天他请我吃了好长时间的新疆大盘鸡，每次都像憋着一口气，一再地倾诉这桩事。我早已从最初对八卦的新鲜好奇变为了充耳不闻，一心一意挑大盘鸡边上那一圈宽宽的面条吃。
“真是羡慕你眼光那么低，我想找个人让我失恋都没有。”我洋洋得意。每次聊到后面，我的同情都给了娜。她只是不喜欢，又有什么错呢。
现在想来多少有点对不住他，那时很难产生同理心，只觉得不可思议。一个人怎么会因为另一个人成了这个模样呢？碰到喜欢的人，总归是幸运的才对吧。退一步说，就算难过，也是幸运的副产品而已。我认为自己逻辑推理非常严密，森子每每只好瞪着眼睛无力反驳。
不是所有的暗恋像春雪化了一般了无痕迹。中秋节的那一天，悶头闷脑的森子发了脾气。刚好是周末，在北大读研的同学莎莎约我过去玩，森子则定了去北广参加一个大学同学会。我在出租屋里看了会书，下午昏睡了片刻，算算时间差不多了便准备步行过去。租的房子就在五道口，和北大不远。这时森子来了一个电话。
“你在哪？”
“住的地儿。”
“我能不能和你一起去找你同学过中秋？”
“你人在哪？”
“就在门口。”
我打开大门，森子既愤怒且委屈地在过道里走来走去。他说方才已经来找过我一次，敲了敲门没人应就走了，不知道怎么办就又走回来了。
“不是同学会吗？”我迷迷瞪瞪的。
“没有心情去了。”他一早给娜发了一个“中秋快乐”的四字短信，眼巴巴等到中午，越等越焦躁可一直不见回复，最后忍不住给她打了个电话，“我质问她了，说我们的关系难道连发个祝福短信的普通朋友都比不上吗？”说到后来，他的愤怒已经平息了下去，变成了懊恼。“我想她以后她不会理我了。” 我叹了口气，果然爱情使人丧失理智，“那个同学会怎么办呢？”
“去了也没好脸色，反而把他们的心情也破坏了。”
“那你就不担心把我和同学的心情也破坏了？”
对森子，我算得上是嘴毒心慈。毕竟是中秋节，扔下他一个人的话未免太过凄凄惨惨戚戚。好在莎莎没有介意，那个晚上也过得很愉悦，我们绕着未名湖一直走，一边走一边看月亮。
莎莎聊起了一个新认识的男生，“可是他对前女友的感情很深。”她蹙着眉头轻轻叹气。这远比考研试题要令人纠结。
森子似乎深有共鸣，说起了娜，语气是轻松自在的。
我是一个没故事的人，只好充当听众间或点评家的角色。
绕着未名湖走到第二圈时，天空忽然下起了雨。毫无前兆的瓢泼大雨。我们愣了片刻拔腿就跑，很快一路上都是奔跑的年轻人。这么多年轻人一起在雨中狼狈地狂奔。我看着他们不由得笑了起来，接着身边这两个人也大笑了起来。一口气跑到了食堂门口屋檐下，三个人还是狂笑不止，一直笑到弯了腰。
“莎莎现在怎么样了？”森子问道，“我还记得那个中秋节，下雨在北大的那次。”
我们坐在杭州城文一路上的星巴克里，一人一杯果茶。从前我们是喝奶茶的，现在似乎更懂养生了。
“回北京了。毕业后在唐山的国企待了两年，房子都买好了，还是回北京了。” 我没有说，莎莎还是没能和那个男生在一起。他们短暂地在一起又分开了。男生去了西藏的新华社分社，从遥远的边疆打来一个分手电话。风沙沙地从耳边吹过。十年了，不过是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
“我记得她是读中文系的？回北京做什么工作了？”
我点点头，“好像是语言学。现在做保险那个行业，有向我们推荐过一些产品。”
“总不会是卖保险吧？要是真的，学的东西就废了。”他有些讶异地惋惜着。
我转着手里的果茶，冰凉柔软的杯子握在手里渗出了细密的水珠子，“我记得你是读行政管理的？现在不还是没做行政吗？”
“是农林管理，”他更正道，“高考填志愿都是瞎填的，研究生就不一样了，你们不知道读个研究生每年要花掉国家多少钱。”他认真地算了一笔账。
我想起来了，他做财经图书的时候和自己有个约定，每天要看上千条财经新闻和数据报告，如此才能了解这个国家乃至这个世界的经济动向。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数据可供查看，不过他显然做到了，现在单纯在上市公司里挂名做个顾问已经足以养活自己了。
“学中文的人就是这么不着调，感谢世界纵容我们的任性吧。”我想起读研选专业的时候，家人也问过我日后找工作的问题。我说没想这么多，只是喜欢读这个专业就读了。家人略讶异。我因他们的略讶异而讶异。我以为的世界和别的世界总是存在偏差。
外面的那些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修好。真像那个时候的北京城，为了迎接奥运，各处都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轰轰烈烈烈火烹油，以至于我恍惚间真的以为自己能够见证玉宇澄清万里埃，以至于哪怕过去了十年，身体的某一部分还时常停留在等待它举办的焦灼里。那些盛大狂欢，我应该是参与了的，可为何如此空虚，什么都没留下，仿佛没有发生过一样。
可眼前的这个人把我拉回到了现实。还是从前的那个圆圆的胖子，不过是发际线高了些，啤酒肚突出了些，只是整个人的感觉不一样了。也许是称之为少年意气的东西不见了。我自己想必也是吧，二十岁出头已经是遥远的事了。
森子说前两年他的游历，说已走遍了国内大大小小的城市，“不是度假那种到了一个地方就住在宾馆里，是真的进入那个地方，好好地感受一下。”
他尚未自由职业时，去其他城市出差，时间不够，总会雇一个司机带他大街小巷地瞎转悠，“要了解一个地方，菜市场一定要去，那里浓缩着生活的真实面目。”他老道地说。
今年年初开始，他预备往国外跑，從东南亚起步，没想到栽在了泰国一块透明的店面玻璃上。
“我只是额头轻轻一碰，居然就碎了！”他回想起那个场面还是觉得不可思议，眼睛瞪得滚圆。右脚被玻璃扎得很深，流了不少血，缝了好几针。从泰国到台州到杭州，换了四家医院，最后不得不接受了要疗养三个月的现实。
“住了一个多月酒店，人都快发霉了。”他几乎是一直颓废的废宅了。
“你不是说过要在杭州郊区买房子藏书落脚吗？看了没。”
“不急，反正房价会稳定的。”他并不在意，说起前两个月有一个进体制的机遇，“我老师想让我去研究所帮忙，我问了问，有些举手的会议避免不了，就算了。”
他笑了笑，对自己天性如此无能为力的解嘲，对自己无法放弃自由索性认命的轻松。五道口的那帮年轻人，我无法想象其中任何一个人正襟危坐在大会堂里举手表决的样子。他们适合在嘈杂的小店里聊卡尔维诺，适合一时兴起相约着去看王小波，适合因为一句话而爱上一个人，也适合一言不合就绝交。他们适合在尘土里野蛮生长，而不是在精致的殿堂里优雅地喝茶。
我们聊了整整一个下午。我们没有聊娜，她已经在朋友圈里开始晒娃。我们没有聊海涛。听说他已经结婚了，和那个传说中的日本女友。还是没有人见过新娘子或是婚纱照，只收到了喜糖。
我们也没有聊申。五年前我研究生毕业之际，他通过共同的朋友找到我，隐隐绰绰道了歉。拜访王小波回城后，他诗兴大发，在博客上将此次行程写得极具浪漫化，还把链接发了我。我大笑，“我哪里有这么可爱，我算知道原型与文学形象的差距了。”他的小师妹看后心生好奇，也意欲见我。不想申被小师妹的垂青砸晕了脑子，极力蛊惑小师妹与我比试才华。我一口否决，“难道要学《红楼梦》聚在一起写菊花诗吗？好不好笑哦。”他以为我瞧不上他的小师妹，又在师妹那里失了面子，扬言断交。恰好我准备入学考试已离开单位了，便不复联系。这些年过去，他的小师妹结婚了，他大概冷静了下来，主动说起了自己种种可笑之处。 “她结婚了，我便不用发狂了。”他自嘲道。
因我準备离京，便约着若时间适合不妨一见。只是学校远在郊区，进城不便，我提出不如找个折中的地方吃个便饭。他则执拗地坚持让我过去，称下午要踢球，称多少人终其一生越过万水千山都未必能够拥有这相会时短暂的光辉——“你不过是坐两个小时的车而已”。
不不不，不是这样的。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当年的断交并非偶然。也许对他而言这又是一桩美谈，一若干年前的好友不远万里而来只为便饭畅谈，乘兴而来，兴尽而返，活脱脱《世说新语》中人。可惜纵然我是王子猷，他也不是我的戴安道。也许一起去看小波的时候多少能算吧，然而早已时过境迁。
仿佛往事重现，我拒绝了。不算太意料之外，他再次与我断交。如果说此前的断交还算平和，此一次他却恼羞成怒了——多读了些书就瞧不上人了？断交同样在QQ上进行，因图书馆里网络信号不好，一时信息发送不过去，便更佐证了他的怀疑。再解释，已经被拉黑了。
图书馆一到夏天空调就开得很冷，我坐那里整个人如坠冰窖。闷坐了片刻，没有忍住，打电话给了森子，想让他帮我痛骂一顿申。森子倒是不意外，“他不是针对你。”他说了好些申的遭遇。离开出版行业重回律所后，他因司法考试未过只能当个助力，总是不能如意，加之面对要处理的本就不是寻常生活中的人事，终日郁郁寡欢。“他见过太多奇葩的人了，这只是他的应激反应，这是自我保护。看到的总是社会的阴暗面，难免会走极端。”
挂了电话之后，我坐在图书馆的楼梯上嚎啕大哭。我早就不看慕容雪村了，可是那一天，我再次想起了这个曾经学法律的作家，想起了那头生白发的故事中的少年。也许第一次绝交的时候，我们的机缘就已经用尽了。他若干年后的再次寻来，不过是想要找寻旧日的美好以暂离龌龊的人世。可我们都不是旧时的面目了，而我其实从来都不是他想象中那种堪以寄托理想的人。我们只不过都是脆弱的人啊，社会哪根筋脉轻轻一颤，我们就慌不择路，甚至相互挟持伤害。
在我离开五道口去求学的几年后，我所认识的那些文青们陆陆续续也都离开了。不久那家叫光合作用的书店就关门了。又过了几年，公司被收购了，改名了，迁址了。对于后来走过五道口的人来说，它大概从来没有存在过，那些把酒言欢的年轻人也各自湮灭在芸芸众生中。
茶喝完了，我们起身告别。天还是很亮，暑气也丝毫未消，但沉沉的暮色已在不远处了。
“等伤好了要去哪里？”
“不知道，不过总有地方可以去的吧。”
他踮着一只脚，腋下夹着一根拐杖目送我离开。我走在那条尚在修补的路上，没有回头。
真想再看一次满月啊，哪怕一场大雨马上就要降临。
（责任编辑：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