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符号？符号学又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可以简单清楚地说：符号是用来携带意义的。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達，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反过来说：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表达，也没有不表达意义的符号。符号学是研究意义活动的学说。
　　符号学这门学科，在中国已经成为显学。证明就在手边：用“符号学”搜索百度，接近400万条目；而用百度搜索“符号叙述学”，居然接近500万条。这些数字很惊人！考虑到这些条目大多数并不是符号学的学术论文，而是街谈巷议，那样考虑，就更为惊人。因为这个本来被人疑惑的学术名称，已经进入到大众生活。人们已经明白：符号不是花里胡哨的纸上谈兵，不是一种让人眼花缭乱的玄学花招，而是人的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是我们文化活动中的必要工具。
　　当然，一个学科的成熟，不是靠流言蜚语。虽然说的人多了，关心者多了，不是坏事。但是在这个局面下，对符号学进行认真的学理化探索，就更是当务之急。尤其是符号学让人津津乐道的“可操作性”，使它成为人文社会各科的公分母，我们面临的各种文科学科，都可以得到符号学的方法论支持，多少有用。但是，当艳谈符号学的人多了，被应用于各学科，往往会有一些概念变成了似是而非的套语，变成了不必求其甚解的话头。应当说，符号学面临的任务不再是普及，而是深入的学术探讨。
　　符号学的定义，看起来简单而清楚，翻来覆去说的是符号与意义的锁合关系。人不断地在世界上寻找意义，很像动物不断地觅食。动物有时也寻找意义，就像人也不得不觅食，但是人作为人，有“意识”的人，不得不靠意义才能生存。而意义必然来自符号。
　　符号学是人类历史上有关意义与理解的所有思索的综合提升。笔者二十年前对文化下了一个定义：文化是一个社会所有意义活动的总集合。 “文明”往往包括其物质生产，而“文化”则全部由意义活动组成。钱锺书的分辨断然而清晰：“‘衣服食用之具’，皆形而下，所谓‘文明事物’；‘文学言论’则形而上，所谓‘文化事物’”。人的整个文化就是靠符号组成的，文化就是一个社会相关表意活动的总集合。符号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为何人要追求意义的生存，使自己成为一个文化的人。毕竟，意义问题，是所有人文学科关注的中心，而且一旦放弃追求意义，我们就不再是一个“存在”的人。正因为文化是意义活动集合，符号学是人文社会科学所有学科共同的方法论。
　　所有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共同特点就是研究人类的意义活动。符号学有一种让人津津乐道的“可操作性”，使它成为人文社会各科的公分母，我们面临的各种学科，都得到符号学的方法论支持。而且，由于符号学方法论上非常重视逻辑，以及各种意义活动的形式普遍性，符号学也被称为“文科的数学”。可能符号学的论辩，没有如此判然分明，如此绝对，但是符号学的“可操作性”特色，使它适用于全部人文与社会学科。
　　符号学的目的，是为文化研究各种课题寻找一个共同的方法论，这个任务任重道远，至今只能说完成了一部分。本专栏证明：中国符号学者，已经不是在“关门自言语”，也不是“跟着洋人说”，而是与世界符号学界“大家一起说”，而且，在很多论题上，已经充满信心地“带领世界说”。
　　本期《符号叙述学专栏》选刊了四篇各有千秋的文章，各自探索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王委艳《论交流叙述中的文本存在方式》指出交流是叙述存在的前提，不管读者有没有与作者当场交流，他必然在阅读中构筑一个“二次叙述文本”。不管叙述方式如何变化万端，二次叙述才是叙述文本意义的最后落实之处。
　　胡一伟的《中国当代小说中的传统叙述模式》指出了我们讨论的文化传统，有一个重大的忽视，即传统不仅以古籍方式存在，更重要的是以民间传颂的方式存在。各种民间叙述场景，实际上包含了传统的活的进化。
　　张颖的《被争夺的意义权力：论符号学视域下解释的“正确标准”问题》讨论了一个符号叙述学论辩中最复杂的问题，即意义的标准问题。作者指出：解释的“正确标准”，关键在于意义权力的争夺。符号分析过程，即解码活动，中间经常存在着：解释的不稳定、不平衡本质，与寻找稳定解释的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个冲突只有靠符号学才能解决。
　　杨利亭的《时间流变中的昔我与今我：论中国当代小说叙述中的“二我差”现象》指出当代小说中的“二我差”广泛现象，使它们在价值诉求上体现了三层意义：对特定时代语境下极端人性的深刻反思；致力于从叙述程式上消解现实苦难；为被神化或妖魔化的文化英雄祛魅。叙述者不得不为人物的过去进行伦理的辩白，形成这种特有的张力。
　　这些探索各有其创新性，试出了符号学这把解剖刀的锋芒。应当说，每篇文章都等待着读者诸君的争论和质疑，毕竟，一个学科，必须在争论中才能成长。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责任编辑：刘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