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世纪80年代，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卓长仁劫机案是建国以来罕见的重大恶性劫机案。20多年来，不断有人试图彻底打开本案所留下的历史“黑匣子”，然而目前所公开的回忆文章均嫌支离破碎，且有失真之处。最近韩国《民族新闻》揭开了韩国方面掌握的“卓长仁案”细节，仅供读者参考。
韩国儿童节的“意外”
1983年5月5日上午，一架计划由沈阳东塔机场飞往上海虹桥机场的中国民航96号客机在准备完毕后，于10时49分准时从沈阳起飞。这趟航程约需要1个小时，机上搭载有93名中国旅客、3名日本游客和9名机组人员。当客机经过大连上空时，旅客们还在谈笑风声，一阵骚乱让人们不由得惊慌起来，只见原本安坐在经济舱内的两名男子起身并拔出枪，朝飞机驾驶室扑去，然后又有两人站起来后直奔驾驶室，4个人先用枪打坏驾驶室的门，然后用枪威胁飞行员改变航向前往台湾，搏斗中他们还打伤1名机组成员，并扬言身上绑有烈性炸药。在此过程中，机舱里又有一男一女凶相毕露，掏出枪来威逼乘务员和旅客。为了保证无辜旅客的安全，飞行员先是同意改变航向，然后故意把飞机开往朝鲜领空，然后在平壤降落，因为朝鲜与中国是亲如兄弟的国家，朝鲜肯定不会答应劫机犯的降落要求。当飞机划过朝鲜领空时，机长王以轩提出飞机没油了，无法再继续飞行，但劫机犯们却不答应，他们好像明白这并不是飞往台湾的方向，于是再次用枪威逼王以轩等人强行转向，飞机只得继续向南飞行，离敏感的朝韩“军事分界线”越来越近了。
12时24分许，中国客机终于越过韩朝“军事分界线”，进入韩国空域，很快韩国雷达也发现了它。韩国空军地面管制中心开始通过国际航管频道不断向飞机呼叫，要求其亮明身份，但始终未获应答。12时35分，韩国青瓦台总统府警护室长郑世东接到空军打来的紧急电话：“我是TACC（空军战术航空本部）情况室室长，发现一架国籍不明飞机越过‘军事分界线’进入我国领空，空军已从鳢泉基地紧急升空两架F-4战斗机。”郑世东马上问道 “从航迹看只有一架飞机吗？能判断是被劫持飞机吗？”对方回答：“只有一架，可以判断是被劫持飞机。”郑世东说道：“如果你们确定没有北韩（朝鲜）空军追击的话，这架被劫持飞机应该不是来自北方的……那么飞机是普通客机吗？”“是的，从机身标志上看是中国民航客机。”郑世东毫不犹豫地命令道：“马上让空军拦截战斗机引导其着陆。”“是，明白！”
出事的这一天正好赶上韩国儿童节，属于全国休息日，许多市民正在郊外或家中休息，下午13时，一阵急促的防空警报响起并持续1分钟，3分钟后，韩国民防本部连续进行两遍“下达防空警报”的广播，听到广播的韩国市民都以为遭到空袭而紧张起来。当时的情况是：从鳢泉基地起飞的两架韩国F-4战斗机接近客机后，对客机进行了警告射击，然后客机在战斗机的指引下进入指定航道。13时04分，韩国民防本部通过广播宣布“解除防空广播”，这时大家都长出一口气。13时10分，中国客机终于迫降在汉城（今首尔）附近的春川军用机场，该机场属驻韩美军所有。几分钟后，韩国政府成立以安全企划部、法务部等机构组成的紧急事故处理小组，由法务部出入境事务管理局局长（后任韩国国会议长）朴熙泰负责，并设立事故处理对策班，由安全企划部负责海外事务的第二次长朴世植负责。
中国民航客机迫降后，春川基地内的驻韩美军马上调用战斗机将客机包围起来，驻汉城的韩国第707特种部队也紧急调来负责周边警戒，驻防春川的韩国陆军第2集团军下令提升警戒态势，军长亲自赶往春川机场察看情况。正当机场内一片忙碌之际，被劫客机舱门打开了，机上一名劫机犯站在舱门口用汉语大喊：“这里是南朝鲜（韩国）还是朝鲜？”又大喊：“我要见台湾当官的，我们要去台湾，否则就将飞机炸掉。”此后证实，此人正是劫机主犯卓长仁。1个多小时后，朴世植与前来增援的驻韩美军负责海外事务的威廉少将一起登上飞机，通过中文翻译开始与机上的劫机犯进行面谈。经过一番交涉后，卓长仁等人答应让机上的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离开。晚上21时，全体乘客和机组人员走下飞机，被准备好的6辆大巴接走。
面对这起由叛逃者制造的空中劫机事件，当时许多韩国人闻讯后颇为紧张，毕竟这架飞机来自于一个非建交国家，许多人心里都没有底。当时中韩之间没有外交关系，而且由于1950-1953年朝鲜战争的芥蒂而互相保持距离，双方官员只是在世界卫生组织（WHO）等非政治性国际机构框架内有过交流，两国间的贸易关系也都是通过第三国间接进行。许多韩国人听到有中国飞机降落到自己的机场后，都认为这将是韩国政府面临的一大外交考验，毕竟要从法律和人道主义的双重层面去处理。时任韩国总统全斗焕最大的担忧是害怕中国政府做出强烈反应，但在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便指示民航总局致电韩国政府，要求尽快协商处理此事，这多少让韩国人卸下点包袱。
打破“冷战之墙”
5月5日下午17时许，一封标记“大韩民国”正式国号的电报摆到韩国交通部航空局局长金哲镛面前，金哲镛后来回忆说：“在未与中国建交的情况下，看到使用‘大韩民国’称号的电文，心里有些兴奋，因为当时中韩之间没有正式的联络渠道，只能通过国际民航机构间的通信系统实现紧急联络。我记得那封电报中说：‘闻听中国一架民航客机遭劫持，紧急迫降贵国军用机场，请务必确保飞机和机上乘客安全’。”金哲镛马上向青瓦台及安全企划部进行报告，韩方还没来得及回函，中方第二封电报又到了，内容是“中方将派协商代表团访问贵国，准备就争取圆满解决劫机事件直接与你方协商，届时乘坐的飞机将通过韩国飞行限制区域，如果你方愿意提供更便捷的空中走廊，那就最好了”。
其实早在1983年1月，金哲镛就曾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二届亚太航空会议上与中国民航总局局长刘会玲有过一面之交，在那次为期10多天的会议上，中韩双方曾就飞行限制区域的进行讨论。金哲镛回忆说：“对于各国责任空域来讲，如果第三国飞机进入其空域的话，东道国承担着向飞机提供安全航行和航空情报的义务，责任空域越大，就意味着责任越大。当时韩国和日本认为应当将责任飞行空域划归到领空中，但在新加坡会议中，中国代表认为这是不合理的，由于中韩未正式建交，无法展开进一步协商。”如今，面对迫在眉睫的劫机事件，如何为中国代表团开放一条直达的空中走廊就成为摆在韩国事故处理对策班的难题，经过同时与中韩保持邦交的日本政府从中斡旋，韩国政府发言人许文道在5月7日上午宣布，基于人道主义立场和尊重国际公约的原则，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乘飞机访问汉城，并为此在韩国飞行限制区内开辟一条经由济州岛—仁川—汉城的空中走廊。 在接到韩国回复后，中国民航总局立即派出由新任民航总局局长沈图领衔的33人代表团，于5月7日11时乘包机抵达韩国金浦机场，这也是新中国官方代表团首次踏上韩国国土，金哲镛亲自前往迎接。事实上，自从中方代表团踏上韩国国土的那一刻起，双方就打破了“冷战之墙”。
双方谈判是在中方代表团入住的汉城新罗宾馆内举行，中方首席代表是沈图，而韩国外交通商部第一次官补孔鲁明作为韩方首席代表与会。参与接待中方代表团的新罗宾馆副总经理闵雄一回忆说：“在为期4天的会议中，我们对会议室和中方代表团住宿客房的管控非常严格，一般人根本不允许进出新罗宾馆，就连记者也不让进，这可急坏在宾馆外的记者们。由于职责上的原因，我能自由进出，所以我也成了非正式的新闻发言人，每当我进入会议室又出来后，记者们马上峰拥而上，争抢着向我提问，所以那时家人经常能在电视上看到我的身影。”5月10日，两国签署写有两国正式国号的的协议书，这份协议共有9项，主要内容是双方根据相关国际公约协商同意尽快归还飞机和机上乘客，遭劫机犯伤害的一名重伤员在汉城接受治疗后尽快送回中国，双方对在此次事件中发扬出来的相互协作的精神，将充分运用到类似紧急突发事件处置中去。当然，中方也做了一定的让步，同意由韩国按照其国内司法程序审判劫机犯。
好客的韩国酒店
5月10日下午，来自中国国内的296号客机抵达金浦机场，将滞留韩国的中国旅客和机组成员接回国内。其实，这批意外来到韩国的中国乘客起初也非常紧张，毕竟两国还没建交，再加上有过朝鲜战争的阴影，许多人都曾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但韩国在处理劫机事件中表现出的善意逐渐让大家放宽心。负责安置中国旅客的汉城沃克希尔酒店在其1993年出版的《沃克希尔30年史》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5月5日下午，分乘多辆大巴车的中国乘客抵达酒店，酒店职员们身着韩服，手捧鲜花欢迎这些稀客的到来。这一举动让这些惊魂未定的旅客多少缓解了一些紧张，脸上有了轻松的表情，晚上19时起，这些客人被邀请到伽耶琴剧场餐厅用餐，并观看韩国民俗舞蹈演出。中国客人在电视上看到自己被劫持的报道，但因为听不懂播音员所说的语言，又不能掌握到更多的信息，所以多少显得有些抑郁。不过，政府很快动员来一批生活在当地的华侨安抚这些乘客，告诉他们当前中韩两国的一些措施，这多少让乘客们有些宽慰。……特别是5月7日，当看到中国代表团来到韩国协商处理劫机事件后，这些乘客们开始变得欢欣鼓舞起来，有些人甚至主动接近酒店职员……当5月9日听到自己马上要回国的消息后，乘客们开始变得忙碌起来，他们收拾自己的东西，而酒店方面也准备好录音机和手提包作为礼物分发给每一位乘客，他们也将中国产香烟和自己的贵重物品当作礼物回赠给酒店职员，人们变得有些依依不舍。机长王以轩等7名乘务员和乘客代表王柱芝专门拜访了沃克希尔酒店社长申光均，感谢我们提供的热情接待，并约定如果今后有机会一定要再来韩国。”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旅客和机组成员入住当时汉城最豪华的沃克希尔酒店后，一些韩国媒体却发出指责政府“事大媚华”的杂音，甚至有些反共媒体鼓吹应当把这些旅客送进收容所，或者转交给与韩国保持“邦交”的台湾当局，作为对支持朝鲜的中国政府的报复。但更多的韩国人却把礼遇中国客人当作一种美好的回忆，感觉中韩关系的转折点来到了，而对中韩关系改善的期盼也成为当时的一种思潮。
多行不义必自毙
在送走中国被劫客人及人员后，5月24日，韩国汉城地方法院开始审判卓长仁为首的6名劫机犯，他们在法庭上使出撒泼耍赖等种种下流伎俩，要求韩国把他们送到台湾，6名被告的辩护律师也诡辩称，他们所劫持的飞机是从韩国领空外进入韩国的，不能参照韩国国内法处置，但韩国法院驳回了这一说法，最终认定6人在整个劫机过程中始终在使用枪支威胁机组人员和旅客，并且这种行为一直持续到降落到韩国机场才结束，但考虑到6人有自首情节，所以在一审判决中以“危害航空安全罪”判处主犯卓长仁和姜洪军10年徒刑，另外4人为7年徒刑。但卓长仁等人马上提出上诉，台湾当局也对庭审表示极大的关注，在最终审判时，从台北律师协会派来的10名律师和15名台湾记者都出现在法庭内，这些人代表卓长仁等提出当庭抗诉，甚至有人提出从维护人权的角度提出，将这些人认定是“自由旅行者”，应该当庭无罪释放，还有台湾记者高喊“归顺义举”。在最终宣判时，韩国高等法院最终改判卓长仁有期徒刑6年，姜洪军为5年徒刑，其余4人为4年徒刑。卓长仁听到这个结果后，马上在法庭上兴奋地大叫起来，但他马上被韩国警察强行制止。
此后，台湾方面积极活动，力保卓长仁等6名罪犯早日出狱。1984年8月13日，韩国提前释放6名犯人，并以“政治原因”为由将他们送到台湾。卓长仁等抵台后，被台湾当局吹捧为“反共义士”，国民党要人纷纷“热烈欢迎”，除了发给每人250万元新台币“安家费”外，还安排入学和就业。不料，卓长仁等人又以“不适应台湾生活环境”为由，伸手要钱，大方的台湾当局一甩手又是每人500万元新台币。至此，这些人名车豪宅地过起大款的日子。
但并不安分的卓长仁投资地下公司失败后，再次铤而走险，与同伙绑架台北国泰医院副院长之子王俊杰并杀人勒索。1999年8月11日，台湾“高等法院”判处被告卓长仁、姜洪军等死刑。
韩国儿童节的“意外”
1983年5月5日上午，一架计划由沈阳东塔机场飞往上海虹桥机场的中国民航96号客机在准备完毕后，于10时49分准时从沈阳起飞。这趟航程约需要1个小时，机上搭载有93名中国旅客、3名日本游客和9名机组人员。当客机经过大连上空时，旅客们还在谈笑风声，一阵骚乱让人们不由得惊慌起来，只见原本安坐在经济舱内的两名男子起身并拔出枪，朝飞机驾驶室扑去，然后又有两人站起来后直奔驾驶室，4个人先用枪打坏驾驶室的门，然后用枪威胁飞行员改变航向前往台湾，搏斗中他们还打伤1名机组成员，并扬言身上绑有烈性炸药。在此过程中，机舱里又有一男一女凶相毕露，掏出枪来威逼乘务员和旅客。为了保证无辜旅客的安全，飞行员先是同意改变航向，然后故意把飞机开往朝鲜领空，然后在平壤降落，因为朝鲜与中国是亲如兄弟的国家，朝鲜肯定不会答应劫机犯的降落要求。当飞机划过朝鲜领空时，机长王以轩提出飞机没油了，无法再继续飞行，但劫机犯们却不答应，他们好像明白这并不是飞往台湾的方向，于是再次用枪威逼王以轩等人强行转向，飞机只得继续向南飞行，离敏感的朝韩“军事分界线”越来越近了。
12时24分许，中国客机终于越过韩朝“军事分界线”，进入韩国空域，很快韩国雷达也发现了它。韩国空军地面管制中心开始通过国际航管频道不断向飞机呼叫，要求其亮明身份，但始终未获应答。12时35分，韩国青瓦台总统府警护室长郑世东接到空军打来的紧急电话：“我是TACC（空军战术航空本部）情况室室长，发现一架国籍不明飞机越过‘军事分界线’进入我国领空，空军已从鳢泉基地紧急升空两架F-4战斗机。”郑世东马上问道 “从航迹看只有一架飞机吗？能判断是被劫持飞机吗？”对方回答：“只有一架，可以判断是被劫持飞机。”郑世东说道：“如果你们确定没有北韩（朝鲜）空军追击的话，这架被劫持飞机应该不是来自北方的……那么飞机是普通客机吗？”“是的，从机身标志上看是中国民航客机。”郑世东毫不犹豫地命令道：“马上让空军拦截战斗机引导其着陆。”“是，明白！”
出事的这一天正好赶上韩国儿童节，属于全国休息日，许多市民正在郊外或家中休息，下午13时，一阵急促的防空警报响起并持续1分钟，3分钟后，韩国民防本部连续进行两遍“下达防空警报”的广播，听到广播的韩国市民都以为遭到空袭而紧张起来。当时的情况是：从鳢泉基地起飞的两架韩国F-4战斗机接近客机后，对客机进行了警告射击，然后客机在战斗机的指引下进入指定航道。13时04分，韩国民防本部通过广播宣布“解除防空广播”，这时大家都长出一口气。13时10分，中国客机终于迫降在汉城（今首尔）附近的春川军用机场，该机场属驻韩美军所有。几分钟后，韩国政府成立以安全企划部、法务部等机构组成的紧急事故处理小组，由法务部出入境事务管理局局长（后任韩国国会议长）朴熙泰负责，并设立事故处理对策班，由安全企划部负责海外事务的第二次长朴世植负责。
中国民航客机迫降后，春川基地内的驻韩美军马上调用战斗机将客机包围起来，驻汉城的韩国第707特种部队也紧急调来负责周边警戒，驻防春川的韩国陆军第2集团军下令提升警戒态势，军长亲自赶往春川机场察看情况。正当机场内一片忙碌之际，被劫客机舱门打开了，机上一名劫机犯站在舱门口用汉语大喊：“这里是南朝鲜（韩国）还是朝鲜？”又大喊：“我要见台湾当官的，我们要去台湾，否则就将飞机炸掉。”此后证实，此人正是劫机主犯卓长仁。1个多小时后，朴世植与前来增援的驻韩美军负责海外事务的威廉少将一起登上飞机，通过中文翻译开始与机上的劫机犯进行面谈。经过一番交涉后，卓长仁等人答应让机上的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离开。晚上21时，全体乘客和机组人员走下飞机，被准备好的6辆大巴接走。
面对这起由叛逃者制造的空中劫机事件，当时许多韩国人闻讯后颇为紧张，毕竟这架飞机来自于一个非建交国家，许多人心里都没有底。当时中韩之间没有外交关系，而且由于1950-1953年朝鲜战争的芥蒂而互相保持距离，双方官员只是在世界卫生组织（WHO）等非政治性国际机构框架内有过交流，两国间的贸易关系也都是通过第三国间接进行。许多韩国人听到有中国飞机降落到自己的机场后，都认为这将是韩国政府面临的一大外交考验，毕竟要从法律和人道主义的双重层面去处理。时任韩国总统全斗焕最大的担忧是害怕中国政府做出强烈反应，但在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便指示民航总局致电韩国政府，要求尽快协商处理此事，这多少让韩国人卸下点包袱。
打破“冷战之墙”
5月5日下午17时许，一封标记“大韩民国”正式国号的电报摆到韩国交通部航空局局长金哲镛面前，金哲镛后来回忆说：“在未与中国建交的情况下，看到使用‘大韩民国’称号的电文，心里有些兴奋，因为当时中韩之间没有正式的联络渠道，只能通过国际民航机构间的通信系统实现紧急联络。我记得那封电报中说：‘闻听中国一架民航客机遭劫持，紧急迫降贵国军用机场，请务必确保飞机和机上乘客安全’。”金哲镛马上向青瓦台及安全企划部进行报告，韩方还没来得及回函，中方第二封电报又到了，内容是“中方将派协商代表团访问贵国，准备就争取圆满解决劫机事件直接与你方协商，届时乘坐的飞机将通过韩国飞行限制区域，如果你方愿意提供更便捷的空中走廊，那就最好了”。
其实早在1983年1月，金哲镛就曾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二届亚太航空会议上与中国民航总局局长刘会玲有过一面之交，在那次为期10多天的会议上，中韩双方曾就飞行限制区域的进行讨论。金哲镛回忆说：“对于各国责任空域来讲，如果第三国飞机进入其空域的话，东道国承担着向飞机提供安全航行和航空情报的义务，责任空域越大，就意味着责任越大。当时韩国和日本认为应当将责任飞行空域划归到领空中，但在新加坡会议中，中国代表认为这是不合理的，由于中韩未正式建交，无法展开进一步协商。”如今，面对迫在眉睫的劫机事件，如何为中国代表团开放一条直达的空中走廊就成为摆在韩国事故处理对策班的难题，经过同时与中韩保持邦交的日本政府从中斡旋，韩国政府发言人许文道在5月7日上午宣布，基于人道主义立场和尊重国际公约的原则，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乘飞机访问汉城，并为此在韩国飞行限制区内开辟一条经由济州岛—仁川—汉城的空中走廊。 在接到韩国回复后，中国民航总局立即派出由新任民航总局局长沈图领衔的33人代表团，于5月7日11时乘包机抵达韩国金浦机场，这也是新中国官方代表团首次踏上韩国国土，金哲镛亲自前往迎接。事实上，自从中方代表团踏上韩国国土的那一刻起，双方就打破了“冷战之墙”。
双方谈判是在中方代表团入住的汉城新罗宾馆内举行，中方首席代表是沈图，而韩国外交通商部第一次官补孔鲁明作为韩方首席代表与会。参与接待中方代表团的新罗宾馆副总经理闵雄一回忆说：“在为期4天的会议中，我们对会议室和中方代表团住宿客房的管控非常严格，一般人根本不允许进出新罗宾馆，就连记者也不让进，这可急坏在宾馆外的记者们。由于职责上的原因，我能自由进出，所以我也成了非正式的新闻发言人，每当我进入会议室又出来后，记者们马上峰拥而上，争抢着向我提问，所以那时家人经常能在电视上看到我的身影。”5月10日，两国签署写有两国正式国号的的协议书，这份协议共有9项，主要内容是双方根据相关国际公约协商同意尽快归还飞机和机上乘客，遭劫机犯伤害的一名重伤员在汉城接受治疗后尽快送回中国，双方对在此次事件中发扬出来的相互协作的精神，将充分运用到类似紧急突发事件处置中去。当然，中方也做了一定的让步，同意由韩国按照其国内司法程序审判劫机犯。
好客的韩国酒店
5月10日下午，来自中国国内的296号客机抵达金浦机场，将滞留韩国的中国旅客和机组成员接回国内。其实，这批意外来到韩国的中国乘客起初也非常紧张，毕竟两国还没建交，再加上有过朝鲜战争的阴影，许多人都曾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但韩国在处理劫机事件中表现出的善意逐渐让大家放宽心。负责安置中国旅客的汉城沃克希尔酒店在其1993年出版的《沃克希尔30年史》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5月5日下午，分乘多辆大巴车的中国乘客抵达酒店，酒店职员们身着韩服，手捧鲜花欢迎这些稀客的到来。这一举动让这些惊魂未定的旅客多少缓解了一些紧张，脸上有了轻松的表情，晚上19时起，这些客人被邀请到伽耶琴剧场餐厅用餐，并观看韩国民俗舞蹈演出。中国客人在电视上看到自己被劫持的报道，但因为听不懂播音员所说的语言，又不能掌握到更多的信息，所以多少显得有些抑郁。不过，政府很快动员来一批生活在当地的华侨安抚这些乘客，告诉他们当前中韩两国的一些措施，这多少让乘客们有些宽慰。……特别是5月7日，当看到中国代表团来到韩国协商处理劫机事件后，这些乘客们开始变得欢欣鼓舞起来，有些人甚至主动接近酒店职员……当5月9日听到自己马上要回国的消息后，乘客们开始变得忙碌起来，他们收拾自己的东西，而酒店方面也准备好录音机和手提包作为礼物分发给每一位乘客，他们也将中国产香烟和自己的贵重物品当作礼物回赠给酒店职员，人们变得有些依依不舍。机长王以轩等7名乘务员和乘客代表王柱芝专门拜访了沃克希尔酒店社长申光均，感谢我们提供的热情接待，并约定如果今后有机会一定要再来韩国。”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旅客和机组成员入住当时汉城最豪华的沃克希尔酒店后，一些韩国媒体却发出指责政府“事大媚华”的杂音，甚至有些反共媒体鼓吹应当把这些旅客送进收容所，或者转交给与韩国保持“邦交”的台湾当局，作为对支持朝鲜的中国政府的报复。但更多的韩国人却把礼遇中国客人当作一种美好的回忆，感觉中韩关系的转折点来到了，而对中韩关系改善的期盼也成为当时的一种思潮。
多行不义必自毙
在送走中国被劫客人及人员后，5月24日，韩国汉城地方法院开始审判卓长仁为首的6名劫机犯，他们在法庭上使出撒泼耍赖等种种下流伎俩，要求韩国把他们送到台湾，6名被告的辩护律师也诡辩称，他们所劫持的飞机是从韩国领空外进入韩国的，不能参照韩国国内法处置，但韩国法院驳回了这一说法，最终认定6人在整个劫机过程中始终在使用枪支威胁机组人员和旅客，并且这种行为一直持续到降落到韩国机场才结束，但考虑到6人有自首情节，所以在一审判决中以“危害航空安全罪”判处主犯卓长仁和姜洪军10年徒刑，另外4人为7年徒刑。但卓长仁等人马上提出上诉，台湾当局也对庭审表示极大的关注，在最终审判时，从台北律师协会派来的10名律师和15名台湾记者都出现在法庭内，这些人代表卓长仁等提出当庭抗诉，甚至有人提出从维护人权的角度提出，将这些人认定是“自由旅行者”，应该当庭无罪释放，还有台湾记者高喊“归顺义举”。在最终宣判时，韩国高等法院最终改判卓长仁有期徒刑6年，姜洪军为5年徒刑，其余4人为4年徒刑。卓长仁听到这个结果后，马上在法庭上兴奋地大叫起来，但他马上被韩国警察强行制止。
此后，台湾方面积极活动，力保卓长仁等6名罪犯早日出狱。1984年8月13日，韩国提前释放6名犯人，并以“政治原因”为由将他们送到台湾。卓长仁等抵台后，被台湾当局吹捧为“反共义士”，国民党要人纷纷“热烈欢迎”，除了发给每人250万元新台币“安家费”外，还安排入学和就业。不料，卓长仁等人又以“不适应台湾生活环境”为由，伸手要钱，大方的台湾当局一甩手又是每人500万元新台币。至此，这些人名车豪宅地过起大款的日子。
但并不安分的卓长仁投资地下公司失败后，再次铤而走险，与同伙绑架台北国泰医院副院长之子王俊杰并杀人勒索。1999年8月11日，台湾“高等法院”判处被告卓长仁、姜洪军等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