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春季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做出重要批示的三年来，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各省主官均就“智库建设”陆续提出落实要求，各部委、省市自治区也出台了不少推进智库建设的建议和改革方案，中央各部委、各省市及各大教育机构、研究部门在原有基础上整合或新创建的智库数以百计，一些民间组织和社会企业也参与到智库建设的大潮中。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这些年中国智库的增量已超过英、法、德三国的智库总量。从“量”上看，的确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也已被公认“逐渐进入了春天”。笔者在《对外传播》杂志上连续写的27篇专栏中曾大量论述过智库发展的盛况。但是，“春天”偶尔也有倒春寒。在受邀参加了多场各类与智库相关的会议后，笔者认为有必要借此机会结合自己的亲历，针对全国大搞新型智库建设中存在的不足之处，谈谈一些乱象与解决方案。
　　智库圈里变得有些浑浊不清
　　智库行业不像GDP或军力，不能只关注总量。国际之间的单个智库比拼，不是比大小，也不是比人员多少，而是比研究团队的生产效率、思想产品的质量高低、日常运营的执行能力和优秀学者的长期培养。
　　从过去三年的情况看，多数新创建的智库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整合，改革方案的讨论者、管理者往往要比改革践行者、研究者多，对机构设置的重视（如设立理事会、学术委员会等）程度也远大于对研究力量的扶持。从长远看，这虽是一种奠定智库基础的必要过程，但一些著名智库机构往往会出现“挂名理事、委员”过多的现象。其结果是，智库机构负责人通常把大量精力花在各类迎来送往的高层行政沟通上，真正执笔干活的往往是经验不足的年轻人。一位著名智库负责人曾感叹道：“现在的名家都忙着开会，讨论怎么做，真正去做事的人却是少数。”
　　所谓“开会”，就是出席各类研讨会、论坛和峰会。有位40岁出头的著名学者向笔者透露，忙的时候，一天竟要跑六七场活动。更糟糕的是，当下的各类会议很多都因为参会者的“跑场”，使得会议流于形式，质量大打折扣。参会者做PPT的寥寥无几，递交论文的更是少之又少。多数演讲者泛泛而谈，观点与例证相互转述，从这个会场流入那个会场，很难见到传统学人注重实地调研、数理统计和文字总结的扎实学风。久而久之，智库圈里变得有些浑浊不清，甚至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在会场通常能看到许多“院长”“主任”“首席专家”等新人物现身，有的甚至还是“没发表过正式论文，没有研究偏好，没有学术专长”的“新三无人员”。还有来自许多猎头公司、新注册企业、海外某机构的人士也常在各类会议上勤换名片，积攒人脉，混个脸熟。原本属于“高大上”的智库业变得门槛过低。
　　越来越多“非主流”“非传统”研究人员的加入本应对原有智库界产生有益的补充，并加快传统智库机制的改革。然而，“新智库人”水平的参差不齐，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传统智库的改革保守化。无论是官方智库的改革，还是高校智库的整合，都没有呈现开放式、包容式的改革成效，既没有大范围吸纳社会上的真正“高人”，也未能出现在财务、人事、行政、国际交流上的实质性制度变革。尤其是财务管理制度上的不足更是令人诟病。财政拔款多是重“库”而不重“智”，对器材购买、办公装修、图书资料的投入往往高于对人员工资、工作绩效、智力激励的投入。相比科技领域知识产权的保护，致力于重大社会政策、改革方案构思的智库初倡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一位高层官员曾同情地说：“中国知识分子真的很不容易，建议被采纳，不奢求什么经费奖励，仅仅只是为了求一个批示证明，而要看一眼批示却都很难做到。”
　　许多智库研究报告除了部分讴歌赞美文体外，还出现了“新八股化”内参。看似洋洋洒洒、针砭实弊，实则假大虚空、操作性差。有位重要领导的秘书表达过类似的无奈：现在一些内参基本上是新三段论，先是批评改革不到位，再是剖析复杂国情、深化改革重要性，最后建议加强顶层设计。他苦笑道：“归根结底，都是领导的事。”
　　理性看待乱象，尽快去粗取精
　　智库整体看来仍是现代中国的新事物。现在智库行业很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现代中国市场经济的早期，国企效率不高、加速整合，私企跃跃欲试、良莠不齐。各种乱象层出不穷，当属一般性的事物发展规律。诚如那句老话，发展出现的问题，只能靠发展来解决。
　　客观地讲，各部委、各省地市响应中央号召，加强智库建设，反映了中国社会各个团体、群体致力于咨政启民的强大意愿。但关键在于，如何将全社会响应中央重视新型智库建设的热情转化成推动国家建设、社会进步的有效动能，而不是某种程度的产业大跃进，进而演化成产业过剩，更不应是对中央资源分配的新一轮瓜分。
　　企业家捐资智库建设的意愿与行动应当得到鼓励。在欧美国家，一流智库的绝大多数资金均来源于企业。中外历史已表明，国家强大的必要条件，除了要有伟大的政治家之外，就是需要有一大批爱国企业家。真正捐资智库的企业家，应当如同捐资公益的企业家一样，受到社会舆论的赞许和肯定，应通过《慈善法》的修订予以合法保护。当然，对于那些沽名钓誉、图谋不轨者，舆论也应给予批判和抵制。尤其需要加以防范的是，要警惕某些智库成为利益集团和相关产业的代言工具。最典型的莫过于互联网金融行业。过去两三年，上千家P2P公司破产、倒闭，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受损。想当初，个别智库为风险极高、触碰法律禁区可能性大、对民众利益伤害几率较高的行业或公司大唱赞歌，现在，他们应当自我反思，并得到社会的甄别。
　　真正的智库应当是国家与社会的公器。但不得不承认，即使在智库产业最发达的美国，优秀的智库仍然只是少数，大量不同层次的智库仍良莠不齐。上世纪下半叶，美国智库业也经历了漫长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对于中国智库建设而言，要学习美国智库重质量、爱国等品质，也要防范美国智库游说化的不良趋势。
　　早日跨越“鱼龙混杂期”的几个建议
　　智库建设的突飞猛进，在中国并不是无解，相反，发展方针已经相对明确。现在的问题在于，各级人员对中央的重要文件学习不够深入，多数人在“不学习”的基础上，就另起炉灶般地空泛而谈。事实上，深入研究智库的学者和圈内人士都认为，201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向社会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已经说得相当清楚了，毕竟那是中央用近两年时间，汇集众多优秀研究者之集体智慧的结晶。
　　笔者参加过上百场有关“智库”的研讨会，可以负责任地说，所有演讲者有价值的智库建议主张，几乎在两办“意见”中均有提及。可惜的是，浮躁的学风让人不愿去读原始文本，更忘记了“意见”中的最后一句话：“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按照本意见精神制定具体办法。”换句话说，那些“智库”研讨会与其讨论智库怎么搞，不如逐条研究一下“意见”怎么落实、落地。这是笔者对中国早日跨越智库“鱼龙混杂期”的根本建议。
　　对于智库管理者而言，智库的生命力与核心任务关键在于正向的影响力。而影响力的重要标准，就在于是否能够生产出有质量的、有思想力的研究产品。回归研究而不是其他浮华的事物，应当是智库管理的根本。这就要求智库管理者尽可能地制定工作制度，突破一些条条框框，把工作锁定在研究上，开展有实质性、针对性的调研，更多地培养有学术潜力的研究者，撰写有思想质量的研究报告，影响更多有改革意志的人群。
　　具体的智库管理者是改变当下智库“鱼龙混杂期”的杠杆。人们常说“关键在人”，这个“人”主要指的就是各级智库管理者。笔者曾在过往专栏中提出“建议设立中华智库联合会”的主张，以期对智库管理者加以指导与约束。更重要的是，在理念上，也会推动对智库具体运营人员产生的更新。当然，人才建设并非一日之功，所谓的“智库供给侧结构改革”也需要循序渐进地展开。这又是下一篇专栏要论述的。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