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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文的缘起
笔者执教高一，在学习中国古代政治史时，某学生交与我一篇题为《唐玄宗 一言难尽矣》的历史小文，内容如下（节选）：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魏征之言实为真理，上下五千年来，有多少君王能做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呢？即使是英明神武如李隆基也不例外。
观其生平，作为反差之大令人深思。李隆基少年时被祖母武则天宠信又疏远，后在青年时期灭韦氏，将一个卖官鬻爵的大唐朝廷拨乱反正。他继位后又从军事，经济，政治几方面入手，善用贤能营造出了一个清明盛世。而遇到杨玉环后便画风迥异了，“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又和先前的励精图治大不相同，于是朝廷奸臣横行，地方拥兵自重。“安史之乱”的爆发也可以说是一个必然结果。
若只论“安史之乱”，外因是各节度使权力过大，横行一方，而内因则是唐玄宗无心朝政，失其本心，这是藩镇制度的缺陷与朝堂政权的腐败所造成的共同结果。而归根结底，其原因还在于皇帝本人。任用奸佞，固然是其過失，但为何在藩镇制度初行时英明之如唐玄宗竟没有发现其重大威胁呢？
阅毕，笔者不禁感慨该生具有较好的文字功底和历史基础，其所表达的历史态度及反思让人唏嘘不已，这对于高一学生来说难能可贵。可贵之余，这篇小文特别是后面提出的问题“为何在藩镇制度初行时英明之如唐玄宗竟没有发现其重大威胁呢？”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和反思。我们教师都习以为常的事情恰恰却是学生所感兴趣的事情或疑惑的重点。然而旧人教版或新版部编历史教材对“藩镇制度和安史之乱”的表述却简而化之，根本无法满足学生的认识需要。鉴于此，以该生的文章作为出发点，经过师生之间的讨论和查阅史料，本文以“台阶式”问题链为抓手，通过史料阅读来构建针对这一问题的符合高中生逻辑的历史解释。
二、问题引领下史料阅读与历史解释
藩镇也称方镇，原是地方军政机构能够“屏藩王室，镇守一方”的美称。方镇的长官即为节度使。“节度使”的名称开始出现在唐高宗时期，当初节度使是朝廷为执行某项任务而临时派出的使职，而非常任的正式官职。节度使的固定化和规模化则在唐玄宗统治时期，此时节度使“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1]，俨然是地方上掌握全部实权的“诸侯王”。
台阶式问题一：唐玄宗为何要广设藩镇并赋予节度使之大权？
据《资治通鉴》统计，从麟德二年（665）至开元六年（718），吐蕃袭扰唐边境达20多次;从调露元年（679）至景龙二年（708）突厥寇边近30次，从调露元年（679）至神功元年（697），奚、契丹犯边近10次，高丽大祚荣大败唐军，筑城于牟山居之，胜兵数十万人。[2]从数据中不难看出，玄宗执政初期唐边疆形势之严峻，战事之频繁。考虑当时通讯、交通条件，中央难以及时掌控边境战场，故设节度使全权处理，以保证战事胜利。可见其目的之一：应对频繁的少数民族寇边战争以及保卫边疆安全。
某种程度上说，正常运行的节度使制度，使得唐王朝的边境军队保持强悍的战斗力，从而使中原安定繁荣，百姓安心生产，为“开元盛世”的延续提供了保证。然而开元的盛景又助推了玄宗吞并四夷之志，开疆拓土以求超越先皇功绩，正如杜甫诗中：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可见其目的之二：唐玄宗好大喜功以求开疆拓土。
唐玄宗开疆拓土的使然和保卫边境的必然，使得节度使手握重兵，雄踞边境，也为唐王朝埋下祸患。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公元755年12月），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在范阳起兵进攻唐王朝的都城洛阳和长安，史称“安史之乱”。长达七年的叛乱，不仅使唐王朝由盛转衰乃至灭亡，更给后人留下诟病唐玄宗的理由。
台阶式问题二：唐玄宗有无意识到藩镇之害？
先看材料“上尝谓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力士对曰：‘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谓无忧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3]。从玄宗与宦官高力士间的谈话中，明显感觉到君臣二人已认识到节度使拥兵太盛可能带来的灾祸。但这番对话发生在天宝十三年，仅在“安史之乱”前一年，如果玄宗此时才认识到藩镇之害为时已晚，那么更早些时候唐玄宗有意识到吗？
再看天宝五年的事情，因对吐蕃战事需要，王忠嗣兼任河东、朔方、河西、陇右四镇节度使，“佩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镇，自国初以来，未之有也”，后“玄宗大怒，因征入朝，令三司推讯之，几陷极刑”[4]。战功卓著且在宫中长大的王忠嗣，因兵权太重让唐玄宗猜忌，从中可见唐玄宗对手握大权节度使的防范之心早已有之。
台阶式问题三：既然意识到危害，玄宗有防范藩镇的措施吗？
《资治通鉴》记载：（天宝六年）“李林甫奏曰：‘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畯胡人;胡人则勇决习战，寒族则孤立无党，陛下诚心恩洽其心，彼必能为朝廷尽死。’上悦其言。”[5]之前战功卓著的节度使可入朝廷为相，或宰相也可以遥领节度使之职。但出将入相，不免威胁皇权，故玄宗杜绝之;其次提拔少数民族、下层将领为节度使而不用世家大族子弟，一则保证在外武将不能勾结朝中势力，二则让他们对皇帝感恩戴德而更加效忠唐王室。可见防范措施一：唐玄宗实行藩镇节度使不得入中央朝廷为相，并重用胡人、寒族为节度使的制度。
开元二十一年，唐玄宗以遏制四夷，在边境共设置九个节度使（岭南五府经略使非节度使）。对《旧唐书·地理志一》简要概括，九节度使分别为“安西节度使，抚宁西域，管戍二万四千人;北庭节度使，防制突骑施，管兵二万人;河西节度使，断隔羌胡，管兵七万三千人;朔方节度使，捍御北狄，管兵六万四千七百人;河东节度使，犄角朔方以御北狄，官兵五万五千人;范阳节度使，临制奚、契丹，管兵九万一千四百人;平卢节度使，镇抚室韦、靺鞨，管兵万七千五百人;陇右节度使，以备羌戎，兵七万;剑南节度使，西抗吐蕃，南抚蛮僚，管兵三万九百人”[6]。对于北方边疆的军队，玄宗把陇右军分河西、陇右二镇，西域之兵分为安西、北庭二镇，朔方军分为朔方、河东二镇，河北军队分为范阳、平卢二镇，并核定各镇的军队数量，使各藩镇军力大致均衡以相互牵制，以便唐中央居中掌控。可见防范措施之二：唐玄宗对边境分而治之，并保持藩镇之间的均衡以便相互牵制。 前者已述，唐玄宗对手握四镇的王忠嗣的猜忌，导致其郁郁而终。后玄宗任命威望能力逊色但容易掌控的哥舒翰为陇右、河西二镇节度使，又祭出“均势制衡”的法宝，在东部扶植军事集团，最终在天宝后期形成了相抗衡的西部哥舒翰军事集团与东部安禄山集团，“骁将锐士、善马精金，空于京师，萃于二统”[7]。可见防范措施之三：唐玄宗对各节度使采取“打强扶弱”和“均势制衡”政策，以保证对唐中央对藩镇的控制。
“唐以来，藩镇皆有质子留京都，而艺祖去袭封，知制、通资任以限之。”[8]朝廷设立节度使之后，规定各藩镇节度使上任后，必须要把自己的亲人（一般来说儿子，特殊情况父母、叔伯、兄弟等）送到中央朝廷做人质，以表明对唐王室的忠诚，而唐王室也以质子来控制在外领兵的节度使，这就是唐朝的藩鎮质子制度。安禄山的儿子安庆宗就作为质子居住在长安。之后，天宝十四年唐玄宗又将荣义郡主嫁与质子安庆宗，开唐宗室与藩镇联姻的先河。可见防范措施之四：唐中央朝廷软硬兼施，采取联姻制度和质子制度来笼络和控制藩镇。
台阶式问题四：唐玄宗既意识之害，且多加防范，那为何还会出现安禄山坐大直至叛乱呢？
第一，唐玄宗之防范措施存在重大缺陷。其一重用藩人为节度使，使得安禄山、史思明等胡人成为高级武将乃至节度使，另外节度使不得为相又限制了他们进一步晋升从而引发其不满;其二唐玄宗所采取“打强扶弱”和“均势制衡”政策，正好给了安禄山扩充势力的绝佳机会，如果没有王忠嗣和哥舒翰西部集团势力的膨胀，唐玄宗也不会同意安禄山兼任河东三镇之职;其三唐中央推行质子制度和联姻制度，更是给了安禄山欺骗、迷惑唐玄宗的绝佳手段。可以说，安禄山恰好成为这些措施“缺陷”的主动或者被动受益者，进而导致其实力坐大直致叛乱。
第二，安禄山“绝佳的媚上”手段。安禄山成为节度使后“岁献俘虏、牛羊、驼马，不绝于路，珍禽奇兽、珠宝异物贡无虚月”[9]，以物质手段来向皇帝表达诚心;此外，安禄山以“臣无异材为陛下用，愿以此身为陛下死”“臣愚，比者只知陛下，不知太子”“（拜杨贵妃为母）藩人先母后父耳”[10]等等甜言蜜语不断向玄宗及杨贵妃表述忠心，更是让“玄宗尤嘉其纯诚”。
第三，安禄山能长期获得玄宗宠幸，根本还在于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屡获战功。奚和契丹所处的辽西地区对于唐朝北疆具有重要意义，而两少数民族桀骜不驯，屡次叛唐，甚至杀掉和亲公主以示敌意。通晓少数民族战术的安禄山屡获征伐契丹和奚，战功卓著，深获唐玄宗的赏识。后人在论及安禄山时说：“安禄山有功，用哥舒翰有勇，用安思顺能军，用高仙芝善战。”[11]
三、小结及反思
无论对于教师还是学生，能不能提出好问题，反映其对该知识掌握程度和理解程度的高低。尤其在新课标下“问题驱动”的历史课堂是一种核心素养达成的基本模式，那怎样提出由浅入深的“台阶式”问题链，又如何通过史料实证让学生得出自己的历史解释？
本文作为小小的案例，就是从学生的疑惑开始，提出问题链：“为什么——有没有——怎么做——又为什么”，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符合逻辑的历史认知体系。由于篇幅和自身能力，本文的叙述还远远不能解决唐玄宗、节度使制度以及“安史之乱”之间的关系，只是作为一个尝试求教于同行。
此外对于本文中的史料阅读和历史解释，笔者认为高中课程的史料实证和历史解释与大学不同。大学历史教学、学术研究的重心在事实、档案、细节的真伪，高中历史教学不是挖深，而是培养学生能多维度思考，并会从查阅的史料中构建自己的合理的历史逻辑。当学生具备了这样的思维，将来面对现实或历史上的事情，便会寻找更加辩证、合理的证据，并从中得出自己判断。我想这就是高中历史教育所培养的核心素养之一吧！
【注释】
[1] （宋）欧阳修：《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28页。
[2] 王玉群：《藩镇节度使——唐军事变革的产物》，《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1期。
[3][5]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927、6889页。
[4][6] （后晋）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99、1385—1388页。
[7] （宋）赵升：《朝野类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5页。
[8] （唐）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780页
[9] （唐）姚汝能：《开元天宝遗事·安禄山事迹》，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83、76页。
[11] （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885页。
笔者执教高一，在学习中国古代政治史时，某学生交与我一篇题为《唐玄宗 一言难尽矣》的历史小文，内容如下（节选）：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魏征之言实为真理，上下五千年来，有多少君王能做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呢？即使是英明神武如李隆基也不例外。
观其生平，作为反差之大令人深思。李隆基少年时被祖母武则天宠信又疏远，后在青年时期灭韦氏，将一个卖官鬻爵的大唐朝廷拨乱反正。他继位后又从军事，经济，政治几方面入手，善用贤能营造出了一个清明盛世。而遇到杨玉环后便画风迥异了，“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又和先前的励精图治大不相同，于是朝廷奸臣横行，地方拥兵自重。“安史之乱”的爆发也可以说是一个必然结果。
若只论“安史之乱”，外因是各节度使权力过大，横行一方，而内因则是唐玄宗无心朝政，失其本心，这是藩镇制度的缺陷与朝堂政权的腐败所造成的共同结果。而归根结底，其原因还在于皇帝本人。任用奸佞，固然是其過失，但为何在藩镇制度初行时英明之如唐玄宗竟没有发现其重大威胁呢？
阅毕，笔者不禁感慨该生具有较好的文字功底和历史基础，其所表达的历史态度及反思让人唏嘘不已，这对于高一学生来说难能可贵。可贵之余，这篇小文特别是后面提出的问题“为何在藩镇制度初行时英明之如唐玄宗竟没有发现其重大威胁呢？”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和反思。我们教师都习以为常的事情恰恰却是学生所感兴趣的事情或疑惑的重点。然而旧人教版或新版部编历史教材对“藩镇制度和安史之乱”的表述却简而化之，根本无法满足学生的认识需要。鉴于此，以该生的文章作为出发点，经过师生之间的讨论和查阅史料，本文以“台阶式”问题链为抓手，通过史料阅读来构建针对这一问题的符合高中生逻辑的历史解释。
二、问题引领下史料阅读与历史解释
藩镇也称方镇，原是地方军政机构能够“屏藩王室，镇守一方”的美称。方镇的长官即为节度使。“节度使”的名称开始出现在唐高宗时期，当初节度使是朝廷为执行某项任务而临时派出的使职，而非常任的正式官职。节度使的固定化和规模化则在唐玄宗统治时期，此时节度使“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1]，俨然是地方上掌握全部实权的“诸侯王”。
台阶式问题一：唐玄宗为何要广设藩镇并赋予节度使之大权？
据《资治通鉴》统计，从麟德二年（665）至开元六年（718），吐蕃袭扰唐边境达20多次;从调露元年（679）至景龙二年（708）突厥寇边近30次，从调露元年（679）至神功元年（697），奚、契丹犯边近10次，高丽大祚荣大败唐军，筑城于牟山居之，胜兵数十万人。[2]从数据中不难看出，玄宗执政初期唐边疆形势之严峻，战事之频繁。考虑当时通讯、交通条件，中央难以及时掌控边境战场，故设节度使全权处理，以保证战事胜利。可见其目的之一：应对频繁的少数民族寇边战争以及保卫边疆安全。
某种程度上说，正常运行的节度使制度，使得唐王朝的边境军队保持强悍的战斗力，从而使中原安定繁荣，百姓安心生产，为“开元盛世”的延续提供了保证。然而开元的盛景又助推了玄宗吞并四夷之志，开疆拓土以求超越先皇功绩，正如杜甫诗中：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可见其目的之二：唐玄宗好大喜功以求开疆拓土。
唐玄宗开疆拓土的使然和保卫边境的必然，使得节度使手握重兵，雄踞边境，也为唐王朝埋下祸患。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公元755年12月），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在范阳起兵进攻唐王朝的都城洛阳和长安，史称“安史之乱”。长达七年的叛乱，不仅使唐王朝由盛转衰乃至灭亡，更给后人留下诟病唐玄宗的理由。
台阶式问题二：唐玄宗有无意识到藩镇之害？
先看材料“上尝谓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力士对曰：‘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谓无忧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3]。从玄宗与宦官高力士间的谈话中，明显感觉到君臣二人已认识到节度使拥兵太盛可能带来的灾祸。但这番对话发生在天宝十三年，仅在“安史之乱”前一年，如果玄宗此时才认识到藩镇之害为时已晚，那么更早些时候唐玄宗有意识到吗？
再看天宝五年的事情，因对吐蕃战事需要，王忠嗣兼任河东、朔方、河西、陇右四镇节度使，“佩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镇，自国初以来，未之有也”，后“玄宗大怒，因征入朝，令三司推讯之，几陷极刑”[4]。战功卓著且在宫中长大的王忠嗣，因兵权太重让唐玄宗猜忌，从中可见唐玄宗对手握大权节度使的防范之心早已有之。
台阶式问题三：既然意识到危害，玄宗有防范藩镇的措施吗？
《资治通鉴》记载：（天宝六年）“李林甫奏曰：‘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畯胡人;胡人则勇决习战，寒族则孤立无党，陛下诚心恩洽其心，彼必能为朝廷尽死。’上悦其言。”[5]之前战功卓著的节度使可入朝廷为相，或宰相也可以遥领节度使之职。但出将入相，不免威胁皇权，故玄宗杜绝之;其次提拔少数民族、下层将领为节度使而不用世家大族子弟，一则保证在外武将不能勾结朝中势力，二则让他们对皇帝感恩戴德而更加效忠唐王室。可见防范措施一：唐玄宗实行藩镇节度使不得入中央朝廷为相，并重用胡人、寒族为节度使的制度。
开元二十一年，唐玄宗以遏制四夷，在边境共设置九个节度使（岭南五府经略使非节度使）。对《旧唐书·地理志一》简要概括，九节度使分别为“安西节度使，抚宁西域，管戍二万四千人;北庭节度使，防制突骑施，管兵二万人;河西节度使，断隔羌胡，管兵七万三千人;朔方节度使，捍御北狄，管兵六万四千七百人;河东节度使，犄角朔方以御北狄，官兵五万五千人;范阳节度使，临制奚、契丹，管兵九万一千四百人;平卢节度使，镇抚室韦、靺鞨，管兵万七千五百人;陇右节度使，以备羌戎，兵七万;剑南节度使，西抗吐蕃，南抚蛮僚，管兵三万九百人”[6]。对于北方边疆的军队，玄宗把陇右军分河西、陇右二镇，西域之兵分为安西、北庭二镇，朔方军分为朔方、河东二镇，河北军队分为范阳、平卢二镇，并核定各镇的军队数量，使各藩镇军力大致均衡以相互牵制，以便唐中央居中掌控。可见防范措施之二：唐玄宗对边境分而治之，并保持藩镇之间的均衡以便相互牵制。 前者已述，唐玄宗对手握四镇的王忠嗣的猜忌，导致其郁郁而终。后玄宗任命威望能力逊色但容易掌控的哥舒翰为陇右、河西二镇节度使，又祭出“均势制衡”的法宝，在东部扶植军事集团，最终在天宝后期形成了相抗衡的西部哥舒翰军事集团与东部安禄山集团，“骁将锐士、善马精金，空于京师，萃于二统”[7]。可见防范措施之三：唐玄宗对各节度使采取“打强扶弱”和“均势制衡”政策，以保证对唐中央对藩镇的控制。
“唐以来，藩镇皆有质子留京都，而艺祖去袭封，知制、通资任以限之。”[8]朝廷设立节度使之后，规定各藩镇节度使上任后，必须要把自己的亲人（一般来说儿子，特殊情况父母、叔伯、兄弟等）送到中央朝廷做人质，以表明对唐王室的忠诚，而唐王室也以质子来控制在外领兵的节度使，这就是唐朝的藩鎮质子制度。安禄山的儿子安庆宗就作为质子居住在长安。之后，天宝十四年唐玄宗又将荣义郡主嫁与质子安庆宗，开唐宗室与藩镇联姻的先河。可见防范措施之四：唐中央朝廷软硬兼施，采取联姻制度和质子制度来笼络和控制藩镇。
台阶式问题四：唐玄宗既意识之害，且多加防范，那为何还会出现安禄山坐大直至叛乱呢？
第一，唐玄宗之防范措施存在重大缺陷。其一重用藩人为节度使，使得安禄山、史思明等胡人成为高级武将乃至节度使，另外节度使不得为相又限制了他们进一步晋升从而引发其不满;其二唐玄宗所采取“打强扶弱”和“均势制衡”政策，正好给了安禄山扩充势力的绝佳机会，如果没有王忠嗣和哥舒翰西部集团势力的膨胀，唐玄宗也不会同意安禄山兼任河东三镇之职;其三唐中央推行质子制度和联姻制度，更是给了安禄山欺骗、迷惑唐玄宗的绝佳手段。可以说，安禄山恰好成为这些措施“缺陷”的主动或者被动受益者，进而导致其实力坐大直致叛乱。
第二，安禄山“绝佳的媚上”手段。安禄山成为节度使后“岁献俘虏、牛羊、驼马，不绝于路，珍禽奇兽、珠宝异物贡无虚月”[9]，以物质手段来向皇帝表达诚心;此外，安禄山以“臣无异材为陛下用，愿以此身为陛下死”“臣愚，比者只知陛下，不知太子”“（拜杨贵妃为母）藩人先母后父耳”[10]等等甜言蜜语不断向玄宗及杨贵妃表述忠心，更是让“玄宗尤嘉其纯诚”。
第三，安禄山能长期获得玄宗宠幸，根本还在于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屡获战功。奚和契丹所处的辽西地区对于唐朝北疆具有重要意义，而两少数民族桀骜不驯，屡次叛唐，甚至杀掉和亲公主以示敌意。通晓少数民族战术的安禄山屡获征伐契丹和奚，战功卓著，深获唐玄宗的赏识。后人在论及安禄山时说：“安禄山有功，用哥舒翰有勇，用安思顺能军，用高仙芝善战。”[11]
三、小结及反思
无论对于教师还是学生，能不能提出好问题，反映其对该知识掌握程度和理解程度的高低。尤其在新课标下“问题驱动”的历史课堂是一种核心素养达成的基本模式，那怎样提出由浅入深的“台阶式”问题链，又如何通过史料实证让学生得出自己的历史解释？
本文作为小小的案例，就是从学生的疑惑开始，提出问题链：“为什么——有没有——怎么做——又为什么”，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符合逻辑的历史认知体系。由于篇幅和自身能力，本文的叙述还远远不能解决唐玄宗、节度使制度以及“安史之乱”之间的关系，只是作为一个尝试求教于同行。
此外对于本文中的史料阅读和历史解释，笔者认为高中课程的史料实证和历史解释与大学不同。大学历史教学、学术研究的重心在事实、档案、细节的真伪，高中历史教学不是挖深，而是培养学生能多维度思考，并会从查阅的史料中构建自己的合理的历史逻辑。当学生具备了这样的思维，将来面对现实或历史上的事情，便会寻找更加辩证、合理的证据，并从中得出自己判断。我想这就是高中历史教育所培养的核心素养之一吧！
【注释】
[1] （宋）欧阳修：《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28页。
[2] 王玉群：《藩镇节度使——唐军事变革的产物》，《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1期。
[3][5]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927、6889页。
[4][6] （后晋）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99、1385—1388页。
[7] （宋）赵升：《朝野类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5页。
[8] （唐）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780页
[9] （唐）姚汝能：《开元天宝遗事·安禄山事迹》，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83、76页。
[11] （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8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