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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革命”的重要后果之一在于张扬研究者的国际政治社会学意识，它有助于提醒我们去研究当代中国外交中的法律、道义、身份认同、谱系学面向、外交内政互构性等一些相对被轻视或忽视的问题。“革命之后”的外交研究似乎应当继续反思外交研究中的“本土化急躁”情绪，外交视野中的中国政治格局与进程，大国成长中的国际主义问题，以及当代中国外交的历史性矛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