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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默生象先知一样敏锐地发现人类的弱点与邪恶，又象先知一样地宣布人类的伟大及其无限美好的前景。
他说人类本是这个世界的领主，而今却蜕变为一个在这个世界上偷偷摸摸地流窜的贩运私货的商人；他说在这个世界上再也见不到一个完整的人，大街上昂然地走过的不过是从完整的人身上分离出来的只能干活的手臂，只能消化食物的胃；他说人类拥有了车辆的同时也失去了双足的力量，拥有拐杖的同时肌肉却松弛无力，笔记本败坏着人类的记忆，图书馆摧毁着人的机智，保险公司使事故与日俱增；他说社会总是与天才暗中为敌，当天才去拯救众人时，众人就象快淹死的人在别人救他们的时候使劲把救他们的人拉下水底，仿佛天才的毁灭就是他们的得救……他提醒人们不要把自己廉价地出卖给世界，因为他本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他提醒人们，书用得适当是最好的东西，否则就是最坏的东西，要让书成为自己的注解，而不要做一颗绕书本旋转的卫星，不要做了思想的鹦鹉，并且要特别警惕那些用文字对人进行绑架和抢劫的人；他提醒人们，人的德性与罪恶决不只是通过他们外在的行动而表现出来的，人的任何行动和语言都在宣布着自己的德性与罪恶，掩饰本身就是一种揭露；他还提醒人们，一个人拥有的根本性财富都是不可转让和被转让的，所以一个只拥有可转让的财富(如钱财)的人一定会暗中觉得自己贫困不堪……这许许多多偏激又充满智慧的话语令人想起了哈姆雷特那段关于人的渺小和人类社会的堕落的著名独白，想起雅典的泰门对金子的淋漓尽致的揭露。然而爱默生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相反，他的文章中更多的是对人(当然是他认为人应该成为的那种人)的赞美和对人类终有一天要建立人间天堂的预言。在他看来，人自己造成了自己的渺小，人是立于废墟上的神
显然这财产不是物质性的，因为因物质性财富而产生的宽裕、舒坦和豪华之感是与空幻感相伴随的。真正的宽裕、舒坦和豪华之感是从心中突然涌流出来的，人在突然之间觉得身心异常地强健，发现周遭的一切都散发着甜美的微笑，禁不住轻轻地感叹一声：“活着真好！”此时的人就是一个诗人，虽然他很可能并不写诗，但他的的确确是一个禀有了诗性的人。此时的他对空气也感到迷恋，喝进清水也能使他酣醉。(《诗人》)所以整个宇宙都是他摆满了玉液琼浆的宴席，整个大自然都是他最舒适的家，——这，才是真正的宽裕感、舒坦感和豪华感。
所以这“财富”不是别的，它是人的一种与世界进行最原初的接触的能力。许多人都丧失了这种能力，他也就丧失了那份财富和这财富在人心中造成的感觉。打一个非常粗浅的比喻：尽管空气中有无数的电波，但如果你的收音机出现了故障，那你就从收音机上听不到任何声音了。现代人越来越成为“出现故障”的人，他的贫困就在于此。
读爱默生的书的时候，我很多次想起荷尔德林。这不是因为他们在给人的大致印象中是一致的——都是诗人兼思想家，都提倡归隐自然，都有明显的宗教气质——而是因为他们不谋而合地关心着同一个问题。荷尔德林写道：
在这贫困的时代，诗人有什么用场？可是你却说，诗人是酒神的神圣祭司，在神圣的黑夜中，他走遍大地。
对爱默生来说，“诗人何为”的问题也处于他思想的中心。虽然他对“诗人”的界定与荷尔德林和海德格尔的并不完全一致。现代人精神的贫困是他的思想的整体背景，而呼唤诗人——这现代的弥赛亚或耶稣——的出现来为漂泊的现代人找到重建家园的财富是他的哲学的根本主题，这主题也就是“拯救”的主题。事实上，“拯救”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家的共同主题，虽然他们各自提出的拯救方案大相径庭，甚至背道而弛。与爱默生(一八八二年去世)同时，德国的马克思(一八八三年去世)和尼采(一九○○年去世)也提出了各自的拯救社会的方案。在马克思看来，真正使当时的社会摆脱险恶、悲惨的状况的人是现代无产阶级，手段是付诸实践的暴力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些提出通过人的灵魂和精神的革命而改变社会的现状的人，这些担当灵魂和精神革命之领路人的“革命家”(或曰“救世主”)在尼采那里是“超人”，在爱默生那里是“诗人”。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的影响力有目共睹，勿庸赘言；尼采与爱默生的社会改革方案具有明显的浪漫化色彩，与马克思主义相比，它们对现实的影响显得软弱无力。有趣的是，当代西方出现了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浪漫化的批判结合起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如马尔库塞、弗洛姆)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集中在对现代工业文明下人在精神上的异化(实际上就是精神的贫困)的批判上，所以他们的理论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批判理论和文化哲学。不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关心的不再是社会在物质资料上的贫困，因为它认为资本主义面临的难题不再是物质资料的贫困而是物质资料相对于精神的极大富足，用弗洛姆的话来说，是富足中极度的贫瘠与无聊；人类在现代已创造了无数的奇迹，但这些都是物的奇迹，而天地间最大的奇迹——人，真正的人，正在迅速地消失。人不断地花大量的钱在装修、美化着居室，却越来越没有真正的家。人不再以凛然的正气、真诚的爱心来赢得人的尊重和爱，而是以武装到牙齿的名牌商品，即用名牌汽车、名牌服装、名牌手表一直到名牌的火柴和卫生纸把自己装点成一个“名牌”的人，以便到人格市场上卖个好价钱，人成了一个盛装“名牌”的“人格商品袋”(弗洛姆语)，这人，不，这商品袋在人格市场上之所以畅销不是因为这袋子，而是因为这袋子里的“名牌”。
应当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并不是孤立的。由于西方社会的精神危机已到了怵目惊心的地步，所以对人——文化——道德(三位一体)的危机感成了西方众多流派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一同关心的主题。提出人必得诗意地栖居的海德格尔是如此，提出艺术拯救论的伽达默尔是如此，提出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的丹尼尔·贝尔也是如此。随着人们越来越觉得荷马、莎士比亚、托尔斯泰“于我如浮云”而把流行歌曲唱片当作了真正的福音书，他们想象不出除了听流行歌曲、看电视、读晚报之外还会有什么更好的享受。
至此，当我们回过来再思量爱默生在一个半世纪以前说过的那些话时，我们不能不承认他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一位先知。他看到了隐藏在“俗不可耐的繁荣”下面的时代的贫困。他颇为偏激地认为社会并没有实质性的进步。他坚持认为物质的贫困是滋养美德和天才的沃土，所以如果投身于繁荣的社会中，人的美德和天才就会枯萎，也正因如此，他和他的朋友梭罗持有相同的观点：人在孤身一人的时候是最不孤独的，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获得了一种自在(self-existence)而不是他在，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使流浪在众人之中的自我回到真正的家。离群索居并不是目的，远离尘嚣并不是为了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建立一个安稳的家，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就象中国人幻想中的桃花源那样。安稳的家不在外而在内，回到家就是回到自己的“本性”。这“本性”在西文中就是Nature即“自然”。在爱默生那里，nature在终极意义上是指道德意义上的“规律”，换言之，nature不是认识论意义上只供认识而不作用于人的规律，而是既操纵自然又操纵人的法律(“规律”与“法律”在西文中是同一个词law)，是命令，即伦理学意义上的、康德之“绝对命令”式的规律。不过这“法律”和“命令”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听到的，爱默生认为，人只有从尘世的喧嚣中脱身出来而与有形的nature独对时，才能看到或听到无形的nature，即感受到作为神意的nature在有形的nature上的显现(revelation)，亦即领承“启示”。所以与自然独对，就是从有形的自然开始，反向追踪“其精神和道德的血缘。”自然在最初级的形式上是我们生存的物质基础，即“物用”，但它在更高级的层次上是存在，即精神，亦即至上的规律。从不同的角度看，它具有不同的名字，用爱默生的话来说，这就“象同一个海洋沿着它冲刷的海岸就被唤以不同的名字一样。”“古希腊把世界称为cosmos，即美”(《美》)。自然就是美。它也是“语言”，是精神的“象征符号”(《语言》)，是一部以象形文字写就的福音书，是一部巨大的、永恒的启示录，是一首篇幅巨大的诗，是人类语言的源头活水。它也同时同质地是上帝向人发布的训诫(《训诫》)，它把粗野无文的人教化成一个充满美德之人。
爱默生反复强调，双手比大脑更深刻，劳动是真正的福音，所以终极的真理是手而不是脑发现的，是通过受难、受苦而不是通过读书、听讲得来的。“我欲成全你所以毁灭你，我爱你所以伤害你。”这是神的声音，也是自然的声音。中国的现代人正在冀求脱离物质上的贫困，并且已有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富裕。在这时候，复习一下从爱默生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些主张，也许有益。物质的富裕不一定就是脱离贫困，这话对多数人来说也许说得太早，但仍值得三复斯言！
一九九二年八月
(《自然沉思录》，〔美〕爱默生著，博凡译，将由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著译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