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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一群中国人陆续来到加纳淘金，在这里找到了巨大的市场。2013年加纳政府的一场驱逐行动之后，如今继续在这里从事私人采矿活动的，只剩下两千人左右，他们的生存状况如何？与当地人如何相处？
“他们就是要钱。”
我以中国人的经验，上前小声用法语对吕多维克说。金发大高个儿不置可否，只顾继续跟要求留下拍摄设备的机场人员认真理论：“这个表格我世界各地都用过，我不理解为什么在加纳行不通……”
拉锯般的争论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
终于来到某个瞬间，刚才还一脸严肃的非洲官员不耐烦地大手一挥：“走吧。”于是一行三人推着小山般的行李走出了机场。
吕多维克很得意。
“真是复杂啊……”我转向贝娜依，“你们那儿也这样？”
“没有，我们那儿太平得很。”
“（布基纳法索）太平得很？”吕多维克歪嘴笑道。
“嘿嘿。”贝娜依马上显得有点不好意思。
“欢迎来到加纳。”伴随着这句热带伦敦腔的英语，在出口处等候多时、头发灰白的地陪伊曼纽尔微笑着向我们伸出双手。
“我们”由我研究生期间的布基纳法索同学贝娜依、法国制片公司记者吕多维克，还有刚从法国新闻学校毕业不到一年的我组成。三人从巴黎飞到了西非加纳，要做一个关于中国采金人的纪录片选题。
这不是一趟轻松的差事。
国家信息部的接待室里，负责发放临时记者证的女官员正襟危坐在对门的一张桌子后头，桌上摆着一个白色的小型耶稣像，张开双臂，迎接从着木框窗吹进来的4月热风。
左右两边的墙上贴着些领导人照片。
左墙上，伊丽莎白女王出现两次，单人照一张、同菲利普亲王合照一张。正中间是中国前总理温家宝的照片，大小与女王相当。巴西前总统卢拉的照片要小一号，靠右差不多大小的还有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博尔基亚。
右墙上，前奥委会主席罗格、前南非总统姆贝基、前马里总统科纳雷的照片名号里皆没有“前”。左上角一张图片，文字只有“伊斯兰领袖——红遍全球的领导”，上头是戴着墨镜、扬着下颚的卡扎菲。4年前因突发心脏病去世的加纳前总统米尔斯在中间，照片尺寸很谦卑，同样没有“前”字。左下角，两张孩子们写的母亲节祝福留言，同领导人们的亲切笑容一起被定格在墙上。
我问官员，能不能拍照？她不甚在意地指了指左边墙上条理分明的外媒新闻守则：
加纳政府已十分关切地注意到外媒拍摄纪录片对加纳国家形象造成不良影响一事。为了抑制这一令人遗憾的现象，国家信息部为所有外媒机构制定以下准则：一、来到加纳的所有制片团队必须由信息部门官员陪同，以保证他们按守则展开工作。二、在影片正式公映之前，各类记者都必须将成片拷贝交至信息部。能否获得在加纳的拍摄许可，取决于拍摄团队对以上规定的遵守。
“她的意思是，你可以在这儿拍，只要不损加纳国家形象就行。”向导伊曼纽尔这样解释，他是法新社长期合作的当地记者。我悄悄问身边的吕多维克：“我们真要在播出前把片子的拷贝给他们？”
他笑着摇摇头。
吕多维克年轻时做过战地记者，去过许多非洲国家。从机场海关出来后，他说：“在非洲，规矩都是可以不算数的。这是件糟糕透顶的事，但有时也是很棒的事。”
对中国人来说，阿克拉或许有种奇特的熟悉感。
国家信息部大楼周边是几处麻将牌一样的土黄色民房，方方正正，几个阳台上架着锅盖天线，热带的日头下白得耀眼。绿化带边上随处可见各类外语培训机构广告：雅思、托福、代写论文作业、名校奖学金申请；或是减肥广告：20天减掉9公斤，外加服药前和服药后惊人的效果对比图；又或者：你想一天内赚大钱吗？请拨打XXXXX。
如果去当地的饭店用餐，服务员会体面地给你递上一份丰盛的菜单。但常常一圈点下来，除了当地用玉米粉和木薯做成的主食之外，只有大米配鸡肉、薯条配烤鱼这两道菜是真正存在的；或者排列组合一下，变成大米配烤鱼、薯条配鸡肉。
总体上，这里到处弥漫着一种奇异的满不在乎。
一次我被喧哗声吸引，好奇地走近路边的一座平房教堂，一个族长模样的老人在年轻人的陪同下出门招呼了我，问明来意后表示欢迎。我在靠门的长条木凳上坐下，听牧师像脱口秀般用各种俏皮话带动着全厅的气氛。不过几分钟，他注意到我的到来，拿着话筒走到边上，一边伸手同我握手，一边用当地语言同听众讲了句什么，顿时人们笑作一团。我环视四周，感到下面坐着的人与其说是信众，不如说是出来相聚的街坊邻居。每人的表情都轻松自在，丝毫没有法国天主教堂里的庄严肃穆。虽然墙上明明白白贴着白皮肤的耶稣。
这个西非国家1957年独立，英国在这里殖民过半个多世纪，彼时叫“黄金海岸”，如今是非洲第二大黄金出口国。十多年前，一群中国人陆续来到了这里。他们算不上先进的设备、在国内不再有用武之地的传统采金技术，在这里找到了巨大的市场。然而，在2013年加纳政府的一场驱逐行动之后，如今仍在这里从事私人采矿活动的，只剩下两千人左右。 我们仨在一家楼下彻夜劲歌热舞且隔音效果几乎为零的旅店里过了第一夜，带着睡意惺忪的眼睛，启程去见故事的关键人物苏震宇。
“你们这个片子，是什么拍摄目的啊？”
从开始着手策划这个专题片时，苏震宇就不断地问我。微信文字上、语音里、拍摄团队抵达加纳后当面，一次又一次。他是加纳中国采金人成立的民间组织“加纳中国矿业协会”的秘书长，广西人。我说，我们团队里有中国人，有加纳邻国布基纳法索的人，有法国人，想要努力获得一个立体的视角。
若干年前，某英国主流媒体找过他们。采访过程中一个中国工人说着说着，冒出一句“非洲人有时候很懒”。这句话后来被剪到报道里，当地人看到后，勃然大怒。“本来我们关系很融洽，大家有时都可以说说笑笑，结果一下对立起来了。”
他对外媒并不信任，觉得那些报道大多有着“政治意图”。
苏震宇提醒我：中国人来到非洲，抢了某些国家的“蛋糕”，他们不高兴，自然会想尽办法“打压”对手。
后来，当我和同事驱车六七小时来到密林深处的矿区时，却也听到了不一样的说法：“像我们这种矿，含金量太低，英美大矿是不感兴趣的。”一个矿主这样同我们解释。
“所以构不成竞争？”
“构不成。”
在加纳采矿的大多来自广西上林，即便是之后从别处来的，也是在当地现学现卖了上林人的采金技术。两三百万人民币的启动资金，同大型跨国矿业公司不可同日而语。对于这类砂金的矿，当地人之前一直手工作业，中国人带来了机械化的设备，效率和收益大大提高。
“以前从库玛西到敦夸的路上，都是荒地。现在你们看到的那些房子都是采矿带动了经济过后建起来的。”苏震宇说，“采金的就是些农民工，有的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出来讨生活。人生地不熟，办事还不得托当地人办？吃了亏、受了骗，还被说‘非法’。我觉得这个很冤屈。”
面对镜头，他的陈述听上去有理有据。四五人的餐桌上，他拿了两张名片，一张给了我，一张给了吕多维克。
“你们这一圈跑下来，肯定会遇见更多问题，也会有人同我想法不一样。等你们拍得差不多了，带着这些问题再来找我，我来给你们解答。”无框眼镜片后面，这个中年男人的目光毫不躲闪。
加纳当地法律名义上规定，25英亩以下的金矿必须由当地人开采。中国采金人常常同拥有土地权的加纳人进行合作，主动出资让当地人办理一系列必须的行政手续，然后签订合同规定利润分成。加纳土地权和矿产权分别归个人和国家所有，为了能动地底下的金子，中国采金人除了同酋长、地主达成协议之外，还需要获得政府的书面许可。
这个过程不简单。
“那些酋长本来住的都是泥巴房子，泥巴房子啊！现在他们有钱了，住进好房子了。”苏震宇相信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愿意我们去当地看到这种进步。为了方便我们联络，他找了一个叫作嘎比的加纳年轻人，全程当我们的助手。嘎比个头不高，说起话来表情丰富、手舞足蹈，同伊曼纽尔的老成做派形成鲜明对比。
“在我们这儿，管你叫China woman，管他叫Obroni（白人）！嘿嘿！”
“嘎比，你敢再叫我Obroni，我就不和你说话了。”
在特马，我们还见到了Bernard Antwi Boasiako，一个被称为Chairman的人。我不清楚怎样翻译这个称谓才合适：Facebook页面上，他既是加纳反对党“新爱国党”权力首府阿散蒂地区的主席，也是Akonta矿业公司的总裁。Akonta矿业公司曾是中国广西采金人在加纳建立的最大公司，在2013年的驱逐行动中首先受到影响。我们获得的资料画面上：厂房被焚烧，军警带着武器径直走入工地，中国工人在军警的押解下被赶上卡车。
这家Akonta矿业公司，苏震宇是合伙人。
去加纳前，我在微信上问他现在每天日常的工作内容是什么，他说：“刷刷iPad，发发牢骚。”iPad上，他刷出一张马英九签字的抗日英雄证书，抬头是他爷爷。“黄埔军校的，”他讲，“后来失踪了。”
在加纳采金的中国人，几乎全部知道这个现在只是“发发牢骚”的中年人。比起国内，加纳好像给这个中年人提供了更多机遇。噶比对苏震宇恭敬有加，对Bernard Antwi Boasiako，则是弯腰、双手合十、满脸堆笑：“Chairman， chairman， oh chairman。”
我决定把这个词翻作“老板”。
“老板”年龄不到三十，但坐在椅子里，一身非洲风格的敞袖大衫，身材高大得像一尊佛。他曾经去过英国，做些兼职的小工作。我们谈论着加纳对于中国采金人的观感，他称赞有加，同时不吝表露出对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的仰慕。“赶走华人，是加纳政府2013年做的一个愚蠢的决定。”
忘了是什么时候，他突然跟我的同学贝娜依说：“英国对我而言是母亲一样的国家，你明白的吧？感情上是这样的，就像法国之于你一样。我们从小学习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历史，学习崇拜他们。”
在加纳，受人崇拜的是他。在Akonta矿业公司，他的大幅照片至今方方正正地装在相框里，一进工地便能看见。
2016年是加纳的大选年，我们到达时，他正在忙着为新爱国党造势。加纳有两个主要党派：执政的全国民主大会党和在野的新爱国党。“老板”是在野党的红人，媒体觉得他语不惊人死不休，批评执政党的政策时态度强硬。“加纳政客里不多的为中国人说话的人。”苏震宇这样形容他。 嘎比也是新爱国党成员，我猜测他对招待之类的事务熟门熟路。一路上，他的黑色小轿车左右两侧的转向灯始终亮着，闪个不停。开始没注意到，贝娜依提醒了我，并忍不住咯咯笑：“好像我们是什么大人物似的，声势隆重地给我们开道啊。”不过，嘎比也可能只是忘记了而已，毕竟在这里，交通规则的存在感实在少得可怜。
从特马一路西行，第一站来到了库玛西。
据上林人说，这是去往大多数矿区的交通枢纽。在旅店住下时，大堂的服务员、司机、向导伊曼纽尔，二话不说统统主动地过来帮我们搬运行李设备，简直形成了一个小分队。“有些欧洲人之所以喜欢到非洲度假，就是因为吃这一套，觉得自己可以跟主人一样。”吕多维克往露台的椅背里一靠，故意做出很享受的样子。虽然知道是在反讽，我还是忍不住白了他一眼。同时回忆起到阿克拉的第一晚，露天餐馆里被年轻加纳姑娘簇拥着的几个欧美人，以及在加纳一家天主教教会学校墙上看到过的“要变得富有，就要努力工作（学习）”的标语。
“这么毒的日头，他们做这样的体力活，西方人居然还说他们懒，简直不可思议。”法国人突然坐直了身子。
到旅店不多久，吴佳望开车过来见我们。
原本应当是嘎比替我们联络采金人的，但他神龙见首不见尾，总有这样那样的借口脱不了身。“我在路上，我就快到啦！”
总是这样。
同吴佳望的微信头像比起来，眼前这个80后的上林人瘦了一大圈，仿佛能看到全身骨骼走向。表情严肃，说话的时候习惯用力点头。“苏总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只要在他能力范围内，他都会去帮。”
他带我们去了当地一家中餐馆。满是中文招牌的一个街角，走进去是个封闭的院落，左右都有楼房，大多熄着灯。在2013年前，这里的酒店、旅馆、KTV一度顾客盈门。
他吃得不多，因为阑尾炎。“不敢在这边动手术。等新工地上的事情忙完了就回国。”加纳的医疗条件不大理想，先前许多初到的中国人不知道疟疾这回事，耽误治疗后葬身异国。吴佳望有个朋友得过脑疟，当时出现幻觉，听到家人喊他，以为自己回到了上林。“我也怕啊，以前有人就是阑尾炎死在这里的。宁可得疟疾啊，吃点药挺一下就过去了……这毛病（阑尾炎）太痛苦了。”
但在加纳采金的中国人大多不会把这些告诉国内的亲朋。“我老婆连我们被抢过都不知道。”
我把这些翻译给吕多维克听。他不说话，微微点头。
餐毕，吴佳望突然起身独自离桌。我连忙让吕多维克去追，他一脸茫然：“怎么了？”“他这是去替我们付钱。”“他替我们付钱？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了表示友好热情！”“哦……为什么呢？”“……你快去。”
见面第二天，吴佳望带我们去见他即将进矿的朋友们。
他们住在库玛西一处式样简单的单幢小房子里，砌墙围了起来，墙上还装了铁丝。“用来防小偷，但也就吓唬吓唬，没什么用。”同样是80后的覃延威跟我们解释。他中学毕业后跟着亲戚来到加纳，学做金矿。如今他的矿是为数不多的仍在继续生产并且产量可观的工地。
这一带多是采金的中国人居住，发生过多次入室抢劫。“要钱好说，就怕要命。”他们曾经被要求在地上蹲成一排，手机和现金被洗劫一空。现在这几个男人围坐在茶几旁的沙发椅上，夹着烟，各自刷着手机。天气炎热，覃延威光着膀子。电视机里放着中央四套中文国际的新闻旁白：“（华人超市遭持枪抢劫，）在阿根廷当地的华侨华人，一定要加强安全防范，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电视机旁边零散放着些治疗疟疾、腹泻的常用药，全是中文标签。对面的桌上一副麻将像是打到一半，和打火机一起扔在那里。边上也是药片。麻将桌右侧的沙发椅上胡乱堆着换洗的衣服。
吕多维克说需要一组他们互相交谈的镜头，想安排一会儿的主人公覃延威同带领他来加纳的亲戚坐到一起。“我不知道他们平时会做些什么……比如一起喝杯咖啡？”
咖啡？当然没有。
但还是免不了让他们在吃饭的当口坐到一起。吕多维克拍到一个精彩的镜头：逆光下调了极小的光圈，看不清面目的人影从百叶窗的漏光前穿过。一切只有黑色的剪影，除了窗外的天。
“除了金子，加纳没有任何吸引我的地方。”梁斌在车里同我们说。
先前，吕多维克建议我问问上林矿工们，是不是出国前看过美国西部冒险片，从中得到了什么灵感或者激励。我无奈地看了他一眼。
梁斌是覃延威的同乡，年龄也差不多。妻子是92年的，两人结婚不到3个月，梁斌就离开上林来到了加纳，难得回家。他在车里给我们看他孩子的照片，说想他们的时候就看看照片、看看视频。
“我认识很多人来这里好多年都不回去，因为挣不到钱。来的时候感觉像是传销，觉得去了就能发财，不管做什么都能发财……是条不归路啊，开始了你就没办法回头：得钱你还想继续，不得钱你更不服。来三年四年，不捞一点钱就回去，那也太不值了。”
上林是国家级贫困县，青年人在当地的惟一出路就是打工，一个月两三千块钱。在加纳，他们合伙，每年至少能有一百多万的收入。梁斌的孩子不久便要升入小学。他想送孩子去南宁读书，需要在那里买房子。
城镇隐去，热带植物的枝叶逐渐繁茂起来，路也愈发颠簸。前方依稀出现了非洲原始村落的模样。
我们的大车进不去，只好原地等覃延威的皮卡一会儿回头来接。
吕多维克趁这段时间，拿出无人机为一会儿的拍摄做准备。
“小飞机”一放到地上，便迎来了好奇的注视。开始是三两个大胆的孩子，后来越围越多。“全村的人都来了！”贝娜依惊呼。的确，男男女女，拖家带口地硬是围出了一个露天戏台。 吕多维克来劲儿了。
运动摄像机飞起来的时候，他领到了一阵赞叹的惊呼。得意地完成基本动作后，他拿出照相机，问那些孩子可不可以给他们拍照。得到许可后，便开始不停地“咔嚓”。
我正欣赏着这一幕，几乎失联一整天的嘎比却突然出现了，告诉我们应当先去拜会当地的酋长。当时夜色已晚，怕耽误拍摄进程，我们决定先进矿区。嘎比没有再坚持。
皮卡从树林里钻了出来，带我们在泥地里又前进了一公里的样子，来到了覃延威的矿上。两排简易的工棚，地上是被翻开的、微微泛赤的泥土。右侧一个直径百来米的大坑，中间积着水。覃延威的工友们表示，这是之前的矿坑，已经采完了，即将被填上。机器轰鸣着，左侧那片可可林深处是新开挖的工地。
嘎比随手从树干上摘下一个可可，劈开了伸手递给我：“喏，卖给你！”一脸坏笑。我第一次看见生的可可：青里带褐的壳，乳白色的果核看上去十分诱人。试了试，口感清甜中带酸涩。然而不管怎么咀嚼，果肉牢牢粘在核上，最后只能不情愿地连核带肉吐出来。
美味近在咫尺，却无法拥有。
“我问过一个可可农民，你种那么多可可，赚的钱够你去买高档巧克力吗？”先前苏震宇跟我们说，每开辟一个新工地，中国矿工赔偿给当地农民的钱是英美大矿的好几倍。在他看来，可可种植永远不可能成为加纳人致富的途径。
我后来问贝娜依对此的看法，家乡同样有着可可林的她摇摇头：“不光是钱啊，农业是我们的生活和传统，它承载记忆。”
“加纳是个好地方！你们去看看矿业局的资料，看看加纳的黄金储量。这里有水，有石油，有优质土壤……”苏震宇说，比起国内，他更愿意在加纳生活。虽然有疟疾，但食物都是天然的，不用担心有农药。
当我后来把这些话转述给向导伊曼纽尔时，他保持着一贯的职业化微笑，言之凿凿的样子：“可可是加纳第一大出口产品，是国家经济支柱。加纳的可可农民是很有钱的。”
这矿上有十多个中国人，三四十个加纳人。新工地是一个几百米长的大坑，中间一个洗金的双层机床，连着排水的管子和发动机。设备极其简单。机床的高处，坐着两位身披黑色雨衣的加纳人，雨衣是带帽子的。他们就这样坐着，手上握着水枪冲洗泥沙，动作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不得不说，远远望去，有点像《哈利·波特》里没有表情的摄魂怪。
覃延威踩着拖鞋爬上大坑，叉腰观察着下面发生的一切，不时用上林话大声喊上几句，向下面的技工师傅交待什么。这天不早了，中国工人们陆续往工棚走，开始准备晚饭。但机器是不停的，加纳工人日夜轮班。我们到达前，林子里下了一场瓢泼大雨，那两位“摄魂怪”依旧坐在高台上：他们洗金，雨洗他们。
“可惜来晚了，错过了这个镜头。”吕多维克不无遗憾地说，“在法国，要是想拍这样的场景，肯定会遇到一个特别讨厌的公关。他会要你戴上头盔、穿上防滑靴，还告诉你这里不能去那里不能去，一切以安全为重……这里没人管，想怎么拍就怎么拍。”
的确是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工人们没有，我们也没有。当然我们还好，虽然发生了一点小事故。
吕多维克的无人机在拍摄过程中突然失控了。他飞奔去捡，脚一滑掉进大坑，从鞋到膝盖全都泡在了泥水里。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拉起来，之前一直在旁自顾自与众人玩闹的嘎比把无人机捡了回来。他同工地上大多数人一样，穿着拖鞋，手上拎着机器，回来时嘴里“嘶嘶”地倒吸着凉气。我低头一看，那家伙脚背上不知被什么划开了一厘米的口子，隐隐渗着血，周围满是泥浆。
嘎比自己颇不以为意，我还是赶紧问梁斌他们有没有外用药、创可贴之类。创可贴拿来了，用矿泉水简单冲洗了下伤口，贴上。“其实不用这么金贵……”拿来创可贴的工友说，“不能对他们太好。太好了，他们得寸进尺。”
我没说话。
几天后，我把这件事讲给当时不在场的吕多维克听，他听了平静地说：“他们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我脑中不自觉浮现出嘎比问我们报销汽油费时的模样，然后又努力把这个念头甩开。
上林的工友们邀请我们一起吃晚饭。
来之前他们在库玛西采购了几个星期的生活用品，两个技工师傅同时也是大厨。不锈钢饭盆里有肉有菜，大家围着在长条的板凳上坐下。吕多维克突然拿出了之前在阿克拉买的南非红酒——我一直以为他是买了自己喝的。
工友们拿出了二锅头，说什么也要让他尝尝。酒足饭饱，在昏黄的白炽灯下，白天还略感拘谨的工友们，一个个表情活跃起来。
梁斌问我在哪里学的法语，“啧，我们有机会也想出国读大学啊。”“是啊，我当年……”“你就算了吧，ABCD都背不全……”调侃，大笑，接着调侃。吕多维克问他最想去哪个国家，他想都不想：“法国！”“为什么？不想去美国吗？”“觉得美国没文化。”
“工地上虽然苦，但按时吃饭、按时睡觉，反而是比较好的生活。一到库玛西，有网络了就天天熬夜。”梁斌说他老婆在家乡开一家美容院，“我支持她，得有事做，不然一直待在家里，会吵架的。”“你给她买化妆品啊，她就不吵了。”覃延威一旁插嘴。“这个没用。”
灯泡下时不时有蚊虫穿过光流。
这是一群壮族人。我跟吕多维克说，他们是很会唱歌的。“现在基本同化了啊，没什么特别的。就还过三月三。”但还是唱了，老师傅带的头，筷子在桌上一下一下地敲，摇头晃脑笑得很开心：
离家的孩子流浪在外边
没有那好衣裳也没有好烟
好不容易找份工作辛勤把活干
心里头淌着泪脸上流着汗
离家的孩子夜里又难眠
想起了远方的爹娘泪流满面
春天已百花开秋天落叶黄
冬天已下雪了你千万别着凉 月儿圆呀月儿圆月儿圆呀又过了一年
不是这孩子我心中无挂牵
异乡的生活实在是难
刹那间，容易忘记我们身处热带的丛林，不远处便有高大的蕨类植物。这木板搭建的空间里，映出的仿佛是中国万千工厂、地下室、蜂窝房里的景象。
双臂交叉在胸前，一直保持微笑的吕多维克听完，举起酒杯郑重地说：“祝你们多多采到金子。”
第二天，等我们从车上醒来、走进工棚时，覃延威他们已经吃完早饭，开始上工。工地边围了比前一天更多的人，有不少加纳妇女挽着头巾，手拿锥形木盆在池子的边缘地带做着类似淘米的动作，几个男人游手好闲地坐在坑边。
吕多维克去采访一个穿着大红T恤的男人。他的表现欲很强，说中国人破坏森林资源、污染环境、给钱少，等等。我问他为什么在这里，是不是矿上的雇员。他说不是。后来问清楚了，他同下面那些加纳妇女一样，因为自己没有挖金的机器设备，就在中国人挖出的矿坑边上淘一些遗漏的金砂；或是等中国人走了之后，进坑里用更简陋的设备采剩下的金子。
“跟他们干赚不到钱，自己干才有钱。”他说。
路上我们看到过一整条浑浊的大河，泛着泥黄色的浪。吕多维克拍到的画面里，能看见河中央有人开着机器挖土，淤泥直接同河水混杂在一起。“这都做得出来……”他被震惊了。后来在另外的地方，我们看到了类似的场景，确定是加纳人在做。“我们哪里敢。”上林矿工们这样辩解。
许多加纳人在中国人的矿上工作过之后，掌握了采金的基本方法，租来机器自己开挖，动作更加肆无忌惮。
“我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盒子。”苏震宇在特马曾这样说过。
覃延威的矿上快到了收金的时刻。
一个穿着迷彩服的加纳雇员手握猎枪，站在坑沿边上。我们的镜头靠近他，他微笑着同我们打招呼，端起枪，朝天空开了一发。我没有心理准备，啊地叫了出来。“也就是吓唬吓唬人，山贼真来的时候，跑得比谁都快。”
矿上的确是有枪的，为了自卫。“小偷小摸都不怕，大不了丢点钱。最怕山贼，他们带马刀的，往你后背拍，把刀架在你脖子上逼你说出黄金在哪儿。有时候自己的雇员也会跟外面的串通好了里应外合。”梁斌说他有个朋友背后被扎了二十多道口子。2013年的驱逐事件中，16岁的中国工人陈龙在工地上被军警开枪射死。
金子收上来了，一盆淤泥。一个人高马大的“摄魂怪”把它顶在头上，缓步前行。迷彩服持枪在后面紧跟着，与其说护卫，倒不如说像押解。“摄魂怪”走进木头搭建的工棚，把盆放下，随即转身出来。洗金的屋子不允许加纳人逗留。
他转身的一刻，我第一次正面看见了他的眼睛。
“一天工作辛勤劳动就为了这一刻啦！”
梁斌双手交叉在胸前，满脸轻松。“还是挺有意思的，有期盼。”他笑着拿手比出话筒的样子，伸到覃延威面前：“来说说你现在的感想！”“开心，开心，开心！”“你有烦恼过吗？”“没有没有，有什么烦恼！”两人推推攘攘，打趣个不停。
踩着拖鞋的嘎比这时进屋子来找我们。
“能不能让那个黑人出去一下。”上林工友的表情严肃了几秒。嘎比退了出去。
我们这天看到了采金最关键的步骤，黄灿灿的金子从泥沙中渐渐分离出来。“大概150-160克的样子。”梁斌估算，“金子啊，别说他们（加纳雇员）了，我们自己看了也心里痒痒。”
“这东西容易坏事。”
我们问起加纳媒体关于中国采金人同当地人发生冲突，甚至引起枪战之类的报道，工友们说。开始什么事都没有，后来来的人多起来，“成分就杂了。”同时，他们觉得自己吃不准加纳政府的态度：“今年不是又要大选了吗？万一政策风向一变……谁也不知道。”
这也是苏震宇不停给我们强调的一点。“之前好好做了那么久，怎么突然就‘非法’了呢？”比起原则，他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利益问题。
我们拿同样的问题去问加纳移民局的公关负责人Francis Palmdeti，他说：“只有当问题变得足够严重时，才会引起重视。”
“所以就要派军警去工地？”
“我们只是遣返没有合法证件的中国人。”Palmdeti表示，有些证件需要更新，可能去年合法，今年就不合法了。“那些中国人说他们不了解法律。真的吗？我觉得他们是知道（违法）的。”
覃延威的矿不是我们采访的惟一一个。在其他地方，我们遇见了态度各异的中国淘金人。他们有的不愿被拍摄，觉得工地设施过于简陋，对中国国家形象不好；有的出来多年，负债累累觉得没面子回去，“当时觉得出国见世面，现在看看有什么好啊”；有的带我们参观加纳工人居住的工棚，说他们在家一天只吃两顿，在工地上有专门的厨师给他们做饭，能吃三顿了。
负债，可能意味着收工后不舍得花钱把机器租上额外的天数，也就无法回填矿坑；赚钱，可能意味着急忙赶赴下一处工地，把善后的事宜花钱交由当地人处理。
“这里的人心可黑啊，我们吃了多少苦头……哎呀。”
从覃延威的矿上出来，我们的车周围围了一圈人，同吕多维克试飞无人机的时候一样。不同的是，人群中有个穿长袍的长者，一脸威严。
“你们看，我跟你们说要先去拜会酋长吧。”嘎比上前一番交涉，把我们几个带到了村子里。屋檐下，人们搬来几把塑料椅子，依次排开。3名首领模样的人打头坐下。一番轮流握手过后，穿长袍的长者转头对身边一名差不多年纪的首领说起了话。在加纳的村落里，按习俗，酋长为显示尊严，不会直接同访客对话，需要经过传话官：
“很抱歉让你们在车里过了一夜，按理说村子应当负责招待你们。”
“你们此行有何目的？”
“中国人来了之后，我们没有饮用水了。他们不能光顾着采矿，也该对村落的生活环境出力。” 我感到迷惘。按苏震宇他们的说法，每开一处工地，最先知会的便是当地酋长。而向导伊曼纽尔后来告诉我，加纳的酋长制度等级分明，同行政区划并不完全重合。大酋长下面有小酋长，权力上有分野。中国采金人即便同大酋长达成了协议，地方上依然可能有未解决的矛盾。
“法国人觉得跟非洲当地人打交道很难，往往选择直接同政府和大企业打交道，他们相对比较靠谱，但干起事来可以不管老百姓死活。”吕多维克曾经这样说。他对嘎比说的一句话印象深刻：“中国人跟我们一样住在工地上，晒太阳、踩泥巴，欧美人只会坐在办公室里吹空调。凭这一点，我尊敬他们。”
错综复杂的现实。
Ayanfuri小镇是中国采矿人曾经出没的地方，如今已不见他们的身影。
错落的矮房，拄着拐的老妇人一身柠檬黄和宝蓝色相间的袍子从镜头前走过，面孔上沟壑遍布。孩子们成群地挤在墙边，一见到摄像机就忙着做出各类夸张的表情。不少青年无所事事地三三两两交谈着。厕所是两个露天的水泥隔间，门上挂着锁。里面除了墙边的一个小洞和门边的一把扫帚之外就是一块平地，一无所有。
连坑都没有。却异常的干净。
我们见到了当地的大酋长。一样按序落座、一样庄重凝固的气氛，不同的是椅子换成了乌木的，墙上有些葫芦模样的挂饰。院落不大，却相当整洁。吕多维克习惯性地跷起腿，伊曼纽尔微微提示，他吐吐舌头，放下了。我们在那座“宫殿”里坐了将近一个小时，谈话冗长，有大段的礼貌客套用语。完全不懂当地语言的我，只看到伊曼纽尔谦逊地点头，微笑，再点头。
我问老酋长，他觉得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他用流利的英语回答：“我们的政府在经济上的失败。就业环境差，村子里的年轻人没有工作，他们除了去淘金还能做什么呢？在家坐以待毙吗？你明白吗？”
我明白。
谈话的尾声，在我们即将离去的时候，发生了两件好玩的事。一件是，一直正襟危坐的酋长同我握手时，突然露出微笑，报出了“周恩来”的名字；另一件是，几乎已经跨出门的吕多维克突然转身，特意跑到3名首领座位的边上，郑重地与从头到尾没能说上一句话、也没有被正式引见的老酋长夫人握了下手。
在比Ayanfuri低一级的另一个村落，我们见到了本身也是可可农民的酋长。传话官激动地说：“我现在70岁了，我死后儿子还能继续在这片林子上种可可，我的子子孙孙都可以不停种下去。而现在把林子卖给中国人的话，赔偿只是一次性的。”
他穿着一身蓝色的T恤，中间一个大大的中文“梦”字，左上角还有“物电团委”字样的标志。他说这是他花10赛地（加纳当地货币）在集市上买的。
在我们出发前，伊曼纽尔到当地考察过，写了份报告。里面有一段扎眼的话：“当地酋长认为，采金现象是中国靠经济征服世界的布局之一。”可当我们来到现场，3个首领面对我这个中国姑娘时，却改了口径：“我们不怪中国人，我们怪我们加纳自己人。中国人并不知道哪儿有金子，是加纳人带他们去，帮他们做各种事。”
首领们对着一条几乎干涸的水流做了传统仪式祷告。新酋长显得稍有生疏，老酋长不时在一旁提点。
“这是我们的精神之河，遇到疾病或灾祸，我们都会来这里祷告。”
非常窄小的河道，几乎是条水沟。岸上一只死了的青蛙四仰八叉地趴在泥地上，太阳暴晒着，不一会儿便引来了大批蚂蚁。
有一次，在某个采金的矿上，来自布基纳法索的贝娜依在机器边坐下，同做工的加纳人聊起来。这些人里有从邻国多哥等地过来找寻工作机会的，说法语，与她相谈甚欢。“他们说和中国人相处愉快，也愿意工作。只不过有时候，他们的传统习俗规定不能工作或是需要参加活动，中国人却往往认为他们只是在找借口偷懒。”
“有时候一块石头、一棵树，他说这个是神，不能动。你怎么办？”苏震宇曾向我们这样说起。
万物有灵论、泛神崇拜，在人类学上是有名有姓的概念。然而此刻我的大脑却被一条干涸的水流和一只四仰八叉的青蛙占据了。
采访结束，刚才一脸威仪的酋长突然指指自己的肚子，向我说着什么。我没有听懂，转身问伊曼纽尔。
“他说，他让你们拍了这么久，肚子饿了。你是不是该给他点东西？”
我们回特马，去见苏震宇。
一路上，中文招牌大多冠以“金”字；而英文招牌则常见“God”或是“King”。华为的商标不时掠过，敞篷伞下，小贩们卖着当地自制的饮料和小食。加油站这样的地方，会有人顶着水果来轻敲我们的车窗推销产品。
车里，伊曼纽尔的手机不时响起，铃声是正儿八经的交响乐。“你们尝尝这个冷饮，很不错！”他把手伸出车窗，从当地妇女头顶的白色塑料泡沫箱子里拿了几袋冒着冷气的冰棍。贝娜依毫不犹豫地笑着接了过去，吕多维克和我却交换了一下眼色。“不用了，谢谢！”
有必要交代一下关于伊曼纽尔的几件事。他常年为欧洲媒体做地陪，点菜的时候懂得厉声教训服务员：“你知道叉和刀这样放是什么意思吗？去好好学学！”在村子里遇见卖手表的小贩，会亮出自己腕上的：“来比比，我的大还是你的大？”
拍摄菜场、可可加工场的时候，有孩子从镜头前经过。他总会敏感地把孩子们赶开，随即略带质问地问我：“你拍这个是什么目的？这样的画面会误导，让人以为我们使用童工。非洲的形象已经够不好的了。”我很诧异，却转瞬便理解了他的心态。
伊曼纽尔从前是加纳国家电视台的资深记者，成为自由媒体人后，日子过得相当滋润。然而有一次，他在美国坐出租车，司机得知他来自非洲后问道：你们是不是都住在原始部落里？他感到荒谬：“我们也住空调房，我到这儿是给CNN出差的！”“如果是个白人，也就罢了。那司机自己也是黑皮肤啊！”老干部伊曼纽尔愤愤地向我抱怨。
我焦虑片子最后拍出来效果不会好，跟吕多维克说：“16天真的不够。这故事太复杂，我看不清。什么才是真相和对错？”
“有时候真相是不存在的，因为每个人的真相都不一样。有时候人照镜子，看到的明明是自己，也会觉得不像，觉得镜子欺骗了自己。”他不紧不慢地说，咬了一口伊曼纽尔送的加纳巧克力。先前，老干部骄傲地说：“欧洲的巧克力就是包装好、放糖多而已。加纳巧克力才是最好的，可可含量高，怎么都不会化。”
“……还是欧洲的好吃。”尝了一口的吕多维克评价道。
在特马夜幕下的海滩边，我们再次采访苏震宇。
海浪阵阵。摄像机大光圈迷离的灯光里，他说：“每个人都想过更好的日子。加纳通过这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提高了当地人的生活水平，想要回到过去，那是不太现实的了。”
他驱车送我们去阿克拉。在堵得一眼望不到头的车流里，这个精干的中年男人好像放下了许多戒备，说自己到加纳后，最先在赌场工作，学习察言观色，看别人怎么玩。他琢磨了两年，觉得看得透透了，上手赌了一把。“结果输了个精光。”从此罢手。他还卖过在当地大受欢迎的中药酒，饮用水里兑点食用色素。“骗人的，但不害人。”
如今他在加纳成了家，可以在自己花园里用大红袍接待头面人物，也可以在车里向路过的某个当地人熟稔地打招呼。“他们已经把我当成自己人了。”
到首都后，骄傲的苏震宇以老司机的姿态向我们介绍：这里以前是什么，那里以前又是什么。言语里的热情同梁斌他们全然不同。那悬在方向盘上的手一指一点，似乎画出了一个王国的图景。
“阿克拉我太熟了，以前闭着眼睛都能开的。”
在一个路口，他突然停住了，往右禁行。
“在加纳待了20年，也有地方开始不认识了啊。”
他发出一声感叹。
“他们就是要钱。”
我以中国人的经验，上前小声用法语对吕多维克说。金发大高个儿不置可否，只顾继续跟要求留下拍摄设备的机场人员认真理论：“这个表格我世界各地都用过，我不理解为什么在加纳行不通……”
拉锯般的争论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
终于来到某个瞬间，刚才还一脸严肃的非洲官员不耐烦地大手一挥：“走吧。”于是一行三人推着小山般的行李走出了机场。
吕多维克很得意。
“真是复杂啊……”我转向贝娜依，“你们那儿也这样？”
“没有，我们那儿太平得很。”
“（布基纳法索）太平得很？”吕多维克歪嘴笑道。
“嘿嘿。”贝娜依马上显得有点不好意思。
“欢迎来到加纳。”伴随着这句热带伦敦腔的英语，在出口处等候多时、头发灰白的地陪伊曼纽尔微笑着向我们伸出双手。
大阿克拉
“我们”由我研究生期间的布基纳法索同学贝娜依、法国制片公司记者吕多维克，还有刚从法国新闻学校毕业不到一年的我组成。三人从巴黎飞到了西非加纳，要做一个关于中国采金人的纪录片选题。
这不是一趟轻松的差事。
国家信息部的接待室里，负责发放临时记者证的女官员正襟危坐在对门的一张桌子后头，桌上摆着一个白色的小型耶稣像，张开双臂，迎接从着木框窗吹进来的4月热风。
左右两边的墙上贴着些领导人照片。
左墙上，伊丽莎白女王出现两次，单人照一张、同菲利普亲王合照一张。正中间是中国前总理温家宝的照片，大小与女王相当。巴西前总统卢拉的照片要小一号，靠右差不多大小的还有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博尔基亚。
右墙上，前奥委会主席罗格、前南非总统姆贝基、前马里总统科纳雷的照片名号里皆没有“前”。左上角一张图片，文字只有“伊斯兰领袖——红遍全球的领导”，上头是戴着墨镜、扬着下颚的卡扎菲。4年前因突发心脏病去世的加纳前总统米尔斯在中间，照片尺寸很谦卑，同样没有“前”字。左下角，两张孩子们写的母亲节祝福留言，同领导人们的亲切笑容一起被定格在墙上。
我问官员，能不能拍照？她不甚在意地指了指左边墙上条理分明的外媒新闻守则：
加纳政府已十分关切地注意到外媒拍摄纪录片对加纳国家形象造成不良影响一事。为了抑制这一令人遗憾的现象，国家信息部为所有外媒机构制定以下准则：一、来到加纳的所有制片团队必须由信息部门官员陪同，以保证他们按守则展开工作。二、在影片正式公映之前，各类记者都必须将成片拷贝交至信息部。能否获得在加纳的拍摄许可，取决于拍摄团队对以上规定的遵守。
“她的意思是，你可以在这儿拍，只要不损加纳国家形象就行。”向导伊曼纽尔这样解释，他是法新社长期合作的当地记者。我悄悄问身边的吕多维克：“我们真要在播出前把片子的拷贝给他们？”
他笑着摇摇头。
吕多维克年轻时做过战地记者，去过许多非洲国家。从机场海关出来后，他说：“在非洲，规矩都是可以不算数的。这是件糟糕透顶的事，但有时也是很棒的事。”
对中国人来说，阿克拉或许有种奇特的熟悉感。
国家信息部大楼周边是几处麻将牌一样的土黄色民房，方方正正，几个阳台上架着锅盖天线，热带的日头下白得耀眼。绿化带边上随处可见各类外语培训机构广告：雅思、托福、代写论文作业、名校奖学金申请；或是减肥广告：20天减掉9公斤，外加服药前和服药后惊人的效果对比图；又或者：你想一天内赚大钱吗？请拨打XXXXX。
如果去当地的饭店用餐，服务员会体面地给你递上一份丰盛的菜单。但常常一圈点下来，除了当地用玉米粉和木薯做成的主食之外，只有大米配鸡肉、薯条配烤鱼这两道菜是真正存在的；或者排列组合一下，变成大米配烤鱼、薯条配鸡肉。
总体上，这里到处弥漫着一种奇异的满不在乎。
一次我被喧哗声吸引，好奇地走近路边的一座平房教堂，一个族长模样的老人在年轻人的陪同下出门招呼了我，问明来意后表示欢迎。我在靠门的长条木凳上坐下，听牧师像脱口秀般用各种俏皮话带动着全厅的气氛。不过几分钟，他注意到我的到来，拿着话筒走到边上，一边伸手同我握手，一边用当地语言同听众讲了句什么，顿时人们笑作一团。我环视四周，感到下面坐着的人与其说是信众，不如说是出来相聚的街坊邻居。每人的表情都轻松自在，丝毫没有法国天主教堂里的庄严肃穆。虽然墙上明明白白贴着白皮肤的耶稣。
这个西非国家1957年独立，英国在这里殖民过半个多世纪，彼时叫“黄金海岸”，如今是非洲第二大黄金出口国。十多年前，一群中国人陆续来到了这里。他们算不上先进的设备、在国内不再有用武之地的传统采金技术，在这里找到了巨大的市场。然而，在2013年加纳政府的一场驱逐行动之后，如今仍在这里从事私人采矿活动的，只剩下两千人左右。 我们仨在一家楼下彻夜劲歌热舞且隔音效果几乎为零的旅店里过了第一夜，带着睡意惺忪的眼睛，启程去见故事的关键人物苏震宇。
大人物
“你们这个片子，是什么拍摄目的啊？”
从开始着手策划这个专题片时，苏震宇就不断地问我。微信文字上、语音里、拍摄团队抵达加纳后当面，一次又一次。他是加纳中国采金人成立的民间组织“加纳中国矿业协会”的秘书长，广西人。我说，我们团队里有中国人，有加纳邻国布基纳法索的人，有法国人，想要努力获得一个立体的视角。
若干年前，某英国主流媒体找过他们。采访过程中一个中国工人说着说着，冒出一句“非洲人有时候很懒”。这句话后来被剪到报道里，当地人看到后，勃然大怒。“本来我们关系很融洽，大家有时都可以说说笑笑，结果一下对立起来了。”
他对外媒并不信任，觉得那些报道大多有着“政治意图”。
苏震宇提醒我：中国人来到非洲，抢了某些国家的“蛋糕”，他们不高兴，自然会想尽办法“打压”对手。
后来，当我和同事驱车六七小时来到密林深处的矿区时，却也听到了不一样的说法：“像我们这种矿，含金量太低，英美大矿是不感兴趣的。”一个矿主这样同我们解释。
“所以构不成竞争？”
“构不成。”
在加纳采矿的大多来自广西上林，即便是之后从别处来的，也是在当地现学现卖了上林人的采金技术。两三百万人民币的启动资金，同大型跨国矿业公司不可同日而语。对于这类砂金的矿，当地人之前一直手工作业，中国人带来了机械化的设备，效率和收益大大提高。
“以前从库玛西到敦夸的路上，都是荒地。现在你们看到的那些房子都是采矿带动了经济过后建起来的。”苏震宇说，“采金的就是些农民工，有的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出来讨生活。人生地不熟，办事还不得托当地人办？吃了亏、受了骗，还被说‘非法’。我觉得这个很冤屈。”
面对镜头，他的陈述听上去有理有据。四五人的餐桌上，他拿了两张名片，一张给了我，一张给了吕多维克。
“你们这一圈跑下来，肯定会遇见更多问题，也会有人同我想法不一样。等你们拍得差不多了，带着这些问题再来找我，我来给你们解答。”无框眼镜片后面，这个中年男人的目光毫不躲闪。
加纳当地法律名义上规定，25英亩以下的金矿必须由当地人开采。中国采金人常常同拥有土地权的加纳人进行合作，主动出资让当地人办理一系列必须的行政手续，然后签订合同规定利润分成。加纳土地权和矿产权分别归个人和国家所有，为了能动地底下的金子，中国采金人除了同酋长、地主达成协议之外，还需要获得政府的书面许可。
这个过程不简单。
“那些酋长本来住的都是泥巴房子，泥巴房子啊！现在他们有钱了，住进好房子了。”苏震宇相信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愿意我们去当地看到这种进步。为了方便我们联络，他找了一个叫作嘎比的加纳年轻人，全程当我们的助手。嘎比个头不高，说起话来表情丰富、手舞足蹈，同伊曼纽尔的老成做派形成鲜明对比。
“在我们这儿，管你叫China woman，管他叫Obroni（白人）！嘿嘿！”
“嘎比，你敢再叫我Obroni，我就不和你说话了。”
在特马，我们还见到了Bernard Antwi Boasiako，一个被称为Chairman的人。我不清楚怎样翻译这个称谓才合适：Facebook页面上，他既是加纳反对党“新爱国党”权力首府阿散蒂地区的主席，也是Akonta矿业公司的总裁。Akonta矿业公司曾是中国广西采金人在加纳建立的最大公司，在2013年的驱逐行动中首先受到影响。我们获得的资料画面上：厂房被焚烧，军警带着武器径直走入工地，中国工人在军警的押解下被赶上卡车。
这家Akonta矿业公司，苏震宇是合伙人。
去加纳前，我在微信上问他现在每天日常的工作内容是什么，他说：“刷刷iPad，发发牢骚。”iPad上，他刷出一张马英九签字的抗日英雄证书，抬头是他爷爷。“黄埔军校的，”他讲，“后来失踪了。”
在加纳采金的中国人，几乎全部知道这个现在只是“发发牢骚”的中年人。比起国内，加纳好像给这个中年人提供了更多机遇。噶比对苏震宇恭敬有加，对Bernard Antwi Boasiako，则是弯腰、双手合十、满脸堆笑：“Chairman， chairman， oh chairman。”
我决定把这个词翻作“老板”。
“老板”年龄不到三十，但坐在椅子里，一身非洲风格的敞袖大衫，身材高大得像一尊佛。他曾经去过英国，做些兼职的小工作。我们谈论着加纳对于中国采金人的观感，他称赞有加，同时不吝表露出对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的仰慕。“赶走华人，是加纳政府2013年做的一个愚蠢的决定。”
忘了是什么时候，他突然跟我的同学贝娜依说：“英国对我而言是母亲一样的国家，你明白的吧？感情上是这样的，就像法国之于你一样。我们从小学习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历史，学习崇拜他们。”
在加纳，受人崇拜的是他。在Akonta矿业公司，他的大幅照片至今方方正正地装在相框里，一进工地便能看见。
2016年是加纳的大选年，我们到达时，他正在忙着为新爱国党造势。加纳有两个主要党派：执政的全国民主大会党和在野的新爱国党。“老板”是在野党的红人，媒体觉得他语不惊人死不休，批评执政党的政策时态度强硬。“加纳政客里不多的为中国人说话的人。”苏震宇这样形容他。 嘎比也是新爱国党成员，我猜测他对招待之类的事务熟门熟路。一路上，他的黑色小轿车左右两侧的转向灯始终亮着，闪个不停。开始没注意到，贝娜依提醒了我，并忍不住咯咯笑：“好像我们是什么大人物似的，声势隆重地给我们开道啊。”不过，嘎比也可能只是忘记了而已，毕竟在这里，交通规则的存在感实在少得可怜。
从特马一路西行，第一站来到了库玛西。
据上林人说，这是去往大多数矿区的交通枢纽。在旅店住下时，大堂的服务员、司机、向导伊曼纽尔，二话不说统统主动地过来帮我们搬运行李设备，简直形成了一个小分队。“有些欧洲人之所以喜欢到非洲度假，就是因为吃这一套，觉得自己可以跟主人一样。”吕多维克往露台的椅背里一靠，故意做出很享受的样子。虽然知道是在反讽，我还是忍不住白了他一眼。同时回忆起到阿克拉的第一晚，露天餐馆里被年轻加纳姑娘簇拥着的几个欧美人，以及在加纳一家天主教教会学校墙上看到过的“要变得富有，就要努力工作（学习）”的标语。
“这么毒的日头，他们做这样的体力活，西方人居然还说他们懒，简直不可思议。”法国人突然坐直了身子。
上林人
到旅店不多久，吴佳望开车过来见我们。
原本应当是嘎比替我们联络采金人的，但他神龙见首不见尾，总有这样那样的借口脱不了身。“我在路上，我就快到啦！”
总是这样。
同吴佳望的微信头像比起来，眼前这个80后的上林人瘦了一大圈，仿佛能看到全身骨骼走向。表情严肃，说话的时候习惯用力点头。“苏总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只要在他能力范围内，他都会去帮。”
他带我们去了当地一家中餐馆。满是中文招牌的一个街角，走进去是个封闭的院落，左右都有楼房，大多熄着灯。在2013年前，这里的酒店、旅馆、KTV一度顾客盈门。
他吃得不多，因为阑尾炎。“不敢在这边动手术。等新工地上的事情忙完了就回国。”加纳的医疗条件不大理想，先前许多初到的中国人不知道疟疾这回事，耽误治疗后葬身异国。吴佳望有个朋友得过脑疟，当时出现幻觉，听到家人喊他，以为自己回到了上林。“我也怕啊，以前有人就是阑尾炎死在这里的。宁可得疟疾啊，吃点药挺一下就过去了……这毛病（阑尾炎）太痛苦了。”
但在加纳采金的中国人大多不会把这些告诉国内的亲朋。“我老婆连我们被抢过都不知道。”
我把这些翻译给吕多维克听。他不说话，微微点头。
餐毕，吴佳望突然起身独自离桌。我连忙让吕多维克去追，他一脸茫然：“怎么了？”“他这是去替我们付钱。”“他替我们付钱？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了表示友好热情！”“哦……为什么呢？”“……你快去。”
见面第二天，吴佳望带我们去见他即将进矿的朋友们。
他们住在库玛西一处式样简单的单幢小房子里，砌墙围了起来，墙上还装了铁丝。“用来防小偷，但也就吓唬吓唬，没什么用。”同样是80后的覃延威跟我们解释。他中学毕业后跟着亲戚来到加纳，学做金矿。如今他的矿是为数不多的仍在继续生产并且产量可观的工地。
这一带多是采金的中国人居住，发生过多次入室抢劫。“要钱好说，就怕要命。”他们曾经被要求在地上蹲成一排，手机和现金被洗劫一空。现在这几个男人围坐在茶几旁的沙发椅上，夹着烟，各自刷着手机。天气炎热，覃延威光着膀子。电视机里放着中央四套中文国际的新闻旁白：“（华人超市遭持枪抢劫，）在阿根廷当地的华侨华人，一定要加强安全防范，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电视机旁边零散放着些治疗疟疾、腹泻的常用药，全是中文标签。对面的桌上一副麻将像是打到一半，和打火机一起扔在那里。边上也是药片。麻将桌右侧的沙发椅上胡乱堆着换洗的衣服。
吕多维克说需要一组他们互相交谈的镜头，想安排一会儿的主人公覃延威同带领他来加纳的亲戚坐到一起。“我不知道他们平时会做些什么……比如一起喝杯咖啡？”
咖啡？当然没有。
但还是免不了让他们在吃饭的当口坐到一起。吕多维克拍到一个精彩的镜头：逆光下调了极小的光圈，看不清面目的人影从百叶窗的漏光前穿过。一切只有黑色的剪影，除了窗外的天。
“除了金子，加纳没有任何吸引我的地方。”梁斌在车里同我们说。
先前，吕多维克建议我问问上林矿工们，是不是出国前看过美国西部冒险片，从中得到了什么灵感或者激励。我无奈地看了他一眼。
梁斌是覃延威的同乡，年龄也差不多。妻子是92年的，两人结婚不到3个月，梁斌就离开上林来到了加纳，难得回家。他在车里给我们看他孩子的照片，说想他们的时候就看看照片、看看视频。
“我认识很多人来这里好多年都不回去，因为挣不到钱。来的时候感觉像是传销，觉得去了就能发财，不管做什么都能发财……是条不归路啊，开始了你就没办法回头：得钱你还想继续，不得钱你更不服。来三年四年，不捞一点钱就回去，那也太不值了。”
上林是国家级贫困县，青年人在当地的惟一出路就是打工，一个月两三千块钱。在加纳，他们合伙，每年至少能有一百多万的收入。梁斌的孩子不久便要升入小学。他想送孩子去南宁读书，需要在那里买房子。
城镇隐去，热带植物的枝叶逐渐繁茂起来，路也愈发颠簸。前方依稀出现了非洲原始村落的模样。
我们的大车进不去，只好原地等覃延威的皮卡一会儿回头来接。
吕多维克趁这段时间，拿出无人机为一会儿的拍摄做准备。
“小飞机”一放到地上，便迎来了好奇的注视。开始是三两个大胆的孩子，后来越围越多。“全村的人都来了！”贝娜依惊呼。的确，男男女女，拖家带口地硬是围出了一个露天戏台。 吕多维克来劲儿了。
运动摄像机飞起来的时候，他领到了一阵赞叹的惊呼。得意地完成基本动作后，他拿出照相机，问那些孩子可不可以给他们拍照。得到许可后，便开始不停地“咔嚓”。
我正欣赏着这一幕，几乎失联一整天的嘎比却突然出现了，告诉我们应当先去拜会当地的酋长。当时夜色已晚，怕耽误拍摄进程，我们决定先进矿区。嘎比没有再坚持。
皮卡从树林里钻了出来，带我们在泥地里又前进了一公里的样子，来到了覃延威的矿上。两排简易的工棚，地上是被翻开的、微微泛赤的泥土。右侧一个直径百来米的大坑，中间积着水。覃延威的工友们表示，这是之前的矿坑，已经采完了，即将被填上。机器轰鸣着，左侧那片可可林深处是新开挖的工地。
嘎比随手从树干上摘下一个可可，劈开了伸手递给我：“喏，卖给你！”一脸坏笑。我第一次看见生的可可：青里带褐的壳，乳白色的果核看上去十分诱人。试了试，口感清甜中带酸涩。然而不管怎么咀嚼，果肉牢牢粘在核上，最后只能不情愿地连核带肉吐出来。
美味近在咫尺，却无法拥有。
“我问过一个可可农民，你种那么多可可，赚的钱够你去买高档巧克力吗？”先前苏震宇跟我们说，每开辟一个新工地，中国矿工赔偿给当地农民的钱是英美大矿的好几倍。在他看来，可可种植永远不可能成为加纳人致富的途径。
我后来问贝娜依对此的看法，家乡同样有着可可林的她摇摇头：“不光是钱啊，农业是我们的生活和传统，它承载记忆。”
“加纳是个好地方！你们去看看矿业局的资料，看看加纳的黄金储量。这里有水，有石油，有优质土壤……”苏震宇说，比起国内，他更愿意在加纳生活。虽然有疟疾，但食物都是天然的，不用担心有农药。
当我后来把这些话转述给向导伊曼纽尔时，他保持着一贯的职业化微笑，言之凿凿的样子：“可可是加纳第一大出口产品，是国家经济支柱。加纳的可可农民是很有钱的。”
这矿上有十多个中国人，三四十个加纳人。新工地是一个几百米长的大坑，中间一个洗金的双层机床，连着排水的管子和发动机。设备极其简单。机床的高处，坐着两位身披黑色雨衣的加纳人，雨衣是带帽子的。他们就这样坐着，手上握着水枪冲洗泥沙，动作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不得不说，远远望去，有点像《哈利·波特》里没有表情的摄魂怪。
覃延威踩着拖鞋爬上大坑，叉腰观察着下面发生的一切，不时用上林话大声喊上几句，向下面的技工师傅交待什么。这天不早了，中国工人们陆续往工棚走，开始准备晚饭。但机器是不停的，加纳工人日夜轮班。我们到达前，林子里下了一场瓢泼大雨，那两位“摄魂怪”依旧坐在高台上：他们洗金，雨洗他们。
“可惜来晚了，错过了这个镜头。”吕多维克不无遗憾地说，“在法国，要是想拍这样的场景，肯定会遇到一个特别讨厌的公关。他会要你戴上头盔、穿上防滑靴，还告诉你这里不能去那里不能去，一切以安全为重……这里没人管，想怎么拍就怎么拍。”
的确是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工人们没有，我们也没有。当然我们还好，虽然发生了一点小事故。
吕多维克的无人机在拍摄过程中突然失控了。他飞奔去捡，脚一滑掉进大坑，从鞋到膝盖全都泡在了泥水里。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拉起来，之前一直在旁自顾自与众人玩闹的嘎比把无人机捡了回来。他同工地上大多数人一样，穿着拖鞋，手上拎着机器，回来时嘴里“嘶嘶”地倒吸着凉气。我低头一看，那家伙脚背上不知被什么划开了一厘米的口子，隐隐渗着血，周围满是泥浆。
嘎比自己颇不以为意，我还是赶紧问梁斌他们有没有外用药、创可贴之类。创可贴拿来了，用矿泉水简单冲洗了下伤口，贴上。“其实不用这么金贵……”拿来创可贴的工友说，“不能对他们太好。太好了，他们得寸进尺。”
我没说话。
几天后，我把这件事讲给当时不在场的吕多维克听，他听了平静地说：“他们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我脑中不自觉浮现出嘎比问我们报销汽油费时的模样，然后又努力把这个念头甩开。
上林的工友们邀请我们一起吃晚饭。
来之前他们在库玛西采购了几个星期的生活用品，两个技工师傅同时也是大厨。不锈钢饭盆里有肉有菜，大家围着在长条的板凳上坐下。吕多维克突然拿出了之前在阿克拉买的南非红酒——我一直以为他是买了自己喝的。
工友们拿出了二锅头，说什么也要让他尝尝。酒足饭饱，在昏黄的白炽灯下，白天还略感拘谨的工友们，一个个表情活跃起来。
梁斌问我在哪里学的法语，“啧，我们有机会也想出国读大学啊。”“是啊，我当年……”“你就算了吧，ABCD都背不全……”调侃，大笑，接着调侃。吕多维克问他最想去哪个国家，他想都不想：“法国！”“为什么？不想去美国吗？”“觉得美国没文化。”
“工地上虽然苦，但按时吃饭、按时睡觉，反而是比较好的生活。一到库玛西，有网络了就天天熬夜。”梁斌说他老婆在家乡开一家美容院，“我支持她，得有事做，不然一直待在家里，会吵架的。”“你给她买化妆品啊，她就不吵了。”覃延威一旁插嘴。“这个没用。”
灯泡下时不时有蚊虫穿过光流。
这是一群壮族人。我跟吕多维克说，他们是很会唱歌的。“现在基本同化了啊，没什么特别的。就还过三月三。”但还是唱了，老师傅带的头，筷子在桌上一下一下地敲，摇头晃脑笑得很开心：
离家的孩子流浪在外边
没有那好衣裳也没有好烟
好不容易找份工作辛勤把活干
心里头淌着泪脸上流着汗
离家的孩子夜里又难眠
想起了远方的爹娘泪流满面
春天已百花开秋天落叶黄
冬天已下雪了你千万别着凉 月儿圆呀月儿圆月儿圆呀又过了一年
不是这孩子我心中无挂牵
异乡的生活实在是难
刹那间，容易忘记我们身处热带的丛林，不远处便有高大的蕨类植物。这木板搭建的空间里，映出的仿佛是中国万千工厂、地下室、蜂窝房里的景象。
双臂交叉在胸前，一直保持微笑的吕多维克听完，举起酒杯郑重地说：“祝你们多多采到金子。”
第二天，等我们从车上醒来、走进工棚时，覃延威他们已经吃完早饭，开始上工。工地边围了比前一天更多的人，有不少加纳妇女挽着头巾，手拿锥形木盆在池子的边缘地带做着类似淘米的动作，几个男人游手好闲地坐在坑边。
吕多维克去采访一个穿着大红T恤的男人。他的表现欲很强，说中国人破坏森林资源、污染环境、给钱少，等等。我问他为什么在这里，是不是矿上的雇员。他说不是。后来问清楚了，他同下面那些加纳妇女一样，因为自己没有挖金的机器设备，就在中国人挖出的矿坑边上淘一些遗漏的金砂；或是等中国人走了之后，进坑里用更简陋的设备采剩下的金子。
“跟他们干赚不到钱，自己干才有钱。”他说。
路上我们看到过一整条浑浊的大河，泛着泥黄色的浪。吕多维克拍到的画面里，能看见河中央有人开着机器挖土，淤泥直接同河水混杂在一起。“这都做得出来……”他被震惊了。后来在另外的地方，我们看到了类似的场景，确定是加纳人在做。“我们哪里敢。”上林矿工们这样辩解。
许多加纳人在中国人的矿上工作过之后，掌握了采金的基本方法，租来机器自己开挖，动作更加肆无忌惮。
“我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盒子。”苏震宇在特马曾这样说过。
冲突
覃延威的矿上快到了收金的时刻。
一个穿着迷彩服的加纳雇员手握猎枪，站在坑沿边上。我们的镜头靠近他，他微笑着同我们打招呼，端起枪，朝天空开了一发。我没有心理准备，啊地叫了出来。“也就是吓唬吓唬人，山贼真来的时候，跑得比谁都快。”
矿上的确是有枪的，为了自卫。“小偷小摸都不怕，大不了丢点钱。最怕山贼，他们带马刀的，往你后背拍，把刀架在你脖子上逼你说出黄金在哪儿。有时候自己的雇员也会跟外面的串通好了里应外合。”梁斌说他有个朋友背后被扎了二十多道口子。2013年的驱逐事件中，16岁的中国工人陈龙在工地上被军警开枪射死。
金子收上来了，一盆淤泥。一个人高马大的“摄魂怪”把它顶在头上，缓步前行。迷彩服持枪在后面紧跟着，与其说护卫，倒不如说像押解。“摄魂怪”走进木头搭建的工棚，把盆放下，随即转身出来。洗金的屋子不允许加纳人逗留。
他转身的一刻，我第一次正面看见了他的眼睛。
“一天工作辛勤劳动就为了这一刻啦！”
梁斌双手交叉在胸前，满脸轻松。“还是挺有意思的，有期盼。”他笑着拿手比出话筒的样子，伸到覃延威面前：“来说说你现在的感想！”“开心，开心，开心！”“你有烦恼过吗？”“没有没有，有什么烦恼！”两人推推攘攘，打趣个不停。
踩着拖鞋的嘎比这时进屋子来找我们。
“能不能让那个黑人出去一下。”上林工友的表情严肃了几秒。嘎比退了出去。
我们这天看到了采金最关键的步骤，黄灿灿的金子从泥沙中渐渐分离出来。“大概150-160克的样子。”梁斌估算，“金子啊，别说他们（加纳雇员）了，我们自己看了也心里痒痒。”
“这东西容易坏事。”
我们问起加纳媒体关于中国采金人同当地人发生冲突，甚至引起枪战之类的报道，工友们说。开始什么事都没有，后来来的人多起来，“成分就杂了。”同时，他们觉得自己吃不准加纳政府的态度：“今年不是又要大选了吗？万一政策风向一变……谁也不知道。”
这也是苏震宇不停给我们强调的一点。“之前好好做了那么久，怎么突然就‘非法’了呢？”比起原则，他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利益问题。
我们拿同样的问题去问加纳移民局的公关负责人Francis Palmdeti，他说：“只有当问题变得足够严重时，才会引起重视。”
“所以就要派军警去工地？”
“我们只是遣返没有合法证件的中国人。”Palmdeti表示，有些证件需要更新，可能去年合法，今年就不合法了。“那些中国人说他们不了解法律。真的吗？我觉得他们是知道（违法）的。”
覃延威的矿不是我们采访的惟一一个。在其他地方，我们遇见了态度各异的中国淘金人。他们有的不愿被拍摄，觉得工地设施过于简陋，对中国国家形象不好；有的出来多年，负债累累觉得没面子回去，“当时觉得出国见世面，现在看看有什么好啊”；有的带我们参观加纳工人居住的工棚，说他们在家一天只吃两顿，在工地上有专门的厨师给他们做饭，能吃三顿了。
负债，可能意味着收工后不舍得花钱把机器租上额外的天数，也就无法回填矿坑；赚钱，可能意味着急忙赶赴下一处工地，把善后的事宜花钱交由当地人处理。
“这里的人心可黑啊，我们吃了多少苦头……哎呀。”
村落
从覃延威的矿上出来，我们的车周围围了一圈人，同吕多维克试飞无人机的时候一样。不同的是，人群中有个穿长袍的长者，一脸威严。
“你们看，我跟你们说要先去拜会酋长吧。”嘎比上前一番交涉，把我们几个带到了村子里。屋檐下，人们搬来几把塑料椅子，依次排开。3名首领模样的人打头坐下。一番轮流握手过后，穿长袍的长者转头对身边一名差不多年纪的首领说起了话。在加纳的村落里，按习俗，酋长为显示尊严，不会直接同访客对话，需要经过传话官：
“很抱歉让你们在车里过了一夜，按理说村子应当负责招待你们。”
“你们此行有何目的？”
“中国人来了之后，我们没有饮用水了。他们不能光顾着采矿，也该对村落的生活环境出力。” 我感到迷惘。按苏震宇他们的说法，每开一处工地，最先知会的便是当地酋长。而向导伊曼纽尔后来告诉我，加纳的酋长制度等级分明，同行政区划并不完全重合。大酋长下面有小酋长，权力上有分野。中国采金人即便同大酋长达成了协议，地方上依然可能有未解决的矛盾。
“法国人觉得跟非洲当地人打交道很难，往往选择直接同政府和大企业打交道，他们相对比较靠谱，但干起事来可以不管老百姓死活。”吕多维克曾经这样说。他对嘎比说的一句话印象深刻：“中国人跟我们一样住在工地上，晒太阳、踩泥巴，欧美人只会坐在办公室里吹空调。凭这一点，我尊敬他们。”
错综复杂的现实。
Ayanfuri小镇是中国采矿人曾经出没的地方，如今已不见他们的身影。
错落的矮房，拄着拐的老妇人一身柠檬黄和宝蓝色相间的袍子从镜头前走过，面孔上沟壑遍布。孩子们成群地挤在墙边，一见到摄像机就忙着做出各类夸张的表情。不少青年无所事事地三三两两交谈着。厕所是两个露天的水泥隔间，门上挂着锁。里面除了墙边的一个小洞和门边的一把扫帚之外就是一块平地，一无所有。
连坑都没有。却异常的干净。
我们见到了当地的大酋长。一样按序落座、一样庄重凝固的气氛，不同的是椅子换成了乌木的，墙上有些葫芦模样的挂饰。院落不大，却相当整洁。吕多维克习惯性地跷起腿，伊曼纽尔微微提示，他吐吐舌头，放下了。我们在那座“宫殿”里坐了将近一个小时，谈话冗长，有大段的礼貌客套用语。完全不懂当地语言的我，只看到伊曼纽尔谦逊地点头，微笑，再点头。
我问老酋长，他觉得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他用流利的英语回答：“我们的政府在经济上的失败。就业环境差，村子里的年轻人没有工作，他们除了去淘金还能做什么呢？在家坐以待毙吗？你明白吗？”
我明白。
谈话的尾声，在我们即将离去的时候，发生了两件好玩的事。一件是，一直正襟危坐的酋长同我握手时，突然露出微笑，报出了“周恩来”的名字；另一件是，几乎已经跨出门的吕多维克突然转身，特意跑到3名首领座位的边上，郑重地与从头到尾没能说上一句话、也没有被正式引见的老酋长夫人握了下手。
在比Ayanfuri低一级的另一个村落，我们见到了本身也是可可农民的酋长。传话官激动地说：“我现在70岁了，我死后儿子还能继续在这片林子上种可可，我的子子孙孙都可以不停种下去。而现在把林子卖给中国人的话，赔偿只是一次性的。”
他穿着一身蓝色的T恤，中间一个大大的中文“梦”字，左上角还有“物电团委”字样的标志。他说这是他花10赛地（加纳当地货币）在集市上买的。
在我们出发前，伊曼纽尔到当地考察过，写了份报告。里面有一段扎眼的话：“当地酋长认为，采金现象是中国靠经济征服世界的布局之一。”可当我们来到现场，3个首领面对我这个中国姑娘时，却改了口径：“我们不怪中国人，我们怪我们加纳自己人。中国人并不知道哪儿有金子，是加纳人带他们去，帮他们做各种事。”
首领们对着一条几乎干涸的水流做了传统仪式祷告。新酋长显得稍有生疏，老酋长不时在一旁提点。
“这是我们的精神之河，遇到疾病或灾祸，我们都会来这里祷告。”
非常窄小的河道，几乎是条水沟。岸上一只死了的青蛙四仰八叉地趴在泥地上，太阳暴晒着，不一会儿便引来了大批蚂蚁。
有一次，在某个采金的矿上，来自布基纳法索的贝娜依在机器边坐下，同做工的加纳人聊起来。这些人里有从邻国多哥等地过来找寻工作机会的，说法语，与她相谈甚欢。“他们说和中国人相处愉快，也愿意工作。只不过有时候，他们的传统习俗规定不能工作或是需要参加活动，中国人却往往认为他们只是在找借口偷懒。”
“有时候一块石头、一棵树，他说这个是神，不能动。你怎么办？”苏震宇曾向我们这样说起。
万物有灵论、泛神崇拜，在人类学上是有名有姓的概念。然而此刻我的大脑却被一条干涸的水流和一只四仰八叉的青蛙占据了。
采访结束，刚才一脸威仪的酋长突然指指自己的肚子，向我说着什么。我没有听懂，转身问伊曼纽尔。
“他说，他让你们拍了这么久，肚子饿了。你是不是该给他点东西？”
真相
我们回特马，去见苏震宇。
一路上，中文招牌大多冠以“金”字；而英文招牌则常见“God”或是“King”。华为的商标不时掠过，敞篷伞下，小贩们卖着当地自制的饮料和小食。加油站这样的地方，会有人顶着水果来轻敲我们的车窗推销产品。
车里，伊曼纽尔的手机不时响起，铃声是正儿八经的交响乐。“你们尝尝这个冷饮，很不错！”他把手伸出车窗，从当地妇女头顶的白色塑料泡沫箱子里拿了几袋冒着冷气的冰棍。贝娜依毫不犹豫地笑着接了过去，吕多维克和我却交换了一下眼色。“不用了，谢谢！”
有必要交代一下关于伊曼纽尔的几件事。他常年为欧洲媒体做地陪，点菜的时候懂得厉声教训服务员：“你知道叉和刀这样放是什么意思吗？去好好学学！”在村子里遇见卖手表的小贩，会亮出自己腕上的：“来比比，我的大还是你的大？”
拍摄菜场、可可加工场的时候，有孩子从镜头前经过。他总会敏感地把孩子们赶开，随即略带质问地问我：“你拍这个是什么目的？这样的画面会误导，让人以为我们使用童工。非洲的形象已经够不好的了。”我很诧异，却转瞬便理解了他的心态。
伊曼纽尔从前是加纳国家电视台的资深记者，成为自由媒体人后，日子过得相当滋润。然而有一次，他在美国坐出租车，司机得知他来自非洲后问道：你们是不是都住在原始部落里？他感到荒谬：“我们也住空调房，我到这儿是给CNN出差的！”“如果是个白人，也就罢了。那司机自己也是黑皮肤啊！”老干部伊曼纽尔愤愤地向我抱怨。
我焦虑片子最后拍出来效果不会好，跟吕多维克说：“16天真的不够。这故事太复杂，我看不清。什么才是真相和对错？”
“有时候真相是不存在的，因为每个人的真相都不一样。有时候人照镜子，看到的明明是自己，也会觉得不像，觉得镜子欺骗了自己。”他不紧不慢地说，咬了一口伊曼纽尔送的加纳巧克力。先前，老干部骄傲地说：“欧洲的巧克力就是包装好、放糖多而已。加纳巧克力才是最好的，可可含量高，怎么都不会化。”
“……还是欧洲的好吃。”尝了一口的吕多维克评价道。
在特马夜幕下的海滩边，我们再次采访苏震宇。
海浪阵阵。摄像机大光圈迷离的灯光里，他说：“每个人都想过更好的日子。加纳通过这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提高了当地人的生活水平，想要回到过去，那是不太现实的了。”
他驱车送我们去阿克拉。在堵得一眼望不到头的车流里，这个精干的中年男人好像放下了许多戒备，说自己到加纳后，最先在赌场工作，学习察言观色，看别人怎么玩。他琢磨了两年，觉得看得透透了，上手赌了一把。“结果输了个精光。”从此罢手。他还卖过在当地大受欢迎的中药酒，饮用水里兑点食用色素。“骗人的，但不害人。”
如今他在加纳成了家，可以在自己花园里用大红袍接待头面人物，也可以在车里向路过的某个当地人熟稔地打招呼。“他们已经把我当成自己人了。”
到首都后，骄傲的苏震宇以老司机的姿态向我们介绍：这里以前是什么，那里以前又是什么。言语里的热情同梁斌他们全然不同。那悬在方向盘上的手一指一点，似乎画出了一个王国的图景。
“阿克拉我太熟了，以前闭着眼睛都能开的。”
在一个路口，他突然停住了，往右禁行。
“在加纳待了20年，也有地方开始不认识了啊。”
他发出一声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