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玉良的声名远播不在于绘画本身，而在于她的身份，在于她的遭遇，从一个卑微不识字的青楼女子，到一名旅法女画家，再到大学教授，这本身就是一个传奇。
　　在现代中国女画家中，潘玉良的名字恐怕是流传最广的。潘玉良的声名远播不在于绘画本身，而在于她的身份，在于她的遭遇，从一个卑微不识字的青楼女子，到一名旅法女画家，再到大学教授，这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从《张玉良传》到《画魂潘玉良》，再到由巩俐主演的电影《潘玉良》，让人津津乐道的已不是她的绘画艺术，而是她从青楼妓女到女画家的坎坷遭遇和情感故事。
　　潘玉良原名陈秀清，又名张玉良，最后改名潘玉良。每次姓氏的改换，也意味着她的身份的从属变化。她1895年出生于扬州，父母早亡，生活贫苦，被亲戚送入火坑。后来因遇到“贵人”潘赞化把她从青楼赎了出来，并做了他的妾，从而改变了命运。
　　刘海粟说，当年发现潘玉良绘画天赋并建议潘赞化送她进上海美专学习的，是新文化的闯将陈独秀，而陈独秀之所以能发现潘玉良，是因为陈独秀当年和潘赞化一起办过报，尤其是，潘赞化和张玉良(后来才改名潘玉良)在上海结婚时，陈独秀是他们唯一的来宾和证婚人。
　　从上海美专的女学生，到与徐悲鸿同时期的留法艺术生，再到学成回国之后任教于上海美专和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潘玉良的经历，是足以演绎许多传奇故事的。不过她早年的经历，是她心头永远的伤口，给她的生活带来磨难，也给她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源泉。女画家郁风曾说：“潘赞化先生对她很不错，爱护她的艺术，她要怎样就怎样，为她请了许多木匠在家里做画框，画框上还有讲究的雕花。据说，潘玉良对潘赞化有感恩思想，感情一般，关系总是客客气气的。”
　　潘玉良旅法学成回来后，在上海与潘赞化和他的儿子(潘赞化与正妻所生)有过一段平静的小家庭生活，作于1931年的油画《我的家庭》和作于1937年的速写《父与子》，都反映了这段平静的生活，也恰恰是开始与结束。这两幅画，第一幅是潘玉良占据了画面的中心，边上是潘赞化和他的儿子；第二幅正如题目所说，只有父亲和儿子。其实这两幅画，都“遮蔽”了一个没有在画面上的主角：就是潘赞化的正妻，这也是最终潘玉良1937年只身再往法国的重要缘由——当然她出国的原因很复杂，譬如她的艺术和人格常受到外界的怀疑和诋毁，尤其是在家庭里潘赞化的正妻对她的不容。这次去法国后，潘玉良再也没回来，直到1977年病逝于法国。
　　潘玉良画过多幅自画像，她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几乎都可以用自画像来代表。据说，当年潘玉良进入上海美专后首次公开展出的作品就是一幅裸体自画像，这也看出了她的勇气和胆量。吴冠中在1980年代初的回忆里说，潘玉良比较大胆，一般人看有的画稍微有点黄色，但她不在乎。潘玉良的自画像不管是用色浓艳还是低沉，都有一种神态上的落寞和凄凉之感。正如有的论者所说，潘玉良本人长得并不美，但她没有为自己润饰，而是用高度写实的笔法为自己画像，于其中透出了她的自信和坦然。
　　在自画像之外，她也画了大量的女人体，如《读书的女人》《侧卧的女人》《披花巾的女人》……这些作品充分顯示了潘玉良用印象派的点彩技法，画出有中国画气息的女人体，可以说是中西艺术融合的结果。
　　据说，晚年的潘玉良曾多次准备回国，但始终没有如愿。临终时仍嘱咐友人一定要将其作品奉献给国人。在她去世后，经过辗转艰辛，据说，她的画本来是要捐献给北京的国家级美术馆的，但未被接纳，最终是安徽省博物馆接收下了她的四千多件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