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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扫叶山房是一家有着浓厚知识分子传统的出版机构，重视经史子集类的书籍出版。晚清至民国年间，该书坊的笔记小说出版，由注重出版符合书坊宗旨的传统学者型笔记小说，到力图实现笔记小说类型的变革与突破，继而在民国年间向学者型笔记小说出版传统进行回归，形成笔记小说出版的“扫叶山房模式”，使笔记小说的出版成为其品牌。
关键词：
扫叶山房 笔记小说 近代小说 出版
扫叶山房由席世臣家族于清初购得常熟毛氏汲古阁书版之后，席世臣取“校书如扫落叶”之意而设立，[1]以“刊刻秘笈，以惠学林”为刊印宗旨。作为一家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书坊，扫叶山房出版了大量流传广泛的书籍，其中笔记小说是扫叶山房子部书籍出版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整理扫叶山房所刊刻笔记小说书目以及相关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从传统学者型笔记小说的出版、笔记小说出版类型的突破、保守的宣传方式、学者型笔记小说出版传统的回归等方面对近代扫叶山房的笔记小说出版进行研究。
一、传统学者型笔记小说的出版
扫叶山房在席世臣的主持下，曾于乾隆年间出版过洪迈的《容斋随笔》，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对于苏州刻书业的破坏以及轻视说部书籍出版的社会环境等原因，扫叶山房笔记小说的刊刻长期处于停滞的状态，其笔记小说出版直到席世臣之孙席威将该书坊在上海重新开业，才逐渐受到重视，以至成为扫叶山房说部书籍出版的主要组成部分。
光绪九年（1883），扫叶出版了清人许奉恩的笔记小说《兰苕馆里乘》（简称《里乘》），作为《扫叶山房丛钞》子部书籍之一。《兰苕馆里乘》本为10卷本，《扫叶山房丛钞》版为4卷本，即只选录了10卷本190篇中的24篇。《丛钞》共收入了27种书籍，包含经史子集等多方面的内容，于光绪九年（1883）至光绪十年（1884）间陆续印刷出版。对于这套杂纂类丛书，席威在《<扫叶山房丛钞>序》中称：“方今运会日新，人才辈出，负魁奇卓荦之资，往往穷学力之所至，于群经诸史之外，探奥赜，抉丛残，以为朴学之一助。”可见丛书的刊印目的，十分切合其先祖席世臣创办书坊时所持的宗旨，即“刊刻秘笈，以惠学林”。[2]而这部入选的笔记小说《里乘》，就是一部“虽小说家言，作董狐观可矣也”的作品。这部笔记小说从创作形式上而言，与《容斋五笔》迥然而异，是近乎《夷坚志》的志怪类型。不过，《里乘》的作者许奉恩创作该书时，借助的只是《聊斋志异》的怪诞形体，汲取的却是《阅微草堂笔记》的实录精神，意在最大程度达到“劝惩”的目的，即所谓“谈狐说鬼，无殊淄水之洸洋；善劝恶惩，犹是河间之宗旨”，[3]更有人称之为“尽有小说家之长而祛其短，足与正史相表里者矣”，[4]这一点与扫叶山房书籍出版宗旨是相符合的。因此，“与正史相表里”的《里乘》成了该书坊光绪年间笔记小说出版的首选。
正如《〈扫叶山房丛钞〉序》所言：“版屐吴郡，粤寇至，尽付劫灰。”因此，出版《里乘》时，扫叶山房采用的是翻刻他本的方式——即根据书坊所藏的书籍进行翻刻出版，而到光绪十八年（1892）《曼陀罗华阁丛书》出版时，扫叶则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可购买别家的板片修补重印了。《曼陀罗华阁丛书》汇集了杜文澜从咸丰九年（1860）开始陆续撰著与校订刊刻的书籍，共计16种，而笔记小说《曼陀罗华阁琐记》正是这部丛书中刊刻最早的一种，其书板由扫叶山房向同业购得。与《里乘》不同，《曼陀罗华阁琐记》书前牌记题曰：“光绪壬辰仲春之月席氏扫叶山房藏版”，左下方有“扫叶山房督造书籍”印——这是扫叶书籍特有的版权标记。
如果说《兰苕馆里乘》与《曼陀罗华阁琐记》仅仅是光绪宣统年间，席威主持下扫叶山房出版学者型笔记小说的小试牛刀，那么其子席裕琨于光绪二十九年（1902）主持出版的“掌故丛编”则拉开了该书坊此种类型笔记小说刊行的序幕。学者型笔记小说的作者大多身兼学者的双重身份，因此，作品在创作形式上长于议论——作者时时不忘作为学者的身份和责任，重在显示个人的才学和见解。如《里乘》在每篇末都附以“里乘子曰”，将议论作为文章不可或缺的表达方式加以程式化；在内容上，除记载一些奇闻逸事外，还夹大量典章制度、名物考辨等内容，将属于学术范畴的考据之学在小说范围内加以复制和推广。许谆书比较欧阳修《归田录》和梁氏《归田琐记》后就认为：“欧书多录朝廷遗事，士大夫笑谈，吾师书亦同其意，而考订详明，包孕繁富。”[5]“掌故丛编”是清人所撰的四种笔记小说，包括陈康祺《郎潜纪闻》和《燕下乡睉录》以及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均为受到乾嘉学派考据传统影响的学者型笔记小说。之后，在接管扫叶山房的席少梧主持下，宣统年间陆续出版的此类小说还有黄钧宰《金壶七墨》、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王世祯《香祖笔记》、陆游《老学庵笔记》、查慎行《人海记》、梁章钜《归田琐记》《浪迹丛谈》《浪迹续谈》等10种。
二、笔记小说出版类型的突破
作为一家传统出版机构，扫叶山房不仅重视笔记小说出版，且一直关注文人的选择倾向与阅读喜好；作为一个有着家学渊源的书坊主人，在笔记小说类型的选择方面，扫叶山房的几任主持人，从席威到其子席裕琨乃至其族戚席少梧，都一直力图恪守先祖席世臣时期所形成的学者型笔记小说出版传统。然而，毕竟此时的出版环境以及小说书籍的接受群体与《容斋随笔》出版的乾隆五十九年（1794）大不相同。从扫叶山房开始出版《里乘》的光绪九年（1883）到出版《梁氏笔记》（《归田琐记》《浪迹丛谈》《浪迹续谈》三种）的宣统三年（1910），近30年间，清廷对于小说出版的管制形同虚设，铅石印技术的普及使小说书籍出版甚至盗版快速便捷，印刷成本的下降使普通民众亦有能力购置过去售价昂贵的小说书籍，[6]小说界革命的发生又使针砭时弊的新小说出版如火如荼。因此，在恪守传统的同时，有着百年历史的扫叶山房，也在某种程度上寻求笔记小说出版的变革与突破。
这种变革与突破明显的表现就是宣统元年（1909）《绘图骗术奇谈》的石印出版。该书由时任扫叶山房编辑的雷瑨收集新奇骗术一百则汇编而成，据其宣传广告称：“阅此书者，可以长见识，增阅历，羁旅之人尤宜奉为枕中鸿宝。每则又绘有精图，随事指陈，颇饶趣味，诚近日小说书中唯一特色也。”可见其编撰出版时，所设定的阅读对象明显是针对普通市民阶层的，与一味强调“以惠学林”的学者型笔记小说的出版主旨完全不同。这部奇谈式的笔记小说，“因其事迹奇幻，于人世间机械变诈诸术描写无遗”，与这一时期扫叶山房出版的其他笔记小说不同，该书每种骗术故事之后都附有石印插图，借以凸显各种骗子的形象与伎俩，所以尽管定价为八角，在当时的笔记小说中并不算便宜，但是同样“销行数万部，颇为社会欢迎”。[7] 按照光绪六年（1880）三月八日，点石斋在《申报》登载《廉价石印家谱杂作等》广告中公布的石印书籍费用计算，[8]不计底本抄写费、装订费及插图费用，《绘图骗术奇谈》 每册成本仅为一角一分，加上各项费用成本大约也在三角之内，因此，即使“照码七折”，[9]该书的销售也带来近3500元的利润。不久之后，扫叶山房趁热打铁，于民初继续推出了《上海之骗术》，专门描绘上海“妓院、赌场、茶楼、戏馆种种骗诈之伎俩”，因此前《绘图骗术奇谈》的畅销，该书在出版时也附加了石印插图，定价也同样为八角，还在《文艺杂志》上刊登的宣传广告中特意打出了《绘图骗术奇谈》及其编者雷瑨的招牌。
此外，扫叶山房在民国时期相继推出了《满清官场百怪录》《民国艳史》等普世色彩极为强烈的通俗笔记小说，以及《最新滑稽杂志》《文苑滑稽谭》两种以谐语趣事吸引读者眼球的作品。其中《满清官场百怪录》宣传广告特意与李伯元所撰那本广为人知的章回体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比较，称：“颠公少年时游幕各省，嗣又厕身报界数十年，就生平所闻见，凡官场奇奇怪怪之事，一一笔之于书，……而满清国祚之因此颠覆，即于言外得之，以视《官场现形记》等书籍空言以讽世者，其用意又不同也。”[10]这部书在民国二年（1912）石印出版后，因颇受欢迎，以至于先后于民国三年（1914）、十九年（1930）、二十四年（1935）三次重印，是目前所见重印次数最多的扫叶笔记小说。而《民国艳史》的销售情况也相当不错，据《民国艳史乙编》的广告称：“修竹乡人（此即雷瑨的笔名之一）就所闻见辑成《民国艳史甲编》出版后，大受欢迎，一月中售去数千部。”时隔一月，雷瑨“又搜采民国近时香艳事迹，辑为乙编”，且“较甲编集事更新，谐文尤艳丽”。[11]
三、保守的销售方式
尽管扫叶山房在笔记小说书籍内容上进行了世俗化的开拓，但在宣传与发行形式上仍显得过于老套与保守。当时的出版机构，无论是商务印书馆、小说林社等颇具影响力的出版社，还是群学社这样不太出名的出版社，利用报纸杂志进行小说广告宣传都颇为普遍，[12]或为小说出版开展征文活动，或告知读者小说书籍的打折优惠活动，或维护小说作品版权等等，不胜枚举，但翻阅传播面较为广泛、读者群体较为庞大的近代四大报刊：《申报》《新闻报》《时报》《神州日报》，扫叶山房的小说广告宣传寥寥无几。四大报刊中由扫叶山房刊发的小说宣传广告仅仅三则。第一则：《时报》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刊载“最新社会小说《时髦现形记》出版广告”（《申报》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初七广告同此）；第二则：《神州日报》宣统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刊载“新出石印精本《唐人说荟》一百六十四种”广告；第三则：宣统三年四月初六日《时报》刊载扫叶山房精印书籍广告，内有小说《两般秋雨庵随笔》六角，《绘图骗术奇谈》八角。目前可知的笔记小说广告宣传，一是如惊鸿一瞥出现《扫叶山房精印书籍》广告中的《绘图骗术奇谈》，且几乎被淹没在扫叶山房出版的其他各种名目繁多的图书书目中；另一则就是《新出石印精本<唐人说荟>一百六十四种》广告。也许是由于对该书坊的品牌影响力颇为自信的缘故，扫叶山房主人对在报刊上刊登广告，宣传所出版的笔记小说广告这种形式并不特别在意，而在笔记小说的销售形式上也如此。
《古今说海》和《唐人说荟》分别出版于宣统元年（1909）和宣统三年（1911），两家出版机构都在报刊上为丛书刊登过宣传广告：
是书为明云间陆氏编辑，俨山书院集部汇刻，分说选、说渊、说略、说纂四大部，都一百三十五种，搜罗繁富，蔚为大观。……本公司觅得明版原刻，亟付印行世，以公同好。全书一部装订十二册，计定实价洋四元，兹售预约券，每部减价二元。购券者价洋一次缴足，先取《说选》三册。本年十一月印竣，缴券取全书。惟预约券所印无多，售完即不再印，博雅君子幸勿交臂失之。（《新出历朝一百三十五种说部大观》广告）[13]
是书为山阴莲塘居士所纂，搜罗唐代小说共一百六十四种，洵说部之大观也。本号向藏书家觅得原刻本，重付石印，业已告成。用中国粉连纸，印刷精良，装订十六册二函，定价洋二元五角。爱阅小说诸君祈即驾临本号购取可也。（《新出石印精本<唐人说荟>一百六十四种》广告）[14]
集成图书公司的《古今说海》采用“售预约券”的方式提前销售部分书籍——即“购券者价洋一次缴足，先取《说选》三册”，而扫叶山房的《唐人说荟》则是丛书印刷完成之后才上架销售；集成图书公司将12册的丛书的价格故意定为四元，然后再对预约购书的读者实行半价优惠，“每部减价二元”，而扫叶山房则将16册的丛书价格实实在在定为二元五角。可以说，在对笔记小说丛书的销售方式上，扫叶山房除登报告知读者“业已告成”，“爱阅小说诸君祈即驾临本号购取可也”之外，无销售策略可言；而作为一家附属于申报馆的新式出版机构，集成图书公司虚高定价，预约打折，锁定读者，提前收回成本的销售策略显然高明得多。结果，《唐人说荟》直到民国二年（1913）才石印再版，而《古今说海》在宣统元年（1909）十一月初版印行后，仅4个月就校订再版，[15]接着又出现了校订三版，[16]销售策略所带来的畅销局面，不言而喻。在同业对售价不菲的丛书纷纷采用预约销售的影响下，传统书坊扫叶山房在民国四年（1915）刊行《百子全书》和《中华民国政府公报分类汇编》时，也选择了这样的出售预约券的销售方式，后者广告中明确说：“定价十二元，预约半价六元。”[17]
四、学者型笔记小说出版传统的回归
尽管通俗笔记小说的出版发行，让扫叶山房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回报，正如前文所述，《绘图骗术奇谈》行销万部，应该有3500元左右的收益；而无插图的《民国艳史》每册的成本一角上下，售价四角，那么一个月“照码七折”售去数千部，即能为扫叶带来近200元的回报，200元可算是一笔较为可观的书籍销售利润。[18]按照一般书局的做法，对于畅销类型的小说书籍，定会持之以恒，继续出版类似的作品。如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翻译小说颇受大众欢迎，商务就陆续推出了百余种此类作品，且称之为“说部丛书”；又如校经山房刊行的《续彭公案》《续济公传》销路甚广，之后该书坊便不断出版其接续之书，前者达十续之多，后者更是多达令人咋舌的四十续，[19]创造了单部小说续接次数的历史纪录。但与大多数出版机构的做法不同，扫叶山房在民国四年（1915）出版《文苑滑稽谭》后，几乎没有再出版过此类销路颇好的通俗笔记小说。民国十一年（1922）扫叶山房曾经出版过通俗笔记小说《我佛山人札记小说》4卷，但此举意不在牟利，而是为了纪念雷瑨的友人吴趼人。 民国四年（1915）夏出版的《文艺杂志》第一期卷首刊登的《扫叶山房特别广告》如此表述：
本坊为爱重名誉计，为推广贸易计，凡近年印行各书，缮校一切，益实事求是，以期毋负购阅诸君之盛意。盖因书籍一业，关系全国人民之学术之智识，非常重要，非如他业之销行货物，专以牟利为目的也。
这段议论文字可视为扫叶之所以不再出版媚俗化笔记小说的一个注脚。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扫叶山房主人认为像《骗术奇谈》那样专记骗子伎俩，《满清官场百怪录》那样专讲官员丑态，《民国艳史》那样专书女界情态，《最新滑稽杂志》那样专写可笑之言的通俗笔记小说根本皆为不入流之作，与书坊一直以来的正统形象背道而驰。因此，对于那种即使能为书坊带来盈利，但内含却有损书坊良好声誉的这类笔记小说，最终还是被扫叶书坊排斥在出版计划之外。
虽然扫叶山房在民国时期和光、宣年间一样，几乎没有在各大报刊上刊发笔记小说出版广告，但上文所提及的该书坊于民国年间发行的《文艺杂志》却成为其笔记小说推广与宣传的一个良好平台。从目前上海图书馆保存的第一期到第十三期《文艺杂志》所登载的广告来看，几乎每期都有《扫叶山房新印书目》广告，其中不乏新出版的笔记小说作品。《文艺杂志》第一期第一则扫叶的书目广告就是14种笔记小说，包括《容斋五笔》《老学庵笔记》《渔矶漫钞》《入海记》《香祖笔记》《分甘余话》《茶余客话》《梁氏笔记》三种及《印雪轩随笔》《庸闻斋笔记》《金壶七墨》《两般秋雨庵随笔》《桐荫清话》《庸庵笔记》，清一色全部都是学者型笔记小说。14种笔记小说书目紧随介绍该书坊历史的《扫叶山房特别广告》之后出现，足见扫叶主人对于学者型笔记小说出版发行的重视，而重新刊印出版洪迈的《容斋五笔》，且将其赫然列于书目首位的做法，仿佛就是在对先祖席世臣130年前创办扫叶时所立下的“刊刻秘笈，以惠学林”宗旨进行回应。
根据目前所知的资料统计，民国年间扫叶山房共出版清人所撰且符合乾嘉学派考证风格，长于议论，重视事出有据，记叙手法平实严谨的学者型笔记小说31种。其中既有《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对纪昀极为推重的俞鸿渐的《印雪轩随笔》，被称为乾嘉学派殿军的俞樾的《右台仙笔记》，同时也有再次印刷的乾嘉学派重要人物梁章钜的《梁氏笔记》三种（《归田琐记》《浪迹丛谈》《浪迹续谈》），几乎成了一个高品质学者型笔记出版的“扫叶山房模式”。一方面，扫叶山房所印之书，在出版界一向口碑较好，民国时期印有“扫叶山房”四字瓦当型商标的图书，已成为版本优良的标志。扫叶山房主人席威就曾在《扫叶山房丛钞序》中自信地宣称：“威家素喜刻书，精为校勘。”另一方面，由于书坊对于学者型笔记小说出版格外重视，民国年间这一类型的书籍一度成为扫叶的一个品牌，不仅九州闻名甚至行销海外。雷瑨曾在《懒窝笔记》中道：“沪上扫叶山房书坊，以刊印旧籍，驰誉中外。每岁以诗文别集、笔记等销行东瀛者，毋虑数百箱。”[20]
扫叶山房是一家有着浓厚知识分子传统的出版机构，创始人席世臣因担任《四库全书》文渊阁三分书总校的人生经历，而为成立伊始的书坊立定了“刊刻秘笈，以惠学林”的宗旨，其后百余年间，这一宗旨体现在扫叶所出版的经史子集各种书籍之中，同样也体现在作为子部书籍之一的笔记小说出版中。从选择《容斋随笔》作为第一部笔记小说，到光绪年间于上海重开之后出版《兰苕馆里乘》《曼陀罗华阁琐记》及一系列学者型笔记小说，最后于民国年间形成笔记小说出版的“扫叶山房模式”，无不是对书坊开办宗旨的体现。在通俗小说作品出版蔚然成风的清末民初，扫叶山房也曾一度编撰出版描写官场、女界，记录行骗手段的媚俗化笔记小说，加入了此种通俗笔记小说刊行的潮流之中，试图在某些方面实现一些突破。不过，由于书坊的历史渊源，受到首任书坊主人审美选择取向及文化传承的影响，其出版最终还是由盈利性的通俗笔记小说回归到了学者型笔记小说出版的传统当中，而这种对于传统的执著，对于文化的操守，对于书籍品质的追求，也使笔记小说的出版成为民国年间扫叶山房的一个品牌，扩大了该书坊在海内外的影响。
基金项目：本文为2008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书坊与近代小说发展之关系研究”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08JC751015”
参考文献：
[1] 杨丽莹.扫叶山房创始年代考[J].图书馆杂志，2005（3）.
[2] 方睿颐.《兰苕馆里乘》序[D]//杨丽莹.扫叶山房研究，复旦大学，2005.
[3] （清）许奉恩.里乘[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4] （清）金安清.《兰苕馆里乘》跋[M]//合肥：黄山书社，1998.
[5] 宋莉华.清代笔记小说与干嘉学派[J].文学评论，2001.
[6] 宋莉华.明清时期说部书价述略[J].复旦大学学报，2002.
[7] 扫叶山房.上海之骗术世界广告[J].文艺杂志，1915（1）.
[8] 点石斋.《廉价石印家谱杂作等》广告[N].申报，1880-03-08.
[9] 扫叶山房.扫叶山房特别广告[J].文艺杂志，1915（1）.
[10] 扫叶山房.《满清官场百怪录》广告[J].文艺杂志，1915.
[11] 扫叶山房.《民国艳史乙编》广告[J].文艺杂志，1915.
[12] 刘永文.晚清小说的广告宣传[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
[13] 扫叶山房.《新出历朝一百三十五种说部大观》广告[N].申报，1909-09-18.
[14] 集成图书公司.新出石印精本《唐人说荟》一百六十四种广告[N].神州日报，1911-04-21.
[15] 申报.说部大观《古今说海》校订再版特别廉价广告[N].申报，1910-03-02.
[16] 申报.说部大观《古今说海》校订三版特别廉价广告[N].申报，1910-05-20.
[17] 扫叶山房.《中华民国政府公报分类汇编》广告[J].文艺杂志，1916（8）.
[18] 吴圳义.清末上海租界社会[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1：132.
[19] 王清原.小说书坊录[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20] 雷瑨.懒窝笔记·俄人购书[J].文艺杂志，1916（8）.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
扫叶山房是一家有着浓厚知识分子传统的出版机构，重视经史子集类的书籍出版。晚清至民国年间，该书坊的笔记小说出版，由注重出版符合书坊宗旨的传统学者型笔记小说，到力图实现笔记小说类型的变革与突破，继而在民国年间向学者型笔记小说出版传统进行回归，形成笔记小说出版的“扫叶山房模式”，使笔记小说的出版成为其品牌。
关键词：
扫叶山房 笔记小说 近代小说 出版
扫叶山房由席世臣家族于清初购得常熟毛氏汲古阁书版之后，席世臣取“校书如扫落叶”之意而设立，[1]以“刊刻秘笈，以惠学林”为刊印宗旨。作为一家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书坊，扫叶山房出版了大量流传广泛的书籍，其中笔记小说是扫叶山房子部书籍出版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整理扫叶山房所刊刻笔记小说书目以及相关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从传统学者型笔记小说的出版、笔记小说出版类型的突破、保守的宣传方式、学者型笔记小说出版传统的回归等方面对近代扫叶山房的笔记小说出版进行研究。
一、传统学者型笔记小说的出版
扫叶山房在席世臣的主持下，曾于乾隆年间出版过洪迈的《容斋随笔》，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对于苏州刻书业的破坏以及轻视说部书籍出版的社会环境等原因，扫叶山房笔记小说的刊刻长期处于停滞的状态，其笔记小说出版直到席世臣之孙席威将该书坊在上海重新开业，才逐渐受到重视，以至成为扫叶山房说部书籍出版的主要组成部分。
光绪九年（1883），扫叶出版了清人许奉恩的笔记小说《兰苕馆里乘》（简称《里乘》），作为《扫叶山房丛钞》子部书籍之一。《兰苕馆里乘》本为10卷本，《扫叶山房丛钞》版为4卷本，即只选录了10卷本190篇中的24篇。《丛钞》共收入了27种书籍，包含经史子集等多方面的内容，于光绪九年（1883）至光绪十年（1884）间陆续印刷出版。对于这套杂纂类丛书，席威在《<扫叶山房丛钞>序》中称：“方今运会日新，人才辈出，负魁奇卓荦之资，往往穷学力之所至，于群经诸史之外，探奥赜，抉丛残，以为朴学之一助。”可见丛书的刊印目的，十分切合其先祖席世臣创办书坊时所持的宗旨，即“刊刻秘笈，以惠学林”。[2]而这部入选的笔记小说《里乘》，就是一部“虽小说家言，作董狐观可矣也”的作品。这部笔记小说从创作形式上而言，与《容斋五笔》迥然而异，是近乎《夷坚志》的志怪类型。不过，《里乘》的作者许奉恩创作该书时，借助的只是《聊斋志异》的怪诞形体，汲取的却是《阅微草堂笔记》的实录精神，意在最大程度达到“劝惩”的目的，即所谓“谈狐说鬼，无殊淄水之洸洋；善劝恶惩，犹是河间之宗旨”，[3]更有人称之为“尽有小说家之长而祛其短，足与正史相表里者矣”，[4]这一点与扫叶山房书籍出版宗旨是相符合的。因此，“与正史相表里”的《里乘》成了该书坊光绪年间笔记小说出版的首选。
正如《〈扫叶山房丛钞〉序》所言：“版屐吴郡，粤寇至，尽付劫灰。”因此，出版《里乘》时，扫叶山房采用的是翻刻他本的方式——即根据书坊所藏的书籍进行翻刻出版，而到光绪十八年（1892）《曼陀罗华阁丛书》出版时，扫叶则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可购买别家的板片修补重印了。《曼陀罗华阁丛书》汇集了杜文澜从咸丰九年（1860）开始陆续撰著与校订刊刻的书籍，共计16种，而笔记小说《曼陀罗华阁琐记》正是这部丛书中刊刻最早的一种，其书板由扫叶山房向同业购得。与《里乘》不同，《曼陀罗华阁琐记》书前牌记题曰：“光绪壬辰仲春之月席氏扫叶山房藏版”，左下方有“扫叶山房督造书籍”印——这是扫叶书籍特有的版权标记。
如果说《兰苕馆里乘》与《曼陀罗华阁琐记》仅仅是光绪宣统年间，席威主持下扫叶山房出版学者型笔记小说的小试牛刀，那么其子席裕琨于光绪二十九年（1902）主持出版的“掌故丛编”则拉开了该书坊此种类型笔记小说刊行的序幕。学者型笔记小说的作者大多身兼学者的双重身份，因此，作品在创作形式上长于议论——作者时时不忘作为学者的身份和责任，重在显示个人的才学和见解。如《里乘》在每篇末都附以“里乘子曰”，将议论作为文章不可或缺的表达方式加以程式化；在内容上，除记载一些奇闻逸事外，还夹大量典章制度、名物考辨等内容，将属于学术范畴的考据之学在小说范围内加以复制和推广。许谆书比较欧阳修《归田录》和梁氏《归田琐记》后就认为：“欧书多录朝廷遗事，士大夫笑谈，吾师书亦同其意，而考订详明，包孕繁富。”[5]“掌故丛编”是清人所撰的四种笔记小说，包括陈康祺《郎潜纪闻》和《燕下乡睉录》以及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均为受到乾嘉学派考据传统影响的学者型笔记小说。之后，在接管扫叶山房的席少梧主持下，宣统年间陆续出版的此类小说还有黄钧宰《金壶七墨》、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王世祯《香祖笔记》、陆游《老学庵笔记》、查慎行《人海记》、梁章钜《归田琐记》《浪迹丛谈》《浪迹续谈》等10种。
二、笔记小说出版类型的突破
作为一家传统出版机构，扫叶山房不仅重视笔记小说出版，且一直关注文人的选择倾向与阅读喜好；作为一个有着家学渊源的书坊主人，在笔记小说类型的选择方面，扫叶山房的几任主持人，从席威到其子席裕琨乃至其族戚席少梧，都一直力图恪守先祖席世臣时期所形成的学者型笔记小说出版传统。然而，毕竟此时的出版环境以及小说书籍的接受群体与《容斋随笔》出版的乾隆五十九年（1794）大不相同。从扫叶山房开始出版《里乘》的光绪九年（1883）到出版《梁氏笔记》（《归田琐记》《浪迹丛谈》《浪迹续谈》三种）的宣统三年（1910），近30年间，清廷对于小说出版的管制形同虚设，铅石印技术的普及使小说书籍出版甚至盗版快速便捷，印刷成本的下降使普通民众亦有能力购置过去售价昂贵的小说书籍，[6]小说界革命的发生又使针砭时弊的新小说出版如火如荼。因此，在恪守传统的同时，有着百年历史的扫叶山房，也在某种程度上寻求笔记小说出版的变革与突破。
这种变革与突破明显的表现就是宣统元年（1909）《绘图骗术奇谈》的石印出版。该书由时任扫叶山房编辑的雷瑨收集新奇骗术一百则汇编而成，据其宣传广告称：“阅此书者，可以长见识，增阅历，羁旅之人尤宜奉为枕中鸿宝。每则又绘有精图，随事指陈，颇饶趣味，诚近日小说书中唯一特色也。”可见其编撰出版时，所设定的阅读对象明显是针对普通市民阶层的，与一味强调“以惠学林”的学者型笔记小说的出版主旨完全不同。这部奇谈式的笔记小说，“因其事迹奇幻，于人世间机械变诈诸术描写无遗”，与这一时期扫叶山房出版的其他笔记小说不同，该书每种骗术故事之后都附有石印插图，借以凸显各种骗子的形象与伎俩，所以尽管定价为八角，在当时的笔记小说中并不算便宜，但是同样“销行数万部，颇为社会欢迎”。[7] 按照光绪六年（1880）三月八日，点石斋在《申报》登载《廉价石印家谱杂作等》广告中公布的石印书籍费用计算，[8]不计底本抄写费、装订费及插图费用，《绘图骗术奇谈》 每册成本仅为一角一分，加上各项费用成本大约也在三角之内，因此，即使“照码七折”，[9]该书的销售也带来近3500元的利润。不久之后，扫叶山房趁热打铁，于民初继续推出了《上海之骗术》，专门描绘上海“妓院、赌场、茶楼、戏馆种种骗诈之伎俩”，因此前《绘图骗术奇谈》的畅销，该书在出版时也附加了石印插图，定价也同样为八角，还在《文艺杂志》上刊登的宣传广告中特意打出了《绘图骗术奇谈》及其编者雷瑨的招牌。
此外，扫叶山房在民国时期相继推出了《满清官场百怪录》《民国艳史》等普世色彩极为强烈的通俗笔记小说，以及《最新滑稽杂志》《文苑滑稽谭》两种以谐语趣事吸引读者眼球的作品。其中《满清官场百怪录》宣传广告特意与李伯元所撰那本广为人知的章回体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比较，称：“颠公少年时游幕各省，嗣又厕身报界数十年，就生平所闻见，凡官场奇奇怪怪之事，一一笔之于书，……而满清国祚之因此颠覆，即于言外得之，以视《官场现形记》等书籍空言以讽世者，其用意又不同也。”[10]这部书在民国二年（1912）石印出版后，因颇受欢迎，以至于先后于民国三年（1914）、十九年（1930）、二十四年（1935）三次重印，是目前所见重印次数最多的扫叶笔记小说。而《民国艳史》的销售情况也相当不错，据《民国艳史乙编》的广告称：“修竹乡人（此即雷瑨的笔名之一）就所闻见辑成《民国艳史甲编》出版后，大受欢迎，一月中售去数千部。”时隔一月，雷瑨“又搜采民国近时香艳事迹，辑为乙编”，且“较甲编集事更新，谐文尤艳丽”。[11]
三、保守的销售方式
尽管扫叶山房在笔记小说书籍内容上进行了世俗化的开拓，但在宣传与发行形式上仍显得过于老套与保守。当时的出版机构，无论是商务印书馆、小说林社等颇具影响力的出版社，还是群学社这样不太出名的出版社，利用报纸杂志进行小说广告宣传都颇为普遍，[12]或为小说出版开展征文活动，或告知读者小说书籍的打折优惠活动，或维护小说作品版权等等，不胜枚举，但翻阅传播面较为广泛、读者群体较为庞大的近代四大报刊：《申报》《新闻报》《时报》《神州日报》，扫叶山房的小说广告宣传寥寥无几。四大报刊中由扫叶山房刊发的小说宣传广告仅仅三则。第一则：《时报》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刊载“最新社会小说《时髦现形记》出版广告”（《申报》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初七广告同此）；第二则：《神州日报》宣统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刊载“新出石印精本《唐人说荟》一百六十四种”广告；第三则：宣统三年四月初六日《时报》刊载扫叶山房精印书籍广告，内有小说《两般秋雨庵随笔》六角，《绘图骗术奇谈》八角。目前可知的笔记小说广告宣传，一是如惊鸿一瞥出现《扫叶山房精印书籍》广告中的《绘图骗术奇谈》，且几乎被淹没在扫叶山房出版的其他各种名目繁多的图书书目中；另一则就是《新出石印精本<唐人说荟>一百六十四种》广告。也许是由于对该书坊的品牌影响力颇为自信的缘故，扫叶山房主人对在报刊上刊登广告，宣传所出版的笔记小说广告这种形式并不特别在意，而在笔记小说的销售形式上也如此。
《古今说海》和《唐人说荟》分别出版于宣统元年（1909）和宣统三年（1911），两家出版机构都在报刊上为丛书刊登过宣传广告：
是书为明云间陆氏编辑，俨山书院集部汇刻，分说选、说渊、说略、说纂四大部，都一百三十五种，搜罗繁富，蔚为大观。……本公司觅得明版原刻，亟付印行世，以公同好。全书一部装订十二册，计定实价洋四元，兹售预约券，每部减价二元。购券者价洋一次缴足，先取《说选》三册。本年十一月印竣，缴券取全书。惟预约券所印无多，售完即不再印，博雅君子幸勿交臂失之。（《新出历朝一百三十五种说部大观》广告）[13]
是书为山阴莲塘居士所纂，搜罗唐代小说共一百六十四种，洵说部之大观也。本号向藏书家觅得原刻本，重付石印，业已告成。用中国粉连纸，印刷精良，装订十六册二函，定价洋二元五角。爱阅小说诸君祈即驾临本号购取可也。（《新出石印精本<唐人说荟>一百六十四种》广告）[14]
集成图书公司的《古今说海》采用“售预约券”的方式提前销售部分书籍——即“购券者价洋一次缴足，先取《说选》三册”，而扫叶山房的《唐人说荟》则是丛书印刷完成之后才上架销售；集成图书公司将12册的丛书的价格故意定为四元，然后再对预约购书的读者实行半价优惠，“每部减价二元”，而扫叶山房则将16册的丛书价格实实在在定为二元五角。可以说，在对笔记小说丛书的销售方式上，扫叶山房除登报告知读者“业已告成”，“爱阅小说诸君祈即驾临本号购取可也”之外，无销售策略可言；而作为一家附属于申报馆的新式出版机构，集成图书公司虚高定价，预约打折，锁定读者，提前收回成本的销售策略显然高明得多。结果，《唐人说荟》直到民国二年（1913）才石印再版，而《古今说海》在宣统元年（1909）十一月初版印行后，仅4个月就校订再版，[15]接着又出现了校订三版，[16]销售策略所带来的畅销局面，不言而喻。在同业对售价不菲的丛书纷纷采用预约销售的影响下，传统书坊扫叶山房在民国四年（1915）刊行《百子全书》和《中华民国政府公报分类汇编》时，也选择了这样的出售预约券的销售方式，后者广告中明确说：“定价十二元，预约半价六元。”[17]
四、学者型笔记小说出版传统的回归
尽管通俗笔记小说的出版发行，让扫叶山房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回报，正如前文所述，《绘图骗术奇谈》行销万部，应该有3500元左右的收益；而无插图的《民国艳史》每册的成本一角上下，售价四角，那么一个月“照码七折”售去数千部，即能为扫叶带来近200元的回报，200元可算是一笔较为可观的书籍销售利润。[18]按照一般书局的做法，对于畅销类型的小说书籍，定会持之以恒，继续出版类似的作品。如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翻译小说颇受大众欢迎，商务就陆续推出了百余种此类作品，且称之为“说部丛书”；又如校经山房刊行的《续彭公案》《续济公传》销路甚广，之后该书坊便不断出版其接续之书，前者达十续之多，后者更是多达令人咋舌的四十续，[19]创造了单部小说续接次数的历史纪录。但与大多数出版机构的做法不同，扫叶山房在民国四年（1915）出版《文苑滑稽谭》后，几乎没有再出版过此类销路颇好的通俗笔记小说。民国十一年（1922）扫叶山房曾经出版过通俗笔记小说《我佛山人札记小说》4卷，但此举意不在牟利，而是为了纪念雷瑨的友人吴趼人。 民国四年（1915）夏出版的《文艺杂志》第一期卷首刊登的《扫叶山房特别广告》如此表述：
本坊为爱重名誉计，为推广贸易计，凡近年印行各书，缮校一切，益实事求是，以期毋负购阅诸君之盛意。盖因书籍一业，关系全国人民之学术之智识，非常重要，非如他业之销行货物，专以牟利为目的也。
这段议论文字可视为扫叶之所以不再出版媚俗化笔记小说的一个注脚。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扫叶山房主人认为像《骗术奇谈》那样专记骗子伎俩，《满清官场百怪录》那样专讲官员丑态，《民国艳史》那样专书女界情态，《最新滑稽杂志》那样专写可笑之言的通俗笔记小说根本皆为不入流之作，与书坊一直以来的正统形象背道而驰。因此，对于那种即使能为书坊带来盈利，但内含却有损书坊良好声誉的这类笔记小说，最终还是被扫叶书坊排斥在出版计划之外。
虽然扫叶山房在民国时期和光、宣年间一样，几乎没有在各大报刊上刊发笔记小说出版广告，但上文所提及的该书坊于民国年间发行的《文艺杂志》却成为其笔记小说推广与宣传的一个良好平台。从目前上海图书馆保存的第一期到第十三期《文艺杂志》所登载的广告来看，几乎每期都有《扫叶山房新印书目》广告，其中不乏新出版的笔记小说作品。《文艺杂志》第一期第一则扫叶的书目广告就是14种笔记小说，包括《容斋五笔》《老学庵笔记》《渔矶漫钞》《入海记》《香祖笔记》《分甘余话》《茶余客话》《梁氏笔记》三种及《印雪轩随笔》《庸闻斋笔记》《金壶七墨》《两般秋雨庵随笔》《桐荫清话》《庸庵笔记》，清一色全部都是学者型笔记小说。14种笔记小说书目紧随介绍该书坊历史的《扫叶山房特别广告》之后出现，足见扫叶主人对于学者型笔记小说出版发行的重视，而重新刊印出版洪迈的《容斋五笔》，且将其赫然列于书目首位的做法，仿佛就是在对先祖席世臣130年前创办扫叶时所立下的“刊刻秘笈，以惠学林”宗旨进行回应。
根据目前所知的资料统计，民国年间扫叶山房共出版清人所撰且符合乾嘉学派考证风格，长于议论，重视事出有据，记叙手法平实严谨的学者型笔记小说31种。其中既有《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对纪昀极为推重的俞鸿渐的《印雪轩随笔》，被称为乾嘉学派殿军的俞樾的《右台仙笔记》，同时也有再次印刷的乾嘉学派重要人物梁章钜的《梁氏笔记》三种（《归田琐记》《浪迹丛谈》《浪迹续谈》），几乎成了一个高品质学者型笔记出版的“扫叶山房模式”。一方面，扫叶山房所印之书，在出版界一向口碑较好，民国时期印有“扫叶山房”四字瓦当型商标的图书，已成为版本优良的标志。扫叶山房主人席威就曾在《扫叶山房丛钞序》中自信地宣称：“威家素喜刻书，精为校勘。”另一方面，由于书坊对于学者型笔记小说出版格外重视，民国年间这一类型的书籍一度成为扫叶的一个品牌，不仅九州闻名甚至行销海外。雷瑨曾在《懒窝笔记》中道：“沪上扫叶山房书坊，以刊印旧籍，驰誉中外。每岁以诗文别集、笔记等销行东瀛者，毋虑数百箱。”[20]
扫叶山房是一家有着浓厚知识分子传统的出版机构，创始人席世臣因担任《四库全书》文渊阁三分书总校的人生经历，而为成立伊始的书坊立定了“刊刻秘笈，以惠学林”的宗旨，其后百余年间，这一宗旨体现在扫叶所出版的经史子集各种书籍之中，同样也体现在作为子部书籍之一的笔记小说出版中。从选择《容斋随笔》作为第一部笔记小说，到光绪年间于上海重开之后出版《兰苕馆里乘》《曼陀罗华阁琐记》及一系列学者型笔记小说，最后于民国年间形成笔记小说出版的“扫叶山房模式”，无不是对书坊开办宗旨的体现。在通俗小说作品出版蔚然成风的清末民初，扫叶山房也曾一度编撰出版描写官场、女界，记录行骗手段的媚俗化笔记小说，加入了此种通俗笔记小说刊行的潮流之中，试图在某些方面实现一些突破。不过，由于书坊的历史渊源，受到首任书坊主人审美选择取向及文化传承的影响，其出版最终还是由盈利性的通俗笔记小说回归到了学者型笔记小说出版的传统当中，而这种对于传统的执著，对于文化的操守，对于书籍品质的追求，也使笔记小说的出版成为民国年间扫叶山房的一个品牌，扩大了该书坊在海内外的影响。
基金项目：本文为2008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书坊与近代小说发展之关系研究”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08JC751015”
参考文献：
[1] 杨丽莹.扫叶山房创始年代考[J].图书馆杂志，2005（3）.
[2] 方睿颐.《兰苕馆里乘》序[D]//杨丽莹.扫叶山房研究，复旦大学，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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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清）金安清.《兰苕馆里乘》跋[M]//合肥：黄山书社，1998.
[5] 宋莉华.清代笔记小说与干嘉学派[J].文学评论，2001.
[6] 宋莉华.明清时期说部书价述略[J].复旦大学学报，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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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点石斋.《廉价石印家谱杂作等》广告[N].申报，1880-03-08.
[9] 扫叶山房.扫叶山房特别广告[J].文艺杂志，1915（1）.
[10] 扫叶山房.《满清官场百怪录》广告[J].文艺杂志，1915.
[11] 扫叶山房.《民国艳史乙编》广告[J].文艺杂志，1915.
[12] 刘永文.晚清小说的广告宣传[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
[13] 扫叶山房.《新出历朝一百三十五种说部大观》广告[N].申报，1909-09-18.
[14] 集成图书公司.新出石印精本《唐人说荟》一百六十四种广告[N].神州日报，1911-04-21.
[15] 申报.说部大观《古今说海》校订再版特别廉价广告[N].申报，1910-03-02.
[16] 申报.说部大观《古今说海》校订三版特别廉价广告[N].申报，1910-05-20.
[17] 扫叶山房.《中华民国政府公报分类汇编》广告[J].文艺杂志，1916（8）.
[18] 吴圳义.清末上海租界社会[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1：132.
[19] 王清原.小说书坊录[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20] 雷瑨.懒窝笔记·俄人购书[J].文艺杂志，1916（8）.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