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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和谐到阶级斗争
美国人一直不愿谈论阶级，乐于相信美国是个中产阶级国家，这样的信念的确有助团结。我们认为，不应该划分上层和下层、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如果我们所说的“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是指底层的人往上爬的可能性很低，那么美国很可能已经成为比旧欧洲还要讲究阶级的社会，而且阶级间的鸿沟比旧欧洲还严重。
99%的人仍抱持着“我们都是中产阶级”的想法，却也承认自己实际上并没有往上爬，绝大多数都在受害中。这群人试图形成新的联盟“99%”，代表了一种新的国家认同感，所根据的不是虚构的中产阶级，而是我们的经济、社会已经分裂的现实。
另一方面，非常顶层的、少数的那1%则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多年来，顶层这群人和社会其他人有个协议，大致如下：我们会给你们工作和繁荣，但你们要让我们得到优渥的奖赏；你们都会分得一杯羹，但我们这杯羹比较大。如今，富人和其他人之间的这种默契（本来就相当脆弱）分崩离析。1%的人坐拥庞大财富，在这么做的同时，除了焦虑和不安全感，没有带给99%的人什么东西。事实上，多数美国人根本没有从国家的经济成长得到利益。
市场体系侵蚀了根本价值？
虽然本书的重点放在均等和公平，但我们的系统似乎毁损了另一个根本价值——公平竞争。举例来说，人如果有正确的价值观，那么从事掠夺性放款、提供有如定时炸弹的抵押贷款给穷人，或者设计各种“办法”来超收数十亿美元透支费，一定会有罪恶感。然而，似乎极少人怀有罪恶感，也极少有人愿意当“吹哨人”。为了赚更多钱，将一切手段合理化之后，我们的价值观就有了变化，这在美国的次贷危机中，表现在对于最穷和教育程度最低阶层的剥削上。
不少行为只能用“道德沦丧”来形容。在金融业和其他地方工作的许多人，道德罗盘错乱了。当一个社会的规范改变，导致许多人的道德罗盘错乱，代表这个社会生了重病。
资本主义似乎改变了它所诱捕的人。在华尔街工作的那些聪明人，除了学校成绩比较好，和其他多数美国人并没有两样。他们往往投入超乎想象的工作时间，获得超乎想象的薪资，而暂时搁置了去发现拯救人命的方法、建立新产业，或者帮助穷人脱困的那些梦想。再过几年，梦想就被永远遗忘。
人们对企业（不只是金融机构）的不满，多不胜数，而且由来已久。举例来说，烟草公司偷偷将产品做得更容易上瘾，却试着说服美国人相信，没有“科学证据”能证明它们的产品是危险的，尽管公司内部档案记录着相反的说法。艾克森石油（Exxon）也砸钱试着说服美国人相信全球暖化的证据相当薄弱。就在经济仍然因为金融部门的胡作非为而蹒跚不振之际，英国石油的漏油事件完全凸显了企业行事莽撞、不顾后果的一面。
如果市场真的兑现过“改善大部分公民生活水平”的承诺，那么，企业犯下的所有罪行、所有的社会不公、对环境的伤害、对穷人的剥削，或许会得到宽恕。然而，在各地年轻愤怒者和抗议者眼里，资本主义不但未能履行所承诺的事情，更留下许多没有承诺的东西——不均、污染、失业。最令人心惊的是，价值退化到每件事情都可以接受，却没人负起责任。
政治体系失能
政治体系的失能似乎和经济失灵一样惨不忍睹。如今，年轻人的失业率节节升高，西班牙接近50%，美国已达18%。令人惊讶的，不是为何爆发抗议怒潮，而是抗议行动为什么拖了那么久才展开。
这些年轻的失业者，就学时都认真念书，做了该做的每一件事，出了校门却得面对严苛的选择：继续失业，或者只好大材小用，迁就远比他们的资历还要低下的工作。很多时候，甚至什么工作都找不到。
大规模抗议行动为什么拖了那么久才展开？一个解释是，在危机爆发之后，人们对民主政治还存有希望，相信政治体系会运作，要求造成危机的人负起责任，并且迅速修补经济体系。然而，泡沫破裂之后好几年，我们渐渐看清，政治体系显然失能，正如它未能防范危机发生、抑制不断升高的分配不均、保护底层的大众、防止企业滥用。至此，抗议者只好走上街头。
美国人、欧洲人，以及其他民主国家的人民，原本都对自己的民主机制非常自豪。看到这些抗议者，不免怀疑是否有真正的民主存在。真正的民主不只是每隔2或4年投票一次的权利，我们的选择必须是有意义的。因此，政治人物必须倾听公民的声音。但是，现在的政治体系似乎比较像是“一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美国尤其如此。政治体系并没有矫正市场的失灵，反而火上加油。
政治人物经常发表演说，大谈特谈价值和社会出了什么问题，另一方面却又指派那些放任市场堕落的金融机构执行长出任高职。这些人建构的体系明明就运作得不好，实在不该指望他们能够重建体系，恢复正常运作，尤其是为大部分公民效力。
政治失能和经济失灵互有关联，而且彼此强化。扩大富人声音的政治体系，使得很多法律和管理办法及其施行，不仅未能保护一般公民对抗富人，更进一步牺牲了社会其他人，让富人更加富有。 回到本书的中心论点之一：或许有根本的经济力量在运作，政治却塑造了市场，而且是将它塑造成“不惜牺牲多数以图利少数”。任何经济体系都必须订有法令规定，在一个法律架构内运转。我们有许多不同的架构可用，每一种都对成长、效率和稳定产生影响，也影响了分配。经济精英们力推对己有利、却牺牲别人的架构，然而这样的经济体系缺乏效率，也不公平。
由于政治体系大幅向有钱阶级倾斜，经济分配不均因此升高，使得政治权力失衡更加严重，于是政治和经济交互形成恶性循环。另一方面，两者共同塑造社会力量，也被社会力量（道德观念和机制）所塑造，更强化了不断升高的分配不均。（完）
（编辑/立原）
美国人一直不愿谈论阶级，乐于相信美国是个中产阶级国家，这样的信念的确有助团结。我们认为，不应该划分上层和下层、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如果我们所说的“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是指底层的人往上爬的可能性很低，那么美国很可能已经成为比旧欧洲还要讲究阶级的社会，而且阶级间的鸿沟比旧欧洲还严重。
99%的人仍抱持着“我们都是中产阶级”的想法，却也承认自己实际上并没有往上爬，绝大多数都在受害中。这群人试图形成新的联盟“99%”，代表了一种新的国家认同感，所根据的不是虚构的中产阶级，而是我们的经济、社会已经分裂的现实。
另一方面，非常顶层的、少数的那1%则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多年来，顶层这群人和社会其他人有个协议，大致如下：我们会给你们工作和繁荣，但你们要让我们得到优渥的奖赏；你们都会分得一杯羹，但我们这杯羹比较大。如今，富人和其他人之间的这种默契（本来就相当脆弱）分崩离析。1%的人坐拥庞大财富，在这么做的同时，除了焦虑和不安全感，没有带给99%的人什么东西。事实上，多数美国人根本没有从国家的经济成长得到利益。
市场体系侵蚀了根本价值？
虽然本书的重点放在均等和公平，但我们的系统似乎毁损了另一个根本价值——公平竞争。举例来说，人如果有正确的价值观，那么从事掠夺性放款、提供有如定时炸弹的抵押贷款给穷人，或者设计各种“办法”来超收数十亿美元透支费，一定会有罪恶感。然而，似乎极少人怀有罪恶感，也极少有人愿意当“吹哨人”。为了赚更多钱，将一切手段合理化之后，我们的价值观就有了变化，这在美国的次贷危机中，表现在对于最穷和教育程度最低阶层的剥削上。
不少行为只能用“道德沦丧”来形容。在金融业和其他地方工作的许多人，道德罗盘错乱了。当一个社会的规范改变，导致许多人的道德罗盘错乱，代表这个社会生了重病。
资本主义似乎改变了它所诱捕的人。在华尔街工作的那些聪明人，除了学校成绩比较好，和其他多数美国人并没有两样。他们往往投入超乎想象的工作时间，获得超乎想象的薪资，而暂时搁置了去发现拯救人命的方法、建立新产业，或者帮助穷人脱困的那些梦想。再过几年，梦想就被永远遗忘。
人们对企业（不只是金融机构）的不满，多不胜数，而且由来已久。举例来说，烟草公司偷偷将产品做得更容易上瘾，却试着说服美国人相信，没有“科学证据”能证明它们的产品是危险的，尽管公司内部档案记录着相反的说法。艾克森石油（Exxon）也砸钱试着说服美国人相信全球暖化的证据相当薄弱。就在经济仍然因为金融部门的胡作非为而蹒跚不振之际，英国石油的漏油事件完全凸显了企业行事莽撞、不顾后果的一面。
如果市场真的兑现过“改善大部分公民生活水平”的承诺，那么，企业犯下的所有罪行、所有的社会不公、对环境的伤害、对穷人的剥削，或许会得到宽恕。然而，在各地年轻愤怒者和抗议者眼里，资本主义不但未能履行所承诺的事情，更留下许多没有承诺的东西——不均、污染、失业。最令人心惊的是，价值退化到每件事情都可以接受，却没人负起责任。
政治体系失能
政治体系的失能似乎和经济失灵一样惨不忍睹。如今，年轻人的失业率节节升高，西班牙接近50%，美国已达18%。令人惊讶的，不是为何爆发抗议怒潮，而是抗议行动为什么拖了那么久才展开。
这些年轻的失业者，就学时都认真念书，做了该做的每一件事，出了校门却得面对严苛的选择：继续失业，或者只好大材小用，迁就远比他们的资历还要低下的工作。很多时候，甚至什么工作都找不到。
大规模抗议行动为什么拖了那么久才展开？一个解释是，在危机爆发之后，人们对民主政治还存有希望，相信政治体系会运作，要求造成危机的人负起责任，并且迅速修补经济体系。然而，泡沫破裂之后好几年，我们渐渐看清，政治体系显然失能，正如它未能防范危机发生、抑制不断升高的分配不均、保护底层的大众、防止企业滥用。至此，抗议者只好走上街头。
美国人、欧洲人，以及其他民主国家的人民，原本都对自己的民主机制非常自豪。看到这些抗议者，不免怀疑是否有真正的民主存在。真正的民主不只是每隔2或4年投票一次的权利，我们的选择必须是有意义的。因此，政治人物必须倾听公民的声音。但是，现在的政治体系似乎比较像是“一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美国尤其如此。政治体系并没有矫正市场的失灵，反而火上加油。
政治人物经常发表演说，大谈特谈价值和社会出了什么问题，另一方面却又指派那些放任市场堕落的金融机构执行长出任高职。这些人建构的体系明明就运作得不好，实在不该指望他们能够重建体系，恢复正常运作，尤其是为大部分公民效力。
政治失能和经济失灵互有关联，而且彼此强化。扩大富人声音的政治体系，使得很多法律和管理办法及其施行，不仅未能保护一般公民对抗富人，更进一步牺牲了社会其他人，让富人更加富有。 回到本书的中心论点之一：或许有根本的经济力量在运作，政治却塑造了市场，而且是将它塑造成“不惜牺牲多数以图利少数”。任何经济体系都必须订有法令规定，在一个法律架构内运转。我们有许多不同的架构可用，每一种都对成长、效率和稳定产生影响，也影响了分配。经济精英们力推对己有利、却牺牲别人的架构，然而这样的经济体系缺乏效率，也不公平。
由于政治体系大幅向有钱阶级倾斜，经济分配不均因此升高，使得政治权力失衡更加严重，于是政治和经济交互形成恶性循环。另一方面，两者共同塑造社会力量，也被社会力量（道德观念和机制）所塑造，更强化了不断升高的分配不均。（完）
（编辑/立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