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非由自造”之纂辑与形式突破
《隋书·经籍志》载：“《世说》八卷，宋临川王刘义庆撰;《世说》十卷，刘孝标注。”可见，时人常谓《世说新语》为《世说》，《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亦使用此称谓。又早在梁刘孝标作注之前，南齐敬胤已为之作注，然其影响力、传本完整度皆不如刘注。刘注对《世说新语》最大的贡献集中在对文本内容的史料补证、史实纠谬上，并以征引之博见称。其着力于史的特点见于对《世说新语》史料的斟酌研判上。补证纠谬之余，刘注常指出《世说新语》所载人物事迹的出处。据《世说学引论》记载，仅刘注指明取材于其他文献的《世说新语》条目就有110条。可见鲁迅“纂辑旧文，非由自造”之语所言不虚。《世说新语》就编撰情况而言，的确大篇幅收集剪裁、利用改造了各类“旧文”，形成文本信息重叠的客观样态。这一情况使得我们可以大致了解《世说新语》的取材范畴并有利于辑佚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除刘注外，各类史籍、子部典籍、类书及其他文献亦是借以厘清《世说新语》原始材料构成来源的重要线索。有赖于鲁迅、刘盼遂、程炎震、余嘉锡、杨勇诸先生的考证，《世说新语》的成书来源情况基本明了。可以看到，《世说新语》取材于史部、子部、集部典籍，尤以史部、子部为多。
其中史部类包括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陈寿《三国志》、袁宏《后汉纪》、谢承《后汉书》、袁山松《后汉书》、孙盛《晋阳秋》、王隐《晋书》、干宝《晋纪》、虞预《晋书》、檀道鸾《续晋阳秋》、刘谦之《晋纪》、曹嘉之《晋纪》、王沈《魏书》、习凿齿《汉晋春秋》、邓粲《晋纪》、张勃《吴录》、孙盛《魏氏春秋》、何法盛《晋中兴书》。
傅畅《晋诸公赞》《八王故事》《郭泰别传》《孔融别传》《向秀别传》《孙放别传》《卫玠别传》《周顗别传》《邴原别传》《支遁别传》《何晏别传》、顾恺之《顾悦传》、何劭《王弼别传》、嵇喜《嵇康别传》、陶渊明《孟嘉别传》、管辰《管辂别传》《海内先贤传》《楚国先贤传》《高逸沙门传》、刘义庆《江左名士传》、周斐《汝南先贤传》、萧广济《孝子传》、宋躬《孝子传》、郑缉《孝子传》、张骘《文士传》《谢车骑家传》《褚氏家传》。
华峤《谱叙》《三秦记》《吴兴记》《文字志》。
可具体分为正史、杂史、旧事、别传、谱系、方志、簿录类。
子部类包括李秉《家诫》、傅玄《傅子》、裴启《语林》、郭澄之《郭子》、干宝《搜神记》、刘义庆《幽明录》、郭颁《魏晋世语》。具体可分为儒家类、杂家类、小说家类。
《世说新语》所使用的史部、子部典籍文献中杂史、杂传及小说被使用征引的频次最高。依照鲁迅先生的看法，这些典籍是一种直接的吸收采纳，它们与《世说新语》文本的关系是直接而紧密的。这种密切显然的联系可以使我们轻易做出“非由自造”的论断。但“非由自造”的表象背后却诞生了新的叙事模式及文本建构模型。事实上，“非由自造”是文本以“纂辑旧文”方式组织起来的客观结果，我们并不否定其来源含有大部分外来的异质性的成分，而非由编撰者的主观精神及匠心孕育的成果。但是，不能抑制和否认的是所谓“组织”旧文的形式中必然暗含着主观的编撰目的、审美倾向，这将在某种程度上脱离内容生产转向形式生产。具体来看，《世说新语》经由刘义庆等编撰者主观的删削去取及文字润饰，在形式上彻底破坏和粉碎了引用文本在原文本语境中的完整性，使之成为片段性的“丛残小语”。同时为适应编撰者及时代的审美追求：不言事功，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往往变换引用文本的叙事语言，降低史传的政治功利色彩及子书的说理元素，这通过删减人物对象的仕宦内容及减少议论性话语达成。破碎的人物形象能够产生一种非完整性的拼接效果，所有叙述的对象既鲜明又显露出复杂的人性，它们全部分属于不同的门类，突破了史传对始末分明的叙事策略的需求。在语言形式上，雕琢言语形成了独特的凝练韵致的语言风格。
《世说新语》的这种形式转变是在舍弃内容创新性的基础上实现的。值得注意的是，史部、子部典籍除了直接在内容上成为可吸收的源泉，在形式上也给《世说新语》以启发。就门类划分而言，《说苑》等子书的分类意识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肇端。余嘉锡先生说道：“刘向《世说》虽亡，疑其体例亦如《新序》《说苑》，上述春秋，下纪秦汉。义庆即用其体，托始汉初，以与向书相续，故即用向之例，名曰《世说新书》，以别于向之《世说》。”《说苑》分为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说丛、杂言、辨物、修文、反馈，已初步显示出依照一定的准则加以排序、归类的倾向。
二、同异之间：《世说新语》的性质问题
《世说新语》的文本内容通过兼采群籍加以改造得以生成，这种方式可以使成书迅速、省时便利，但同时大量采入史部、子部典籍也带来了被同化的风险，即该书的性质模糊于史部、子部之间。虽说主流的声音认为《世说新语》属于“古代小说”，历代书目著录该书时也通常将其归为子部小说类，仅个别归为史部。但这类观点通常也承认《世说新语》的史学价值。《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二杂事类提要云：“纪录杂事之书，小说与杂史，最易相淆。诸家著录，亦往往牵混。”这点明了史部与小说部易混淆的情况。这种混淆受到小说本身追求“征实”的特点的影响。
《隋志·经籍志》曰：“（汉）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悯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又自后汉以来，学者多抄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有志，而体制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为之杂史。”此处所言东汉末年以来皇权陷落导致的史官失守是杂史大量出现的主要原因。杂史不同于官修正史，一般为私人修撰，或断代，或通史。由于缺乏监督，撰者可依其志变换形制。在采写内容上并不避讳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的委巷之说。据此，杂史与小说就内容的真实性上似无区别。可以说，上述所引《隋志》反映了一定时期杂史、小说相混淆，小说附庸于史部的观念。《晋书》对魏晋杂传及小说的大量采用就是这一观念的真实体现。同时，客观上《世说新语》大量掺入的杂史、杂传材料，在增强征实性的同时，也强化了《世说新语》向史部靠近的向心力。
总体而言，《世说新语》作为小说的独立性受到了内部蕴含的趋同性的影响，以致于“同”的一面被不停强调。先秦以来，史传及子部典籍对人物言谈举止的摹写，源源不断地对《世说新语》一类叙事文学产生影响。语录体直接对“丛残小语”这类体裁形式的形成产生作用。追求“征实”甚至是杂史和小说的共通点。司馬光即主张“遍阅旧史，旁采小说”，将小说纳入史料范畴。但与此同时，对内在的人的精神世界的关注，使得《世说新语》脱离传统史传对外在的事功的注重以及子书的说理性阐述。凝视主体的视角所发生的由外到内的移置，并非一蹴而就。这种渐变的要素也曾积累于史传、诸子中，而在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中尤为显著。这种转向意味着刘义庆等编撰者纂辑旧文的内在动因不单单是对一般性材料进行节录删削，而是有目的地与原材料的叙述立场进行切割，由此造成文本内容之外的形式质变。这种变化带来的新异性使《世说新语》得以区别于史传，确立作为小说的性质。
三、小结
大量的杂史、别传、子书是诞育《世说新语》的基础，且它们受到同样因素的催发，在魏晋时期喷薄而出、繁盛一时。王瑶《中古文学史论》谈及：“正因为史传和小说有这样密切的关系，所以私家著史的风气，先贤名士和高士孝子，以及家传别传等的写作风气，也都和小说同样地在魏晋盛极一时。……这些传记的性质也同样注重在搜求遗逸，注重在‘奇’，而且在不少故事中也带有方术的性质：扩大一点看，也都可视为小说。”此处，王瑶先生从共性着眼，将杂史别传视同小说。但实际上，门类之间泾渭分明，共性并不能掩饰各自的差异和特点。笔者倾向于将《世说新语》视作利用史传、子书材料，且在其基础上拥有新异性的一类小说。
《隋书·经籍志》载：“《世说》八卷，宋临川王刘义庆撰;《世说》十卷，刘孝标注。”可见，时人常谓《世说新语》为《世说》，《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亦使用此称谓。又早在梁刘孝标作注之前，南齐敬胤已为之作注，然其影响力、传本完整度皆不如刘注。刘注对《世说新语》最大的贡献集中在对文本内容的史料补证、史实纠谬上，并以征引之博见称。其着力于史的特点见于对《世说新语》史料的斟酌研判上。补证纠谬之余，刘注常指出《世说新语》所载人物事迹的出处。据《世说学引论》记载，仅刘注指明取材于其他文献的《世说新语》条目就有110条。可见鲁迅“纂辑旧文，非由自造”之语所言不虚。《世说新语》就编撰情况而言，的确大篇幅收集剪裁、利用改造了各类“旧文”，形成文本信息重叠的客观样态。这一情况使得我们可以大致了解《世说新语》的取材范畴并有利于辑佚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除刘注外，各类史籍、子部典籍、类书及其他文献亦是借以厘清《世说新语》原始材料构成来源的重要线索。有赖于鲁迅、刘盼遂、程炎震、余嘉锡、杨勇诸先生的考证，《世说新语》的成书来源情况基本明了。可以看到，《世说新语》取材于史部、子部、集部典籍，尤以史部、子部为多。
其中史部类包括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陈寿《三国志》、袁宏《后汉纪》、谢承《后汉书》、袁山松《后汉书》、孙盛《晋阳秋》、王隐《晋书》、干宝《晋纪》、虞预《晋书》、檀道鸾《续晋阳秋》、刘谦之《晋纪》、曹嘉之《晋纪》、王沈《魏书》、习凿齿《汉晋春秋》、邓粲《晋纪》、张勃《吴录》、孙盛《魏氏春秋》、何法盛《晋中兴书》。
傅畅《晋诸公赞》《八王故事》《郭泰别传》《孔融别传》《向秀别传》《孙放别传》《卫玠别传》《周顗别传》《邴原别传》《支遁别传》《何晏别传》、顾恺之《顾悦传》、何劭《王弼别传》、嵇喜《嵇康别传》、陶渊明《孟嘉别传》、管辰《管辂别传》《海内先贤传》《楚国先贤传》《高逸沙门传》、刘义庆《江左名士传》、周斐《汝南先贤传》、萧广济《孝子传》、宋躬《孝子传》、郑缉《孝子传》、张骘《文士传》《谢车骑家传》《褚氏家传》。
华峤《谱叙》《三秦记》《吴兴记》《文字志》。
可具体分为正史、杂史、旧事、别传、谱系、方志、簿录类。
子部类包括李秉《家诫》、傅玄《傅子》、裴启《语林》、郭澄之《郭子》、干宝《搜神记》、刘义庆《幽明录》、郭颁《魏晋世语》。具体可分为儒家类、杂家类、小说家类。
《世说新语》所使用的史部、子部典籍文献中杂史、杂传及小说被使用征引的频次最高。依照鲁迅先生的看法，这些典籍是一种直接的吸收采纳，它们与《世说新语》文本的关系是直接而紧密的。这种密切显然的联系可以使我们轻易做出“非由自造”的论断。但“非由自造”的表象背后却诞生了新的叙事模式及文本建构模型。事实上，“非由自造”是文本以“纂辑旧文”方式组织起来的客观结果，我们并不否定其来源含有大部分外来的异质性的成分，而非由编撰者的主观精神及匠心孕育的成果。但是，不能抑制和否认的是所谓“组织”旧文的形式中必然暗含着主观的编撰目的、审美倾向，这将在某种程度上脱离内容生产转向形式生产。具体来看，《世说新语》经由刘义庆等编撰者主观的删削去取及文字润饰，在形式上彻底破坏和粉碎了引用文本在原文本语境中的完整性，使之成为片段性的“丛残小语”。同时为适应编撰者及时代的审美追求：不言事功，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往往变换引用文本的叙事语言，降低史传的政治功利色彩及子书的说理元素，这通过删减人物对象的仕宦内容及减少议论性话语达成。破碎的人物形象能够产生一种非完整性的拼接效果，所有叙述的对象既鲜明又显露出复杂的人性，它们全部分属于不同的门类，突破了史传对始末分明的叙事策略的需求。在语言形式上，雕琢言语形成了独特的凝练韵致的语言风格。
《世说新语》的这种形式转变是在舍弃内容创新性的基础上实现的。值得注意的是，史部、子部典籍除了直接在内容上成为可吸收的源泉，在形式上也给《世说新语》以启发。就门类划分而言，《说苑》等子书的分类意识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肇端。余嘉锡先生说道：“刘向《世说》虽亡，疑其体例亦如《新序》《说苑》，上述春秋，下纪秦汉。义庆即用其体，托始汉初，以与向书相续，故即用向之例，名曰《世说新书》，以别于向之《世说》。”《说苑》分为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说丛、杂言、辨物、修文、反馈，已初步显示出依照一定的准则加以排序、归类的倾向。
二、同异之间：《世说新语》的性质问题
《世说新语》的文本内容通过兼采群籍加以改造得以生成，这种方式可以使成书迅速、省时便利，但同时大量采入史部、子部典籍也带来了被同化的风险，即该书的性质模糊于史部、子部之间。虽说主流的声音认为《世说新语》属于“古代小说”，历代书目著录该书时也通常将其归为子部小说类，仅个别归为史部。但这类观点通常也承认《世说新语》的史学价值。《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二杂事类提要云：“纪录杂事之书，小说与杂史，最易相淆。诸家著录，亦往往牵混。”这点明了史部与小说部易混淆的情况。这种混淆受到小说本身追求“征实”的特点的影响。
《隋志·经籍志》曰：“（汉）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悯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又自后汉以来，学者多抄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有志，而体制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为之杂史。”此处所言东汉末年以来皇权陷落导致的史官失守是杂史大量出现的主要原因。杂史不同于官修正史，一般为私人修撰，或断代，或通史。由于缺乏监督，撰者可依其志变换形制。在采写内容上并不避讳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的委巷之说。据此，杂史与小说就内容的真实性上似无区别。可以说，上述所引《隋志》反映了一定时期杂史、小说相混淆，小说附庸于史部的观念。《晋书》对魏晋杂传及小说的大量采用就是这一观念的真实体现。同时，客观上《世说新语》大量掺入的杂史、杂传材料，在增强征实性的同时，也强化了《世说新语》向史部靠近的向心力。
总体而言，《世说新语》作为小说的独立性受到了内部蕴含的趋同性的影响，以致于“同”的一面被不停强调。先秦以来，史传及子部典籍对人物言谈举止的摹写，源源不断地对《世说新语》一类叙事文学产生影响。语录体直接对“丛残小语”这类体裁形式的形成产生作用。追求“征实”甚至是杂史和小说的共通点。司馬光即主张“遍阅旧史，旁采小说”，将小说纳入史料范畴。但与此同时，对内在的人的精神世界的关注，使得《世说新语》脱离传统史传对外在的事功的注重以及子书的说理性阐述。凝视主体的视角所发生的由外到内的移置，并非一蹴而就。这种渐变的要素也曾积累于史传、诸子中，而在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中尤为显著。这种转向意味着刘义庆等编撰者纂辑旧文的内在动因不单单是对一般性材料进行节录删削，而是有目的地与原材料的叙述立场进行切割，由此造成文本内容之外的形式质变。这种变化带来的新异性使《世说新语》得以区别于史传，确立作为小说的性质。
三、小结
大量的杂史、别传、子书是诞育《世说新语》的基础，且它们受到同样因素的催发，在魏晋时期喷薄而出、繁盛一时。王瑶《中古文学史论》谈及：“正因为史传和小说有这样密切的关系，所以私家著史的风气，先贤名士和高士孝子，以及家传别传等的写作风气，也都和小说同样地在魏晋盛极一时。……这些传记的性质也同样注重在搜求遗逸，注重在‘奇’，而且在不少故事中也带有方术的性质：扩大一点看，也都可视为小说。”此处，王瑶先生从共性着眼，将杂史别传视同小说。但实际上，门类之间泾渭分明，共性并不能掩饰各自的差异和特点。笔者倾向于将《世说新语》视作利用史传、子书材料，且在其基础上拥有新异性的一类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