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利网刚爆雷的时候，李玲还抱有一丝丝幻想，但时间一天天过去，她变得越来越灰心了，“大部分人都是如此，欲哭无泪”。

“强哥”

　　9月27日，是“强哥”从哈尔滨到深圳的第36天。“强哥”本名周敬强，是千亿级P2P平台小牛在线的出借人，出借余额达54万（含累计收益），被同伴称为强哥。
　　周敬强早年在北京工作，从事商业咨询，收入还不错。但2006年一场车祸，让这一切变成遥不可及的过往。他在车祸中受伤严重，手术后变成高位截瘫的残疾人，生活离不开专人护理，无法正常工作。为了养家糊口，他也曾卖过残疾人器材和老年用品，但效益不好，没干多久就作罢。

从2007年开始，他和涉事医院打了长达9年的官司，最终在2017年拿到200多万的赔偿，随后他在哈尔滨买了房，这段经历也让他看到了法治的进步，坚定了通过法律途径理性维权的念头。

　　2018年，考虑到小孩读高中的问题，为了降低生活成本，夫妻俩带着儿子回到老家哈尔滨生活，但没想到的是，投资的P2P平台出问题了。
　　周敬强接触P2P平台小牛在线是在2015年，一开始试水，投了几千块。2016年，《暂行办法》出台后，释放出P2P行业开始逐渐规范的信号，他心理更有底了，当时还同时投资了陆金所等知名P2P平台。周敬强自认为在投资P2P时，他是比较谨慎、理性，一般只投实力强的大平台，“其他平台在爆雷前，我都成功‘下车’了”。
　　只是没想到，在他看好的“小牛在线”栽了跟头。其实，在2018年夏季P2P爆雷潮后，小牛在线也曾短暂地出现过兑付难的问题，且在2018年还下调过产品收益率，将原本收益在12%～12.5%的固收产品，下调了一个百分点。
　　即便如此，当时周敬强坚信，小牛在线的底层借贷标的百分百真实，兑付难只是阶段性的问题，调整利率是为了逐渐加强风控，走向合规、稳健发展的必经之路。事后，平台推出“随心牛”的活期类产品也让他有想法被验证的错觉。
　　采访中，周敬强称不少当地领导曾为小牛在线站台，类似信息都给他一个强烈的暗示：这是一家有政府背景的平台。不容否认，小牛在线曾是当地的P2P明星平台。但这些都不影响小牛在线2020年5月9日发布良性退出公告，留下待收余额104.19亿元，涉及11万出借人。
　　发布良退公告后，从7月底开始，小牛在线实施分批兑付，截至目前，已兑付5期，除第一期兑付金额为5000万，其余四期兑付金额均为2000万，总额1.3亿元，还不够待收总额的零头。
　　这样的兑付进展让周敬强的生活变得更艰难。2018年，一家三口从北京回到哈尔滨老家生活，周敬强自嘲开始“坐吃山空”，每个月（含房贷在内）开销一万多。在这此之前，有一段小插曲，2006年的车祸手术中，曾遭受过较大的医疗事故，为此，从2007年开始，他和涉事医院打了长达9年的官司，最终在2017年拿到200多万的赔偿，随后他在哈尔滨买了房，这段经历也让他看到了法治的进步，坚定了通过法律途径理性维权的念头。
　　陪儿子过完14岁生日，今年8月23日，夫妻俩从哈尔滨来到深圳。一开始他们住宾馆，“20天就花了1万多，开销太大”，这20天，他跑了很多地方，表达自己的诉求。
　　如今，周敬强到深圳已经一月有余，他自称已掌握了小牛在线底层合同造假的证据，他告诉记者，作为出借人，“我们并不是不能接受投资损失，而是希望平台能真正进入清退程序，并立案侦查，追回赃款”。

“佛系”

　　在采访者中，记者发现，不少出借人在经历艰难后，只能无奈地转身，放弃诉求，开启新生活。
　　祝小军就是代表。2016年，一次偶然机会，他在斐讯商城买了路由器，随后陆续把约410万元购房款投入联璧金融平台的“零钱计划”产品。2018年6月23日，上海松江警方对上海联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一纸立案调查通告，坐实联璧金融爆雷的消息，据上海警方发布的协查通报，截至案发，上海联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共对外集资700余亿元，未兑付113.97亿元，涉及190万出借人，祝小军就是这190万分之一。
　　两年前，祝小军同现在的刚爆雷平台的出借人一样，到各相关政府部门表达诉求，寻求媒体帮助，整个人处在焦虑而绝望的状态中。近日，记者再次联系他时，此时他已定居悉尼，并开始创业—帮来海外发展的企业和个人提供服务，“现在只希望创业顺利尽早还清欠亲戚的钱，我都不参与了，（让过往）随风飘逝了吧”，他坦言，P2P维权经历加速了他到海外定居。
　　与祝小军一样，80后刘宇翔也是早年的P2P出借受害者，从深圳某制造业公司离职后，转行自费学了编程速成班，在北京找到一家P2P公司基础研发岗的工作。北漂两年，刘宇翔与女朋友好不容易才有了20多万的积蓄，作为平台员工，他将20多万全部投入自己所在的P2P公司，不料一年后，平台爆雷，全部积蓄打水漂，当时他和女朋友身上的余额不足1万元。后来，经过多方努力，才勉强挽回5万元损失。自那之后，他几乎从不和别人提起这段经历，默默换了份工作，重新开始，如今两年过去了，他们已在四线城市老家买了一套房，准备过两年回家乡发展。

“我们并不是不能接受投资损失，而是希望平台能真正进入清退程序，并立案侦查，追回赃款。”

　　与李玲和周敬强相比，祝小军和刘宇翔算是“佛系”的代表，也是他们经历艰辛后的主动选择。
　　P2P平台爆雷后，出借人维权难已是社会共识，这其中，有社会对出借人需自担风险的理性期待，更多的是现实困境。
　　P2P平台的出借人往往分散在各地，一旦平台爆雷，难以形成合力，尽管每当有平台爆雷，出借人都会想方设法建立线上群，但群里出借人诉求不一，很难形成统一意见。一位不愿具名的律师向记者透露，出借人维权有民事和刑事维权两者途径，且都有不少困难。
　　如采取民事途径时，经过平台与出借当事人群体的有效协商，平台往往会给出一个兑付计划或债转计划，但在执行过程，受害人群体往往话语权很小，这些计划最后沦为暂时的安抚政策或者是一个受害人利益受损计划。此外，受害人还要承担民事诉讼成本，众多出借人，分别还是统一请律师，这期间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往往受害人内部难以达成一致意见，他坦言，“我一般尽力避免接这类案件”。
　　采取刑事诉讼途径，在前期，因为不是专业的法律人，受害者很难掌控民事纠纷和刑事犯罪的区别，不仅很难促使警方立案，还有可能会陷入看似被踢皮球的困境。到了后期，即便立案了，虽然法律赋予了被害人有阅读案卷材料或者当庭发表意见的权利，但如果受害人群體无法形成一个有效的或者受法院、检察院认可的债权人委员会，在大部分地区的司法实践中，受害人很难享有这种权利。
　　“对受害人群体而言，寻求救济难的核心问题是，他们的钱去哪里了？”这位律师补充道。
　　（文中李玲、祝小军、刘宇翔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