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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转变，农民对村级党组织依赖程度逐渐降低。村民自治制度的全面推行促进了农村公民社会的兴起，村民委员会的影响力增大，各类民间组织迅猛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加剧了农村社会的变动，农村中形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农民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多数村级党组织经济实力不强、权力合法性受质疑、制度方面存在问题以及自身建设存在不足。本文试图以近年来的资料为载体材料，分析概括了村级党组织权威弱化的原因和应对途径。
关键词：村党组织；权威；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D22 文献标识码：A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变化发展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村级党组织权威呈现弱化趋势也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村级党组织自身存在的问题是权威弱化的内因，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环境的变化是村级党组织权威弱化的外因。
一、内因
（一）经济基础不牢固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变化发展及其方向。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权威之所以呈现弱化趋势，是由经济基础不牢固，缺乏足够的经济资源造成的。大部分学者从经济政策和外部经济环境的变更来分析造成基层党组织权威弱化的经济原因。王宏峰认为，随着个体户、私营经济的不断壮大发展，村集体经济显得微乎其微，甚至部分村子几乎无集体经济可言。这种状况，使村级党组织的影响力大大削弱。也有不少学者从村党组织自身找原因，例如秦广强、李亚雄认为，集体经济的萎缩，弱化了村级党组织进行社会调控的经济职能。村级党组织的调控行政手段因失去了必要的经济支撑，其效用大大降低，基层组织因此失去了应有的吸引力、凝聚力及调控能力。
（二）权力合法性受质疑
“从权威产生的根源来看，权力是权威的基础，但拥有合法性的权力更容易转化成权威，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具有合法性的权力才是产生权威的基础，或者说，合法性是权威的来源。”[1]村党组织的领导权威不仅来自历史形成和制度规定，更来自村民的认同。而在村民自治的背景下，村党组织权力合法性受到广大村民的质疑，必然会弱化村级党组织的权威。有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将村党组织与村委会做了比较：季丽新从权威是否拥有法律资源做保障这个角度出发，将二者做了比较。发现村党组织权威缺乏法律资源的保障，而村民自治组织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保障下逐渐发展，影响力逐渐增大，最终冲击了村级党组织的权威。有学者从村民对村民自治的认识这个角度出发，指出许多村民片面地理解村民自治，简单地将其理解为村民自治不要党的领导，这致使一些民间组织获得了村委会的领导权，最终严重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损害了党的形象，影响了党的威信，削弱了党对农村的领导力量。[2]郭波认为，在民主政治话语下，村级党组织的合法权力应来源于村民授予。而“现实情况是绝大多数的村级党组织领导成员还是局限于党内选举”，这使得村级党组织的权威受到农民的质疑。
（三）制度方面存在问题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干不了坏事，不好的制度，能让好人变坏。”正是由于村级党组织在制度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使得广大基层党员干部无法充分发挥先锋队的作用，不能很好地行使为人民服务的职能。最终造成了基层党组织在群众心中的影响力下降，党群关系疏远，权威弱化。龙观华指出，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制度建设的不完善，极大地削弱了党在农村的影响力，在农村党建中，制度建设的不完善主要表现在：民主不足、集中有余、个人专断，使集体领导形同虚设，党群之间的沟通渠道不够畅通，反馈机制不灵敏，导致信息失真、决策失误，特别是党群关系恶化。这些都影响了基层党组织在农民中的感染力和号召力，弱化了党组织的影响力。焦克华认为，一些村干部钻村级管理制度不健全的空子，以权谋私，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影响了村党支部的威信。任云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存在着领导方式陈旧、执政水平低、整体素质不高等问题，从而导致了村级党组织权威弱化。
（四）自身建设方面的不足
村党组织作为权威的载体，其自身建设直接关系到村民对村级党组织权威的认同。自身建设存在不足，势必会降低村民对村党组织权威的认同程度。一些学者关注到了村级党组织中党员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另外，农村党组织建设滞后，运行机制面临新的挑战。这些都降低了村级党组织的权威。沈晓辉从农村经济多元化和阶层分化这个社会背景出发，认为这些变化对村级党组织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指出，村级党组织由于缺少好的领导班子，缺乏驾驭市场经济的本领，执政能力弱化。另外，农村党员结构不合理，导致了村级党组织活力不足，权威受损。也有学者从执政能力角度来考察村党组织权威弱化的原因，认为村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平庸无为、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缺失和党组织整体素质不高，难以适应农村社会的新变化，权威弱化明显。[3]李宏昌认为，部分村党组织自身建设相对滞后，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方面都存在问题，使其领导核心作用难以发挥。
二、外因
（一）村委会的威胁
自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以来，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确立，村民自治组织迅速发展起来，村委会凭借其权力来源的优势，与村级党组织围绕乡村治理权力和社会资源展开了竞争，对村级党组织权威构成了威胁。早在1998年的时候，徐勇就指出，“时代的转换和价值的变化，使农村党组织的领导权威面临着挑战。特别是实行村民自治后，农民有了选举自己领导人的可能，从而使这一挑战成为现实。”也有学者从农村党组织权力资源分流的角度，指出村级党组织代表国家行驶的权力，有相当一部分被赋予了村民自治组织。村民自治组织影响力提高，农村党组织重要性下降。[4]南俊英认为，村民自治的实行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不完善，使农村基层党组织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减弱，作用进一步被“边缘化”。秦广强、李亚雄认为，村民在行使自治权时在具体的决策等方面与党组织的意志会出现矛盾和冲突，双方关系紧张，致使两套班子“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内耗严重，难以形成合力，最终两败俱伤，村级管理组织陷入瘫痪。
（二）宗族势力的冲击
宗族势力作为农村社会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明显呈现出了复兴的趋势，冲击村级党组织的权威。有的学者认为宗族势力通过干扰村委会、控制党支部和直接对抗这3种途径削弱了村党组织的权威。[5]沈晓辉认为，家族势力对家族文化的充分利用，使得村民解决问题首先依赖于家族势力而非村党组织，影响了农村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严重削弱了村级党组织在农村社会中的权威。还有的学者分析了宗族势力冲击村党组织权威的两种方式，即宗族家族势力渗透进村级党组织和借用村委会。不仅影响了村党组织的权威，而且阻碍了现代农民的培养，使村级党组织没有足够的后备力量。郭献功指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家族成员之间的往来日益频繁，农民宗族意识不断提高。在强调村民自治的背景下，农民为谋求本家族利益，解决问题更依赖于家族力量。这影响了村级党组织的权威，削弱了村级党组织的力量。焦克华认为，家族力量与政权合作，强化了家族力量，形成了公共权力，影响了基层党组织的权威，削弱了基层党组织的作用。
（三）宗教势力的冲击
由于村党组织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缺位，对发展繁荣农村文化没有足够的重视，文化权威逐渐弱化。越来越多的宗教势力趁机发展起来，反过来又冲击了村党组织的权威。有的学者认为，党员参与宗教和迷信活动直接损害了党组织的形象和权威，助长了农村家族势力的发展，给党组织权威带来了较大冲击。[7]也有学者看到了农村政权主体权威和社会控制的削弱的严重后果：一些带有宗教色彩的组织和怀有一定政治意图的组织趁机发展起来，严重威胁农村党组织的权威。[8]席升阳、马凌等人认为，宗教势力与宗族势力的渐趋结合，易产生与基层政权“分庭抗礼”或“政教混一”的倾向。宗教活动影响科技兴农政策的落实，宗教所宣扬的消极避世的观点，会助长地方恶势力的嚣张气焰。王久高认为，宗教、民间信仰盛行使得村级党组织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困难加大，助长了农村宗族家族势力的发展，直接损害了党组织的形象和权威。林盛根、张诺夫认为，宗教势力通过以下3种路径冲击村党组织的权威：片面夸大宗教，抵制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影响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及社会的安定；扰乱社会管理，影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腐蚀党员的思想，削弱基层政权建设，破坏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
（四）黑恶势力的冲击
在改革开放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难以适应形势的发展，没有及时妥善地处理好农村中的各种纠纷，再加上农村又是法制建设的薄弱地带。一些黑恶势力又钻出了夹缝，死灰复燃，重新活跃在农村社会中，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权威构成了威胁和挑战。郭波认为，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使农村黑恶势力有了生存空间，“死灰复燃”的黑恶势力又反过来争夺农村话语权，严重冲击着村级党组织的权威，使部分村级党组织进一步弱化，甚至出现蜕变。王天意从法制建设的角度考察黑恶势力产生的原因，认为农村法制建设薄弱导致了一些地方出现武力权威，在部分地区对农民的影响极大，对农村基层党组织权威构成了严重挑战。
（五）社会阶层的分化
郭波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使农村社会同质性不复存在，而代之以异质性的特点。原来的利益格局被打破，村级党组织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对村级党组织权威带来巨大的挑战，导致村级党组织权威日渐弱化。王宏峰认为，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直接导致了经济能人、组织能人、经济大户和家族势力这些新权威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村级党组织的权威。沈晓辉认为，随着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农村形成了多元性、矛盾性的利益格局，而农村党组织又无法动员和教育群众，重新进行利益的大调整，这使得农村党组织权威受损。
（六）农民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
“意识形态是执政党政党权威政治合法性的一个重要资源，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意识形态的正确把握与高度重视”[9]。在改革开放和村民自治的社会背景下，农民的思想不断解放，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基层党组织控制意识形态的难度增大，最终影响到自身权威。顾文浩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价值追求物质化。农民理性执着地追求物质利益，成为实实在在的“经济人”。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从过去迷信权威、崇拜权威发展到开始用合乎理性的目光评价现实政治，并形成了不同意见。”王久高从村民自治语境出发，认为农民的意识形态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向，农民“注重追求物质利益，政治追求淡化，集体主义观念缺失，崇尚个人自由主义，家族本位意识较强，宗族信仰增多，封建迷信盛行”。陈燕从农民主体意识被激发、法律意识和公共意识不断增强这三个方面论证了农民公民意识的不断提高对村级党组织领导方式提出挑战。南俊英认为，农村社会的急剧转型带来的青壮年劳动力的转移和流动，以及随之而来的价值取向的嬗变，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发挥作用。任云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人民思想不断解放，社会思想逐渐趋于多元化，人们思想认识的价值标准多元化，农民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集体主义价值观念逐渐淡化，个人主义和小团体主义价值观不断加强，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家族利益、个人利益成为一些干部、农民群众思想行为的主要动因，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权威面临着潜在的挑战。
三、对策
（一）发展农村经济，加强村党组织的经济权威
有的学者认为，夯实村级党组织经济基础，要发展增大集体经济力量，使农村基层党组织具备整合及调配能力，增加乡村党组织的资源配置量，使它依然能够成为农村重要的资源提供者。[10]嵇美珍从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背景出发，认为村级党组织必须通过带领村民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村各阶层群众的收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才能增强自身的凝聚力、吸引力。也有学者指出要加强村庄内部经济发育，发展村庄集体经济，为村民形成合理权威的认同模式奠定经济基础。[11]还有学者认为，村级党组织要重塑权威，可以充分利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个机遇，输入充足的物质性资源，为权威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同时，村级党组织也要为村民提供公共产品，让村民重新认同其权威。[12]
（二）合理分配权力，加强村党组织的政治权威
在转型期，农村利益格局的调整和控制模式的变化，要求村级党组织要正确处理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这是加强村级党组织权威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学者认为，村党组织要理顺两委关系，提升自身的威信，需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正确理解和把握《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的精神实质，逐步消除法规中的模糊陈述，合理明确地划分“两委”职责，缩小村民对“两委”认同的差距。二是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要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积极引导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共同讨论决定本村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增强“两委”在处理村中事务上的团结、合作、沟通、互助的良好关系。[13]有些学者眼光比较开阔，认为村党组织除了正确处理“两委”关系外，还应适度集权建立领导型权威、配置精干党员同时担任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职务，通过这两个途径强化村级党组织领导权威，提高控制能力。[14]还有学者认为，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必须重新调整和配置权力资源。通过加强乡镇党委对村民自治的领导，从制度上合理划分村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的职权范围，实现权力资源的重新调整和配置，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发挥作用的基础要件。[15]
（三）加强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
加强党支部建设是提升村级党支部组织影响力的关键。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解决村党组织自身建设问题的路径。多数学者都关注村级领导班子建设，郭献功认为，通过拓宽视野，选准配强村党支部班子成员，健全激励机制，加强党员队伍教育三个途径加强村级班子建设、解决村党组自身建设问题。也有学者认为，加强班子建设，优化自身形象。完善选拔任用机制，不断扩大党内民主，强化竞争机制，将那些德才兼备的党员选拔进领导班子，提高党组织的领导力和战斗力。[16]焦克华认为，建设一个好的支部班子是提高村党支部战斗力的主要途径。村党支部是村级各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村党支部领导班子的状况、自身建设和领导水平的高低程度，对一个村的物质文明及精神文明建设、对全村发展经济奔小康目标的实现起着关键作用。张亚勇指出村党支部建设的五个方面：发挥支部书记的领导带动作用，创新农村党的基层组织的设置模式，完善党支部的民主选举制度，改革党员干部教育管理机制，提升党员个体影响力，加强村级党组织的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四）加强对文化的引导，树立村党组织的文化权威
王天意看到了加强对农民的教育与树立村党组织权威的密切联系。他认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加强对农民的政策法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的教育，全面提高农民的素质。在农村逐步形成讲理想、讲道德、讲科学、讲政策、讲法律的良好的社会风尚。这样，才能使一切腐朽封建迷信在农村没有市场；这样，才能切实地维护党的农村基层组织的权威。同样是侧重于通过对农民的教育实现村级党组织的文化权威，但具体实现路径却不同。郭波认为，通过重塑党所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重塑党所倡导的价值观念和弘扬先进文化这三个路径可以很好地教育和引导农民，夯实村级党组织重构的文化资源。谢开贤的研究侧重于传统文化方面，认为村级党组织在继承和改造乡村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要发扬务实精神，克服宗法观念和保守思想，才能实现重塑村级党组织权威的目标。王宏峰认为，建设中国特色农村和谐文化是新时期重塑村级党组织权威的重要路径选择。建设中国特色农村和谐文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发展农村的文化教育事业，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政治参与意识。第二，积极发展农村的文化娱乐活动。第三，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乡风文明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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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陈燕.挑战与应战：公民社会下的村级党组织建设[J].党的建设，2010，（06）:49-52.
关键词：村党组织；权威；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D22 文献标识码：A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变化发展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村级党组织权威呈现弱化趋势也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村级党组织自身存在的问题是权威弱化的内因，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环境的变化是村级党组织权威弱化的外因。
一、内因
（一）经济基础不牢固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变化发展及其方向。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权威之所以呈现弱化趋势，是由经济基础不牢固，缺乏足够的经济资源造成的。大部分学者从经济政策和外部经济环境的变更来分析造成基层党组织权威弱化的经济原因。王宏峰认为，随着个体户、私营经济的不断壮大发展，村集体经济显得微乎其微，甚至部分村子几乎无集体经济可言。这种状况，使村级党组织的影响力大大削弱。也有不少学者从村党组织自身找原因，例如秦广强、李亚雄认为，集体经济的萎缩，弱化了村级党组织进行社会调控的经济职能。村级党组织的调控行政手段因失去了必要的经济支撑，其效用大大降低，基层组织因此失去了应有的吸引力、凝聚力及调控能力。
（二）权力合法性受质疑
“从权威产生的根源来看，权力是权威的基础，但拥有合法性的权力更容易转化成权威，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具有合法性的权力才是产生权威的基础，或者说，合法性是权威的来源。”[1]村党组织的领导权威不仅来自历史形成和制度规定，更来自村民的认同。而在村民自治的背景下，村党组织权力合法性受到广大村民的质疑，必然会弱化村级党组织的权威。有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将村党组织与村委会做了比较：季丽新从权威是否拥有法律资源做保障这个角度出发，将二者做了比较。发现村党组织权威缺乏法律资源的保障，而村民自治组织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保障下逐渐发展，影响力逐渐增大，最终冲击了村级党组织的权威。有学者从村民对村民自治的认识这个角度出发，指出许多村民片面地理解村民自治，简单地将其理解为村民自治不要党的领导，这致使一些民间组织获得了村委会的领导权，最终严重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损害了党的形象，影响了党的威信，削弱了党对农村的领导力量。[2]郭波认为，在民主政治话语下，村级党组织的合法权力应来源于村民授予。而“现实情况是绝大多数的村级党组织领导成员还是局限于党内选举”，这使得村级党组织的权威受到农民的质疑。
（三）制度方面存在问题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干不了坏事，不好的制度，能让好人变坏。”正是由于村级党组织在制度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使得广大基层党员干部无法充分发挥先锋队的作用，不能很好地行使为人民服务的职能。最终造成了基层党组织在群众心中的影响力下降，党群关系疏远，权威弱化。龙观华指出，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制度建设的不完善，极大地削弱了党在农村的影响力，在农村党建中，制度建设的不完善主要表现在：民主不足、集中有余、个人专断，使集体领导形同虚设，党群之间的沟通渠道不够畅通，反馈机制不灵敏，导致信息失真、决策失误，特别是党群关系恶化。这些都影响了基层党组织在农民中的感染力和号召力，弱化了党组织的影响力。焦克华认为，一些村干部钻村级管理制度不健全的空子，以权谋私，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影响了村党支部的威信。任云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存在着领导方式陈旧、执政水平低、整体素质不高等问题，从而导致了村级党组织权威弱化。
（四）自身建设方面的不足
村党组织作为权威的载体，其自身建设直接关系到村民对村级党组织权威的认同。自身建设存在不足，势必会降低村民对村党组织权威的认同程度。一些学者关注到了村级党组织中党员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另外，农村党组织建设滞后，运行机制面临新的挑战。这些都降低了村级党组织的权威。沈晓辉从农村经济多元化和阶层分化这个社会背景出发，认为这些变化对村级党组织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指出，村级党组织由于缺少好的领导班子，缺乏驾驭市场经济的本领，执政能力弱化。另外，农村党员结构不合理，导致了村级党组织活力不足，权威受损。也有学者从执政能力角度来考察村党组织权威弱化的原因，认为村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平庸无为、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缺失和党组织整体素质不高，难以适应农村社会的新变化，权威弱化明显。[3]李宏昌认为，部分村党组织自身建设相对滞后，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方面都存在问题，使其领导核心作用难以发挥。
二、外因
（一）村委会的威胁
自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以来，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确立，村民自治组织迅速发展起来，村委会凭借其权力来源的优势，与村级党组织围绕乡村治理权力和社会资源展开了竞争，对村级党组织权威构成了威胁。早在1998年的时候，徐勇就指出，“时代的转换和价值的变化，使农村党组织的领导权威面临着挑战。特别是实行村民自治后，农民有了选举自己领导人的可能，从而使这一挑战成为现实。”也有学者从农村党组织权力资源分流的角度，指出村级党组织代表国家行驶的权力，有相当一部分被赋予了村民自治组织。村民自治组织影响力提高，农村党组织重要性下降。[4]南俊英认为，村民自治的实行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不完善，使农村基层党组织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减弱，作用进一步被“边缘化”。秦广强、李亚雄认为，村民在行使自治权时在具体的决策等方面与党组织的意志会出现矛盾和冲突，双方关系紧张，致使两套班子“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内耗严重，难以形成合力，最终两败俱伤，村级管理组织陷入瘫痪。
（二）宗族势力的冲击
宗族势力作为农村社会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明显呈现出了复兴的趋势，冲击村级党组织的权威。有的学者认为宗族势力通过干扰村委会、控制党支部和直接对抗这3种途径削弱了村党组织的权威。[5]沈晓辉认为，家族势力对家族文化的充分利用，使得村民解决问题首先依赖于家族势力而非村党组织，影响了农村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严重削弱了村级党组织在农村社会中的权威。还有的学者分析了宗族势力冲击村党组织权威的两种方式，即宗族家族势力渗透进村级党组织和借用村委会。不仅影响了村党组织的权威，而且阻碍了现代农民的培养，使村级党组织没有足够的后备力量。郭献功指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家族成员之间的往来日益频繁，农民宗族意识不断提高。在强调村民自治的背景下，农民为谋求本家族利益，解决问题更依赖于家族力量。这影响了村级党组织的权威，削弱了村级党组织的力量。焦克华认为，家族力量与政权合作，强化了家族力量，形成了公共权力，影响了基层党组织的权威，削弱了基层党组织的作用。
（三）宗教势力的冲击
由于村党组织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缺位，对发展繁荣农村文化没有足够的重视，文化权威逐渐弱化。越来越多的宗教势力趁机发展起来，反过来又冲击了村党组织的权威。有的学者认为，党员参与宗教和迷信活动直接损害了党组织的形象和权威，助长了农村家族势力的发展，给党组织权威带来了较大冲击。[7]也有学者看到了农村政权主体权威和社会控制的削弱的严重后果：一些带有宗教色彩的组织和怀有一定政治意图的组织趁机发展起来，严重威胁农村党组织的权威。[8]席升阳、马凌等人认为，宗教势力与宗族势力的渐趋结合，易产生与基层政权“分庭抗礼”或“政教混一”的倾向。宗教活动影响科技兴农政策的落实，宗教所宣扬的消极避世的观点，会助长地方恶势力的嚣张气焰。王久高认为，宗教、民间信仰盛行使得村级党组织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困难加大，助长了农村宗族家族势力的发展，直接损害了党组织的形象和权威。林盛根、张诺夫认为，宗教势力通过以下3种路径冲击村党组织的权威：片面夸大宗教，抵制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影响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及社会的安定；扰乱社会管理，影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腐蚀党员的思想，削弱基层政权建设，破坏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
（四）黑恶势力的冲击
在改革开放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难以适应形势的发展，没有及时妥善地处理好农村中的各种纠纷，再加上农村又是法制建设的薄弱地带。一些黑恶势力又钻出了夹缝，死灰复燃，重新活跃在农村社会中，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权威构成了威胁和挑战。郭波认为，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使农村黑恶势力有了生存空间，“死灰复燃”的黑恶势力又反过来争夺农村话语权，严重冲击着村级党组织的权威，使部分村级党组织进一步弱化，甚至出现蜕变。王天意从法制建设的角度考察黑恶势力产生的原因，认为农村法制建设薄弱导致了一些地方出现武力权威，在部分地区对农民的影响极大，对农村基层党组织权威构成了严重挑战。
（五）社会阶层的分化
郭波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使农村社会同质性不复存在，而代之以异质性的特点。原来的利益格局被打破，村级党组织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对村级党组织权威带来巨大的挑战，导致村级党组织权威日渐弱化。王宏峰认为，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直接导致了经济能人、组织能人、经济大户和家族势力这些新权威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村级党组织的权威。沈晓辉认为，随着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农村形成了多元性、矛盾性的利益格局，而农村党组织又无法动员和教育群众，重新进行利益的大调整，这使得农村党组织权威受损。
（六）农民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
“意识形态是执政党政党权威政治合法性的一个重要资源，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意识形态的正确把握与高度重视”[9]。在改革开放和村民自治的社会背景下，农民的思想不断解放，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基层党组织控制意识形态的难度增大，最终影响到自身权威。顾文浩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价值追求物质化。农民理性执着地追求物质利益，成为实实在在的“经济人”。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从过去迷信权威、崇拜权威发展到开始用合乎理性的目光评价现实政治，并形成了不同意见。”王久高从村民自治语境出发，认为农民的意识形态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向，农民“注重追求物质利益，政治追求淡化，集体主义观念缺失，崇尚个人自由主义，家族本位意识较强，宗族信仰增多，封建迷信盛行”。陈燕从农民主体意识被激发、法律意识和公共意识不断增强这三个方面论证了农民公民意识的不断提高对村级党组织领导方式提出挑战。南俊英认为，农村社会的急剧转型带来的青壮年劳动力的转移和流动，以及随之而来的价值取向的嬗变，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发挥作用。任云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人民思想不断解放，社会思想逐渐趋于多元化，人们思想认识的价值标准多元化，农民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集体主义价值观念逐渐淡化，个人主义和小团体主义价值观不断加强，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家族利益、个人利益成为一些干部、农民群众思想行为的主要动因，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权威面临着潜在的挑战。
三、对策
（一）发展农村经济，加强村党组织的经济权威
有的学者认为，夯实村级党组织经济基础，要发展增大集体经济力量，使农村基层党组织具备整合及调配能力，增加乡村党组织的资源配置量，使它依然能够成为农村重要的资源提供者。[10]嵇美珍从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背景出发，认为村级党组织必须通过带领村民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村各阶层群众的收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才能增强自身的凝聚力、吸引力。也有学者指出要加强村庄内部经济发育，发展村庄集体经济，为村民形成合理权威的认同模式奠定经济基础。[11]还有学者认为，村级党组织要重塑权威，可以充分利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个机遇，输入充足的物质性资源，为权威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同时，村级党组织也要为村民提供公共产品，让村民重新认同其权威。[12]
（二）合理分配权力，加强村党组织的政治权威
在转型期，农村利益格局的调整和控制模式的变化，要求村级党组织要正确处理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这是加强村级党组织权威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学者认为，村党组织要理顺两委关系，提升自身的威信，需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正确理解和把握《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的精神实质，逐步消除法规中的模糊陈述，合理明确地划分“两委”职责，缩小村民对“两委”认同的差距。二是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要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积极引导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共同讨论决定本村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增强“两委”在处理村中事务上的团结、合作、沟通、互助的良好关系。[13]有些学者眼光比较开阔，认为村党组织除了正确处理“两委”关系外，还应适度集权建立领导型权威、配置精干党员同时担任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职务，通过这两个途径强化村级党组织领导权威，提高控制能力。[14]还有学者认为，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必须重新调整和配置权力资源。通过加强乡镇党委对村民自治的领导，从制度上合理划分村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的职权范围，实现权力资源的重新调整和配置，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发挥作用的基础要件。[15]
（三）加强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
加强党支部建设是提升村级党支部组织影响力的关键。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解决村党组织自身建设问题的路径。多数学者都关注村级领导班子建设，郭献功认为，通过拓宽视野，选准配强村党支部班子成员，健全激励机制，加强党员队伍教育三个途径加强村级班子建设、解决村党组自身建设问题。也有学者认为，加强班子建设，优化自身形象。完善选拔任用机制，不断扩大党内民主，强化竞争机制，将那些德才兼备的党员选拔进领导班子，提高党组织的领导力和战斗力。[16]焦克华认为，建设一个好的支部班子是提高村党支部战斗力的主要途径。村党支部是村级各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村党支部领导班子的状况、自身建设和领导水平的高低程度，对一个村的物质文明及精神文明建设、对全村发展经济奔小康目标的实现起着关键作用。张亚勇指出村党支部建设的五个方面：发挥支部书记的领导带动作用，创新农村党的基层组织的设置模式，完善党支部的民主选举制度，改革党员干部教育管理机制，提升党员个体影响力，加强村级党组织的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四）加强对文化的引导，树立村党组织的文化权威
王天意看到了加强对农民的教育与树立村党组织权威的密切联系。他认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加强对农民的政策法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的教育，全面提高农民的素质。在农村逐步形成讲理想、讲道德、讲科学、讲政策、讲法律的良好的社会风尚。这样，才能使一切腐朽封建迷信在农村没有市场；这样，才能切实地维护党的农村基层组织的权威。同样是侧重于通过对农民的教育实现村级党组织的文化权威，但具体实现路径却不同。郭波认为，通过重塑党所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重塑党所倡导的价值观念和弘扬先进文化这三个路径可以很好地教育和引导农民，夯实村级党组织重构的文化资源。谢开贤的研究侧重于传统文化方面，认为村级党组织在继承和改造乡村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要发扬务实精神，克服宗法观念和保守思想，才能实现重塑村级党组织权威的目标。王宏峰认为，建设中国特色农村和谐文化是新时期重塑村级党组织权威的重要路径选择。建设中国特色农村和谐文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发展农村的文化教育事业，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政治参与意识。第二，积极发展农村的文化娱乐活动。第三，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乡风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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