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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8日，伊朗著名政治家、政坛“大老”拉夫桑贾尼因突发心脏病在德黑兰去世，享年82岁。1月10日，伊朗为其举行国葬，德黑兰万人空巷，参加葬礼、自愿送行的民众据称达250万，其规格规模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史上仅次于霍梅尼的葬礼。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主要政治、军事和宗教领导人悉数到场，是笔者所知近年来伊朗各级高官公开亮相最集中的一次。
拉夫桑贾尼去世虽然不会直接影响伊朗体制的稳定，但其政治意蕴相当深刻。
“常委”无人可继
很多媒体在报道拉夫桑贾尼去世时，多称其为“伊朗前总统”，给人一种其为前辈政客的感觉。但其实拉夫桑贾尼是死在任上的。自1989年来，拉夫桑贾尼一直担任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确委会”）的主席，该职位由最高领袖任命。霍梅尼去世后的伊朗政治体制比较特别，在笔者看来其领导机制是由某种类似“政治局”的政治“大老”团体来实现的。“政治局”的最高领导是最高领袖，“常委”则包括总统、议长和司法总监，加上宪法监护委员会（解释宪法、审查选举候选人资格）主席、“确委会”（协调宪监会和议会分歧）主席、专家委员会（选举最高领袖）主席，以及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及革命卫队和正规军司令等。这个总数不超过十人的“政治局”决定着伊朗的大政方针。其中，拉夫桑贾尼担任“常委”的时间几乎与哈梅内伊一样长，说排名第二并不为过。虽然拉夫桑贾尼在内贾德担任总统期间受到一些打压，出镜率有所下滑，但绝非过气的政客。应该说，他是以现职“常委”的身份离开人世的。
实际上，即使在诸“常委”中，拉夫桑贾尼的履历都堪称“完美”。他拥有“霍贾特伊斯兰”的中級教士头衔，三次出任议长，两次当选总统（1989年至1997年），在两伊战争后期当过武装力量代总司令，长期是专家委员会成员，并于2007～2011年任该委员会主席，1981～2009年长期担任德黑兰周五聚礼会的领拜人。这份履历覆盖政、军、教、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彰显了拉夫桑贾尼“超级全面”的政治才干。更重要的是，拉夫桑贾尼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史上几乎所有的重要关头都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担任武装力量代总司令时期，他力劝霍梅尼接受联合国决议，结束了两伊战争；在霍梅尼死后，他在高层内部会议中直言“霍梅尼曾指定哈梅内伊为未来最高领袖”，对哈梅内伊当上最高领袖有“让贤”、力挺之功；在总统任内，他启动了经济重建，迈出了与西方缓和关系的最初步伐；近年来，他不时表态支持现任总统鲁哈尼的核谈政策，成为伊朗国内支持伊核全面协议的重要力量。在伊朗“政治局”中，拉夫桑贾尼的发言权和作用绝对称得上举足轻重。
目前看来，拉夫桑贾尼留下的职位很难有人能够胜任。其专家委员会成员的职位虽然可以补选，但2016年2月他以德黑兰选区第一名高票当选的情况难以再现。而其“确委会”主席的接任人选更难确定。有媒体罗列了多位可能人选，包括现任总统鲁哈尼、专家委员会主席贾纳提、司法总监拉里贾尼、“确委会”秘书雷扎伊、专家委员会重要成员沙赫鲁迪等，但他们或有要职在身、或年事已高、或资历不足，影响力与综合能力均难以比肩拉夫桑贾尼。伊朗政治中存在“官以人贵”的现象，即一个官职乃至机构的重要性，不取决或不仅取决于机构本身，更取决于负责人的地位与影响力。可以说，“确委会”之所以重要，有拉夫桑贾尼个人的因素在内。换任何一个人接任，不仅此人的影响力不及拉夫桑贾尼，且“确委会”这个机构的重要性和仲裁能力也可能下降。对于哈梅内伊而言，这的确是一个难度不小、颇费踌躇的任命。
政治平衡的漂移
像许多国家一样，伊朗内政的重要特征是不同派系或阵营的分野与斗争。不同阵营之间良性制衡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内政的稳定与健康发展，反之亦然。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伊朗政坛大体形成保守派、务实派和改革派三个阵营。保守派坚持伊斯兰革命的原则，对改善与西方关系持保留甚至反对态度，对内强调自力更生、自主发展经济，严格管控社会风气。改革派立场灵活变通，乐意与西方改善关系，希望活络社会氛围，放松社会管制，促进经济自由发展。务实派的立场则介于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虽然遵守伊斯兰革命的原则，但意识形态色彩相对淡化，在发展经济方面持实用主义态度，不排斥与西方打交道。
拉夫桑贾尼正是务实派的旗手。虽然对于拉夫桑贾尼担任总统期间的政绩，有人评价其经济重建效果一般，私有化过程腐败滋生，贫富差距拉大等，但正是通过拉夫桑贾尼的八年执政，伊朗真正地“告别革命”，摆脱了上世纪80年代内政、外交、军事等方面的偏激做法，淡化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意识形态影响，回归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务实道路。这种回归为拉夫桑贾尼之后的历任总统在不同程度上继承，并成为伊朗国祚得以延续的基础。
就狭义派系政治而言，拉夫桑贾尼及其务实派在伊朗的地位非常特殊。若务实派与保守派联合，则保守派胜；与改革派合作，则改革派赢。这就赋予拉夫桑贾尼在幕后操持政局的巨大能力。纵观历史，拉夫桑贾尼几乎对三位伊朗总统的命运有着决定性影响。在拉夫桑贾尼总统任内，哈塔米曾担任文化指导部部长和国家图书馆馆长；1997年哈塔米以改革派身份高票当选总统，无疑得益于拉夫桑贾尼开启的务实氛围，及其个人的明确支持。2005年，拉夫桑贾尼再度参加总统大选，虽惜败于黑马内贾德，但他没有善罢甘休。2009年内贾德谋求连任时，伊朗发生大规模示威游行，部分民众认为计票有误、支持改革派候选人穆萨维、反对内贾德连任，迫使最高领袖介入保护内贾德。这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选举史上前所未有的风波，西方媒体认为其幕后策划者就是拉夫桑贾尼。在内贾德第二任期内，拉夫桑贾尼与内贾德的斗争趋于激烈，前者在“不知不觉”中拉起一条反对内贾德的统一战线。在内贾德总统任期的最后两年，从最高领袖到“政治局”主要“常委”，几乎都与内贾德闹过矛盾，后者最终灰溜溜地下台。在2013年总统大选中，拉夫桑贾尼为立场温和的候选人鲁哈尼造势，并亲自说服改革派候选人退选，确保鲁哈尼的选票。鲁哈尼执政后，拉夫桑贾尼多次褒扬、支持新政府的核谈政策和经济改革，缓解了鲁哈尼在国内面临的压力。在2016年专家委员会和议会选举中，拉夫桑贾尼和鲁哈尼再度联手，在德黑兰选区大获全胜。对鲁哈尼而言，拉夫桑贾尼之死显然是不利因素，未来他将不得不独自面对来自保守势力和军方的巨大压力。新一届总统大选近在眼前，鲁哈尼虽然很可能继承拉夫桑贾尼的拥趸与票仓，但大选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 就整个伊朗政坛而言，得益于拉夫桑贾尼生前的推动，并以鲁哈尼崛起为标志，一种温和化的趋势和氛围正日益成熟。这个新的温和阵营似乎融汇了传统意义上的改革派与务实派，成为一个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政治集团。而拉夫桑贾尼去世，不仅使务实派失去了领袖，而且一个能起到中和、协调、弥合作用的务实派阵营也会趋于模糊和分散。伊朗政治评论家已经在担心，原有的三派平衡或将滑向保守派与改革派的两极对峙。
老人政治的危机
不过，拉夫桑贾尼的离去对伊朗国家体制和政治运转不会构成直接的震动，毕竟“确委会”只是仲裁机构而非日常行政机构。但是，拉夫桑贾尼之死却清楚地表明，伊朗的第一代革命家和教士统治集团正在加速老去，将不可避免地退出历史舞台。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至今已将近40年，霍梅尼时期的革命教士多已进入古稀、耄耋之年。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经77岁，2014年动过前列腺手术；宪法监护委员会兼专家委员会主席贾纳提已经90歲。除拉夫桑贾尼外，近年来去世的高级教士不在少数。笔者印象较深的有：2014年10月，时任专家委员会主席马赫达维·卡尼因心脏病去世，享年83岁；2016年3月，阿亚图拉瓦埃泽·塔巴西去世，享年80岁，生前是专家委员会、“确委会”成员，长期担任最高领袖在呼罗珊省的代表；2016年11月，阿亚图拉穆萨维·卡利米去世，享年91岁，生前曾任伊朗最高法院院长。
统治集团老龄化带来的问题绝非个人死亡这么简单。年纪大了，治国理政的精力自然不济，也容易加深与年轻人之间的隔阂，这对教士集团的整体形象与合法性构成了挑战。2015年笔者在伊朗访学时，曾听到时任央视驻伊朗记者王晋燕的讲述，她在采访伊朗专家委员会会议时发现，与会者多是上了年纪的教士，拄拐、需要搀扶者不少，一些参会者甚至难以从汽车上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专家委员会的实际权威与工作效率有多高。因此，教士集团的更新换代问题已经相当紧迫。伊朗以“教法学家监国”为原则，不乏培养教士的经学院和大学，但近年来伊朗涌现的优秀教士政治家屈指可数，达到拉夫桑贾尼水平的更是凤毛麟角，这从最高领袖迟迟未指定接班人就可以看出。而且，即使有了年轻化的新一代教士统治集团，这个群体的形态与构成也还是个谜，其与武装力量、商人阶层、行政官僚的关系也充满不确定性。在2011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中，阿拉伯世界的数个“政治老人”垮台；2011～2015年间，沙特王储、国王接连去世，继承人问题令外界揪心；如今，伊朗版的“老人政治”摆在眼前，如何妥善过渡同样引人关注。
对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而言，拉夫桑贾尼之死带来的感受肯定是复杂的。一直以来，哈梅内伊与拉夫桑贾尼之间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一方面，两人是霍梅尼的左膀右臂，在霍梅尼死后“分工”当了最高领袖和总统，奠定了后霍梅尼时代的伊朗政治大局，成为近30年来伊朗的两根顶梁柱。另一方面，两人的路线和权力斗争也有所凸显。哈梅内伊虽贵为最高领袖，但资历、年龄均未超过拉夫桑贾尼，当上最高领袖还有赖于后者力荐，故一直提防着拉夫桑贾尼“功高震主”。这些年来，哈梅内伊竭力维护最高领袖的超脱，但实际立场倾向保守派；拉夫桑贾尼虽属务实派，却一直向改革派的方向偏转。如今，因为拉夫桑贾尼离世，哈梅内伊不再面临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但后霍梅尼时代的伊朗也因此少了一根顶梁柱，加之当年共同战斗的同辈同侪逐渐老去、凋零，哈梅内伊内心也不免有唇亡齿寒、独木难支的感觉吧。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助理研究员）
拉夫桑贾尼去世虽然不会直接影响伊朗体制的稳定，但其政治意蕴相当深刻。
“常委”无人可继
很多媒体在报道拉夫桑贾尼去世时，多称其为“伊朗前总统”，给人一种其为前辈政客的感觉。但其实拉夫桑贾尼是死在任上的。自1989年来，拉夫桑贾尼一直担任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确委会”）的主席，该职位由最高领袖任命。霍梅尼去世后的伊朗政治体制比较特别，在笔者看来其领导机制是由某种类似“政治局”的政治“大老”团体来实现的。“政治局”的最高领导是最高领袖，“常委”则包括总统、议长和司法总监，加上宪法监护委员会（解释宪法、审查选举候选人资格）主席、“确委会”（协调宪监会和议会分歧）主席、专家委员会（选举最高领袖）主席，以及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及革命卫队和正规军司令等。这个总数不超过十人的“政治局”决定着伊朗的大政方针。其中，拉夫桑贾尼担任“常委”的时间几乎与哈梅内伊一样长，说排名第二并不为过。虽然拉夫桑贾尼在内贾德担任总统期间受到一些打压，出镜率有所下滑，但绝非过气的政客。应该说，他是以现职“常委”的身份离开人世的。
实际上，即使在诸“常委”中，拉夫桑贾尼的履历都堪称“完美”。他拥有“霍贾特伊斯兰”的中級教士头衔，三次出任议长，两次当选总统（1989年至1997年），在两伊战争后期当过武装力量代总司令，长期是专家委员会成员，并于2007～2011年任该委员会主席，1981～2009年长期担任德黑兰周五聚礼会的领拜人。这份履历覆盖政、军、教、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彰显了拉夫桑贾尼“超级全面”的政治才干。更重要的是，拉夫桑贾尼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史上几乎所有的重要关头都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担任武装力量代总司令时期，他力劝霍梅尼接受联合国决议，结束了两伊战争；在霍梅尼死后，他在高层内部会议中直言“霍梅尼曾指定哈梅内伊为未来最高领袖”，对哈梅内伊当上最高领袖有“让贤”、力挺之功；在总统任内，他启动了经济重建，迈出了与西方缓和关系的最初步伐；近年来，他不时表态支持现任总统鲁哈尼的核谈政策，成为伊朗国内支持伊核全面协议的重要力量。在伊朗“政治局”中，拉夫桑贾尼的发言权和作用绝对称得上举足轻重。
目前看来，拉夫桑贾尼留下的职位很难有人能够胜任。其专家委员会成员的职位虽然可以补选，但2016年2月他以德黑兰选区第一名高票当选的情况难以再现。而其“确委会”主席的接任人选更难确定。有媒体罗列了多位可能人选，包括现任总统鲁哈尼、专家委员会主席贾纳提、司法总监拉里贾尼、“确委会”秘书雷扎伊、专家委员会重要成员沙赫鲁迪等，但他们或有要职在身、或年事已高、或资历不足，影响力与综合能力均难以比肩拉夫桑贾尼。伊朗政治中存在“官以人贵”的现象，即一个官职乃至机构的重要性，不取决或不仅取决于机构本身，更取决于负责人的地位与影响力。可以说，“确委会”之所以重要，有拉夫桑贾尼个人的因素在内。换任何一个人接任，不仅此人的影响力不及拉夫桑贾尼，且“确委会”这个机构的重要性和仲裁能力也可能下降。对于哈梅内伊而言，这的确是一个难度不小、颇费踌躇的任命。
政治平衡的漂移
像许多国家一样，伊朗内政的重要特征是不同派系或阵营的分野与斗争。不同阵营之间良性制衡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内政的稳定与健康发展，反之亦然。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伊朗政坛大体形成保守派、务实派和改革派三个阵营。保守派坚持伊斯兰革命的原则，对改善与西方关系持保留甚至反对态度，对内强调自力更生、自主发展经济，严格管控社会风气。改革派立场灵活变通，乐意与西方改善关系，希望活络社会氛围，放松社会管制，促进经济自由发展。务实派的立场则介于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虽然遵守伊斯兰革命的原则，但意识形态色彩相对淡化，在发展经济方面持实用主义态度，不排斥与西方打交道。
拉夫桑贾尼正是务实派的旗手。虽然对于拉夫桑贾尼担任总统期间的政绩，有人评价其经济重建效果一般，私有化过程腐败滋生，贫富差距拉大等，但正是通过拉夫桑贾尼的八年执政，伊朗真正地“告别革命”，摆脱了上世纪80年代内政、外交、军事等方面的偏激做法，淡化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意识形态影响，回归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务实道路。这种回归为拉夫桑贾尼之后的历任总统在不同程度上继承，并成为伊朗国祚得以延续的基础。
就狭义派系政治而言，拉夫桑贾尼及其务实派在伊朗的地位非常特殊。若务实派与保守派联合，则保守派胜；与改革派合作，则改革派赢。这就赋予拉夫桑贾尼在幕后操持政局的巨大能力。纵观历史，拉夫桑贾尼几乎对三位伊朗总统的命运有着决定性影响。在拉夫桑贾尼总统任内，哈塔米曾担任文化指导部部长和国家图书馆馆长；1997年哈塔米以改革派身份高票当选总统，无疑得益于拉夫桑贾尼开启的务实氛围，及其个人的明确支持。2005年，拉夫桑贾尼再度参加总统大选，虽惜败于黑马内贾德，但他没有善罢甘休。2009年内贾德谋求连任时，伊朗发生大规模示威游行，部分民众认为计票有误、支持改革派候选人穆萨维、反对内贾德连任，迫使最高领袖介入保护内贾德。这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选举史上前所未有的风波，西方媒体认为其幕后策划者就是拉夫桑贾尼。在内贾德第二任期内，拉夫桑贾尼与内贾德的斗争趋于激烈，前者在“不知不觉”中拉起一条反对内贾德的统一战线。在内贾德总统任期的最后两年，从最高领袖到“政治局”主要“常委”，几乎都与内贾德闹过矛盾，后者最终灰溜溜地下台。在2013年总统大选中，拉夫桑贾尼为立场温和的候选人鲁哈尼造势，并亲自说服改革派候选人退选，确保鲁哈尼的选票。鲁哈尼执政后，拉夫桑贾尼多次褒扬、支持新政府的核谈政策和经济改革，缓解了鲁哈尼在国内面临的压力。在2016年专家委员会和议会选举中，拉夫桑贾尼和鲁哈尼再度联手，在德黑兰选区大获全胜。对鲁哈尼而言，拉夫桑贾尼之死显然是不利因素，未来他将不得不独自面对来自保守势力和军方的巨大压力。新一届总统大选近在眼前，鲁哈尼虽然很可能继承拉夫桑贾尼的拥趸与票仓，但大选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 就整个伊朗政坛而言，得益于拉夫桑贾尼生前的推动，并以鲁哈尼崛起为标志，一种温和化的趋势和氛围正日益成熟。这个新的温和阵营似乎融汇了传统意义上的改革派与务实派，成为一个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政治集团。而拉夫桑贾尼去世，不仅使务实派失去了领袖，而且一个能起到中和、协调、弥合作用的务实派阵营也会趋于模糊和分散。伊朗政治评论家已经在担心，原有的三派平衡或将滑向保守派与改革派的两极对峙。
老人政治的危机
不过，拉夫桑贾尼的离去对伊朗国家体制和政治运转不会构成直接的震动，毕竟“确委会”只是仲裁机构而非日常行政机构。但是，拉夫桑贾尼之死却清楚地表明，伊朗的第一代革命家和教士统治集团正在加速老去，将不可避免地退出历史舞台。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至今已将近40年，霍梅尼时期的革命教士多已进入古稀、耄耋之年。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经77岁，2014年动过前列腺手术；宪法监护委员会兼专家委员会主席贾纳提已经90歲。除拉夫桑贾尼外，近年来去世的高级教士不在少数。笔者印象较深的有：2014年10月，时任专家委员会主席马赫达维·卡尼因心脏病去世，享年83岁；2016年3月，阿亚图拉瓦埃泽·塔巴西去世，享年80岁，生前是专家委员会、“确委会”成员，长期担任最高领袖在呼罗珊省的代表；2016年11月，阿亚图拉穆萨维·卡利米去世，享年91岁，生前曾任伊朗最高法院院长。
统治集团老龄化带来的问题绝非个人死亡这么简单。年纪大了，治国理政的精力自然不济，也容易加深与年轻人之间的隔阂，这对教士集团的整体形象与合法性构成了挑战。2015年笔者在伊朗访学时，曾听到时任央视驻伊朗记者王晋燕的讲述，她在采访伊朗专家委员会会议时发现，与会者多是上了年纪的教士，拄拐、需要搀扶者不少，一些参会者甚至难以从汽车上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专家委员会的实际权威与工作效率有多高。因此，教士集团的更新换代问题已经相当紧迫。伊朗以“教法学家监国”为原则，不乏培养教士的经学院和大学，但近年来伊朗涌现的优秀教士政治家屈指可数，达到拉夫桑贾尼水平的更是凤毛麟角，这从最高领袖迟迟未指定接班人就可以看出。而且，即使有了年轻化的新一代教士统治集团，这个群体的形态与构成也还是个谜，其与武装力量、商人阶层、行政官僚的关系也充满不确定性。在2011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中，阿拉伯世界的数个“政治老人”垮台；2011～2015年间，沙特王储、国王接连去世，继承人问题令外界揪心；如今，伊朗版的“老人政治”摆在眼前，如何妥善过渡同样引人关注。
对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而言，拉夫桑贾尼之死带来的感受肯定是复杂的。一直以来，哈梅内伊与拉夫桑贾尼之间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一方面，两人是霍梅尼的左膀右臂，在霍梅尼死后“分工”当了最高领袖和总统，奠定了后霍梅尼时代的伊朗政治大局，成为近30年来伊朗的两根顶梁柱。另一方面，两人的路线和权力斗争也有所凸显。哈梅内伊虽贵为最高领袖，但资历、年龄均未超过拉夫桑贾尼，当上最高领袖还有赖于后者力荐，故一直提防着拉夫桑贾尼“功高震主”。这些年来，哈梅内伊竭力维护最高领袖的超脱，但实际立场倾向保守派；拉夫桑贾尼虽属务实派，却一直向改革派的方向偏转。如今，因为拉夫桑贾尼离世，哈梅内伊不再面临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但后霍梅尼时代的伊朗也因此少了一根顶梁柱，加之当年共同战斗的同辈同侪逐渐老去、凋零，哈梅内伊内心也不免有唇亡齿寒、独木难支的感觉吧。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