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祖屋后院一片林子里有两棵老柿子树，每到秋天，一树树斑斓的柿叶，在风中呢喃，恣意摇曳，很是养眼。那些熟透了的柿子，一个个红彤彤如大红灯笼满树满枝挂着的时候，也是母亲最为开心的时节。母亲常将熟透的柿子摘下赠与左邻右舍分享，慷慨的幸福和分享的喜悦写满母亲和善的面庞。前年回老家，我和哥哥、姐姐到祖屋看了看，老柿子树仍硬朗健在，只是当年喜爱它们的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多年。
　　2006年平安夜的早晨，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姐姐们才贴在母亲耳边大声告诉她得的是什么病，老人听后顿时一脸释然。从不抽烟、偶尔喝点小酒、生活极有规律的母亲得的竟是肺癌。这让我们多少有点意外也于心不甘，其后虽多方求医，无奈回天乏术。我们兄弟姊妹商量决定：保守治疗，不手术，不放疗、不化疗，让母亲生命最后时光，享有该有的尊严和质量。
　　母亲是坚强的。兄妹八个，母亲排行老三，是家中独女，外公外婆视若掌上明珠，以至怕私塾先生责罚，竟连书也没让她读———这是一生要强的母亲对外公外婆惟一的埋怨。自打17岁走进任家，母亲便告别了衣食无忧的日子。奶奶过世得早，她早早挑起“长嫂如母”的重担，起早摸黑，忙里忙外，出庭堂，下厨房，将爷爷、父亲和两个叔叔四个老少爷们的饮食起居料理得利利落落。日常缝洗浆晒操劳之余，还帮着耕地种菜，养鸡养鸭。原本暮气沉沉的家，硬是让母亲操持得风生水起，直帮到两个叔叔相继娶妻生子，成家立业，赢得了乡邻们的一致夸赞。
　　母亲的吃苦耐劳和能干，在远近十里八乡是出了名的。随着我们五个孩子的相继降生，头顶“光荣妈妈”花环的母亲，又一头扎进新一轮操劳与辛苦之中。父亲长年工作忙，少有精力顾到家里，养育我们的任务自然落在母亲的肩上。即便是三年困难时期，一家老小在吃糠咽菜中度日，母亲宁愿自己喝凉水，从牙缝里省下点点滴滴，也从不在家人面前叫苦喊怨。同样度日如年的外婆，多次捎话让母亲带孩子们回娘家过一段时间。倔犟的母亲不肯，发誓一家老小“生要生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块”。拗不过母亲的执拗，外婆只好让大舅不时匀些粗粮送来接济青黄不接的家。此后，日子虽稍稍好过些，母亲仍时常在劳作之余，锄拾田埂地头的爬根草，还会到别人收割过的田地里捡拾谷穗衰草，翻寻田垄里落下的山芋、土豆等聊补家用。在越堆越高的柴火堆面前，母亲的身板变得越来越瘦小。母亲在灶膛里、暖火盆中点燃的柴火，成了那个年代一家老小可以紧紧依偎的温暖臂膀。母亲用她乐观向上的精神，带领我们家度过了一个个困苦日子，而那些支离破碎的日子却因了母亲的勤劳、坚韧显得格外幸福、明亮。
　　我在母亲临终前的那年深秋回去陪过老人一段短暂时光。很少回忆过去的母亲，跟我唠叨起了陈年往事，忙过年是她多次提及的。腊月，酿米酒、蒸糯米、做炒米糖、磨豆腐、掸尘迎新等等，是母亲一年中最忙碌也是最快乐的。家乡年俗，孩子们大年初一早晨要着新衣穿新鞋过新年。然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五个孩子的新鞋、新衣上身谈何容易。母亲的女红在家乡是出了名的，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时装设计师。为了过年，母亲从夏天便开始忙了———先是将各方搜讨来的碎衣零布用糨糊粘起来，反复晒干后，依各人脚型裁剪成相应鞋样，再用闲暇时间，纳成一个个厚实温暖的鞋底。无数个夜晚，豆黄青灯下，母亲穿针引线的情景历历在目。她做的鞋常被左邻右舍的姑嫂姨婶们当作模板。我排行老幺，我的新鞋或新衣，母亲也往往是在年夜饭后才会缝完最后一针。心灵手巧的母亲为了让新衣看起来挺括，会烧上一大壶滚烫的开水，倒入平底搪瓷碗中，将新衣衫一一熨平整好，显得格外不同。守岁之后，她还会在早已进入梦乡的儿女的枕头底下放上幾张崭新角钞———我们心仪已久的压岁钱。初一大清早，放好开门炮仗，母亲便将卤好的五香茶叶蛋一碗碗分好，让我们趁热给左邻右舍送去拜年。病中的母亲回忆起那个物质匮乏却情意满满的年月，满是皱纹的脸上会漾起难得的笑容。
　　上个世纪艰苦奋斗、艰苦朴素盛行的年代，身为公社领导的父亲，面对上级来人或下级来访，只要到了吃饭点，便常在家里茶饭待之。即便是粗茶淡饭，对我们家来说也是个不小的负担。为此，母亲想方设法节衣缩食、开荒种地，贴补家用。房前屋后的河塘、竹林成了母亲的家畜饲养场；驻地附近一片撂荒地，也被母亲改造成菜地，起早贪黑种上各种瓜果蔬菜。由于经常来人吃饭，计划配给的粮食难以维持，我们便时常依赖母亲种做的山芋干、南瓜饭、黍米汤圆果腹。物质供应匮乏的年代，如今看似“田园”、“绿色”，其时无异于煎熬般的存在。父亲的好客与大方，母亲私下也偶有怨言，但从不挂在脸上，她以自己的聪明和热情，尽情招待来客。频繁的接待让父亲单位里的同志过意不去，戏称我们家是“人民公社小食堂”之余，多次提出要给一点粮票和钱款补贴，但总被母亲以“吃好吃孬别嫌怪，公家的便宜不能占”婉言谢绝。母亲的任劳任怨、好客和能干为她赢得了“阿庆嫂”的美誉，在当时，这可是对能干家庭主妇的最好夸赞。
　　母亲对我们几个儿女要求也是宽严有度。没读过书的母亲对我们读书方面提出的要求，总是尽可能满足，别的则是能省则省。至今清楚记得，小时候，光连环画就给我买了百多本，但我年少时走亲戚穿的外套有时还是向邻居家借的。大哥上高中时，社会上流行海魂衫，爱美心切的大哥写信央求在省城工作的小舅给买了一件。收到衣服后，大哥兴奋之情可想而知，但只敢在学校里显摆，从不敢在家里穿。纸终包不住火，不久这事不知怎么被父母亲知道了，气得父亲拿着竹扫帚要狠揍大哥，被母亲拦下。母亲一番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数落，让还想争辩一番的哥哥彻底没了脾气———彼时小舅刚工作不久，且正和女友谈婚论嫁，手头之紧可想而知。此事最后以大哥海魂衫被没收，每月的饭钱被酌扣至还完购衣款而告结束。
　　每年暑假，雷打不动要我们回乡下舅舅和叔叔家，帮助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是当时家里惯例。母亲这么做，一是希望我们不要忘本，吃得起苦，经得起累；二是让我们在劳动中增强生活本领，经风雨见世面。所以，每每听到乡亲们夸赞我的哥哥姐姐们干得一手好农活，母亲很以此为骄傲。清白做人，踏实做事，更是父母亲营造的不变家规。父亲后来调到区里和县上工作后，仍常有人来看望，来人少不了带些土特产，基本都被母亲挡在了门外。“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软”是母亲常唠叨的一句话———这么做不是不尽人情，主要是大家的日子过得都紧巴，不能再给人家添负担；至于那些上门求父亲办事帮忙的就更不能收，“不收，你父亲能帮的帮，帮不了的也没负担。”母亲用自己朴素的言行时刻教育影响着我们，也为父亲一生清廉工作把好了妥妥的“家庭关”。及至后来我们兄弟姐妹相继走上不同工作岗位，母亲每见到我们，总不忘反复叮嘱几句，要求我们一定要“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做事”。做个能安安稳稳睡觉的人。
　　今年秋天，我又回到故乡。再次站在老柿子树下，看到老柿子树上片片斑斓的树叶在秋风暖阳中缓缓凝固，欢舞飘落，我像看到母亲因为游子的归来，借助风的手不停地在我的脸庞上亲吻抚动。那些在风的琴声中低吟浅唱，缓缓移动着舞步的落叶，正静静地诉说着自己一生的美丽。斑斓的落叶没有哀愁，她懂得如何在秋风中欣赏自己，抚慰儿女：一朵红晕，一声感叹，一份誓言，一片深情，一生挚爱。那是风中的母亲写给我们这些做儿女的诗。
　　选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