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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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初年发生的"大礼议",使朝臣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对立情绪。"李福达案"本来只是一桩发生在地方的讦告案,但因议礼重臣武定侯郭勋致信嘱托,遭到山西巡按御史马录弹劾,竟使这个地方上的案件与朝廷中的政争交织纠缠起来,以致案情发展一波三折,终审结果屡遭质疑,成为明朝历史上的一大疑案。通过梳理此案的来龙去脉和审理过程,可以看出,自马录弹劾郭勋后,此案便上升为广受关注的公共事件,案情审勘不可避免地受到朝廷政争的干扰。对于终审结果,应从两个方面理解:从法律角度看,它确实避免了一桩大冤案的发生;从政治角度看,它又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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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初年发生的"大礼议",使朝臣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对立情绪。"李福达案"本来只是一桩发生在地方的讦告案,但因议礼重臣武定侯郭勋致信嘱托,遭到山西巡按御史马录弹劾,竟使这个地方上的案件与朝廷中的政争交织纠缠起来,以致案情发展一波三折,终审结果屡遭质疑,成为明朝历史上的一大疑案。通过梳理此案的来龙去脉和审理过程,可以看出,自马录弹劾郭勋后,此案便上升为广受关注的公共事件,案情审勘不可避免地受到朝廷政争的干扰。对于终审结果,应从两个方面理解:从法律角度看,它确实避免了一桩大冤案的发生;从政治角度看,它又确实成为皇帝和议礼新贵们打击异己的手段。
其他文献
叙事主义历史哲学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叙事,但是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作为非事件史学的代表对此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本文在梳理不同学者观点的基础上,试图证明《地中海》亦属于叙事的范畴。首先,《地中海》在采用多种辞格的情况下呈现出一种圆形叙事结构,但是由于这种叙事风格的解读未能与内容分析相结合,所以挑战仍然存在;其次,《地中海》凭借新式历史话语大体上实现了总体史学、结构史学和问题史学的主张;最后,利科的历史叙事理论可以将以上两种分析结合起来,并且在该书中梳理出一条清晰的情节线索。它有助于打
东京审判作为与中国近代史、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历史记忆息息相关的重要事件,引起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无论与纽伦堡审判的对比研究,还是兼及盟国境内其他审判的综合性研究;无论东京审判相关史料收集、整理与出版,还是从历史学与国际法角度的学术探讨,都反映了不同时期国际关系、时代环境对东京审判研究的影响与制约。随着东京审判外文史料的公开与出版,如何充分利用这些丰富的外文史料,进一步拓宽研究思路和研究领域,不断汲取外国学者的既有研究成果,加强中外学者的对话和开展"共同研究",或将是东京审判研究的一个发展方
南京国民政府肇建后,为加强集权和国家统一,提升其治理能力与水平,采取了系列改革运动,但仍无力消弭经济衰败和社会秩序混乱状况。因之各种社会犯罪事件迭起,监所人满为患成为常态。据冯客研究,由于人犯数量逐增,监狱建设并不能和刑事犯罪增速同步,所以“民国时期监狱过度拥挤是刑罚系统最为严重的问题”(冯客著,徐有威等译,潘兴明校:《近代中国的犯罪、惩罚与监狱》。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2页)。
2019年9月26-28日,《史学月刊》编辑部与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以“时代变革与制度”为主题,联合主办了“第三届新史学青年论坛”。此次论坛得到广大青年学者的积极响应,共收到征文340多篇,因受会议规模限制,最终遴选59篇论文的作者参会。与会论文作者分布在海内外37所高校和科研院所,议题涵盖了中国与外国、传统与现代的政治、财政经济、军事文化等相关制度的革新,兹择要介绍。
谈到两汉教育,人们自然会想起"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想起那"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的官私儒学。在这种思维定式的潜在束缚下,两汉律学教育究竟走过怎样的历程,似乎还没有得到很好梳理。考虑到律学教育在法治进程中的基础地位和引领作用,同时又是两汉教育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问题是值得深究的。本文打算通过历史文本的剥茧抽丝,努力厘清两汉律学教育的实的实际形态,揭示其演进轨迹,以期纠正当代法史研究中似是而非的一些说法,还原两汉学术史的真实镜像。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共同秉赋,是心理状态、价值观念和思维旨趣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灵魂。近代以来,伴随着中华民族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国人鉴于民族精神丧失而提出了"陶铸国魂"问题。20世纪初的"陶铸国魂"话语,是适应中国"千年未有之变局"和世界发展大势而进行的民族精神构建,故它必然以反思中国历史传统为特征,以改造国民性为手段,以建构民族国家而实现民族复兴为目标。
中国的民族虽然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是一个"自发"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国的民族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传入中国之后。据郝时远研究,中国古代汉语中虽然有"民族"一词,但"就其含义而言,既指宗族之属,又指华夷之别"(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民族研究》2005年第6期,第63页),与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相去甚远。
宋人范成大在其《吴船录》中,引用了蜀地高僧继业西行天竺的巡记。其中关于继业归国时的路线,涉及唐代新开辟的经过吐蕃西南的高原丝绸之路重要干线"吉隆道",但过去的研究对此语焉不详,且有所误解。根据文献和考古两方面的资料,可以证明继业此行的归国路线的确利用了蕃尼古道中的"吉隆道",是从藏地回国,再经吐蕃腹地回到国内,最后抵达唐代益州的佛教名山峨眉山。由此表明,唐代所开通的这条中印交通路线至宋代仍在发挥作用,并非某些文献记载所称的到唐代中后期已经关闭,从中也反映出宋代汉藏关系的一些新动向。
秦实行"关中本位"制度,以中县道为统治中心,新地、故徼地区以及徼中普通县道等边缘地区与中县道之间的人口往来受到一定限制。同时,秦在不受重视的边缘地区也实行了区别对待的政策,且区分十分细密。具体而言,秦不但将新地纳入全国统一管辖,而且鉴于新地入秦时间短、反秦情绪强烈,对新地吏与新黔首实施了保障权益、减轻处罚、减免义务等优待措施,以强化对新地的统治。故徼虽然已经不是秦的边徼,但秦仍以非法越过故徼作为认定"邦亡"的依据,并对故徼地区实行了强化惩罚力度等较新地、徼中普通县道而言更为严苛的统治措施。秦对这些
在近代来华的职业植物采集者群体中,英国人波尔登的经历尤为独特,却鲜为人知。1909-1915年,波尔登先后穿行于冀晋陕及甘青藏区,为英美科研机构及商业团体搜集植物,是首位对这些地区进行植物学考察的英国人。作为植物猎人,他以域外探险、人际交往及植物采集为途径,获取有关植物最新信息的同时,将众多生长在中国的植物成功引入英美。依托与中国传统植物研究不同的知识背景,波尔登通过对植物的搜寻、观察、记录、整理及寄送,实践了西方将中国的植物纳入现代植物学体系的科学诉求以及依靠科学知识开拓并征服自然的决心。这一科学考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