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吉斯族、乌兹别克族、哈萨克族、土库曼族，这些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和使用伊朗语族语言的塔吉克族，千百年来生活在丝绸之路的中心地带。
　　当中国领导人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之后，“他们想什么？他们喜欢什么？他们不喜欢什么？他们担心什么？这些很重要。”在满眼阿拉伯文和回族书籍的房间里，84岁的胡振华提出了一连串问题。
　　用语言和文化推动“民族团结工作和对外友好交流工作”，让这位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赢得了来自异国的尊重。
　　而对他自己来说，60年来对于中亚的关注，源于对自身民族、祖先的认同和关切。
　　1931年，胡振华出生于山东青岛一个回族铁路工人家庭。“回族家庭从小就对子女进行严格的家庭教育，讲述本家的族谱和来源，我从小就知道，‘咱们是西域回回’。”
　　若干年后，当他作为一位学者认真审视和考证自己的族群时，回溯祖先的颠沛流离，“真是一个沿丝路往来的动人故事”。
　　沿丝路诞生的民族
　　“人们往往把伊斯兰教从阿拉伯传入中国与我国回回民族的族源这两个问题混淆，说成回回民族是阿拉伯人的后裔等等。但回回民族的族源是多元的。”胡振华解释说。
　　回族的先民中有唐宋时期沿着丝绸之路来华的少数阿拉伯人、波斯人，但主要还是元代沿着丝绸之路东迁的西亚、中亚以及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与国内部分汉、蒙古、维吾尔等民族融合而成。
　　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以伊斯兰教为纽带，以汉语为通用语言，经过长期相互影响而形成一个新的族群，时间当在元末明初。
　　在胡振华看来，没有丝绸之路，没有伊斯兰教，没有东来的穆斯林和中国各民族的包容，就形成不了回族。
　　他发现，对回族在中国的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叫法，“多少反映了他们对回族先民来源的看法。”
　　云南的傣、佤等族习惯把当地回族称作“帕西”，这个词来自“法尔西”，也就是“波斯”的原音。
　　蒙古族常把回族称作“和屯”，一般认为是蒙古语“和田”变读而来。藏族则把回族称作“克切”，因为西藏的穆斯林中有一部分来自克什米尔。
　　在新疆，说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则把从内地迁到新疆的回族称作“通干”。按突厥语的词汇，就是“站下来的、住下来的”的意思。
　　胡振华年幼时虽然不清楚家人所指的“西域”具体在何处，但他记得祖辈是从南京迁往山东的回族。
　　作为中国江南地区重要的回族聚居地，如今在南京还有撒马尔罕人伍儒的后裔。《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在“明初征召来南京的回回学者”一节中，记载他于“洪武二年奉诏入华、居金陵，任职回回钦天监”。
　　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是中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也是古丝路重镇，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
　　在中国回族中另一个被传诵的中亚都市，是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布哈拉，这座有2500多年历史的城市是古丝路枢纽。
　　如今在北京牛街清真寺内还保留着一座埋葬着一位“筛海”的古墓，逝者就是自布哈拉到北京传教者。
　　牛街是北京回族聚居的一个地区，原先叫“榴街”，因为最早来到这里的回族先民喜欢西域家乡的石榴，迁移到这里时种了不少石榴树。
　　迄今牛街附近还保留了“枣林前街”、“樱桃园”等地名，都反映了牛街回族先民与他们故土的牵系。
　　为一个民族创制文字
　　1951年，胡振华响应国家号召，从山东大学文学院外国语系俄罗斯语专业二年级被推荐到刚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学习维吾尔语。1953年他提前毕业，被派往新疆，参与创制柯尔克孜文字。
　　柯尔克孜族主要聚居在今天新疆西南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族自治州，是中国境内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但1949年前柯尔克孜族还没有独立的、规范化的柯尔克孜文。
　　那时，柯尔克孜人如果在南疆维吾尔族学校上学，就学习维吾尔文;如果是在北疆的哈萨克族学校上学，就学习哈萨克文。
　　为了解决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问题，1951年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内设立了民族语言文字指导委员会。
　　
　　这个由邵力子任主任，拥有陶孟和、刘格平、李维汉、罗常培、费孝通、夏康农、季羡林等官员和文化界知名专家的机构，计划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造文字，帮助文字不完备的民族充实其文字。
　　胡振华回忆，1954年7月14日，在州政府所在地阿图什县的土坯礼堂里，举行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成立大会。会后第二天，在阿图什县一所中学的教室，举行了讨论柯尔克孜文字方案的座谈会。
　　教室地上铺着柯尔克孜族花毡。有人主张直接采用吉尔吉斯文，有人主张沿用解放前曾局部使用过的字母。
　　柯尔克孜族知识分子阿布都卡德尔和胡振华则主张新创制一套与维吾尔文字、哈萨克文字体系尽量一致、又能科学地表现柯尔克孜语独特语音特点的文字。
　　经过讨论，他们制定的柯尔克孜族文字方案被通过。到1955年5月，新疆省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柯尔克孜族文字写法规则具体实施办法决议的命令》，拥有30个字母的柯尔克孜文字宣告创建成功。这套文字一直使用到现在。
　　正是由于对柯尔克孜学-吉尔吉斯语言和文化的研究，胡振华结识了中亚最著名的东干学学者穆哈迈德·苏尚洛。他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1998年苏尚洛去世。 　　少数民族的自尊心
　　穆哈迈德·苏尚洛的父辈来自甘肃平凉，在19世纪下半期因西北回民起义失败后被迫西迁。穆哈迈德·苏尚洛小时也曾听过许多老人讲述他们西迁前后的一些故事。
　　1924年，穆哈迈德·苏尚洛出生后的第二年，苏联进行了民族识别，将其境内的回族定为“东干族”。
　　学术界对于“东干”二字一直有不同解释。胡振华更同意陕西师范大学王国杰教授的观点：“东干意即黄河‘东岸’。”
　　如按突厥语族语言的意思，“东干”则有迁去又返回之意。只是丝绸之路千古往来，不知这里所说的迁去返回，起者何处、归者何地。
　　生于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的穆哈迈德·苏尚洛因其祖源，开始研究东干学，后来成为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东干学分部的主任。
　　胡振华则因对发展柯尔克孜学-吉尔吉斯学作出贡献，也在吉尔吉斯斯坦闻名。许多吉尔吉斯学者到北京都要拜访他。
　　“越是少数民族，民族自尊心越强，谁研究他们，他们就有亲近感。1957年我在中央民族学院创建了柯尔克孜专业班，讲授柯尔克孜语，国内外的柯尔克孜族都认为我在传播他们的文化，非常高兴。”胡振华说。
　　后来，几乎整个中亚地区的学术界都知道，在中国北京有一位会使用他们语言、文字的中国学者——他可以直接用吉尔吉斯语、乌兹别克语、哈萨克语、土库曼语或者俄语与他们交流。
　　由于这种成就和声誉，2012年6月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胡振华荣获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荣誉——上海合作组织“丝绸之路人文合作奖”。
　　6个上合组织成员国每个国家只能推选一人，作为这个区域内促进文化交流领域最有贡献者。
　　时间回到1958年，穆哈迈德·苏尚洛带着一些东干学书籍和一个塑料水果盘拜访了胡振华。
　　“那时在我国塑料制品还很罕见。他回国后，一直给我邮寄资料。”胡振华回忆说，凭借穆哈迈德·苏尚洛赠送的资料，他撰写了题为《苏联的东干人》的文章，这也是1949年后中国第一篇介绍东干人——中亚回族的文章。
　　后来，中苏关系发生变化，胡振华失去了与所有中亚朋友的联系。
　　与你们打仗的不是汉族
　　1989年春天，胡振华终于得以造访那些他已在书本上熟知的城市：阿拉木图、比什凯克、托克马克、撒马尔罕、布哈拉等。
　　不过，那时吉尔吉斯斯坦首都还叫做伏龙芝市。1991年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才更名为比什凯克，后来那里还出现了一条邓小平大道。
　　胡振华第一次中亚之行的印象是，那里已经相当现代化，几乎家家都有小汽车，农民也没有文盲。“比什凯克白天晚上热水不断，家家有卫生间、有澡盆。”
　　胡振华和夫人抵达伏龙芝市是在一个清晨，苏尚洛带领东干学分部的全体工作人员，在路边等待老朋友的到来。
　　此行吉尔吉斯斯坦，胡振华的最大成就是解决了那里关于“克塔依”的误解。
　　事情的源头是，1978年胡振华任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室主任时，曾参与抢救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并任工作组组长。
　　《玛纳斯》与蒙古族的《江格尔》、藏族的《格萨尔》并称中国三大英雄史诗，是研究柯尔克孜族语言、历史、民俗、宗教、音乐等方面的百科全书。
　　这次工作的最重大成果，就是将唯一能完整演唱《玛纳斯》的“中国荷马”朱素普·玛玛依请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补记了“文革”期间“丢失”的《玛纳斯》材料，新记录了以前没有演唱过的《玛纳斯》第七、第八部。
　　“但是在《玛纳斯》里有一段说‘克塔依’人杀害柯尔克孜民众、行凶作恶，甚至剖腹孕妇。柯尔克孜人民对‘克塔依’非常憎恨，进行了反抗，一直打到后者的‘别依津’城，占领了‘别依津’。这是吉尔吉斯家喻户晓的一段史诗，也是他们引为骄傲的一个情节。”胡振华说。
　　在当地文化中，一直认为“克塔依”就是中国的汉族，“别依津”就是“北京”。
　　然而根据之前对《玛纳斯》的研究，胡振华考证后证实，“克塔依”实为契丹族，“别依津”是“京城”的意思。根据史诗中的措辞和古代柯尔克孜语，所谓“别依津”其实是指“别什巴勒克”，即今天新疆的吉木萨尔，也就是古代“北庭”的所在。
　　而整个情节可能是契丹与古代柯尔克孜-吉尔吉斯族先民发生战争，被编入史诗。
　　胡振华此行，应邀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台用吉尔吉斯语作了54分钟学术报告，另有多场讲座。他解释了“克塔依”和“别依津”的缘由：“你们误解了！”
　　“我告诉他们，史诗是文学作品，不是史书。《玛纳斯》中演唱的与你们打仗的不是汉族，过去有的人因为不了解而埋怨汉族，是不公平的。”胡振华说。
　　胡振华回到北京后，有两位吉尔吉斯斯坦的院士访华时还专程到他家表示感谢，“他们说，多亏您澄清，这样就不会有误解了。”胡振华回忆。

　　什么是共同命运
　　其实，在这次访问中亚之前，胡振华已完成了他为柯尔克孜-吉尔吉斯族所做的另一项重要贡献。
　　上世纪70年代，胡振华从《史记》等中国史书中考证确认，汉朝时今叶尼塞河上游至阿勒泰一带有一个国家叫坚昆，应是吉尔吉斯-柯尔克孜的古代国家名称。他由此进一步论证了古代吉尔吉斯建国的时间。
　　“这使他们从汉文史书中找到了2000多年前的历史。我在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举行的研讨会上宣读了用吉尔吉斯文撰写的论文。”吉尔吉斯斯坦的领导人和学者对本国历史的叙述都采纳了胡振华的观点。 　　“苏联中亚各加盟共和国90年代独立后都很重视本民族、国家的历史。”胡振华说，“追述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与荣誉，不仅是学者、也是许多国家政治家的重要工作。几乎所有的中亚领导人都出版过关于自己国家历史的书。”

　　1992年，胡振华成为第一个赴新独立的土库曼斯坦考察访问的中国学者，“当地学者还是很有水平的，都懂俄语、英文。每年有很多国际学术会议，中国也过去很多学者，但多不懂当地语言，说不出来、发挥不了作用。”
　　不过，“我所接触的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都知道中国发展得很快。”与胡振华熟识的吉尔吉斯斯坦教育部长曾邀请他去讲邓小平理论，“都说中国发展快与这个关系密切，我说我讲不了，我不是政治课老师，但是国内也没有能过去讲课的人，因为俄文、吉尔吉斯语都讲不来。”
　　如今这些仍由苏联时代政治强人领导的国家都保持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十月革命前中亚各族抵御沙俄的故事也被经常提起，而在大国之间要保持友好，是他们留给胡振华的最深刻印象。
　　“每年的古尔邦节、肉孜节，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都会在公开场合与大家一起祈祷、礼拜，他们要与国内的穆斯林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又要与世界上伊斯兰国家的政府与人民保持联系。”胡振华说。
　　基于中亚的历史和那里人民的思想，作为一位语言学家、民族学家和中亚研究者，他反对国内一些年轻学者把丝绸之路经济带说成“西进战略”，“这种提法是不妥的。”
　　胡振华显然更赞同习近平提出的“命运共同体”概念。
　　什么是命运共同体？他说起那位早已去世的穆哈迈德·苏尚洛——他们虽是不同国家的公民，却被历史与现实的文化纽带紧紧捆绑在一起，如亲兄弟一般。
　　1999年3月，胡振华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院士大会上被投票选举为外籍荣誉院士。
　　此时，穆哈迈德·苏尚洛已经故去。胡振华坚持请国家科学院东干学分部的学者们带他到这位老友墓前接受“都瓦”——这是他们共同认可的祈祷与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