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以制造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优先权为切入点，引入国际化双元的概念，探讨制造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优先权如何通过国际化双元提升出口绩效。基于我国227家具有国际化经验的制造企业的实证分析表明：国际市场中竞争优先权对探索式和开发式国际化具有不同的影响；探索式和开发式国际化均对出口绩效有正向影响，文化距离弱化了探索式国际化与出口绩效的关系，但开发式国际化与出口绩效的关系并未受到文化距离的影响。
关键词： 竞争优先权；探索式国际化；开发式国际化；出口绩效；文化距离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时会面临比国内市场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更大的风险，并受到有限资源、技能和知识的约束，因此这些制造企业需要依据所处价值链环节的差异，采用不同的竞争方式和关注不同的竞争优先权[1]。竞争优先权被认为是制造企业通过资源配置和能力培育来制定战略的前提，体现了制造企业运用资源获取竞争优势的意图和定位[2]。因此，关注制造企业竞争优先权，有助于了解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化过程中应如何引导资源配置实现战略目标，并赢得长期发展的优势。
Ander和Kapoor认为，选择竞争优先权的目的在于确定有利的竞争方式以提高企业绩效，但静态的资源组合无法实现价值创造，制造企业还需要选择能够与不同竞争优先权相匹配的战略方式，以保证资源的内在价值得以体现出来[3]。为了解决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既要满足现有业务需要，又要适应新环境变化的矛盾，Ruo 和Rui提出国际化双元（international ambidexterity）的概念，即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应同时采用探索与开发两种方式[4]。这意味着对那些在进入国际市场时会面临比国内市场更多不确定性和更大风险的发展中国家制造企业而言，其只有依据国际市场中构建的竞争优先权选择相应的国际化方式，才能使资源的内在价值体现出来，并进一步提高企业绩效。
以上述理论逻辑为依据，本文将竞争优先权视为制造企业获取国际市场竞争优势的前提，引入探索式国际化与开发式国际化作为制造企业提升出口绩效的关键因素，并重点关注以下问题：制造企业不同竞争优先权对国际化双元的选择有何影响？探索式国际化与开发式国际化如何影响制造企业的出口绩效？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企业在战略转移过程中往往具有较大的惯性，而文化距离又会给制造企业国际化进程带来不确定性和增加国际化成本[5]，那么文化距离如何影响探索式国际化和开发式国际化与出口绩效的关系？
二、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一）竞争优先权与国际化双元
1.竞争优先权
随着制造业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竞争优先权被广泛应用于制造企业的战略研究中，成为制造业战略领域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Skinner将竞争优先权视为制造企业达成目标的资产和实践，提出应在一定时期内聚焦于企业的某一个竞争优先权，这样才能将制造企业的制造策略与市场策略整合起来[6]。李桂华等将竞争优先权定义为企业实现市场目标的战略意图和战略计划，体现为企业在战略内容上的优先选择或企业选择的竞争方式[2]。与企业竞争优势不同，竞争优先权强调的是企业参与竞争时必须具备的条件，以及在参与市场竞争时对这些条件做出的选择，其关注的是企业引导资源配置实现战略目标的依据[1]；竞争优势是指企业在与竞争对手比较的过程中表现出的相对优势或绝对优势，是企业获取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超额利润来源[2]，其关注的是企业通过投入资源与培育能力所获得的战略结果。
为了识别出中国制造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优先权，本文首先对已有研究中涉及不同地区的竞争优先权进行归纳：第一，对于以提高国际化竞争优势的制造企业而言，成本与质量已不再是其独立的竞争优势[7]，这类竞争优先权与制造能力相类似，体现了中国制造企业在全球制造网络中的生产水平；第二，在全球制造网络中，中国企业管理者还应该具备国际化经验，并通过战略弹性与财务能力使企业更好适应国际市场环境[1]，这类竞争优先权体现了中国制造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的管理水平[8]；第三，考虑到国际制造行业中的竞争程度和技术更替速度，本文认同Zeng等的观点，将包括生产创新与技术研发在内的技术水平视为中国制造企业的竞争优先权[8]；第四，由于受到企业资源和资金的制约，中国制造型企业选择进入国际市场时往往需要与国际市场中的先进入者保持关联，包括采用合同生产、授权生产或战略结盟等方式构建巩固的合作关系，因此与国际市场中的先进入者维持合作关系成为中国制造企业国际化时重要的战略选择[9]，该维度包括提高对方的感知价值、促进合作关系、提供支持性服务等。概言之，本文将中国制造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竞争优先权划分为生产水平、管理水平、技术水平与合作关系四类。
2.国际化双元
随着环境动荡性的加剧和竞争环境的不断恶化，企业一方面需要通过提升内部效率充分利用资源，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提升组织和战略柔性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为了解决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遇到的上述瓶颈，Ruo和Rui提出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应该具备国际化双元的意识和行动，即同时采用探索式国际化与开发式国际化两种方式，既推动企业对现有资源和技能进行重复利用和挖掘，又借助外部联结获取新的资源或学习新的技能[4]。具体而言，探索式国际化是指组织将资源投入到对已有知识、技能和工艺的提高和延伸，目的在于对已有知识和技能进行改良与提炼；开发式国际化则是指企业投入资源来获得新的知识、技能和工艺，目的在于提升现有活动的创新性和柔性[10]。
McGrath进一步指出，由于国际市场中难以预测的竞争情境可能导致企业长期以来的战略路径无法发挥作用，原有的静态竞争优势也难以维持，这需要企业采用正确的方式应对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变动性，其中之一就是应该重视国际化双元的协同性[11]，对探索式国际化与开发式国际化进行整合使用。具体而言，企业一方面需要在企业资源有限性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企业已有的制造能力与知识，通过战略实施调整企业现状；另一方面要不断突破已有资源局限，发展出新的战略来改变企业现状，以适应新市场环境的要求。 （二）研究假设
1. 生产水平与国际化双元
在国际市场中，生产水平成为影响中国制造企业国际化方式选择的重要因素。一方面，生产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并形成生产的规模效应，同时提高产品质量和下游采购商的满意程度，从而构建起制造企业在价值链中的总体竞争力[12]。具有较高生产水平的制造企业能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与国际顾客或国际市场先进入企业进行合作，且其为了维持现有的生产水平，持续从与国际市场新建立的合作关系中获取利益，会对自身的行为方式进行调整，以进一步强化和提升竞争力[2]。另一方面，较高的生产水平也体现了制造企业快速学习的方法和技能，成为制造企业在国际市场中扩大市场份额、提高市场占有率以及与国际顾客或国际市场先进入企业形成良好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些优势反过来促进制造企业在突破国内市场局限、培育出向价值链两端延伸方面的动态能力。邹炎等认为当制造企业从OEM阶段向更高阶段转型时，企业内部需要通过能力开发形成新的能力以满足未来市场需求[12]。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生产水平对探索式国际化有正向影响。
H1b：生产水平对开发式国际化有正向影响。
2.管理水平与国际化双元
制造企业的管理水平表现为对国际化知识与经验的运用、较高的财务管理能力以及提升在全球制造网络中的柔性。为了使企业内部的管理技能在全球制造网络中外化为价值，制造企业一方面需要对现有内部知识集合结构进行修正与增强，利用国际市场中的机会研发出有经济效益的产品，该阶段的企业一般通过探索式国际化来完成对管理能力的适应性调整[13]；另一方面，在追求更高边际利润的驱使下，制造企业将会利用已掌握的管理技能，对企业可以获取和利用的资源与能力进行开发式挖掘，以适应国际市场环境为目标，从质量管理、成本控制或对顾客与合作伙伴的响应速度方面进行提升，这一过程有助于制造企业发现增加附加价值的新环节，同时也有效体现了Mathews关于企业应该在新环境中重视组织学习的观点[14]。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管理水平对探索式国际化有正向影响。
H2b：管理水平对开发式国际化有正向影响。
3. 技术水平与国际化双元
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能使其比竞争者更快地设计和制造新的产品，更有效地规避不确定环境带来的成本[15]，降低风险带来的负面影响。制造企业在技术水平方面的竞争优先权能否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不仅取决于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产品研发投入，也取决于企业对市场环节变化的适应与动态调整能力。具体而言，即使制造企业拥有较高的技术投入水平，但若无法根据国际市场中变动的顾客需求和市场环境对已有资源进行挖掘和重组，同样无法在国际市场中形成持续的核心竞争力[16]。同时，制造企业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和工程效率的目的是把握新的市场机会，为顾客带来新的价值，这本身就是组织的开发式学习过程， 这类企业不会过多关注现有工艺流程的提高，而是将资源和精力投入到能力开发上，通过对企业新的资源和能力进行学习和掌握，形成新的技术或工艺的水平[17]。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a：技术水平对探索式国际化有正向影响。
H3b：技术水平对开发式国际化有正向影响。
4. 合作关系与国际化双元
李桂华等认为中国代工制造企业与国际顾客的合作关系会阻碍其在国内市场中的产业链中升级，这是由于国内市场容量有限，国际市场中的顾客出于对制造企业自有品牌会威胁自身利益的考虑，可能通过采取转移订单、最低限度合作等惩罚措施阻碍制造企业包括构建自主品牌在内的产业升级行为[2]。在国际市场中，制造企业与国际市场顾客或国际市场中已有企业并非在同一国家市场内展开竞争，合作关系的建立有助于实现双方共同价值最大化。国际市场顾客或国际市场中已有企业可以通过制造企业的外包生产降低成本，制造企业则通过合作提高服务支持能力，并提升在国际市场中的顾客聚焦性，这是发展中国家制造企业实施国际化的重要条件[14]。具备了上述条件，制造企业在全球制造网络中能够通过对内部资源更合理的利用实现与国际顾客的协同发展[18]，并依据已有资源和既定目标实施国际化战略，通过培育的方式对已有知识和能力进行升级[19]。同时，合作关系能使制造企业获取新的信息，并对合作过程中的信息进行加工处理，突破企业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发展出满足国际顾客需求的新能力。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a：合作关系对探索式国际化有正向影响。
H4b：合作关系对开发式国际化有正向影响。
5. 国际化双元与出口绩效
制造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需要利用从国际市场获得的信息来挖掘和提炼组织内的知识存量，以此为基础对知识集合的结构进行适当调整，使其具有新的功能，进而对现有的资源配置模式进行再次整合以满足国际市场需求。这种类型的国际化经营活动是企业以原有资源在国界上的简单转移为特征的，在这个过程中，探索式国际化过程被视为一种组织内部的创新，其结果通常比能力开发显得更为稳定[16]，因此探索式国际化有助于制造企业避免在国际化过程中产生的冲突[13]，进而提高制造企业的出口绩效。
开发式国际化可以帮助制造企业在面对新的国际市场机会时降低对当前路径的依赖，也有助于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避免“黑天鹅效应”的影响[20]，通过不断思考企业和企业主导产品的根本属性，从根本上形成对于国际市场机遇的足够重视。开发式国际化还有助于制造企业在已有知识结构基础上，对现有资源与能力进行重购和配置，采用根本性创新支持制造企业在新市场环境中的发展[11]。与此同时，企业会以变革性活动整合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可利用的资源，形成全新的战略资产和商业模式，这种变革能使制造企业将合同生产领域形成的竞争优势延伸出去，在国际化过程中增强企业为顾客创造价值的能力，提高企业的出口绩效[13]。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探索式国际化对出口绩效有正向影响。
H6：开发式国际化对出口绩效有正向影响。
6.文化距离的调节作用
Hofstede将文化距离定义为国家与国家之间共享行为规范和价值观之间的差异化程度[21]。文化距离会给进入国际化市场的制造企业带来先天不利的地位，因此成为国际化研究领域的重要变量[22]。具体而言，在文化距离较大的情况下，国外市场环境动荡性和复杂性将大大增强，而中国部分制造企业的原有优势是建立在制造能力基础上，如果企业仅仅依靠累积式的学习过程对已有经验和知识进行开发和重新定位，在进入国际市场时会导致以往的路径依赖遭到破坏，因为对内部知识和经验进行挖掘和配置所取得的稳定竞争优势将被临时、短暂的竞争优势所取代[11]。由此可知，在文化距离较大时， 采用探索式国际化会使制造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优势被削弱，从而导致探索式国际化对制造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减弱。相反，制造企业采用包括员工培训、适应新模式等在内的开发式国际化，能有效聚焦于发展或获取海外战略资源的目的[23]，以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动态能力为基础，在能力构建过程中依赖动态的价值增值过程和破坏性创新，推动制造企业摆脱已有知识和经验的束缚。March认为企业采用开发式的方式进入文化距离较远的国外市场时，制造企业往往通过合同生产或共同成立研发中心等方式与国外企业进行合作来获取所需资源，这种合作方式有助于制造企业提高资源整合效率，降低研发成本，使开发式国际化的效应最大限度得到发挥，从而提升制造企业的出口绩效[24]。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7：当文化距离较远时，探索式国际化对出口绩效的正向影响削弱。
H8：当文化距离较远时，开发式国际化对出口绩效的正向影响增强。
综上，本研究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本研究概念模型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调研样本以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成渝经济圈为主，因为这两个区域在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且加入国际市场的制造企业数量较多。通过专业市场调研公司向广东、江苏、浙江、四川和重庆等五个省市发放450份问卷，共收回问卷268份，剔除掉填答不完整或有明显倾向性的问卷，保留了227个有效样本，有效回收率为50. 4%。考虑到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并可能影响到制造企业的出口绩效，根据这些省市的地理位置将样本企业划分为东部地区企业和西部地区企业，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对东西部出口比例差异进行测量，结果显示东西部地区两组样本企业在出口比例差异上并不显著。
从样本企业的出口情况看，出口比例小于20%的企业有31家（13. 7%），20%-40%的企业有82家（36. 1%），40%-60%的企业有67家（29. 5%），60%-80%的企业有36家（15. 9%），80%以上的企业有11家（4. 8%）。在调研过程中，我们要求被访企业填写一个主要出口国，从数据分析上看，排名前五的国家分别是越南（14家企业，6. 2%）、印度尼西亚（12家企业，5. 3%）、阿拉伯（11家企业，4. 8%）、巴西（11家企业，4. 8%）和马来西亚（10家企业，4. 4%），该调查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出口国仍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调研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1所示。
（二）变量测量
制造企业竞争优先权包含生产水平、管理水平、技术水平与合作关系四个维度，其中生产水平的量表改编自李桂华等的文献，通过成本与质量两个方面进行测量，共包括4个问项[2]；管理水平借鉴Zeng等的研究，包括国际化经验、组织弹性以及财务能力等方面，共由4个问项组成[8]；技术能力借鉴李桂华等的量表，采用4个问项进行测量[2]；合作水平对姜劲和孙延明的量表进行改编，采用4个题项进行测量[25]。国际化双元的测量问项借鉴Zhan和Chen的文献，其中探索式国际化包括5个题项，开发式国际化包括4个题项[26]。出口绩效借鉴李巍和许晖的研究，采用主观满意度的方法对出口绩效进行测量，该变量测量共包含4个题项[27]。上述变量均采用Likert7级量表设计，1表示“非常不赞同”，7表示“非常赞同”。
四、实证分析
（一）多重共线性与同源方法偏差检测
本文采用方差膨胀因子（VIF）和容忍度（Tolerance）两个指标检验变量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VIF检测表明最大的VIF值小于3. 053，达到小于5的判断标准；最小的Tolerance值大于0. 328，达到大于0. 1的标准，由此可以判断并没有多重共线性存在。
为了以避免多个变量的数据来自于同一被访者所造成的同源方法偏差，我们首先采用Harman单因子检测对同源方法偏差进行检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未旋转的第一个主成分载荷量为34. 411%，远小于50%的载荷标准，表明单一因子无法解释大部分变异，由此可以判断不存在同源方法偏差。其次，将所有测量题项负载到单一因子上时，测量模型的拟合度结果为：χ2/df=5. 455，GFI=0. 566，CFI=0. 546，RMSEA=0. 140，模型拟合度较差，表明测量结果的共同方法偏差现象并不严重。再次，将问卷按照回收时间进行排序，对前1/3和后1/3的样本进行t值检验，结果显示所有观测变量均无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p>0. 050）。最后，为判定是否存在无应答偏差，本研究还对无效问卷和有效问卷进行t值检验，结果表明两类问卷在企业年限和出口比例等方面的差异并不显著（p>0. 050）。
（二）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研究通过评价测量的内部一致性即评价测量问项或指标之间同质性的方法来检验测量量表的信度，在评价指标上，主要选取针对Likert式量表所开发的 Cronbach’ɑ 系数。为增加信度测量上的严谨性，本研究还运用共同信度（CR）来估计各变量的信度水平。表2表明ɑ值与CR 值均大于0. 70的标准。 五、结论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竞争优先权作为研究逻辑的起点，采用227个具有出口经验的中国制造企业为样本，验证了竞争优先权、国际化双元与出口绩效之间的关系，得到如下结论：
（1）数据分析结果证实制造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优先权均对探索式国际化有正向影响，其中生产水平与合作关系的影响路径最为显著。该研究结论表明企业需要应对市场变化和资源配置需求，对企业内部知识和技能的结构进行修正与调整，以创造新的价值增长点。在竞争优先权与开发式国际化的关系中，只有部分假设得到实证数据的支持，其中管理水平与技术水平对开发式国际化有显著正向影响，但生产水平与合作关系对开发式国际化的影响不显著。
（2）探索式国际化与开发式国际化对出口绩效均有正向作用。 Zhan和Chen发现探索式与开发式都能正向影响国际化合资企业的绩效[26]，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上述发现进行了扩展，证实两类国际化方式有助于提高制造企业对外出口的效果；同时，相比探索式国际化，制造企业的开发式国际化对出口绩效的影响更显著。
（3）制造企业所进入国际市场的文化距离越远，探索式国际化对出口绩效的正向影响越弱，但文化距离对开发式国际化与出口绩效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的假设未能通过检验。可能原因在于：尽管制造企业可以通过开发式国际化获取新的资源与知识，但这些资源聚集和知识集合并不能保证企业可以完全利用起来，进而转化为有价值的产出。因此，文化距离的作用取决于出口企业对新资源与知识的理解程度，这也进一步证实了Reus和Lamont提出的文化距离在企业国际化过程中扮演着双刃剑角色的观点[29]。
（二）管理启示
本文的研究发现具有三个方面的管理启示。第一，制造企业应该以不同的国际化方式选择为目标，在不同的国际竞争优先权中合理配置资源。具体而言，当制造企业采用探索式国际化进入国际市场时，首先应该将竞争优先权定位为提升生产水平与合作关系；当制造企业采用开发式国际化进入国际市场时，则应该重点强调技术水平的提升。第二，在国际化过程中，管理者通常会关注所掌握资源的多少或位于价值链中的位势，而忽视了国际化方式的重要性，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探索式国际化与开发式国际化在帮助制造企业面对国际市场不确定性方面的作用显著，为其进入国际市场提高出口绩效提供指导。第三，制造企业在提高国际化效果的过程中，应该以所在国和进入国的差异为前提，结合文化距离与国际化能力的作用过程，识别出企业在国际市场中提高出口绩效的边界条件及其制约作用。
（三）研究局限
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化过程中受到较大的资源约束，实际上很难随意对探索式国际化和开发式国际化进行选择，因此未来研究应该聚焦于国际化双元的均衡效应对出口绩效的影响，即深入探讨探索式和开发式两类国际化的交互作用以及不平衡状态如何影响企业的出口绩效。此外，本文的调研样本均来自我国制造企业且集中在两大区域，样本的集中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数据质量和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未来研究将延伸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对该理论模型在其他文化或制度的背景下进行重复检验，提高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
参考文献：
[1] 杨洋，田也壮，杨厦.面向制造业务国际化的竞争优先权转移研究[J].管理评论，2011（9）.
[2] 李桂华，黄磊，卢宏亮.代工专用性投资、竞争优先权与自有品牌战略[J].南开管理评论，2013（6）.
[3] R. Ander，R. Kapoor. Value Creation in Innovation Ecosystems： How the Structure of Technological Interdependence Affects Firm Performance in New Technology Generation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0，31（3）：306-333.
[4] Y. Luo，H. Rui. An Ambidexterity Perspective towar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from Emerging Economies[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2009，23（4）：49-70.
[5] D. Dow，A. Karunaratna. Developing A Multidimensional Instrument to Measure Psychic Distance Stimuli[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6，37（5）：578-602.
[6] W. Skinner. Manufacturing-Missing Link in Corporate Strategy[J].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69（5-6）：136-145.
[7] 杨桂菊.本土代工企业竞争力构成要素及提升路径[J].中国工业经济，2006（8）.
[8] S. X. Zeng，X. A. Xie，C. A. Tam，et al.Competitive priorities of manufacturing firms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 An empirical research. Measuring Business Excellence，2008，12（3）：44-55.
[9] J. Child，S. B. Rodrigue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Firms： A Case for Theoretical Extension.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2005，1（3）：381-410. [10] Y. Yan，D. Ding，S. Mak. The Impact of Business Investment on Capability Exploit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ontrol in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Alliances[J].Journal of Change Management，2006，9（1）：49-65.
[11] R. G.McGrath. The End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How to Keep Your Strategy Moving as Fast as Your Busines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2013：46.
[12] 邹炎，汪涛，任荣.企业能力体系的动态演化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10（11）.
[13] S-C. Kang，S. S. Morris，S. A. Snell. Relational Archetypes，Organizational Learning，and Value Creation： Extending the Human Resource Architecture[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7，32（1）：236-256.
[14] J. A. Mathews. Dragon Multinationals： New Players in 21st Century globalization[J].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6，23（1）：5-27.
[15] P. Theodorou，G. Florou. Manufacturing Strategies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The Effect of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D/CAMSystems. Omega，2008，36（1）：107-121.
[16] 汪涛，陈金亮.环境不确定条件下市场导向对价值创造的作用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1（6）.
[17] 沈灏，李垣，苏中锋.战略类型对创新选择的影响：基于能力的观点[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9（6）.
[18] Y. Luo. Capability Exploitation and Building in A Foreign Market： Implication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J].Organization Science，2002，13（1）：48-63.
[19] C-W. Hsu，Y-C. Lien，H. Chen. International Ambidexterity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Small Emerging Economies[J].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2013，14（1）：58-67.
[20] S. T. Cavusgil，E. Cavusgil.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Destructive Regeneration and Multinational Firms[J].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2012，40：202-217.
[21] Hofstede G.Culture’s Consequences： Comparing Values，Behaviors，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across Nations. Sage Publications，Inc.，2001.
[22] S. M. Zou，S. Stan. The determinants of export performance： 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between 1987 and 1997[J].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view，1998，15（5）：333-356.
[23] C-W. Hsu，H. Chen.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Capability Development： A Dynamic Capabilities Perspective[J].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2009，49（5）：585-605.
[24] J. G. March. Competitive Dynamics and Economic Learning： An Extended Resource-Based View[J].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2003，12（1）：115-145
[25] 姜劲，孙延明.社会资本、组织学习与企业升级的关系研究——基于珠三角代工企业的实证分析[J].管理学报，2012（8）.
[26] W. Zhan，R. Chen. Dynamic Capability and IJV Performance： The Effect of Exploitation and Exploration Capabilities[J].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2013，30（2）：601-632. [27] 李巍，许晖.管理者特征与民营企业出口绩效[J].管理科学，2013（2）.
[28] B. Kogut，H. Singh. The Effect of National Culture on the Choice of Entry Mod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88，19（3）：411-432.
[29] T. H. Reus，B. T. Lamont.The Double-Edged Sword of Cultural Distance in International Acquisition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9，40（8）：1298-1316.
Competitive Priority in International Market and Export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Ambidexterity
WU Chao-yan， HUANG Lei
（School of Management，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ongqing 400054，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competitive priority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as starting point， and introducing to international ambidexterity to investigate how the competitive priority of manufacturing firms improves the export performance through international ambidexterity. The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samples of 227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with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shows that，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competitive priority has different effects on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have positive effect on export performance. Cultural distance weake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lor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export performance， but it doesn′t have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loit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export performance.
Key words： competitive priority； explor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exploit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export performance； cultural distance
（责任编辑：张曦）
关键词： 竞争优先权；探索式国际化；开发式国际化；出口绩效；文化距离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时会面临比国内市场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更大的风险，并受到有限资源、技能和知识的约束，因此这些制造企业需要依据所处价值链环节的差异，采用不同的竞争方式和关注不同的竞争优先权[1]。竞争优先权被认为是制造企业通过资源配置和能力培育来制定战略的前提，体现了制造企业运用资源获取竞争优势的意图和定位[2]。因此，关注制造企业竞争优先权，有助于了解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化过程中应如何引导资源配置实现战略目标，并赢得长期发展的优势。
Ander和Kapoor认为，选择竞争优先权的目的在于确定有利的竞争方式以提高企业绩效，但静态的资源组合无法实现价值创造，制造企业还需要选择能够与不同竞争优先权相匹配的战略方式，以保证资源的内在价值得以体现出来[3]。为了解决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既要满足现有业务需要，又要适应新环境变化的矛盾，Ruo 和Rui提出国际化双元（international ambidexterity）的概念，即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应同时采用探索与开发两种方式[4]。这意味着对那些在进入国际市场时会面临比国内市场更多不确定性和更大风险的发展中国家制造企业而言，其只有依据国际市场中构建的竞争优先权选择相应的国际化方式，才能使资源的内在价值体现出来，并进一步提高企业绩效。
以上述理论逻辑为依据，本文将竞争优先权视为制造企业获取国际市场竞争优势的前提，引入探索式国际化与开发式国际化作为制造企业提升出口绩效的关键因素，并重点关注以下问题：制造企业不同竞争优先权对国际化双元的选择有何影响？探索式国际化与开发式国际化如何影响制造企业的出口绩效？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企业在战略转移过程中往往具有较大的惯性，而文化距离又会给制造企业国际化进程带来不确定性和增加国际化成本[5]，那么文化距离如何影响探索式国际化和开发式国际化与出口绩效的关系？
二、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一）竞争优先权与国际化双元
1.竞争优先权
随着制造业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竞争优先权被广泛应用于制造企业的战略研究中，成为制造业战略领域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Skinner将竞争优先权视为制造企业达成目标的资产和实践，提出应在一定时期内聚焦于企业的某一个竞争优先权，这样才能将制造企业的制造策略与市场策略整合起来[6]。李桂华等将竞争优先权定义为企业实现市场目标的战略意图和战略计划，体现为企业在战略内容上的优先选择或企业选择的竞争方式[2]。与企业竞争优势不同，竞争优先权强调的是企业参与竞争时必须具备的条件，以及在参与市场竞争时对这些条件做出的选择，其关注的是企业引导资源配置实现战略目标的依据[1]；竞争优势是指企业在与竞争对手比较的过程中表现出的相对优势或绝对优势，是企业获取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超额利润来源[2]，其关注的是企业通过投入资源与培育能力所获得的战略结果。
为了识别出中国制造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优先权，本文首先对已有研究中涉及不同地区的竞争优先权进行归纳：第一，对于以提高国际化竞争优势的制造企业而言，成本与质量已不再是其独立的竞争优势[7]，这类竞争优先权与制造能力相类似，体现了中国制造企业在全球制造网络中的生产水平；第二，在全球制造网络中，中国企业管理者还应该具备国际化经验，并通过战略弹性与财务能力使企业更好适应国际市场环境[1]，这类竞争优先权体现了中国制造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的管理水平[8]；第三，考虑到国际制造行业中的竞争程度和技术更替速度，本文认同Zeng等的观点，将包括生产创新与技术研发在内的技术水平视为中国制造企业的竞争优先权[8]；第四，由于受到企业资源和资金的制约，中国制造型企业选择进入国际市场时往往需要与国际市场中的先进入者保持关联，包括采用合同生产、授权生产或战略结盟等方式构建巩固的合作关系，因此与国际市场中的先进入者维持合作关系成为中国制造企业国际化时重要的战略选择[9]，该维度包括提高对方的感知价值、促进合作关系、提供支持性服务等。概言之，本文将中国制造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竞争优先权划分为生产水平、管理水平、技术水平与合作关系四类。
2.国际化双元
随着环境动荡性的加剧和竞争环境的不断恶化，企业一方面需要通过提升内部效率充分利用资源，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提升组织和战略柔性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为了解决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遇到的上述瓶颈，Ruo和Rui提出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应该具备国际化双元的意识和行动，即同时采用探索式国际化与开发式国际化两种方式，既推动企业对现有资源和技能进行重复利用和挖掘，又借助外部联结获取新的资源或学习新的技能[4]。具体而言，探索式国际化是指组织将资源投入到对已有知识、技能和工艺的提高和延伸，目的在于对已有知识和技能进行改良与提炼；开发式国际化则是指企业投入资源来获得新的知识、技能和工艺，目的在于提升现有活动的创新性和柔性[10]。
McGrath进一步指出，由于国际市场中难以预测的竞争情境可能导致企业长期以来的战略路径无法发挥作用，原有的静态竞争优势也难以维持，这需要企业采用正确的方式应对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变动性，其中之一就是应该重视国际化双元的协同性[11]，对探索式国际化与开发式国际化进行整合使用。具体而言，企业一方面需要在企业资源有限性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企业已有的制造能力与知识，通过战略实施调整企业现状；另一方面要不断突破已有资源局限，发展出新的战略来改变企业现状，以适应新市场环境的要求。 （二）研究假设
1. 生产水平与国际化双元
在国际市场中，生产水平成为影响中国制造企业国际化方式选择的重要因素。一方面，生产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并形成生产的规模效应，同时提高产品质量和下游采购商的满意程度，从而构建起制造企业在价值链中的总体竞争力[12]。具有较高生产水平的制造企业能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与国际顾客或国际市场先进入企业进行合作，且其为了维持现有的生产水平，持续从与国际市场新建立的合作关系中获取利益，会对自身的行为方式进行调整，以进一步强化和提升竞争力[2]。另一方面，较高的生产水平也体现了制造企业快速学习的方法和技能，成为制造企业在国际市场中扩大市场份额、提高市场占有率以及与国际顾客或国际市场先进入企业形成良好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些优势反过来促进制造企业在突破国内市场局限、培育出向价值链两端延伸方面的动态能力。邹炎等认为当制造企业从OEM阶段向更高阶段转型时，企业内部需要通过能力开发形成新的能力以满足未来市场需求[12]。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生产水平对探索式国际化有正向影响。
H1b：生产水平对开发式国际化有正向影响。
2.管理水平与国际化双元
制造企业的管理水平表现为对国际化知识与经验的运用、较高的财务管理能力以及提升在全球制造网络中的柔性。为了使企业内部的管理技能在全球制造网络中外化为价值，制造企业一方面需要对现有内部知识集合结构进行修正与增强，利用国际市场中的机会研发出有经济效益的产品，该阶段的企业一般通过探索式国际化来完成对管理能力的适应性调整[13]；另一方面，在追求更高边际利润的驱使下，制造企业将会利用已掌握的管理技能，对企业可以获取和利用的资源与能力进行开发式挖掘，以适应国际市场环境为目标，从质量管理、成本控制或对顾客与合作伙伴的响应速度方面进行提升，这一过程有助于制造企业发现增加附加价值的新环节，同时也有效体现了Mathews关于企业应该在新环境中重视组织学习的观点[14]。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管理水平对探索式国际化有正向影响。
H2b：管理水平对开发式国际化有正向影响。
3. 技术水平与国际化双元
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能使其比竞争者更快地设计和制造新的产品，更有效地规避不确定环境带来的成本[15]，降低风险带来的负面影响。制造企业在技术水平方面的竞争优先权能否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不仅取决于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产品研发投入，也取决于企业对市场环节变化的适应与动态调整能力。具体而言，即使制造企业拥有较高的技术投入水平，但若无法根据国际市场中变动的顾客需求和市场环境对已有资源进行挖掘和重组，同样无法在国际市场中形成持续的核心竞争力[16]。同时，制造企业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和工程效率的目的是把握新的市场机会，为顾客带来新的价值，这本身就是组织的开发式学习过程， 这类企业不会过多关注现有工艺流程的提高，而是将资源和精力投入到能力开发上，通过对企业新的资源和能力进行学习和掌握，形成新的技术或工艺的水平[17]。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a：技术水平对探索式国际化有正向影响。
H3b：技术水平对开发式国际化有正向影响。
4. 合作关系与国际化双元
李桂华等认为中国代工制造企业与国际顾客的合作关系会阻碍其在国内市场中的产业链中升级，这是由于国内市场容量有限，国际市场中的顾客出于对制造企业自有品牌会威胁自身利益的考虑，可能通过采取转移订单、最低限度合作等惩罚措施阻碍制造企业包括构建自主品牌在内的产业升级行为[2]。在国际市场中，制造企业与国际市场顾客或国际市场中已有企业并非在同一国家市场内展开竞争，合作关系的建立有助于实现双方共同价值最大化。国际市场顾客或国际市场中已有企业可以通过制造企业的外包生产降低成本，制造企业则通过合作提高服务支持能力，并提升在国际市场中的顾客聚焦性，这是发展中国家制造企业实施国际化的重要条件[14]。具备了上述条件，制造企业在全球制造网络中能够通过对内部资源更合理的利用实现与国际顾客的协同发展[18]，并依据已有资源和既定目标实施国际化战略，通过培育的方式对已有知识和能力进行升级[19]。同时，合作关系能使制造企业获取新的信息，并对合作过程中的信息进行加工处理，突破企业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发展出满足国际顾客需求的新能力。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a：合作关系对探索式国际化有正向影响。
H4b：合作关系对开发式国际化有正向影响。
5. 国际化双元与出口绩效
制造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需要利用从国际市场获得的信息来挖掘和提炼组织内的知识存量，以此为基础对知识集合的结构进行适当调整，使其具有新的功能，进而对现有的资源配置模式进行再次整合以满足国际市场需求。这种类型的国际化经营活动是企业以原有资源在国界上的简单转移为特征的，在这个过程中，探索式国际化过程被视为一种组织内部的创新，其结果通常比能力开发显得更为稳定[16]，因此探索式国际化有助于制造企业避免在国际化过程中产生的冲突[13]，进而提高制造企业的出口绩效。
开发式国际化可以帮助制造企业在面对新的国际市场机会时降低对当前路径的依赖，也有助于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避免“黑天鹅效应”的影响[20]，通过不断思考企业和企业主导产品的根本属性，从根本上形成对于国际市场机遇的足够重视。开发式国际化还有助于制造企业在已有知识结构基础上，对现有资源与能力进行重购和配置，采用根本性创新支持制造企业在新市场环境中的发展[11]。与此同时，企业会以变革性活动整合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可利用的资源，形成全新的战略资产和商业模式，这种变革能使制造企业将合同生产领域形成的竞争优势延伸出去，在国际化过程中增强企业为顾客创造价值的能力，提高企业的出口绩效[13]。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探索式国际化对出口绩效有正向影响。
H6：开发式国际化对出口绩效有正向影响。
6.文化距离的调节作用
Hofstede将文化距离定义为国家与国家之间共享行为规范和价值观之间的差异化程度[21]。文化距离会给进入国际化市场的制造企业带来先天不利的地位，因此成为国际化研究领域的重要变量[22]。具体而言，在文化距离较大的情况下，国外市场环境动荡性和复杂性将大大增强，而中国部分制造企业的原有优势是建立在制造能力基础上，如果企业仅仅依靠累积式的学习过程对已有经验和知识进行开发和重新定位，在进入国际市场时会导致以往的路径依赖遭到破坏，因为对内部知识和经验进行挖掘和配置所取得的稳定竞争优势将被临时、短暂的竞争优势所取代[11]。由此可知，在文化距离较大时， 采用探索式国际化会使制造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优势被削弱，从而导致探索式国际化对制造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减弱。相反，制造企业采用包括员工培训、适应新模式等在内的开发式国际化，能有效聚焦于发展或获取海外战略资源的目的[23]，以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动态能力为基础，在能力构建过程中依赖动态的价值增值过程和破坏性创新，推动制造企业摆脱已有知识和经验的束缚。March认为企业采用开发式的方式进入文化距离较远的国外市场时，制造企业往往通过合同生产或共同成立研发中心等方式与国外企业进行合作来获取所需资源，这种合作方式有助于制造企业提高资源整合效率，降低研发成本，使开发式国际化的效应最大限度得到发挥，从而提升制造企业的出口绩效[24]。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7：当文化距离较远时，探索式国际化对出口绩效的正向影响削弱。
H8：当文化距离较远时，开发式国际化对出口绩效的正向影响增强。
综上，本研究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本研究概念模型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调研样本以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成渝经济圈为主，因为这两个区域在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且加入国际市场的制造企业数量较多。通过专业市场调研公司向广东、江苏、浙江、四川和重庆等五个省市发放450份问卷，共收回问卷268份，剔除掉填答不完整或有明显倾向性的问卷，保留了227个有效样本，有效回收率为50. 4%。考虑到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并可能影响到制造企业的出口绩效，根据这些省市的地理位置将样本企业划分为东部地区企业和西部地区企业，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对东西部出口比例差异进行测量，结果显示东西部地区两组样本企业在出口比例差异上并不显著。
从样本企业的出口情况看，出口比例小于20%的企业有31家（13. 7%），20%-40%的企业有82家（36. 1%），40%-60%的企业有67家（29. 5%），60%-80%的企业有36家（15. 9%），80%以上的企业有11家（4. 8%）。在调研过程中，我们要求被访企业填写一个主要出口国，从数据分析上看，排名前五的国家分别是越南（14家企业，6. 2%）、印度尼西亚（12家企业，5. 3%）、阿拉伯（11家企业，4. 8%）、巴西（11家企业，4. 8%）和马来西亚（10家企业，4. 4%），该调查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出口国仍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调研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1所示。
（二）变量测量
制造企业竞争优先权包含生产水平、管理水平、技术水平与合作关系四个维度，其中生产水平的量表改编自李桂华等的文献，通过成本与质量两个方面进行测量，共包括4个问项[2]；管理水平借鉴Zeng等的研究，包括国际化经验、组织弹性以及财务能力等方面，共由4个问项组成[8]；技术能力借鉴李桂华等的量表，采用4个问项进行测量[2]；合作水平对姜劲和孙延明的量表进行改编，采用4个题项进行测量[25]。国际化双元的测量问项借鉴Zhan和Chen的文献，其中探索式国际化包括5个题项，开发式国际化包括4个题项[26]。出口绩效借鉴李巍和许晖的研究，采用主观满意度的方法对出口绩效进行测量，该变量测量共包含4个题项[27]。上述变量均采用Likert7级量表设计，1表示“非常不赞同”，7表示“非常赞同”。
四、实证分析
（一）多重共线性与同源方法偏差检测
本文采用方差膨胀因子（VIF）和容忍度（Tolerance）两个指标检验变量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VIF检测表明最大的VIF值小于3. 053，达到小于5的判断标准；最小的Tolerance值大于0. 328，达到大于0. 1的标准，由此可以判断并没有多重共线性存在。
为了以避免多个变量的数据来自于同一被访者所造成的同源方法偏差，我们首先采用Harman单因子检测对同源方法偏差进行检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未旋转的第一个主成分载荷量为34. 411%，远小于50%的载荷标准，表明单一因子无法解释大部分变异，由此可以判断不存在同源方法偏差。其次，将所有测量题项负载到单一因子上时，测量模型的拟合度结果为：χ2/df=5. 455，GFI=0. 566，CFI=0. 546，RMSEA=0. 140，模型拟合度较差，表明测量结果的共同方法偏差现象并不严重。再次，将问卷按照回收时间进行排序，对前1/3和后1/3的样本进行t值检验，结果显示所有观测变量均无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p>0. 050）。最后，为判定是否存在无应答偏差，本研究还对无效问卷和有效问卷进行t值检验，结果表明两类问卷在企业年限和出口比例等方面的差异并不显著（p>0. 050）。
（二）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研究通过评价测量的内部一致性即评价测量问项或指标之间同质性的方法来检验测量量表的信度，在评价指标上，主要选取针对Likert式量表所开发的 Cronbach’ɑ 系数。为增加信度测量上的严谨性，本研究还运用共同信度（CR）来估计各变量的信度水平。表2表明ɑ值与CR 值均大于0. 70的标准。 五、结论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竞争优先权作为研究逻辑的起点，采用227个具有出口经验的中国制造企业为样本，验证了竞争优先权、国际化双元与出口绩效之间的关系，得到如下结论：
（1）数据分析结果证实制造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优先权均对探索式国际化有正向影响，其中生产水平与合作关系的影响路径最为显著。该研究结论表明企业需要应对市场变化和资源配置需求，对企业内部知识和技能的结构进行修正与调整，以创造新的价值增长点。在竞争优先权与开发式国际化的关系中，只有部分假设得到实证数据的支持，其中管理水平与技术水平对开发式国际化有显著正向影响，但生产水平与合作关系对开发式国际化的影响不显著。
（2）探索式国际化与开发式国际化对出口绩效均有正向作用。 Zhan和Chen发现探索式与开发式都能正向影响国际化合资企业的绩效[26]，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上述发现进行了扩展，证实两类国际化方式有助于提高制造企业对外出口的效果；同时，相比探索式国际化，制造企业的开发式国际化对出口绩效的影响更显著。
（3）制造企业所进入国际市场的文化距离越远，探索式国际化对出口绩效的正向影响越弱，但文化距离对开发式国际化与出口绩效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的假设未能通过检验。可能原因在于：尽管制造企业可以通过开发式国际化获取新的资源与知识，但这些资源聚集和知识集合并不能保证企业可以完全利用起来，进而转化为有价值的产出。因此，文化距离的作用取决于出口企业对新资源与知识的理解程度，这也进一步证实了Reus和Lamont提出的文化距离在企业国际化过程中扮演着双刃剑角色的观点[29]。
（二）管理启示
本文的研究发现具有三个方面的管理启示。第一，制造企业应该以不同的国际化方式选择为目标，在不同的国际竞争优先权中合理配置资源。具体而言，当制造企业采用探索式国际化进入国际市场时，首先应该将竞争优先权定位为提升生产水平与合作关系；当制造企业采用开发式国际化进入国际市场时，则应该重点强调技术水平的提升。第二，在国际化过程中，管理者通常会关注所掌握资源的多少或位于价值链中的位势，而忽视了国际化方式的重要性，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探索式国际化与开发式国际化在帮助制造企业面对国际市场不确定性方面的作用显著，为其进入国际市场提高出口绩效提供指导。第三，制造企业在提高国际化效果的过程中，应该以所在国和进入国的差异为前提，结合文化距离与国际化能力的作用过程，识别出企业在国际市场中提高出口绩效的边界条件及其制约作用。
（三）研究局限
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化过程中受到较大的资源约束，实际上很难随意对探索式国际化和开发式国际化进行选择，因此未来研究应该聚焦于国际化双元的均衡效应对出口绩效的影响，即深入探讨探索式和开发式两类国际化的交互作用以及不平衡状态如何影响企业的出口绩效。此外，本文的调研样本均来自我国制造企业且集中在两大区域，样本的集中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数据质量和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未来研究将延伸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对该理论模型在其他文化或制度的背景下进行重复检验，提高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
参考文献：
[1] 杨洋，田也壮，杨厦.面向制造业务国际化的竞争优先权转移研究[J].管理评论，2011（9）.
[2] 李桂华，黄磊，卢宏亮.代工专用性投资、竞争优先权与自有品牌战略[J].南开管理评论，2013（6）.
[3] R. Ander，R. Kapoor. Value Creation in Innovation Ecosystems： How the Structure of Technological Interdependence Affects Firm Performance in New Technology Generation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0，31（3）：306-333.
[4] Y. Luo，H. Rui. An Ambidexterity Perspective towar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from Emerging Economies[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2009，23（4）：49-70.
[5] D. Dow，A. Karunaratna. Developing A Multidimensional Instrument to Measure Psychic Distance Stimuli[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6，37（5）：578-602.
[6] W. Skinner. Manufacturing-Missing Link in Corporate Strategy[J].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69（5-6）：136-145.
[7] 杨桂菊.本土代工企业竞争力构成要素及提升路径[J].中国工业经济，2006（8）.
[8] S. X. Zeng，X. A. Xie，C. A. Tam，et al.Competitive priorities of manufacturing firms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 An empirical research. Measuring Business Excellence，2008，12（3）：44-55.
[9] J. Child，S. B. Rodrigue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Firms： A Case for Theoretical Extension.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2005，1（3）：381-410. [10] Y. Yan，D. Ding，S. Mak. The Impact of Business Investment on Capability Exploit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ontrol in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Alliances[J].Journal of Change Management，2006，9（1）：49-65.
[11] R. G.McGrath. The End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How to Keep Your Strategy Moving as Fast as Your Busines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2013：46.
[12] 邹炎，汪涛，任荣.企业能力体系的动态演化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10（11）.
[13] S-C. Kang，S. S. Morris，S. A. Snell. Relational Archetypes，Organizational Learning，and Value Creation： Extending the Human Resource Architecture[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7，32（1）：236-256.
[14] J. A. Mathews. Dragon Multinationals： New Players in 21st Century globalization[J].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6，23（1）：5-27.
[15] P. Theodorou，G. Florou. Manufacturing Strategies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The Effect of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D/CAMSystems. Omega，2008，36（1）：107-121.
[16] 汪涛，陈金亮.环境不确定条件下市场导向对价值创造的作用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1（6）.
[17] 沈灏，李垣，苏中锋.战略类型对创新选择的影响：基于能力的观点[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9（6）.
[18] Y. Luo. Capability Exploitation and Building in A Foreign Market： Implication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J].Organization Science，2002，13（1）：48-63.
[19] C-W. Hsu，Y-C. Lien，H. Chen. International Ambidexterity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Small Emerging Economies[J].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2013，14（1）：58-67.
[20] S. T. Cavusgil，E. Cavusgil.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Destructive Regeneration and Multinational Firms[J].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2012，40：202-217.
[21] Hofstede G.Culture’s Consequences： Comparing Values，Behaviors，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across Nations. Sage Publications，Inc.，2001.
[22] S. M. Zou，S. Stan. The determinants of export performance： 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between 1987 and 1997[J].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view，1998，15（5）：333-356.
[23] C-W. Hsu，H. Chen.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Capability Development： A Dynamic Capabilities Perspective[J].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2009，49（5）：585-605.
[24] J. G. March. Competitive Dynamics and Economic Learning： An Extended Resource-Based View[J].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2003，12（1）：115-145
[25] 姜劲，孙延明.社会资本、组织学习与企业升级的关系研究——基于珠三角代工企业的实证分析[J].管理学报，2012（8）.
[26] W. Zhan，R. Chen. Dynamic Capability and IJV Performance： The Effect of Exploitation and Exploration Capabilities[J].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2013，30（2）：601-632. [27] 李巍，许晖.管理者特征与民营企业出口绩效[J].管理科学，2013（2）.
[28] B. Kogut，H. Singh. The Effect of National Culture on the Choice of Entry Mod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88，19（3）：411-432.
[29] T. H. Reus，B. T. Lamont.The Double-Edged Sword of Cultural Distance in International Acquisition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9，40（8）：1298-1316.
Competitive Priority in International Market and Export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Ambidexterity
WU Chao-yan， HUANG Lei
（School of Management，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ongqing 400054，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competitive priority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as starting point， and introducing to international ambidexterity to investigate how the competitive priority of manufacturing firms improves the export performance through international ambidexterity. The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samples of 227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with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shows that，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competitive priority has different effects on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have positive effect on export performance. Cultural distance weake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lor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export performance， but it doesn′t have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loit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export performance.
Key words： competitive priority； explor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exploit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export performance； cultural distance
（责任编辑：张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