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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在街边找一个管子工到家里修一下堵塞的下水道，或者从那些没有强制卫生许可的街头商贩那里买过水果？抑或是雇一个保姆来找看家务，却没有为她填一堆表格，好上社会保险？
如果你曾经这样做过，那么依据当地的法规，你已经参与了被经济学家称之为“非正式”经济活动或“灰色”经济活动。从本质上来说，灰色经济活动由合法的经济行为所组成，只是没有向政府交税，或没有遵照政府法规。而“非正式”经济活动或“地下”经济活动则范围更广，包括非法经济活动，如卖淫和贩毒，但还没有一个严格而统一的范畴。
灰色经济通常被认为是贫穷国家的边缘地带才有的现象，如泰国乡村沿街叫卖的小贩。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尽管在贫穷国家，灰色经济占国民产出的份额要大一些，它在富国和穷国一样存在着。近来的一些研究表明，灰色经济正逐步增长。有研究甚至认为，灰色经济的存在可能使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经济增长步伐放缓。
从地下经济的特性来看，任何国家的地下经济规模都难以衡量。两年前，专门有学者劳力费神地探讨过，如何衡量地下经济规模的问题，这位学者是来自里兹开普勒大学的Friedrich Schneider。有两个基本途径。第一种是直接法，就是直接询问人们是否逃税，或者检查一下个人税收审计的结果。然而，人们一般不会承认逃避税收，并且税收监管部门一般不会从大量人口抽取一个样本进行检查。因而第二种方法，即间接法更为实用。例如，把现金交易或电力消耗的数据与官方的经济总产出数据做一比较。如果现金或电力的使用的增长比经济总产出增长高出许多，这或多或少表明，灰色经济占整个经济产出的份额在上升。
例如中国2003年GDP增长了9.1％，而全国用电量增长15.3％，远远高于经济增速，用电紧张现象仍不见缓解。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电力增长率相对GDP增长率的比率（即电力弹性系数）大致为1的经验看，中国的电力紧张一方面是因为经济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也说明地下经济的广泛存在。
运用类似的技术，Schneider先生估计2000年，发展中国家灰色经济的比重已经占到官方GDP的41%。在赞比亚，这一比重达到60%。而在巴西和土耳其，大约一半的非农业劳动人口在“非正式”的经济部门就业。而在经合组织国家中（OECD）,灰色经济的比重要低得多，但也不可忽视，占到了经总量的18%。
灰色经济大量存在，其存在的原因很明了，因为在看不到的地方进行经济活动，有诸多好处。首先不要汇报收入，从而可以逃避所得税。其次不缴纳社会保障，降低了雇主的人力工资成本以自肥腰包，因为社会保障通常要从税后所得与工资单之间抽出一大块。此外，雇主还可以从压缩劳动保护、环保、以及职工健康保险的支出中，节省一笔钱，更別提知识产权的问题了。
的确，在国别对比研究中，一国的税法越是复杂，监管成本越是昂贵，其地下经济所占GDP的份额就越高。这解释了，在发达国家中，为什么西班牙、希腊、意大利和比利时的地下经济份额很大，而美国、加拿大和瑞士的地下经济份额相对较小的问题。近年来，一些贫穷国家地下交易在上升，大部分是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严厉的援助项目，使税收增加，从而令一些企业家隐身遁迹。
一个国家地下经济兴旺发达似乎是个好消息，之所以称之为好消息，是因为许多被官方列入失业的人，实际上正干着养家糊口的各类营生。既然最穷的人得到了好处，那谁遭了殃呢？
答案是整个经济体。给出这一答案的是麦肯锡环球研究机构最新一项研究，由法瑞尔等人完成。人们为地下经济所付出的代价是生产效率低下。处于地下状态的企业总是乐于保持规模很小，并我行我素，以避免进入政府监管的视野。然而，规模小限制了它们运用新技术和尝试新的商业机会的能力。
例如在俄罗斯，大型超市不得不遵照税收监管的指示行事，比起小型商店，它们可以得到5%的成本优势。但是那些处于地下状态的厂家直销，却可以具有13%的成本优势。换言之，大规模所带来的效率提升都被高税收所侵占。结果，有些行业，特别是劳动密集的行业如零售业，一直是零散的且效率低下。
法瑞尔估计，如果使地下经济显现，那么葡萄牙的生产效率提高0.8%，而土耳其和巴西会提高1.5%。例如在巴西，建筑业将获益，因为这样不必再雇人站岗，以便政府检查人员来到时，好让那些没有注册的工人四处逃散。
几乎所有研究灰色经济的文献都认为，税收和社会福利保障开支的增加是导致灰色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因为税收影响了人们在工作与休闲之间的选择，也刺激了灰色经济领域劳动力的供给。人力总成本与实际税后收入的差距越大，逃避这种差距而到灰色经济中工作的激励也越大。这些差距主要体现为社会福利保障支出和总税收负担。按照中国现行税法，个人所得额税的起征点是800元，而800元离中国大城市的最低消费水平不远，这些不合理的规定导致中国逃避缴纳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的现象比比皆是。
政府加强监管也会导致灰色经济的增加，因为政府监管通常带来人力成本的增加，而这通常被转嫁给个人，从而促使个人选择从事灰色经济活动。
灰色经济的膨胀意味着政府收入的损失，随之带来政府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而政府收入的不足进一步导致公司和个人的税率提高，从而进一步刺激了灰色经济的昌盛。
扩大税基、削减税率以及增大执法力度会有所帮助。法瑞尔认为，如果土耳其政府成功地把增值税的征收范围由64%提高到90%，那么增值税的税率就可以从18%下降到13%，并保持税收不减少。如果税率仍然保持高水平，而被发现逃税的概率很低，那么灰色经济行为必将具有难以抵制的诱惑。
如果你曾经这样做过，那么依据当地的法规，你已经参与了被经济学家称之为“非正式”经济活动或“灰色”经济活动。从本质上来说，灰色经济活动由合法的经济行为所组成，只是没有向政府交税，或没有遵照政府法规。而“非正式”经济活动或“地下”经济活动则范围更广，包括非法经济活动，如卖淫和贩毒，但还没有一个严格而统一的范畴。
灰色经济通常被认为是贫穷国家的边缘地带才有的现象，如泰国乡村沿街叫卖的小贩。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尽管在贫穷国家，灰色经济占国民产出的份额要大一些，它在富国和穷国一样存在着。近来的一些研究表明，灰色经济正逐步增长。有研究甚至认为，灰色经济的存在可能使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经济增长步伐放缓。
从地下经济的特性来看，任何国家的地下经济规模都难以衡量。两年前，专门有学者劳力费神地探讨过，如何衡量地下经济规模的问题，这位学者是来自里兹开普勒大学的Friedrich Schneider。有两个基本途径。第一种是直接法，就是直接询问人们是否逃税，或者检查一下个人税收审计的结果。然而，人们一般不会承认逃避税收，并且税收监管部门一般不会从大量人口抽取一个样本进行检查。因而第二种方法，即间接法更为实用。例如，把现金交易或电力消耗的数据与官方的经济总产出数据做一比较。如果现金或电力的使用的增长比经济总产出增长高出许多，这或多或少表明，灰色经济占整个经济产出的份额在上升。
例如中国2003年GDP增长了9.1％，而全国用电量增长15.3％，远远高于经济增速，用电紧张现象仍不见缓解。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电力增长率相对GDP增长率的比率（即电力弹性系数）大致为1的经验看，中国的电力紧张一方面是因为经济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也说明地下经济的广泛存在。
运用类似的技术，Schneider先生估计2000年，发展中国家灰色经济的比重已经占到官方GDP的41%。在赞比亚，这一比重达到60%。而在巴西和土耳其，大约一半的非农业劳动人口在“非正式”的经济部门就业。而在经合组织国家中（OECD）,灰色经济的比重要低得多，但也不可忽视，占到了经总量的18%。
灰色经济大量存在，其存在的原因很明了，因为在看不到的地方进行经济活动，有诸多好处。首先不要汇报收入，从而可以逃避所得税。其次不缴纳社会保障，降低了雇主的人力工资成本以自肥腰包，因为社会保障通常要从税后所得与工资单之间抽出一大块。此外，雇主还可以从压缩劳动保护、环保、以及职工健康保险的支出中，节省一笔钱，更別提知识产权的问题了。
的确，在国别对比研究中，一国的税法越是复杂，监管成本越是昂贵，其地下经济所占GDP的份额就越高。这解释了，在发达国家中，为什么西班牙、希腊、意大利和比利时的地下经济份额很大，而美国、加拿大和瑞士的地下经济份额相对较小的问题。近年来，一些贫穷国家地下交易在上升，大部分是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严厉的援助项目，使税收增加，从而令一些企业家隐身遁迹。
一个国家地下经济兴旺发达似乎是个好消息，之所以称之为好消息，是因为许多被官方列入失业的人，实际上正干着养家糊口的各类营生。既然最穷的人得到了好处，那谁遭了殃呢？
答案是整个经济体。给出这一答案的是麦肯锡环球研究机构最新一项研究，由法瑞尔等人完成。人们为地下经济所付出的代价是生产效率低下。处于地下状态的企业总是乐于保持规模很小，并我行我素，以避免进入政府监管的视野。然而，规模小限制了它们运用新技术和尝试新的商业机会的能力。
例如在俄罗斯，大型超市不得不遵照税收监管的指示行事，比起小型商店，它们可以得到5%的成本优势。但是那些处于地下状态的厂家直销，却可以具有13%的成本优势。换言之，大规模所带来的效率提升都被高税收所侵占。结果，有些行业，特别是劳动密集的行业如零售业，一直是零散的且效率低下。
法瑞尔估计，如果使地下经济显现，那么葡萄牙的生产效率提高0.8%，而土耳其和巴西会提高1.5%。例如在巴西，建筑业将获益，因为这样不必再雇人站岗，以便政府检查人员来到时，好让那些没有注册的工人四处逃散。
几乎所有研究灰色经济的文献都认为，税收和社会福利保障开支的增加是导致灰色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因为税收影响了人们在工作与休闲之间的选择，也刺激了灰色经济领域劳动力的供给。人力总成本与实际税后收入的差距越大，逃避这种差距而到灰色经济中工作的激励也越大。这些差距主要体现为社会福利保障支出和总税收负担。按照中国现行税法，个人所得额税的起征点是800元，而800元离中国大城市的最低消费水平不远，这些不合理的规定导致中国逃避缴纳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的现象比比皆是。
政府加强监管也会导致灰色经济的增加，因为政府监管通常带来人力成本的增加，而这通常被转嫁给个人，从而促使个人选择从事灰色经济活动。
灰色经济的膨胀意味着政府收入的损失，随之带来政府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而政府收入的不足进一步导致公司和个人的税率提高，从而进一步刺激了灰色经济的昌盛。
扩大税基、削减税率以及增大执法力度会有所帮助。法瑞尔认为，如果土耳其政府成功地把增值税的征收范围由64%提高到90%，那么增值税的税率就可以从18%下降到13%，并保持税收不减少。如果税率仍然保持高水平，而被发现逃税的概率很低，那么灰色经济行为必将具有难以抵制的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