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由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组织的我国首届“国医大师”评审工作在北京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评选国家级中医大师。经过几轮反复投票，30位当代泰斗级中医大家获“国医大师”称号，何任教授是高票当先的浙江省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人。《中国中医药报》刊文评论说：国医大师是旗帜，是标杆。国医大师的评选，将为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将激励医务工作者更好地彰显和弘扬大医精诚的医德医风。
　　何任教授是原浙江中医学院(现浙江中医药大学)的主要创始人、老院长、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是国内研究张仲景学说《金匮要略》的著名学者，即中医药界广为推崇的“南何北刘”的老一辈中医专家。
　　虽然90高龄，仍然神清气爽，每周出诊，每日笔耕；慈眉善目，儒雅、淡定、幽默；受祖传庭训到中医学院毕业，教学、科研、行医经历了70余年，如今，著作等身，在中医临床上历年来绝大数病人对他的医术、医德深表敬仰。
　　
　　心系民生 情怀中医
　　
　　习医为了行医，行医为了济世救民，这是何任教授一生的真实写照。当年从上海新中国医学院毕业之际，正值抗战最艰苦阶段，疫病流行，民不聊生，天花、鼠疫、疟疾等急性、烈性传染病随处可见。在龙泉城乡，他不顾安危，凭着扎实的基础和何家独到的临证经验，沉着应付，时出奇效。至今何任教授依然牢记孙思邈《大医精诚》的那段话：“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嗤，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何任教授有深厚的医学功底及中国文化底蕴，但他并不自满，常告诫晚辈：“要多读书，不断充实新知和创新。要多诊病，不断累积经验。我们要做到‘上工十全其九’，要把百分之九十的病人治好，学生教好。病人、学生的口碑就是对我们的肯定、鼓励。”他诊断开方，每个病人都由他亲自写拟全方，然后交学生抄写，病人再多也决不马虎，深受病家信任。有时病人太多，限号已大大超出，医院怕他年高体力不支，欲回绝补号的病人。他得知后总是说：“他们从外地赶来，已花了很多路费，给他加一号吧，我迟点休息无所谓。”凡是门诊的当天，他早晨起来后总要翻查一下诊病底稿，思考提高疗效的措施，多少年来都是如此。
　　何任教授不仅对临床和中医教学倾注了毕生精力，同时对中医事业的发展也满怀深情。在去年浙江省中医药工作座谈会上，何任教授连用了多个“了不起”来表达自己对当前中医药事业发展面临的大好机遇和喜悦之情。他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中西医并重”，这是历史上党和国家对中医药工作的一次最有分量最了不起的决策，是一个了不起的划时代的创举。他将“中西医并重”理解为“中医和西医无论在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和措施上都应该一样”。他说，如果将这些精神真正贯彻下去，那么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将是非常了不起的。何任教授还表示，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当前卫生工作四个方面的要求是“安全、有效、方便、价廉，”这符合中医药的“简便验廉”特点，这一决策对中医药事业，甚至对整个卫生事业发展都是大有裨益的。
　　何任教授还真诚地呼吁：“中医人要有中医思维。”这一真知灼见，切中时弊，得到与会的卫生部领导和专家们一致赞同。何任教授说：不管是医务人员，还是管理者，都要用中医思维来做好中医工作，搞好中医事业。他用一个生动的病例讲解了中医思维的异同。他说，对于一个荨麻诊病人的诊治，西医首先寻找过敏源是什么，然后用抗过敏药，解除过敏病状，当然是对的。而中医则是通过望、闻、问、切来辩证施治，如果辨证为脾虚，服中药汤药下去，治好了脾虚病自然好了，且不易复发，这就是中医治疗的特色。我们尊重现代科学试验，西医有几百年历史，而我们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并有很多值得推崇的地方，我们自己一定不要放弃。
　　
　　当代中医发展史上有两次著名的“十老上书”、“八老上书”，何任教授不但均列其中，而且在第一次还是发起人、领头者，这足以展示何任教授对中医的赤诚之心和坚定信念。1984年，焦灼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举步维艰，何任教授毅然联合其他9位当时全国著名的中医专家，呈书国务院，力陈制约中医药发展的严重制度缺陷，恳切希望中央能建立独立的中医药管理系统，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1990年，何任教授等8位全国著名中医药专家再次呈书中央，恳切呼吁加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职能。“八老上书”得到了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不仅加强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职能，并相继成立了省、市级中医药管理局。
　　
　　倾心教育 全力传承
　　
　　中医是一门伟大而综合的学问，需要中华民族的世代传承与创新。为了让中医学术发扬光大，让中医薪火代代相传，何任教授倾心教育事业。早在1947年，他就在杭州创办了中国医学函授社，面向全国招收中医函授学员，他自编教材，亲自上课和临诊带教。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杭州市中医学会主任委员、浙江中医进修学校校长、浙江中医学院院长等职，一面主持行政，一面引领浙江中医学术发展，培养众多中医各类人才。
　　1982年，何任教授出席卫生部第一次“中日《伤寒论》学术讨论会”，代表中国学者作“《伤寒论》的博涉病、多诊识脉、屡用达药”之学术报告深受好评与赞誉。1985年应邀赴日本汉方医界和东京医校讲学，被日本学者誉为“中国研究《金匮要略》的第一人”。1993年何任教授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成立了“何任中医基金会”，每年向优秀教师、学生颁发何任奖学金。近年，国家人事部、国家中管局举办“名老中医学术思想临床经验传承高级研修班”，何任教授还应邀为培训班作报告，得到了主办方和全体学员的高度称赞推崇。问他为何还要如此辛苦，何老总会语重心长的背起《诗经》中的诗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鉴于何任教授在中医教育、中医传承方面的杰出贡献，2006年，中华中医药学会为何任教授颁发了首届中医药传承特别贡献奖。
　　
　　
　　宽容大度 言传身教
　　
　　何任教授常常说：“做人要一身正气”，当医生、做教师尤其如此；当干部亦要“两袖清风”。他非常认同陶行知先生所说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教师职业理念。“文革”结束后，阴霾散开，他欣喜之余，请人刻了一枚闲章：“大地回春”，盖在他所写所绘的字画上。改革开放后，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好景象，他常对晚辈说：“要抓紧时间多读书，十年动乱没有好好读书，要补!”改革开放30年，看到国家兴旺，他欣喜不已，更是不图虚名、没有奢望、不受诱惑。陶渊明所说的桃花源中人物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不管世事变幻，而他所追求的是桃花源的境界。有一位艺术家知道他浩荡心胸，就依照古黟县人旧居联语，刻了一枚“桃花源里人家”印章送他。何任教授十分欣喜，在自写自画的作品上盖上这枚闲章。他平时有空就作书作画，并且裱好，有人问他索讨，他从不吝啬地赠送人家。当有人问他“以前文革中对您老批斗的少数学生，现在也在有关机构中工作，您老对他们如何看待?”他笑笑说：“30多年前，他们还小、幼稚，为时潮所迫……”
　　何任教授重视对晚辈的教育，除了传授知识外，更重视对心灵的教导。他认为，一位学者，他的学术根底和自身人格是学术价值的保证。优秀的学者应该是具备坚定的学术信仰，不畏艰难，不惟书，只惟实。一位优秀的医生，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要勤读、勤研、勤诊。何任教授这样说，也这样做到了。
　　去年四川汶川大地震，何任教授毫不犹豫地交了一万多元特殊党费用于救灾。在何任教授的居室中，高悬了一块“尊俭堂”的匾额，这也是何家的庭训。几十年的耳濡目染，文化熏陶，何家现四代同堂，除了小孩子外，都是中共党员，还有好几位“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等。人们都说，在何任教授身上，闪耀着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和现代文明的光泽，温暖滋润着他的病人、同事、学生、朋友和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