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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蒋锡培要应付四拨儿访客，作为远东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政商方面的客人他要亲自接待。他的同事告诉《中国慈善家》：“主席平日时间也是安排得这样紧。”
《中国慈善家》记者等候在他的办公室里。办公室并不大，陈设朴素简单，跟“电缆大王”这样的名头不太相称。一张办公桌，桌上放置着电脑、书本、企业项目方案等。靠墙一面柜式书架，满满摆着一排照片，除了领导人像，还有家人、亲友合影，泛着家常人情味。进门便是客座與茶几，沙发旁放着长江商学院的桌牌，蒋锡培的名字写在上面。他读了不少金融班、博士班。
蒋锡培终于告别一拨儿访客，姗姗来迟。他几乎是跑上楼的，楼梯距他办公室不远，可以清晰听见他又沉又急的脚步声。走进办公室时，他满脸歉意微笑，握手时用双手。
蒋锡培上世纪80年代创业，至今已有30多年。十几个规模庞大到需要航拍才能完成企业宣传片拍摄的厂区，没让他长出通常大企业家身上的派头儿。
他用着并不时尚的电话，穿戴搭配也不甚讲究，比如袜子和裤子的颜色。皮鞋有些臃肿，是棉皮鞋。坐下来谈话时，蒋锡培语速较慢，一边回答问题一边思考。如果尝试形容他散发出的气质，“厚道质朴”或许更贴切些。
如今应该很难找到持续发“博客”的企业家了，他的博客仍然在不定时更新。截至2018年1月28日，蒋锡培博客的最近三篇文章内容分别关于公益捐赠、成就伟大事业和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这三项，是现阶段蒋锡培的重要工作和任务。
从修表匠到集团主席
远东一直与高校合作，设立奖学金、奖教金，最近一次，是2017年12月18日，远东控股集团向江南大学商学院“尚学教育基金”捐赠1000万元。这已经是远东对江南大学的第三次捐赠。
蒋锡培对教育有心结。他出生在宜兴农村，是家里最小的儿子，父母对他期望很大，希望能够培养他上大学，凭借知识和本领走出农村。
1980年，蒋锡培高考落榜。父母想要他继续读书，蒋锡培却执意跟表哥去修钟表。他当时人生目标不大，只希望能赚钱养家糊口，让父母过得好一些，再找个本分姑娘成家，满足了。如果足够努力，能赚到5万块便是最大的幸运，回家造两间房，剩余的钱存进银行里，吃利息。
“父母还是希望我本本分分过日子就好。”蒋锡培说。
他没想到，靠修理钟表，不到一年时间他便赚够了5万块。诱惑像磁场，离他越近，欲望便越大。
1986年，蒋锡培自己创业，操办了一家仪器仪表厂，为钟表厂生产零配件。成功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容易，往往会先迎来挫折。一年多以后，他的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破产，负债30万元。
那是个少见“万元户”的年代。
蒋锡培说那是他人生中最困苦的日子。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他穷困不堪，想做生意，路费都凑不齐。“去的车票买得起，回来的车票就没钱买了。”
出差时他舍不得住宾馆，就凑合住在宾馆大堂里。“即便是住宾馆，也是住10块钱那种的。”
当时，蒋锡培的大哥告诉他，上海和江苏的电线电缆市场需求量巨大，价格也不断攀高，如果能经营电缆生意，收益会很可观。蒋锡培跟朋友借了10万元钱，在宜兴开了一家经销部。
3年后，蒋锡培靠这家经销部做好了初期资金积累，决定再进一步。
1990年，他成立了一家注册资金180万元的企业，名为“范道电工塑料厂”，开始生产电缆。实际上，那不过是个家族作坊式的小企业，以生产照明用电线为主。但就是这家小企业，第一年度销售额便高达460多万元，第二年达到1800多万元。到1992年时，销售额已经突破5000万元。
如今的远东控股集团，前身便是范道电工塑料厂 。
宜兴现有200多家电缆企业，街上随处可见电缆企业的广告和厂区，被称为国际电缆之乡，蒋锡培的远东控股集团是其中最大的一家。员工从宽敞的大门进入厂区，刷卡后，电子门禁显示器上会出现员工照片，保安核对确认后放行。厂区里洁净整齐，货物摆放井井有条，巨大的厂房里，机器和工人在如常作业。
“这个厂区算是比较旧的了，我们新建的厂区都是自动化流水线。”远东的员工告诉《中国慈善家》，“像这么大的厂区，我们有十几个。”
蒋锡培从未想到自己会创办这样大的企业。他告诉《中国慈善家》，远东之所以能走这么长久，不断壮大，有时代的因素在里面。“远东听党话，跟政府走。这个在远东算是一个特色。”
在远东控股集团的办公主楼里，偶尔可见墙上的主旋律宣传标语，蒋锡培的办公室里也挂着他与两任国家领导人的合影。
被动到主动
与多数改革开放后下海创业的企业家不同，蒋锡培开创事业的方式并不剧烈，而是顺从地跟着时代支流而动。
1992年，邓小平到南方视察，发表一系列谈话再为改革助推。党的十四大决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确立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国家体改委印发《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被称为“两个文件”，形成了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初期规范，让中国真正迎来大规模且持续的下海潮。很多中低层官员走出体制，成为日后所谓的“92派”。那一年的春夏之交，全国100多万官员造访深圳，据当时媒体描述，深圳市政府接待任务最多时曾同时迎来60批考察团。
这些人如同江上船舸，纷纷从时代的支流涌向主河道，走出体制束缚，希望能寻找到自由机遇一展拳脚。
蒋锡培不同，他当时经营的电工塑料厂原本就是民营企业，但他却将企业改制为乡办企业，从民营走进了集体。
在当时，民营企业贷款难，营销方面也常遇阻碍。1992年2月，蒋锡培为让企业顺利发展，在范道乡党委建议下，与乡政府达成了改制经营协议，把资产划归乡集体所有。公司正式注册为“无锡远东（集团）”，将企业交给了公家。
“要把企业送给政府的时候，我也没有这么高尚。自己好不容易做成一个企业，怎么会说送就送了？但是我要招一个大学生也招不到，向银行贷一分钱也贷不到。” 蒋锡培将企业带进了有利环境。“虽然性质是集体所有制，但是完全放手让我们自己干。那个时候也可以利用集体所有制的特点，去发挥它的优势。”
改制后，企业贷款、营销等业务难题得到了解决。远东先贷款20万元，由乡政府出面担保，过程顺利。
1992年改制当年，远东控股集团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到1994年底，销售额超过1.5亿元，企业总资产达到5000万元，是改制前的10倍。
1992年8月21日，《无锡日报》刊登了一则新闻，标题是粗黑体，“市政府召开脱贫工作經验交流会，提出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增强力度，加快集体经济薄弱乡村脱贫致富步伐。”在这则新闻的右侧，是蒋锡培的消息：“农民蒋锡培携资百万迈进开发区—他创办的远东电缆厂成为范道乡首屈一指的骨干企业，外商已来洽谈合资项目。”
改制3年后，远东虽然借集体优势进一步扩大，但体制弊端已经显露无遗，产权不清、职责不明确、员工积极性不高等“集体病”带来更多发展障碍。1995年，远东公司高层决定通过企业股份制改革来解决发展难题。通过定额认购和自愿认购的方式，成功招募1350万内部员工股，以及100万集体股。1996年内部员工股增资扩股到4500万元。
“当时改制为民营企业是政府号召，就干脆改了，不是我想把企业送给政府，第二次改制也不是说我想把企业拿回来，都是顺势而为。”蒋锡培说。
两次成功改制后，蒋锡培很快又遇到新难题。远东产能不断扩大，却受到市场和资金规模的局限。他决定以混合型经济模式，打一套“规模效益”牌，方式仍然是尝试改制。
1996年，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国家电力公司等国有大型电力企业有意在国内寻找配套的电缆电线生产企业，蒋锡培9次进京，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进行了16次谈判，最终与国网、华能等国企达成合作意向。第二年春，华能等四大国企与远东控股集团在北京签约，成立江苏新远东电缆有限公司。此次合作，远东转让原有员工股中的部分股权，企业由股份制改为混合型经济，成为中国第一家既有国家股和集体股，又有职工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5年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决策低效率问题亟待解决。远东要进一步发展，需要明确产权，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这一次，蒋锡培抓住电力行业主辅分离的改革机会，开始与四家国企展开谈判，希望回购国有股份。2002年初，远东与华能等国有股、集体股股东签订协议，回购68%的国有股和7%的集体股。
这一次，远东再次回归民营化，进一步明确产权制度，健全董事会、监事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成立了新的江苏远东集团有限公司，改制成为真正的民营企业。
2010年，远东控股集团实现重大资产重组，电缆资产成功上市。当年，集团控股子公司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集团定向发行股份，收购旗下全资子公司远东电缆有限公司、江苏新远东电缆有限公司、远东复合技术有限公司的全部优质资产，实现集团电线电缆产业整体上市，远东也因此跃居国内线缆行业规模最大的沪市A股上市公司。
远东的最新一次转型是在2014年8月，正式变更名称为“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布局能源端和全产业链。
五次改制，前两次是顺势而就，第三、第四次是为挣脱困境，第五次，则是更为主动积极地谋求发展。
背后的身障人
走进远东控股集团大门，便可见身障员工。自创立以来，远东控股集团先后聘用了3000多名身障员工，目前企业内身障员工仍有1000人。
远东控股集团的员工告诉《中国慈善家》，在远东，有时一个健全人岗位的工作换身障人士来做可能需要两人才能完成。但薪酬方面，身障人士与健全者纳入统一的薪酬体系考评。
这是蒋锡培带给远东控股集团的传统。创立范道电工塑料厂第一年时，蒋锡培的厂里有二十几个工人，父母又给他推荐了两个身障人士。
“父母让我帮帮忙，给这两个身障人士找份工作，好好待他们。父母之命，我肯定是要尽力而为的，何况我当时也有这个条件。所以就安排他们进来。公益慈善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做的。”
与身障人士近距离接触，蒋锡培开始越发了解这一群体的难处。
“当时数据显示，中国有8000多万身障人，他们背后还有很多家庭。本来上苍就给他们关上一扇门，如果他们就业再缺少公平机会，再关上一扇窗的话，对他们来说伤害更大。所以我就跟我的同事们立了一个规矩：公司里面凡是他们能够胜任的岗位，优先安排他们，一定要给他们开一扇看到希望的窗。”
2007年5月，远东控股集团出资8296万元人民币，发起成立了远东慈善基金会，这是中国首家定向资助身障人士就业培训的慈善基金会。8296万是当时中国残障人士的数量。
残障人士融入社会时就业是一大障碍，远东又进一步开展帮扶工作，2009年，与江苏省残联培训基地爱德培训学校合作，每年为省内外近两千名身障人士提供职业技能培训。
“培训内容是多种类的，不一定跟远东产业相关，还包括结合宜兴当地的文化，比如紫砂器皿的制作等等。后来我们发现有些身障人士有更强烈的创业欲望，我们希望在这一块做点事情，帮扶他们创业。”远东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助理孔群令告诉《中国慈善家》。
为了支持有创业意愿和能力的身障人，远东基金会出资在宜兴本地创办了国内第一个“身障人士远东创业一条街”，此后，以同等模式，分别在宁夏、天津建立创业街。
“我们在当地与残联合作，租下来30到50家店铺，然后支持当地的身障人士创业。这三条街也都挺成功的，应该说是国内首创。”孔群令说，“我们未必能帮助所有的身障人，我们也希望提供模式，让社会上其他公益组织也能参与进来。其实社会力量是很强大的，如果大家都来关注，那身障人群体就会更好地参与到社会中。”
尝试“创业街”模式后，很多问题相继出现，远东慈善基金会又总结经验，进一步对项目模式做了调整和升级。
原有“创业街”模式选址困难，资金投入过大，且效率不高，可持续性面临很大压力。远东慈善基金会通过可行性研究并经理事会决议同意，在全国各地启动“远东身障人创业帮扶点”，每年在一至两个城市开展60至100个点的身障人创业帮扶。符合条件的身障人可提交申请。
从2016年至今，远东慈善基金会已经在全国4地设立173个“创业帮扶点”，宜兴50个、南京30个、北京50个、河南周口43个。
提交申请并审核通过的残障人士，将获得远东慈善基金会提供的创业帮扶基金。“我们根据各个地域具体情况的不同，会提供3年时间的持续资助。”孔群令说，“北上广每年每户有1万元，省会城市8000元左右，地级城市6000元，县一级5000元。每年我们也会进行项目回访。”
4个城市的173个帮扶点，日常业务以及每年的项目回访工作量巨大。“如果说远东慈善基金会的不容易，主要就是这个方面。”孔群令说。
对于蒋锡培来说，身障人是远东控股集团的一部分，永不可分。“我们希望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不仅帮他们创业，更重要的是帮他们树立自信，消除心理上的障碍，帮他们立志和自强。让他们想做事，有事做。”
《中国慈善家》记者等候在他的办公室里。办公室并不大，陈设朴素简单，跟“电缆大王”这样的名头不太相称。一张办公桌，桌上放置着电脑、书本、企业项目方案等。靠墙一面柜式书架，满满摆着一排照片，除了领导人像，还有家人、亲友合影，泛着家常人情味。进门便是客座與茶几，沙发旁放着长江商学院的桌牌，蒋锡培的名字写在上面。他读了不少金融班、博士班。
蒋锡培终于告别一拨儿访客，姗姗来迟。他几乎是跑上楼的，楼梯距他办公室不远，可以清晰听见他又沉又急的脚步声。走进办公室时，他满脸歉意微笑，握手时用双手。
蒋锡培上世纪80年代创业，至今已有30多年。十几个规模庞大到需要航拍才能完成企业宣传片拍摄的厂区，没让他长出通常大企业家身上的派头儿。
他用着并不时尚的电话，穿戴搭配也不甚讲究，比如袜子和裤子的颜色。皮鞋有些臃肿，是棉皮鞋。坐下来谈话时，蒋锡培语速较慢，一边回答问题一边思考。如果尝试形容他散发出的气质，“厚道质朴”或许更贴切些。
如今应该很难找到持续发“博客”的企业家了，他的博客仍然在不定时更新。截至2018年1月28日，蒋锡培博客的最近三篇文章内容分别关于公益捐赠、成就伟大事业和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这三项，是现阶段蒋锡培的重要工作和任务。
从修表匠到集团主席
远东一直与高校合作，设立奖学金、奖教金，最近一次，是2017年12月18日，远东控股集团向江南大学商学院“尚学教育基金”捐赠1000万元。这已经是远东对江南大学的第三次捐赠。
蒋锡培对教育有心结。他出生在宜兴农村，是家里最小的儿子，父母对他期望很大，希望能够培养他上大学，凭借知识和本领走出农村。
1980年，蒋锡培高考落榜。父母想要他继续读书，蒋锡培却执意跟表哥去修钟表。他当时人生目标不大，只希望能赚钱养家糊口，让父母过得好一些，再找个本分姑娘成家，满足了。如果足够努力，能赚到5万块便是最大的幸运，回家造两间房，剩余的钱存进银行里，吃利息。
“父母还是希望我本本分分过日子就好。”蒋锡培说。
他没想到，靠修理钟表，不到一年时间他便赚够了5万块。诱惑像磁场，离他越近，欲望便越大。
1986年，蒋锡培自己创业，操办了一家仪器仪表厂，为钟表厂生产零配件。成功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容易，往往会先迎来挫折。一年多以后，他的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破产，负债30万元。
那是个少见“万元户”的年代。
蒋锡培说那是他人生中最困苦的日子。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他穷困不堪，想做生意，路费都凑不齐。“去的车票买得起，回来的车票就没钱买了。”
出差时他舍不得住宾馆，就凑合住在宾馆大堂里。“即便是住宾馆，也是住10块钱那种的。”
当时，蒋锡培的大哥告诉他，上海和江苏的电线电缆市场需求量巨大，价格也不断攀高，如果能经营电缆生意，收益会很可观。蒋锡培跟朋友借了10万元钱，在宜兴开了一家经销部。
3年后，蒋锡培靠这家经销部做好了初期资金积累，决定再进一步。
1990年，他成立了一家注册资金180万元的企业，名为“范道电工塑料厂”，开始生产电缆。实际上，那不过是个家族作坊式的小企业，以生产照明用电线为主。但就是这家小企业，第一年度销售额便高达460多万元，第二年达到1800多万元。到1992年时，销售额已经突破5000万元。
如今的远东控股集团，前身便是范道电工塑料厂 。
宜兴现有200多家电缆企业，街上随处可见电缆企业的广告和厂区，被称为国际电缆之乡，蒋锡培的远东控股集团是其中最大的一家。员工从宽敞的大门进入厂区，刷卡后，电子门禁显示器上会出现员工照片，保安核对确认后放行。厂区里洁净整齐，货物摆放井井有条，巨大的厂房里，机器和工人在如常作业。
“这个厂区算是比较旧的了，我们新建的厂区都是自动化流水线。”远东的员工告诉《中国慈善家》，“像这么大的厂区，我们有十几个。”
蒋锡培从未想到自己会创办这样大的企业。他告诉《中国慈善家》，远东之所以能走这么长久，不断壮大，有时代的因素在里面。“远东听党话，跟政府走。这个在远东算是一个特色。”
在远东控股集团的办公主楼里，偶尔可见墙上的主旋律宣传标语，蒋锡培的办公室里也挂着他与两任国家领导人的合影。
被动到主动
与多数改革开放后下海创业的企业家不同，蒋锡培开创事业的方式并不剧烈，而是顺从地跟着时代支流而动。
1992年，邓小平到南方视察，发表一系列谈话再为改革助推。党的十四大决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确立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国家体改委印发《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被称为“两个文件”，形成了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初期规范，让中国真正迎来大规模且持续的下海潮。很多中低层官员走出体制，成为日后所谓的“92派”。那一年的春夏之交，全国100多万官员造访深圳，据当时媒体描述，深圳市政府接待任务最多时曾同时迎来60批考察团。
这些人如同江上船舸，纷纷从时代的支流涌向主河道，走出体制束缚，希望能寻找到自由机遇一展拳脚。
蒋锡培不同，他当时经营的电工塑料厂原本就是民营企业，但他却将企业改制为乡办企业，从民营走进了集体。
在当时，民营企业贷款难，营销方面也常遇阻碍。1992年2月，蒋锡培为让企业顺利发展，在范道乡党委建议下，与乡政府达成了改制经营协议，把资产划归乡集体所有。公司正式注册为“无锡远东（集团）”，将企业交给了公家。
“要把企业送给政府的时候，我也没有这么高尚。自己好不容易做成一个企业，怎么会说送就送了？但是我要招一个大学生也招不到，向银行贷一分钱也贷不到。” 蒋锡培将企业带进了有利环境。“虽然性质是集体所有制，但是完全放手让我们自己干。那个时候也可以利用集体所有制的特点，去发挥它的优势。”
改制后，企业贷款、营销等业务难题得到了解决。远东先贷款20万元，由乡政府出面担保，过程顺利。
1992年改制当年，远东控股集团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到1994年底，销售额超过1.5亿元，企业总资产达到5000万元，是改制前的10倍。
1992年8月21日，《无锡日报》刊登了一则新闻，标题是粗黑体，“市政府召开脱贫工作經验交流会，提出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增强力度，加快集体经济薄弱乡村脱贫致富步伐。”在这则新闻的右侧，是蒋锡培的消息：“农民蒋锡培携资百万迈进开发区—他创办的远东电缆厂成为范道乡首屈一指的骨干企业，外商已来洽谈合资项目。”
改制3年后，远东虽然借集体优势进一步扩大，但体制弊端已经显露无遗，产权不清、职责不明确、员工积极性不高等“集体病”带来更多发展障碍。1995年，远东公司高层决定通过企业股份制改革来解决发展难题。通过定额认购和自愿认购的方式，成功招募1350万内部员工股，以及100万集体股。1996年内部员工股增资扩股到4500万元。
“当时改制为民营企业是政府号召，就干脆改了，不是我想把企业送给政府，第二次改制也不是说我想把企业拿回来，都是顺势而为。”蒋锡培说。
两次成功改制后，蒋锡培很快又遇到新难题。远东产能不断扩大，却受到市场和资金规模的局限。他决定以混合型经济模式，打一套“规模效益”牌，方式仍然是尝试改制。
1996年，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国家电力公司等国有大型电力企业有意在国内寻找配套的电缆电线生产企业，蒋锡培9次进京，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进行了16次谈判，最终与国网、华能等国企达成合作意向。第二年春，华能等四大国企与远东控股集团在北京签约，成立江苏新远东电缆有限公司。此次合作，远东转让原有员工股中的部分股权，企业由股份制改为混合型经济，成为中国第一家既有国家股和集体股，又有职工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5年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决策低效率问题亟待解决。远东要进一步发展，需要明确产权，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这一次，蒋锡培抓住电力行业主辅分离的改革机会，开始与四家国企展开谈判，希望回购国有股份。2002年初，远东与华能等国有股、集体股股东签订协议，回购68%的国有股和7%的集体股。
这一次，远东再次回归民营化，进一步明确产权制度，健全董事会、监事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成立了新的江苏远东集团有限公司，改制成为真正的民营企业。
2010年，远东控股集团实现重大资产重组，电缆资产成功上市。当年，集团控股子公司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集团定向发行股份，收购旗下全资子公司远东电缆有限公司、江苏新远东电缆有限公司、远东复合技术有限公司的全部优质资产，实现集团电线电缆产业整体上市，远东也因此跃居国内线缆行业规模最大的沪市A股上市公司。
远东的最新一次转型是在2014年8月，正式变更名称为“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布局能源端和全产业链。
五次改制，前两次是顺势而就，第三、第四次是为挣脱困境，第五次，则是更为主动积极地谋求发展。
背后的身障人
走进远东控股集团大门，便可见身障员工。自创立以来，远东控股集团先后聘用了3000多名身障员工，目前企业内身障员工仍有1000人。
远东控股集团的员工告诉《中国慈善家》，在远东，有时一个健全人岗位的工作换身障人士来做可能需要两人才能完成。但薪酬方面，身障人士与健全者纳入统一的薪酬体系考评。
这是蒋锡培带给远东控股集团的传统。创立范道电工塑料厂第一年时，蒋锡培的厂里有二十几个工人，父母又给他推荐了两个身障人士。
“父母让我帮帮忙，给这两个身障人士找份工作，好好待他们。父母之命，我肯定是要尽力而为的，何况我当时也有这个条件。所以就安排他们进来。公益慈善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做的。”
与身障人士近距离接触，蒋锡培开始越发了解这一群体的难处。
“当时数据显示，中国有8000多万身障人，他们背后还有很多家庭。本来上苍就给他们关上一扇门，如果他们就业再缺少公平机会，再关上一扇窗的话，对他们来说伤害更大。所以我就跟我的同事们立了一个规矩：公司里面凡是他们能够胜任的岗位，优先安排他们，一定要给他们开一扇看到希望的窗。”
2007年5月，远东控股集团出资8296万元人民币，发起成立了远东慈善基金会，这是中国首家定向资助身障人士就业培训的慈善基金会。8296万是当时中国残障人士的数量。
残障人士融入社会时就业是一大障碍，远东又进一步开展帮扶工作，2009年，与江苏省残联培训基地爱德培训学校合作，每年为省内外近两千名身障人士提供职业技能培训。
“培训内容是多种类的，不一定跟远东产业相关，还包括结合宜兴当地的文化，比如紫砂器皿的制作等等。后来我们发现有些身障人士有更强烈的创业欲望，我们希望在这一块做点事情，帮扶他们创业。”远东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助理孔群令告诉《中国慈善家》。
为了支持有创业意愿和能力的身障人，远东基金会出资在宜兴本地创办了国内第一个“身障人士远东创业一条街”，此后，以同等模式，分别在宁夏、天津建立创业街。
“我们在当地与残联合作，租下来30到50家店铺，然后支持当地的身障人士创业。这三条街也都挺成功的，应该说是国内首创。”孔群令说，“我们未必能帮助所有的身障人，我们也希望提供模式，让社会上其他公益组织也能参与进来。其实社会力量是很强大的，如果大家都来关注，那身障人群体就会更好地参与到社会中。”
尝试“创业街”模式后，很多问题相继出现，远东慈善基金会又总结经验，进一步对项目模式做了调整和升级。
原有“创业街”模式选址困难，资金投入过大，且效率不高，可持续性面临很大压力。远东慈善基金会通过可行性研究并经理事会决议同意，在全国各地启动“远东身障人创业帮扶点”，每年在一至两个城市开展60至100个点的身障人创业帮扶。符合条件的身障人可提交申请。
从2016年至今，远东慈善基金会已经在全国4地设立173个“创业帮扶点”，宜兴50个、南京30个、北京50个、河南周口43个。
提交申请并审核通过的残障人士，将获得远东慈善基金会提供的创业帮扶基金。“我们根据各个地域具体情况的不同，会提供3年时间的持续资助。”孔群令说，“北上广每年每户有1万元，省会城市8000元左右，地级城市6000元，县一级5000元。每年我们也会进行项目回访。”
4个城市的173个帮扶点，日常业务以及每年的项目回访工作量巨大。“如果说远东慈善基金会的不容易，主要就是这个方面。”孔群令说。
对于蒋锡培来说，身障人是远东控股集团的一部分，永不可分。“我们希望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不仅帮他们创业，更重要的是帮他们树立自信，消除心理上的障碍，帮他们立志和自强。让他们想做事，有事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