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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相比2016年《慈善法》出台后公益圈的热闹程度，2017年圈中可谓无甚大事。只不过徐永光依然很忙，这一年他的名字和观点出现在更多公益圈外人的朋友圈里。
2017年8月，他将自己近年来关于公益市场化和社会企业中国道路的观点编写成一册《公益向右 商业向左》，引来学界和社会热议。康晓光撰文《驳“永光谬论”》驳斥其观点偏激，称其否认了人的利他性，颠覆了公益的本质，对行业的根基有所撼动，是为不妥。
徐永光也发文回应自己著书的本心，希望借康晓光“促销”让更多人关注“公益的有效性”，思考“社会痛点为何是社会企业的靶心”“社会企业如何弥补三个部门的失灵”等议题。
康徐二人从希望工程开始合作，后同为南都公益基金会的理事，有20多年的交情，但每每开理事会两人都难免一争，台上撕得“面红耳赤”，台下却惺惺相惜。10年前，徐永光提出新公民计划时，二人便争论了好几年，那一次是康晓光的“效率优先”占上风，徐永光的“慈善情怀”不得不让位。而这一次的争论事关公益和商业的“利己”“利他”或“自他二利”，有助于引发行业关于公益慈善走向的思考，亦是能推动公益事业正向发展的争论。
在南都公益基金会工作的10年里，徐永光从“情怀满满的公益人”转变为“面目冷静的投资人”。近几年来他尖锐批评公益组织的低效能现状，倡导从需求出发、优胜劣汰的“公益市场化”论，试图引入市场化手段改革公益行业。他把自己定位成公益行业的改革者，也因此说话从来都是“矫枉过正”而非“四平八稳”。有媒体称他为“公益搅局者”，他也不以为意，甚至提出了“淘汰三分之一，公益行业才有希望”的口号。
虽然徐永光的观点此前曾经引发过很多争论，但他很少与人辩论，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思想本来就应该多元”“思想多交锋，公益才成界”，他要的是这样的效果。
很多人担心，公益和商业的融合，可能会破坏做公益的初心。徐永光回应：“信息产品的共享性早就把公益融入商业，认为商业必定‘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是对商道和商业基本逻辑的误读。商业只有给服务对象提供更好的服务，才能得到认可和发展。以解决问题为使命的社会企业更不必忌讳赚钱，你越赚钱说明你做得越好，给社会提供的福祉越大。做公益经常是从情怀出发，从自己的需求出发，‘情怀最伟大，过程很享受，结果不重要’。”免费的公益，服务对象没有选择权，往往满足了撒钱者自己的需求，而不是满足真实的社会需求，无效投入比比皆是，浪费了大量资源。
在徐永光“画”的光谱图中，公益在左，商业在右，而光谱的中间地带，“也是社会创新的精妙所在”，孕育了由公益领域率先在国内倡导的“社会企业”，徐永光在这次倡导中也是領跑者。2016年，他在第二届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开幕式上致辞说：“社会企业的先头部队—公益部门，正在寻找市场主力。”一年之后，“社会企业”已然成为商界、投资界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
从2016年盛夏就燃起的摩拜、ofo市场争夺战在那年冬天慢慢冷却。彼时，“互联网+”还是个热词，而共享单车只是“互联网+”热度下的小火花。徐永光一边跟公益圈的人苦口婆心，“互联共享是个趋势，不可固步自封”，一边躬身力行，体会了一把共享经济带来的红利，“肚子减了一圈”，也比以前更有精神。
2017年3月，摩拜单车入围第三届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论坛社会企业评选名单，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争论。徐永光认为争议本身是好现象，可以让原本社会关注度不够的“社会企业”，变得为人津津乐道。
对这类以解决社会问题为核心的企业，他更注重其发展格局和定位：城市公共交通属于公共服务领域，摩拜等共享单车“闯入”了政府领地，不用消耗纳税人的钱，确实为市民提供了市场化、竞争性的“准公共物品”。
徐永光一向主张社会企业宽定义。“英国被称为社会企业第一大国，目前也就七八万家社会企业，如果把中国30万家民非+公司机构划归于社会企业或准社会企业，可以说，中国已经是社会企业世界第一大国了。”徐永光表示，中国的社会企业发展潜力很大，因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繁多，而在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上，政府、市场和非营利部门多数是不灵的，要由社会企业来解决。“这是一种趋势。”他说。
另一家因“大陆第一家成功认证为‘共益企业’”的名头而备受关注的第一反应，前不久刚刚通过ISO9001+ISO20121国际认证，又获“第一”，成为第一个通过该国际认证的中国企业。发起人陆乐希望用这些国际社会看得见看得懂的认证来“框架”一个更高效和严谨的服务管理体系，为国内的社会企业摸索一条新路。徐永光在朋友圈转发第一反应的表现时用了“不简单”3个字。
曾经有人向徐永光请教如何为全国3000万在高速公路上“生活”的卡车司机提供服务，解决他们的现实需求。徐永光详细了解这一庞大群体的生活状况和面临的社会问题后，设计了一个公益商业融合的模式，并将其定义为“社会创新五部曲”，即公益铺路，商业跟进，产业化扩张，可持续发展，有效解决社会问题。
一年后，2017年12月26日，由传化慈善基金会主办的“传化·安心驿站”公益项目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这个项目是中国首个服务于3000万卡车司机的公益产品，其公益使命是“助卡车司机‘车安、家安、心安’”。徐永光并未直接参与项目的设计，但他认为项目的逻辑与自己的“五部曲”相吻合，对其前景“非常看好”。
“做公益很容易从小而美到小富即安，资源越来越多，就可能养尊处优了，如果不追求更高的目标，不追求规模化，让更多的人获益，肯定会走上浪费资源的道路。”徐永光认为，公益创新应该追求规模化，不然就会变成花拳绣腿，是对公益资源和品牌的浪费。
基于这样的思考，两年前，徐永光牵头南都公益基金会和15家影响力公益机构及12家战略合作伙伴，43个公益好产品及其项目落地示范机构，42家地方枢纽机构和指定服务供应商联合共建的中国好公益平台应运而生。“这是一个开放共享的公益好产品规模化服务平台和加速器，体现了公益市场化的一切要素。”徐永光这样形容。
2017年，平台已覆盖公益组织7500多家，另有非正式的志愿服务机构5000多家，已落地好公益产品1100多个。南都公益基金会项目总监黄庆委用4个指标衡量规模化成果，得出的数据十分喜人。这4个指标分别是：落地机构数、直接受益人数、服务县市数量、撬动资金数量。
现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资金越来越多，而地方的公益项目多处于摸索阶段，政府只能持币待购，很多时候有钱却“花”不出去。好公益平台恰恰成了两方的纽带，满足了双方的需求。
徐永光善谋略，在政府、市场与公益这三个部门摸爬滚打的经历，再加上对国内外社会创新领域的观察和研究，使他能看到真问题，对趋势有比较清晰甚至超前的判断。
2013年他曾首次提出社会组织增加值统计数据有误，“起码应该增加7倍”。最近，在国家行政学院马庆钰教授的主导下，公益组织经济数据统计系统的开发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公益GDP，即公益市场的经济贡献率，迄今并未破题，我们希望在政府统计系统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先做出一个民间的版本来。”徐永光说。
在不久前的一次论坛上，他以《公益向右，商业向左，左右如何逢源？》为题做开场演讲，“公益向右求变革创新唯有效性论英雄，商业向左讲社会责任瞻影响力为马首。”而商业与公益左右逢源，殊途同归，止于至善，正是他心目中那个美好的社会创新图景。
相比2016年《慈善法》出台后公益圈的热闹程度，2017年圈中可谓无甚大事。只不过徐永光依然很忙，这一年他的名字和观点出现在更多公益圈外人的朋友圈里。
2017年8月，他将自己近年来关于公益市场化和社会企业中国道路的观点编写成一册《公益向右 商业向左》，引来学界和社会热议。康晓光撰文《驳“永光谬论”》驳斥其观点偏激，称其否认了人的利他性，颠覆了公益的本质，对行业的根基有所撼动，是为不妥。
徐永光也发文回应自己著书的本心，希望借康晓光“促销”让更多人关注“公益的有效性”，思考“社会痛点为何是社会企业的靶心”“社会企业如何弥补三个部门的失灵”等议题。
康徐二人从希望工程开始合作，后同为南都公益基金会的理事，有20多年的交情，但每每开理事会两人都难免一争，台上撕得“面红耳赤”，台下却惺惺相惜。10年前，徐永光提出新公民计划时，二人便争论了好几年，那一次是康晓光的“效率优先”占上风，徐永光的“慈善情怀”不得不让位。而这一次的争论事关公益和商业的“利己”“利他”或“自他二利”，有助于引发行业关于公益慈善走向的思考，亦是能推动公益事业正向发展的争论。
在南都公益基金会工作的10年里，徐永光从“情怀满满的公益人”转变为“面目冷静的投资人”。近几年来他尖锐批评公益组织的低效能现状，倡导从需求出发、优胜劣汰的“公益市场化”论，试图引入市场化手段改革公益行业。他把自己定位成公益行业的改革者，也因此说话从来都是“矫枉过正”而非“四平八稳”。有媒体称他为“公益搅局者”，他也不以为意，甚至提出了“淘汰三分之一，公益行业才有希望”的口号。
虽然徐永光的观点此前曾经引发过很多争论，但他很少与人辩论，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思想本来就应该多元”“思想多交锋，公益才成界”，他要的是这样的效果。
很多人担心，公益和商业的融合，可能会破坏做公益的初心。徐永光回应：“信息产品的共享性早就把公益融入商业，认为商业必定‘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是对商道和商业基本逻辑的误读。商业只有给服务对象提供更好的服务，才能得到认可和发展。以解决问题为使命的社会企业更不必忌讳赚钱，你越赚钱说明你做得越好，给社会提供的福祉越大。做公益经常是从情怀出发，从自己的需求出发，‘情怀最伟大，过程很享受，结果不重要’。”免费的公益，服务对象没有选择权，往往满足了撒钱者自己的需求，而不是满足真实的社会需求，无效投入比比皆是，浪费了大量资源。
在徐永光“画”的光谱图中，公益在左，商业在右，而光谱的中间地带，“也是社会创新的精妙所在”，孕育了由公益领域率先在国内倡导的“社会企业”，徐永光在这次倡导中也是領跑者。2016年，他在第二届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开幕式上致辞说：“社会企业的先头部队—公益部门，正在寻找市场主力。”一年之后，“社会企业”已然成为商界、投资界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
从2016年盛夏就燃起的摩拜、ofo市场争夺战在那年冬天慢慢冷却。彼时，“互联网+”还是个热词，而共享单车只是“互联网+”热度下的小火花。徐永光一边跟公益圈的人苦口婆心，“互联共享是个趋势，不可固步自封”，一边躬身力行，体会了一把共享经济带来的红利，“肚子减了一圈”，也比以前更有精神。
2017年3月，摩拜单车入围第三届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论坛社会企业评选名单，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争论。徐永光认为争议本身是好现象，可以让原本社会关注度不够的“社会企业”，变得为人津津乐道。
对这类以解决社会问题为核心的企业，他更注重其发展格局和定位：城市公共交通属于公共服务领域，摩拜等共享单车“闯入”了政府领地，不用消耗纳税人的钱，确实为市民提供了市场化、竞争性的“准公共物品”。
徐永光一向主张社会企业宽定义。“英国被称为社会企业第一大国，目前也就七八万家社会企业，如果把中国30万家民非+公司机构划归于社会企业或准社会企业，可以说，中国已经是社会企业世界第一大国了。”徐永光表示，中国的社会企业发展潜力很大，因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繁多，而在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上，政府、市场和非营利部门多数是不灵的，要由社会企业来解决。“这是一种趋势。”他说。
另一家因“大陆第一家成功认证为‘共益企业’”的名头而备受关注的第一反应，前不久刚刚通过ISO9001+ISO20121国际认证，又获“第一”，成为第一个通过该国际认证的中国企业。发起人陆乐希望用这些国际社会看得见看得懂的认证来“框架”一个更高效和严谨的服务管理体系，为国内的社会企业摸索一条新路。徐永光在朋友圈转发第一反应的表现时用了“不简单”3个字。
曾经有人向徐永光请教如何为全国3000万在高速公路上“生活”的卡车司机提供服务，解决他们的现实需求。徐永光详细了解这一庞大群体的生活状况和面临的社会问题后，设计了一个公益商业融合的模式，并将其定义为“社会创新五部曲”，即公益铺路，商业跟进，产业化扩张，可持续发展，有效解决社会问题。
一年后，2017年12月26日，由传化慈善基金会主办的“传化·安心驿站”公益项目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这个项目是中国首个服务于3000万卡车司机的公益产品，其公益使命是“助卡车司机‘车安、家安、心安’”。徐永光并未直接参与项目的设计，但他认为项目的逻辑与自己的“五部曲”相吻合，对其前景“非常看好”。
“做公益很容易从小而美到小富即安，资源越来越多，就可能养尊处优了，如果不追求更高的目标，不追求规模化，让更多的人获益，肯定会走上浪费资源的道路。”徐永光认为，公益创新应该追求规模化，不然就会变成花拳绣腿，是对公益资源和品牌的浪费。
基于这样的思考，两年前，徐永光牵头南都公益基金会和15家影响力公益机构及12家战略合作伙伴，43个公益好产品及其项目落地示范机构，42家地方枢纽机构和指定服务供应商联合共建的中国好公益平台应运而生。“这是一个开放共享的公益好产品规模化服务平台和加速器，体现了公益市场化的一切要素。”徐永光这样形容。
2017年，平台已覆盖公益组织7500多家，另有非正式的志愿服务机构5000多家，已落地好公益产品1100多个。南都公益基金会项目总监黄庆委用4个指标衡量规模化成果，得出的数据十分喜人。这4个指标分别是：落地机构数、直接受益人数、服务县市数量、撬动资金数量。
现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资金越来越多，而地方的公益项目多处于摸索阶段，政府只能持币待购，很多时候有钱却“花”不出去。好公益平台恰恰成了两方的纽带，满足了双方的需求。
徐永光善谋略，在政府、市场与公益这三个部门摸爬滚打的经历，再加上对国内外社会创新领域的观察和研究，使他能看到真问题，对趋势有比较清晰甚至超前的判断。
2013年他曾首次提出社会组织增加值统计数据有误，“起码应该增加7倍”。最近，在国家行政学院马庆钰教授的主导下，公益组织经济数据统计系统的开发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公益GDP，即公益市场的经济贡献率，迄今并未破题，我们希望在政府统计系统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先做出一个民间的版本来。”徐永光说。
在不久前的一次论坛上，他以《公益向右，商业向左，左右如何逢源？》为题做开场演讲，“公益向右求变革创新唯有效性论英雄，商业向左讲社会责任瞻影响力为马首。”而商业与公益左右逢源，殊途同归，止于至善，正是他心目中那个美好的社会创新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