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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国际政治风云突变。
6月5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对中国实施制裁，一切对华武器和商业性出口被暂停。随后又宣布，中断中美双方的高层接触。
日本、法国、英国等多国政府相继宣布了各种形式的对华制裁措施。7月14日，在巴黎召开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宣布，中止对华高层接触，延缓世界银行的贷款。这标志着西方对中国的制裁达到了顶峰。
“原来中国驻外大使馆门庭若市，现在坐冷板凳了；国际上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反应也非常激烈，组织游行表示抗议。当时我在中联部很少接待发达国家客人，非常非常困难。”日前，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朱良在北京万寿路的家中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如今88岁高龄的朱良，仍保持着60年从事外事工作的风度，头发一丝不乱，衣着简单得体，说话时保持刚刚好的距离感。接受采访前，他专门去查找了相关材料。谈话当中，会不时以各种材料加以佐证。
朱良1945年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是上海学生运动的重要人物，新中国成立后曾长期从事青年工作，1972年调入中联部，1985年到1993年担任中联部部长职务。
“当时对外工作的重要任务，就是打破制裁。”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以日本为突破口
其时，中国驻日大使杨振亚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6月4日当天，日本政府向北京的日籍人员发出归国劝告，5000多在华日本人回国。
6月6日，日本宣布冻结第三批日元政府贷款。这笔8100亿日元的贷款，相当于当时中国一年的外汇收入。这对中国无疑是一个巨大打击。
6月7日，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村田省亮召见中国驻日大使杨振亚，指责中国“违反人道主义”。杨振亚当即表示，不能接受日方指责，并强调稳定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意义。
杨振亚原本受到邀请，将于6月23日晚出席新上任的外务大臣三冢博举行的使节招待酒会，但却接到拒绝他参加的电话。
“我们立即表示抗议，指出日方做法‘违背起码的国际礼貌’，要求外务省负责人对此做出澄清，最后迫使外务省审议官当面向我道歉。”现年84岁高龄的杨振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1993年卸任驻日大使后，曾担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职务，200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时，因其为中日关系作出的贡献，他被日本政府授予“勋一等瑞宝章”。
6月底，杨振亚接到国内通知，紧急回国参加第七次中国驻外使节会议。此事被右翼的日本《产经新闻》披露，该报道还猜测，杨振亚因对此次事件抱同情态度可能被免职，回国后不再返日。为此，还有日本友人专程到机场与他话别。
7月6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驻外使节会议上，明确了以“坚持原则、政策不变”等为主的方针以打破西方制裁。
中国注意到，日本的态度与其他西方国家并不完全一致。
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后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徐敦信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尽管日本也采取了一系列制裁措施，但态度并不如美英等国那么坚决。在大量日籍人员应召回国时，中日合资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却于7月1日提前投产了。
“美国、欧洲不同中国做买卖了，日本正好可以趁此机会进来。所以在七国首脑会议上，日本首相的表态和其他国家是不一样的。”徐敦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7月14～16日在巴黎召开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通过了严厉谴责中国政府的政治宣言，但日本首相宇野宗佑极力主张，在宣言中写入“不孤立中国”这样的词句。不过，7月24日，上任不足两月的宇野宗佑因艺妓陪酒事件的曝光，引咎辞职。
8月11日，新上任的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宣布，日本将根据日中联合声明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与中国发展长期友好关系。
时任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在其回忆录《外交十记》中写道：“日本作为西方制裁中国的联合战线中薄弱的一环，自然成为中国突破西方制裁的最佳突破口。”
第一位西方政要来访
使节会议结束后，杨振亚以最快的速度回到驻日使馆，决定由参赞以上外交官带头，在日本积极开展工作。
8月，杨振亚首先去永田町拜访了日本前首相竹下登。
1989年4月，竹下登因牵涉一起受贿案丑闻，被迫辞职。现任首相海部俊树属于自民党内的河本派，该派相对于竹下派力量较弱，是自民党内各派妥协的结果。会见时，正好海部俊树打来电话。竹下登告诉杨振亚，海部私下仍尊称他为“首相”。
竹下登说，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各国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常有的，重要的是日中友好不能改变，他愿为改善和发展日中关系尽力。他还告诉杨振亚，如果和海部俊树首相有什么话不能说，可以来找他。
杨振亚还到日本各地演讲或座谈。“着重说明中国人口多、底子薄，搞现代化建设需要稳定；中日友好应超越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异同，互不干涉内政。特别讲到，如果中国乱了，大量难民外流，日本将首当其冲。”杨振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9月17日至19日，日本前外相、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伊东正义不顾自民党内部的反对声音，受海部俊树的委托，访问中国，成为那次风波后第一位访华的西方政要。
访华前，伊东正义特地来使馆与杨振亚见面，称此次访华心情沉重，自民党内许多人劝他不要访华，但被他拒绝，因为他认为，只有在困难的时候访华，通过坦诚交谈，增进理解，才是真正的日中友好。
徐敦信参与了接待伊东正义的工作。“首先，让他们看到了真实的情况：当时北京除了建国门桥等主要交通要道设置了警卫站岗，基本上已经恢复平静。其次，他能与中国领导人直接面谈，探听虚实。”
9月19日，邓小平会见了伊东正义一行，他说：“中国不怕威胁，不怕孤立，也不怕制裁。文化大革命时，中国本身犯了那么大的错误，但也没有把中国搞垮。老实说，制裁10年20年，中国也还是存在。”邓小平还强调：“不管国际上有什么变化，也不管日本和中国国内有什么变化，中日友好不能变，也不会变。”
伊东正义访华，标志着处于僵持状态的中日关系开始松动。一周后，日本政府宣布，全面解除对日本人访华的限制。
11月9日，日中经济协会会长河合良一亲率协会代表团访华；11月底，会长樱内义雄率领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代表团访华。在会见这两个代表团时，中国总理李鹏反复强调：“希望日方为全面解除制裁、完全恢复正常交往，迈出勇敢的一步。”
贷款依然搁置
但日方承诺的第三批对华贷款却杳无音信。
日本是中国最大的债权国。从1979年至1995年6月，在中国接受的外国政府总贷款中，日本所占比率最高，为41.91%；德国其次，为9.86%；美国为第20位，0.1%。
朱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与中日关系正常化时，中国放弃战争赔偿的要求有关。邓小平在1987年6月访日时曾说：“日本是世界上欠中国的账最多的国家……从历史的角度看，日本应该为中国做更多的事情。”
1979年，日本向中国提供了3309亿日元的第一批政府贷款，是西方国家中第一个对中国提供政府贷款的。1985年，又提供了4700亿日元的第二批政府贷款。1988年，日本前首相竹下登访华时承诺，将从1990年起，在5年之内提供8100亿日元的第三批政府贷款。
“从国际上来讲，日本恢复对华贷款，最大的阻力来自美国。”杨振亚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989年12月19日，日本大藏大臣桥本龙太郎设宴款待杨振亚。他说，恢复对华日元贷款问题，大藏省已做好准备。但在此问题上，日本“不能不看美国的脸色”，要往前走，就需要同美国沟通。
他告诉杨振亚，已对美做了些工作。美国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访华前，日本曾派财务高官访美，与美方交换意见，强调贷款属人道主义性质。
1990年3月，日本外相中山太郎在国会公开表示，继续维持并发展与外国间的合作关系，使中国不走上孤立化的道路，这对亚洲、太平洋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都非常重要。
但他也强调，贷款和援助要同西方各国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统一步骤，日本不会单独采取行动。
朱良访日
关键时刻，党际交往成为恢复对华贷款的有力助推。
1990年4月，中国国际交流协会邀请
6月5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对中国实施制裁，一切对华武器和商业性出口被暂停。随后又宣布，中断中美双方的高层接触。
日本、法国、英国等多国政府相继宣布了各种形式的对华制裁措施。7月14日，在巴黎召开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宣布，中止对华高层接触，延缓世界银行的贷款。这标志着西方对中国的制裁达到了顶峰。
“原来中国驻外大使馆门庭若市，现在坐冷板凳了；国际上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反应也非常激烈，组织游行表示抗议。当时我在中联部很少接待发达国家客人，非常非常困难。”日前，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朱良在北京万寿路的家中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如今88岁高龄的朱良，仍保持着60年从事外事工作的风度，头发一丝不乱，衣着简单得体，说话时保持刚刚好的距离感。接受采访前，他专门去查找了相关材料。谈话当中，会不时以各种材料加以佐证。
朱良1945年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是上海学生运动的重要人物，新中国成立后曾长期从事青年工作，1972年调入中联部，1985年到1993年担任中联部部长职务。
“当时对外工作的重要任务，就是打破制裁。”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以日本为突破口
其时，中国驻日大使杨振亚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6月4日当天，日本政府向北京的日籍人员发出归国劝告，5000多在华日本人回国。
6月6日，日本宣布冻结第三批日元政府贷款。这笔8100亿日元的贷款，相当于当时中国一年的外汇收入。这对中国无疑是一个巨大打击。
6月7日，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村田省亮召见中国驻日大使杨振亚，指责中国“违反人道主义”。杨振亚当即表示，不能接受日方指责，并强调稳定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意义。
杨振亚原本受到邀请，将于6月23日晚出席新上任的外务大臣三冢博举行的使节招待酒会，但却接到拒绝他参加的电话。
“我们立即表示抗议，指出日方做法‘违背起码的国际礼貌’，要求外务省负责人对此做出澄清，最后迫使外务省审议官当面向我道歉。”现年84岁高龄的杨振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1993年卸任驻日大使后，曾担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职务，200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时，因其为中日关系作出的贡献，他被日本政府授予“勋一等瑞宝章”。
6月底，杨振亚接到国内通知，紧急回国参加第七次中国驻外使节会议。此事被右翼的日本《产经新闻》披露，该报道还猜测，杨振亚因对此次事件抱同情态度可能被免职，回国后不再返日。为此，还有日本友人专程到机场与他话别。
7月6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驻外使节会议上，明确了以“坚持原则、政策不变”等为主的方针以打破西方制裁。
中国注意到，日本的态度与其他西方国家并不完全一致。
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后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徐敦信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尽管日本也采取了一系列制裁措施，但态度并不如美英等国那么坚决。在大量日籍人员应召回国时，中日合资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却于7月1日提前投产了。
“美国、欧洲不同中国做买卖了，日本正好可以趁此机会进来。所以在七国首脑会议上，日本首相的表态和其他国家是不一样的。”徐敦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7月14～16日在巴黎召开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通过了严厉谴责中国政府的政治宣言，但日本首相宇野宗佑极力主张，在宣言中写入“不孤立中国”这样的词句。不过，7月24日，上任不足两月的宇野宗佑因艺妓陪酒事件的曝光，引咎辞职。
8月11日，新上任的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宣布，日本将根据日中联合声明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与中国发展长期友好关系。
时任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在其回忆录《外交十记》中写道：“日本作为西方制裁中国的联合战线中薄弱的一环，自然成为中国突破西方制裁的最佳突破口。”
第一位西方政要来访
使节会议结束后，杨振亚以最快的速度回到驻日使馆，决定由参赞以上外交官带头，在日本积极开展工作。
8月，杨振亚首先去永田町拜访了日本前首相竹下登。
1989年4月，竹下登因牵涉一起受贿案丑闻，被迫辞职。现任首相海部俊树属于自民党内的河本派，该派相对于竹下派力量较弱，是自民党内各派妥协的结果。会见时，正好海部俊树打来电话。竹下登告诉杨振亚，海部私下仍尊称他为“首相”。
竹下登说，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各国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常有的，重要的是日中友好不能改变，他愿为改善和发展日中关系尽力。他还告诉杨振亚，如果和海部俊树首相有什么话不能说，可以来找他。
杨振亚还到日本各地演讲或座谈。“着重说明中国人口多、底子薄，搞现代化建设需要稳定；中日友好应超越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异同，互不干涉内政。特别讲到，如果中国乱了，大量难民外流，日本将首当其冲。”杨振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9月17日至19日，日本前外相、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伊东正义不顾自民党内部的反对声音，受海部俊树的委托，访问中国，成为那次风波后第一位访华的西方政要。
访华前，伊东正义特地来使馆与杨振亚见面，称此次访华心情沉重，自民党内许多人劝他不要访华，但被他拒绝，因为他认为，只有在困难的时候访华，通过坦诚交谈，增进理解，才是真正的日中友好。
徐敦信参与了接待伊东正义的工作。“首先，让他们看到了真实的情况：当时北京除了建国门桥等主要交通要道设置了警卫站岗，基本上已经恢复平静。其次，他能与中国领导人直接面谈，探听虚实。”
9月19日，邓小平会见了伊东正义一行，他说：“中国不怕威胁，不怕孤立，也不怕制裁。文化大革命时，中国本身犯了那么大的错误，但也没有把中国搞垮。老实说，制裁10年20年，中国也还是存在。”邓小平还强调：“不管国际上有什么变化，也不管日本和中国国内有什么变化，中日友好不能变，也不会变。”
伊东正义访华，标志着处于僵持状态的中日关系开始松动。一周后，日本政府宣布，全面解除对日本人访华的限制。
11月9日，日中经济协会会长河合良一亲率协会代表团访华；11月底，会长樱内义雄率领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代表团访华。在会见这两个代表团时，中国总理李鹏反复强调：“希望日方为全面解除制裁、完全恢复正常交往，迈出勇敢的一步。”
贷款依然搁置
但日方承诺的第三批对华贷款却杳无音信。
日本是中国最大的债权国。从1979年至1995年6月，在中国接受的外国政府总贷款中，日本所占比率最高，为41.91%；德国其次，为9.86%；美国为第20位，0.1%。
朱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与中日关系正常化时，中国放弃战争赔偿的要求有关。邓小平在1987年6月访日时曾说：“日本是世界上欠中国的账最多的国家……从历史的角度看，日本应该为中国做更多的事情。”
1979年，日本向中国提供了3309亿日元的第一批政府贷款，是西方国家中第一个对中国提供政府贷款的。1985年，又提供了4700亿日元的第二批政府贷款。1988年，日本前首相竹下登访华时承诺，将从1990年起，在5年之内提供8100亿日元的第三批政府贷款。
“从国际上来讲，日本恢复对华贷款，最大的阻力来自美国。”杨振亚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989年12月19日，日本大藏大臣桥本龙太郎设宴款待杨振亚。他说，恢复对华日元贷款问题，大藏省已做好准备。但在此问题上，日本“不能不看美国的脸色”，要往前走，就需要同美国沟通。
他告诉杨振亚，已对美做了些工作。美国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访华前，日本曾派财务高官访美，与美方交换意见，强调贷款属人道主义性质。
1990年3月，日本外相中山太郎在国会公开表示，继续维持并发展与外国间的合作关系，使中国不走上孤立化的道路，这对亚洲、太平洋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都非常重要。
但他也强调，贷款和援助要同西方各国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统一步骤，日本不会单独采取行动。
朱良访日
关键时刻，党际交往成为恢复对华贷款的有力助推。
1990年4月，中国国际交流协会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