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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时期，中共在党内监督理论方面突破了过去的理论误区，在实践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进一步提高党内监督效率，构建党内监督的新途径，建立健全党内监督体系，增强对党员干部的监督管理，是保持党的生机和活力，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的极为重要的一环。
【关键词】党内监督；民主；制度；权力制约
在新时期，中共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和各项工作逐步步入正规，也开始在党的建设方面进行整顿和改革。首先是在理论方面走出原来的误区，端正了对“社会主义”和“党员”等的认识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利于实现对党进行监督。党内监督是政党学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党内监督理论是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一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创立无产阶级政党时，就已经确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党内监督的基本原则。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多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内监督学说都毫无例外的采用了苏联的“集中监督占绝对优势的党内监督模式”，“党的专门监督机构丧失了独立地为，成为各级党委下的一个具体工作部门，无法对各级党委实行有效的监督”[1]。
1理论误区上的突破
1.1对斯大林“特殊材料论”的突破和舍弃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提出了他的“特殊材料论”。
斯大林在苏联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宣读了哀悼列宁的伟大誓词。他当时说道：“我们共产党员是具有特殊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伟大无产阶级战略家底军队，列宁同志底军队，就是由我们这些人组成的。在这个军队里做一员战士，是再光荣不过的了。以列宁同志为创始人和领导者的这个党底党员称号，是再高尚不过的了”[2]。随后，联共（布）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进行了各方面建设，并修正了列宁晚年要扩大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的思想。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的集权模式。并极大地影响了随后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的这种论断，认为“联共（布）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是一种先验论的认识。他从根本上助长了共产党人的“天生”优越感，放松了党内的体制约束和个人的自我改造。特别是党的领导人，极易走上个人专断、个人迷信乃至专制主义的道路。其严重后果，就是为国家主义提供了合法性。因为，既然党员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那么党的领袖们自然更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全能领导了，自然是一切真理是非的权威裁判了（过去的历史也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说，“特殊材料论”的实质是把“共产党历史使命的神圣性与共产党人的世俗性混为一谈并绝对化”[3]。在当前的社会里，社会历史的发展还不能使党员达到“全面的发展”的水平，每一个党员还摆脱不了他的多种的社会角色。所以，他的思想意识、行为举止不可能脱离社会，变成由“特殊材料制成的”[2]。
1.2对社会主义的人民性与社会主义的民主化认识的深化社会主义就是最高的民主。但是，为什么经过几十年的实践，社会主义民主化的进程，却是那样的步履蹒跚？除了经济与政治的既得利益者的掣肘之外，在思想上也确实存在“天生民主”的误区。把社会主义理论上的“人民性”，同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民主建设混为一谈。按照这一的逻辑，似乎不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就是“真正的民主”，就是本质的民主了。从理论上看，社会主义本质上具有人民性，但决不意味着在实践中它天生就是民主的。因为实践社会主义的“人”可不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甚至有的也不是天生的民主主义者。正是这种“社会主义本质民主论”，使得过去的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放松甚至放弃了民主化的努力，也使得那些既得利益集团阻挠民主化有了“名正言顺”的依据。70年的历史已经证明，离开了民主的“社会主义”决不是社会主义[3]。正是以往对党和社会主义民主的认识上的偏差，所以很长时间以来，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能在社会主义民主的方向上有所建树。相反，社会主义民主却一直停留在非常低的水平上，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成了“橡皮图章”，成了党中央的执行机关。而党的最高权力也急剧集中，不是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而是集中在政治局或者是常委会，甚至集中于总书记或主席个人手中，造成专制统治。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具有最高民主的社会主义，却成了“专制”的代名词，各种监督名存实亡。从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2党内监督的现状
在新时期，中共在党内监督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在2004年2月17日，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这标志着党内监督工作进入规范化和制度化的新阶段。但是在实践中还确实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即从主观上说，存在着“不愿监督”和“排斥监督”；在客观上，则存在着“不能监督”和“难以监督”的问题。主观上产生的“不愿监督”和“排斥监督”现象，除了客观上确实存在的监督效果不佳之外，还存在着其他一些原因。首先是传统上存在的对权力的畏惧。不敢对他人或组织的不适当行为进行监督和纠正，缺乏自我的权利义务观念。或者说，是封建的“奴性”的一种表现。其次是“好好先生”的心态。对一些违法违规行为避重就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是投桃报李，互相利用。再次，整个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各种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相互激荡，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党内。从而导致部分党员干部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改变。对是非评价标准经常呈模糊状态。而中国又是礼仪之邦，社会上关系网、人情风、裙带风盛行，部门保护主义、小团体主义和宗派主义泛滥，使党内监督难以展开，或者是徒具形式。客观上产生的“不能监督”和“难以监督”现象，是党内监督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是问题的根本所在。权力是一把双刃剑，要确保党的权力不被滥用，必须建立健全党内权力监督和分权制衡机制。所以，监督的实质就是用权力制约权力。对权力的监督必须依靠权力、权威做后盾，否则，一切监督都是空话。在当前，党内监督方面面临的具体情况是：首先党的专门监督机构缺乏权威。各级纪委由同级党代会选举产生，并由原来归同级党委一元化领导改为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但仍受到本地区利益和党委主要负责人个人因素制约，难以发挥真正的监督作用，更不具有党内监督的权威性和独立性。其次，注重了制度建设但忽略了制度实施环节的监督：新时期以来，党制定了许多党规党法，规定之细，实在是前所未有。但党内违纪违法案件仍然大量存在，有法（规）不依是主要原因。再次，党内监督缺乏对高中级领导干部监督的针对性和全面性：对领导干部，轻视主动监督，缺乏离任监督，忽视对领导干部业余生活的监督，疏于对领导干部教育管理配偶子女的监督。最后，还存在着不重视对党内民主生活的监督。包括一是缺乏对党内理论学习的监督，二是缺乏对民主集中制原则实施的监督，有些党组织缺乏正常民主生活，不敢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善于利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监督手段，甚至把批评和自我批评变成了“表扬与自我表扬”；三是没有很好的行使党员权利。从中可以看出，当前党内监督出现的问题既有传统习俗的影响，也有客观社会条件的制约，但更多的是客观上存在着的各种监督因素的缺失。当然，这些因素的缺失既有传统理论上的偏见，也有人为的癖好。但是，不管原因是什么，这些都是与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所不适应的。
3加强党内监督的途径构建
3.1发展党内民主是强化党内监督的根本出路党内民主，是党内生活中的基本政治原则和政治制度。其基本点是，全体党员是党的主体、主人。各级领导机关及其领导者的权力来源于不同范围的党员。无论是领导者，还是普通党员，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是完全平等的。党内的一切事务由一律平等的全体党员直接或通过代表处理。通过发展党内民主，落实党员权利，来贯彻党的党法党规。发展党内民主，首先要提高党员民主素质，不断增强党员的选举和监督意识。民主的制度是靠懂民主的人来制定和执行的。如果民众不具备一定的民主素质，再好的民主制度也只能是一纸空文[4]。其次，一是要严格按照党章规定，改进现行的选举制度。“民主选举制度是最有效的党内监督方式，为自上而下的党内民主监督提供了重要保证，同时民主选举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党内监督发生效能的过程”[5]。改进现行的选举制度，主要是“由长官意志主导的形式性的选举”变为“充分体现党员或其代表意志的实质性的选举”。坚持、改善和发展差额选举；建立健全党员或党员代表提名候选人制度等等。另外还必须建立自下而上的投信任票制度和弹劾、罢免制度。列宁认为，只有承认和实行选举人对代表的罢免权，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民主。只有建立了罢免、弹劾制度，才能使领导干部做到对上、对下负责。二是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当前党员的民主权利包括知情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党的政策参加讨论权和参与决定权等等，这些权利都需要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在有关制度做出安排和规定，给予实质性的而不是形式性的解决。如此，则权力的运行受到党员群众的监督，党员群众通过知情权、选举权、质询权、申诉权、检举权等权利的行使，来行使自身的权利和利益，从而达到制约权力行为，使党内民主监督成为确保党的权力合法健康运行的重要根基。
3.2以权力监督制约权力是落实党内监督的关键一位英国历史学家说过：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就产生绝对的腐败。而没有监督的权力则更容易产生腐败。进行相应的权力配置成为监督制度设计的关键。就权力监督的制度安排而言，最重要的是使各种权力之间达成平衡，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这不仅是权力监督的需要，而且也更是民主政治的需要。具体说，一是建立健全党内分权制衡机制。在我们党内，客观上存在着各种权力，其中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是最为主要的三大权力，即所谓的党内“三权”[6]。建立健全党内三权制衡机制是指将党内权力划分为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决策权由党的各级代表大会行使，执行权由党的各级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党委会行使，监督权由党的各级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同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行使。为确保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相互独立和相互制衡，要建日常工作制度、决策和执行监督制度、三套机构工作人员互不兼职制度等。二是建立健全“以权制权”制度。没有监督制衡的党内权力，必然导致党内权力走向专横和腐败。权力必须以相应的权力来制约，尤其是监督权要与执行权相适应，这是强化党内权力制约机制的一项根本要求。这就要改变当前监督部门权力弱小，依附性较强，难以实现独立的监督。另外，还要必须实行党代会常任制，使党的代表大会成为真正的最高权力机关。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在全党具有最高权威。由其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都必须向其负责，接受其监督。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贯彻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行使代表大会的职权，领导党的工作，并接受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监督。这里需要理清的关系是：代表大会领导党委会，党委会再领导常委会，常委会向党委会负责，党委会再向代表大会负责。中国共产党曾经在“八大”期间尝试过施行“党代会常任制”，但是没有坚持下来。需要说明的是施行党代会常任制，必须是建立在党内民主得到极大改善，党员的权利义务观念深入内心的基础上的。通过分权和施行党代会常任制，可以改善当前党内过于权力集中的状况，充实党代会的权力，增强监督部门的独立性和专门性，扩大其权力配置，使执行部门和监督部门的权利相协调，避免了专断现象和个人独裁的出现。
3.3改革双重领导的现行监督领导体制，强化纪检监督机关的监督职能，是做好党内监督的重要条件现实生活中，同级纪委难以对同级党委进行有效的监督。其表现在：一是监督部门缺乏对同级党委监督的权威；二是监督的对象缺乏接受监督的自觉性，监督的主体缺乏实施监督的责任感和积极性；三是监督的主体受制于监督对象的领导，党内民主不充分，难以开展真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7]。因此，要改变监督中的“薄弱环节”，就必须对现行的纪委的产生方式、领导体制和职权范围进行改革和调整。其一，必须建立与各级执行机构平行的党内监督机构，使纪检部门独立享有监督权，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这就需要将纪检监察部门升格到与党委同级，从而达到任务与权力的匹配。其二，各级纪检监察委员由同级党代会选举产生，不兼任同级其他机构的任何职务，但有权参加同级党委的任何会议，查阅任何认为有必要的各种资料。其三，纪委产生后实行垂直领导关系，向各级代表大会和上级纪委报告工作。各级纪委有权提议罢免同级党委成员的职务。这样就真正形成党的代表大会的决策权，执行机构的执行权和监督机构的监督权三权制衡、平行监督和制约的监督体制。上述监督不力的情况自会大大改变。
3.4健全和完善党内各项法规，为党内监督做好制度保证邓小平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我们说在监督方面，制度问题同样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制度设计上，应该改变目前的注重事后监督为注重于事前监督，变被动监督为主动监督；变惩罚监督为预防监督，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提高监督效率。具体到制度的安排方面，要健全和完善党内各项法规，增强党内监督的刚性。略表欣慰的是，中共在近年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对党内监督的许多方面做了规定。但作为监督的具体依据，还过于粗泛。有待于在这一基础上，配套制定若干专项的针对性强的实施细则，规定要具体，可操作性要强；制定监督机构的工作条例；修改完善已有的党内监督制度[8]。在制度建设上，以后需要努力的方面则是要制定出党内相关的选举、弹劾、罢免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使监督机关在实践操作中，有法可依；同时，还要加强各方面的程序性建设，使监督机关有章可循，避免监督机关的滥用职权。
4参考文献
1胡绿叶.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党内监督制度化研究[D].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政法
学院，首都师范大学，2005
2张树华，徐海燕.[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M].北京：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1951，330
3夏振坤.时代潮流中的中国现代化[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5
4张建，李宗楼.完善党内选举制度与加强党内监督[J].毛泽东思想研究，2004，（2）：108-110
5于铭松.以制度创新推进党内监督机制完善[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4，（6）
6沈丽英.马克思主义党内监督思想与现实运用[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5，（10）
7刘金如.略论党内监督[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2
【关键词】党内监督；民主；制度；权力制约
在新时期，中共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和各项工作逐步步入正规，也开始在党的建设方面进行整顿和改革。首先是在理论方面走出原来的误区，端正了对“社会主义”和“党员”等的认识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利于实现对党进行监督。党内监督是政党学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党内监督理论是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一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创立无产阶级政党时，就已经确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党内监督的基本原则。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多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内监督学说都毫无例外的采用了苏联的“集中监督占绝对优势的党内监督模式”，“党的专门监督机构丧失了独立地为，成为各级党委下的一个具体工作部门，无法对各级党委实行有效的监督”[1]。
1理论误区上的突破
1.1对斯大林“特殊材料论”的突破和舍弃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提出了他的“特殊材料论”。
斯大林在苏联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宣读了哀悼列宁的伟大誓词。他当时说道：“我们共产党员是具有特殊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伟大无产阶级战略家底军队，列宁同志底军队，就是由我们这些人组成的。在这个军队里做一员战士，是再光荣不过的了。以列宁同志为创始人和领导者的这个党底党员称号，是再高尚不过的了”[2]。随后，联共（布）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进行了各方面建设，并修正了列宁晚年要扩大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的思想。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的集权模式。并极大地影响了随后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的这种论断，认为“联共（布）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是一种先验论的认识。他从根本上助长了共产党人的“天生”优越感，放松了党内的体制约束和个人的自我改造。特别是党的领导人，极易走上个人专断、个人迷信乃至专制主义的道路。其严重后果，就是为国家主义提供了合法性。因为，既然党员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那么党的领袖们自然更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全能领导了，自然是一切真理是非的权威裁判了（过去的历史也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说，“特殊材料论”的实质是把“共产党历史使命的神圣性与共产党人的世俗性混为一谈并绝对化”[3]。在当前的社会里，社会历史的发展还不能使党员达到“全面的发展”的水平，每一个党员还摆脱不了他的多种的社会角色。所以，他的思想意识、行为举止不可能脱离社会，变成由“特殊材料制成的”[2]。
1.2对社会主义的人民性与社会主义的民主化认识的深化社会主义就是最高的民主。但是，为什么经过几十年的实践，社会主义民主化的进程，却是那样的步履蹒跚？除了经济与政治的既得利益者的掣肘之外，在思想上也确实存在“天生民主”的误区。把社会主义理论上的“人民性”，同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民主建设混为一谈。按照这一的逻辑，似乎不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就是“真正的民主”，就是本质的民主了。从理论上看，社会主义本质上具有人民性，但决不意味着在实践中它天生就是民主的。因为实践社会主义的“人”可不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甚至有的也不是天生的民主主义者。正是这种“社会主义本质民主论”，使得过去的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放松甚至放弃了民主化的努力，也使得那些既得利益集团阻挠民主化有了“名正言顺”的依据。70年的历史已经证明，离开了民主的“社会主义”决不是社会主义[3]。正是以往对党和社会主义民主的认识上的偏差，所以很长时间以来，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能在社会主义民主的方向上有所建树。相反，社会主义民主却一直停留在非常低的水平上，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成了“橡皮图章”，成了党中央的执行机关。而党的最高权力也急剧集中，不是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而是集中在政治局或者是常委会，甚至集中于总书记或主席个人手中，造成专制统治。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具有最高民主的社会主义，却成了“专制”的代名词，各种监督名存实亡。从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2党内监督的现状
在新时期，中共在党内监督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在2004年2月17日，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这标志着党内监督工作进入规范化和制度化的新阶段。但是在实践中还确实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即从主观上说，存在着“不愿监督”和“排斥监督”；在客观上，则存在着“不能监督”和“难以监督”的问题。主观上产生的“不愿监督”和“排斥监督”现象，除了客观上确实存在的监督效果不佳之外，还存在着其他一些原因。首先是传统上存在的对权力的畏惧。不敢对他人或组织的不适当行为进行监督和纠正，缺乏自我的权利义务观念。或者说，是封建的“奴性”的一种表现。其次是“好好先生”的心态。对一些违法违规行为避重就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是投桃报李，互相利用。再次，整个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各种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相互激荡，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党内。从而导致部分党员干部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改变。对是非评价标准经常呈模糊状态。而中国又是礼仪之邦，社会上关系网、人情风、裙带风盛行，部门保护主义、小团体主义和宗派主义泛滥，使党内监督难以展开，或者是徒具形式。客观上产生的“不能监督”和“难以监督”现象，是党内监督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是问题的根本所在。权力是一把双刃剑，要确保党的权力不被滥用，必须建立健全党内权力监督和分权制衡机制。所以，监督的实质就是用权力制约权力。对权力的监督必须依靠权力、权威做后盾，否则，一切监督都是空话。在当前，党内监督方面面临的具体情况是：首先党的专门监督机构缺乏权威。各级纪委由同级党代会选举产生，并由原来归同级党委一元化领导改为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但仍受到本地区利益和党委主要负责人个人因素制约，难以发挥真正的监督作用，更不具有党内监督的权威性和独立性。其次，注重了制度建设但忽略了制度实施环节的监督：新时期以来，党制定了许多党规党法，规定之细，实在是前所未有。但党内违纪违法案件仍然大量存在，有法（规）不依是主要原因。再次，党内监督缺乏对高中级领导干部监督的针对性和全面性：对领导干部，轻视主动监督，缺乏离任监督，忽视对领导干部业余生活的监督，疏于对领导干部教育管理配偶子女的监督。最后，还存在着不重视对党内民主生活的监督。包括一是缺乏对党内理论学习的监督，二是缺乏对民主集中制原则实施的监督，有些党组织缺乏正常民主生活，不敢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善于利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监督手段，甚至把批评和自我批评变成了“表扬与自我表扬”；三是没有很好的行使党员权利。从中可以看出，当前党内监督出现的问题既有传统习俗的影响，也有客观社会条件的制约，但更多的是客观上存在着的各种监督因素的缺失。当然，这些因素的缺失既有传统理论上的偏见，也有人为的癖好。但是，不管原因是什么，这些都是与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所不适应的。
3加强党内监督的途径构建
3.1发展党内民主是强化党内监督的根本出路党内民主，是党内生活中的基本政治原则和政治制度。其基本点是，全体党员是党的主体、主人。各级领导机关及其领导者的权力来源于不同范围的党员。无论是领导者，还是普通党员，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是完全平等的。党内的一切事务由一律平等的全体党员直接或通过代表处理。通过发展党内民主，落实党员权利，来贯彻党的党法党规。发展党内民主，首先要提高党员民主素质，不断增强党员的选举和监督意识。民主的制度是靠懂民主的人来制定和执行的。如果民众不具备一定的民主素质，再好的民主制度也只能是一纸空文[4]。其次，一是要严格按照党章规定，改进现行的选举制度。“民主选举制度是最有效的党内监督方式，为自上而下的党内民主监督提供了重要保证，同时民主选举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党内监督发生效能的过程”[5]。改进现行的选举制度，主要是“由长官意志主导的形式性的选举”变为“充分体现党员或其代表意志的实质性的选举”。坚持、改善和发展差额选举；建立健全党员或党员代表提名候选人制度等等。另外还必须建立自下而上的投信任票制度和弹劾、罢免制度。列宁认为，只有承认和实行选举人对代表的罢免权，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民主。只有建立了罢免、弹劾制度，才能使领导干部做到对上、对下负责。二是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当前党员的民主权利包括知情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党的政策参加讨论权和参与决定权等等，这些权利都需要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在有关制度做出安排和规定，给予实质性的而不是形式性的解决。如此，则权力的运行受到党员群众的监督，党员群众通过知情权、选举权、质询权、申诉权、检举权等权利的行使，来行使自身的权利和利益，从而达到制约权力行为，使党内民主监督成为确保党的权力合法健康运行的重要根基。
3.2以权力监督制约权力是落实党内监督的关键一位英国历史学家说过：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就产生绝对的腐败。而没有监督的权力则更容易产生腐败。进行相应的权力配置成为监督制度设计的关键。就权力监督的制度安排而言，最重要的是使各种权力之间达成平衡，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这不仅是权力监督的需要，而且也更是民主政治的需要。具体说，一是建立健全党内分权制衡机制。在我们党内，客观上存在着各种权力，其中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是最为主要的三大权力，即所谓的党内“三权”[6]。建立健全党内三权制衡机制是指将党内权力划分为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决策权由党的各级代表大会行使，执行权由党的各级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党委会行使，监督权由党的各级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同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行使。为确保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相互独立和相互制衡，要建日常工作制度、决策和执行监督制度、三套机构工作人员互不兼职制度等。二是建立健全“以权制权”制度。没有监督制衡的党内权力，必然导致党内权力走向专横和腐败。权力必须以相应的权力来制约，尤其是监督权要与执行权相适应，这是强化党内权力制约机制的一项根本要求。这就要改变当前监督部门权力弱小，依附性较强，难以实现独立的监督。另外，还要必须实行党代会常任制，使党的代表大会成为真正的最高权力机关。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在全党具有最高权威。由其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都必须向其负责，接受其监督。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贯彻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行使代表大会的职权，领导党的工作，并接受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监督。这里需要理清的关系是：代表大会领导党委会，党委会再领导常委会，常委会向党委会负责，党委会再向代表大会负责。中国共产党曾经在“八大”期间尝试过施行“党代会常任制”，但是没有坚持下来。需要说明的是施行党代会常任制，必须是建立在党内民主得到极大改善，党员的权利义务观念深入内心的基础上的。通过分权和施行党代会常任制，可以改善当前党内过于权力集中的状况，充实党代会的权力，增强监督部门的独立性和专门性，扩大其权力配置，使执行部门和监督部门的权利相协调，避免了专断现象和个人独裁的出现。
3.3改革双重领导的现行监督领导体制，强化纪检监督机关的监督职能，是做好党内监督的重要条件现实生活中，同级纪委难以对同级党委进行有效的监督。其表现在：一是监督部门缺乏对同级党委监督的权威；二是监督的对象缺乏接受监督的自觉性，监督的主体缺乏实施监督的责任感和积极性；三是监督的主体受制于监督对象的领导，党内民主不充分，难以开展真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7]。因此，要改变监督中的“薄弱环节”，就必须对现行的纪委的产生方式、领导体制和职权范围进行改革和调整。其一，必须建立与各级执行机构平行的党内监督机构，使纪检部门独立享有监督权，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这就需要将纪检监察部门升格到与党委同级，从而达到任务与权力的匹配。其二，各级纪检监察委员由同级党代会选举产生，不兼任同级其他机构的任何职务，但有权参加同级党委的任何会议，查阅任何认为有必要的各种资料。其三，纪委产生后实行垂直领导关系，向各级代表大会和上级纪委报告工作。各级纪委有权提议罢免同级党委成员的职务。这样就真正形成党的代表大会的决策权，执行机构的执行权和监督机构的监督权三权制衡、平行监督和制约的监督体制。上述监督不力的情况自会大大改变。
3.4健全和完善党内各项法规，为党内监督做好制度保证邓小平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我们说在监督方面，制度问题同样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制度设计上，应该改变目前的注重事后监督为注重于事前监督，变被动监督为主动监督；变惩罚监督为预防监督，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提高监督效率。具体到制度的安排方面，要健全和完善党内各项法规，增强党内监督的刚性。略表欣慰的是，中共在近年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对党内监督的许多方面做了规定。但作为监督的具体依据，还过于粗泛。有待于在这一基础上，配套制定若干专项的针对性强的实施细则，规定要具体，可操作性要强；制定监督机构的工作条例；修改完善已有的党内监督制度[8]。在制度建设上，以后需要努力的方面则是要制定出党内相关的选举、弹劾、罢免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使监督机关在实践操作中，有法可依；同时，还要加强各方面的程序性建设，使监督机关有章可循，避免监督机关的滥用职权。
4参考文献
1胡绿叶.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党内监督制度化研究[D].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政法
学院，首都师范大学，2005
2张树华，徐海燕.[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M].北京：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1951，330
3夏振坤.时代潮流中的中国现代化[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5
4张建，李宗楼.完善党内选举制度与加强党内监督[J].毛泽东思想研究，2004，（2）：108-110
5于铭松.以制度创新推进党内监督机制完善[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4，（6）
6沈丽英.马克思主义党内监督思想与现实运用[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5，（10）
7刘金如.略论党内监督[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