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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张爱玲小说中所塑造的世界是一个“鬼气森森”的世界，充斥着大量轻于鸿毛的、无意义的死亡。这背离了儒家“未知生，焉知死”这一乐生恶死的观念以及“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死亡意义诉求观。本文将从这两面入手分析张爱玲对传统儒家生死观的逆反性，探讨逆反背后张爱玲对人生与人性的思考及感悟。
【关键词】 张爱玲;小说;儒家生死观;逆反性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21-0017-02
王德威曾说“张爱玲的作品，基本映照了一个阴阳不分、鬼影幢幢的境界，她的人物不论是遗老遗少，或是浪子佳人，个个飘荡在漆暗荒凉的宿命轨道上”。[1]50张爱玲的作品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而她笔下的人物也都宿命般地走向死亡，并且也被消解了死亡的神圣价值。张氏小说中的人物既不是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唤醒国人的死;也不是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爱国从容的死;更不是岳飞“还我河山”的精忠报国的死……他们只是一些委顿的生命，他们的死“轻如鸿毛”。
一、对“未知生，焉知死”的逆反
正如张爱玲在散文《中国人的宗教》里所总结的那样“中国人对生命的来龙去脉不感兴趣，也不大敢朝这上面想”。[2]163古老中国对死亡采取一种搁置的态度。儒家作为中国文化的正统提出“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孔子把焦点放置于生，而不去思考死的问题。但相比较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嘉庆帝等帝王对长生不老的狂热追求，儒家虽不重视死后，但对死亡却有着理性的认知。认为“众生必死，死必归土”（《礼记·祭义》），孔子站在川边早已悟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人的生命如同奔腾的河流一刻不息，青春一去不复返。正是因为人的生命是人展开一切社会活动的前提条件，没有生命便没有人生，而人的生命又有限。所以儒家又特别珍视生命，认为人应该努力达到“寿终正寝”这一人生最理想的状态。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述而》）不运用智谋，而以死相搏的人，孔子认为是不值得，也是不赞成的，应该避免这种不必要的牺牲。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孟子也说过“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梏桎死者，非正命也。”（《孟子·尽心上》）孟子认为“莫非命也”，但人仍可以尽自己的努力去选择干预，使自己死得其所，而不是死于非命。
与此相反，张爱玲的小说处处都是死亡。张爱玲中学时期就已经有了一定的死亡意识，那时候的习作《牛》写了一个受压迫的农民禄兴的死，《霸王别姬》写了一个为留住战乱中独一无二的爱的女人虞姬的死。而在经过1937年末到1938年被父囚禁，因患痢疾而奄奄一息，濒临死亡的经历以及1941年港战中的死里逃生，张爱玲显然对于死亡有了更深入的体验。在香港战乱的那段时期，她对于死亡已经见怪不怪，她可以看着街上青紫的尸体淡定地吃着萝卜饼，也在临时医院里见证过大家对于一个尻骨生蚀烂症的人的死去是如何的欢欣鼓舞。最终她得出一个经验：“想做什么，立刻去做，都许来不及了。‘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3]59。可见张爱玲对于生的紧迫感，死的如影随形感。对死亡的深入体验，使她写起死亡来也更加得心应手。《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的罗杰新婚没几天就自殺而死，《花凋》中的川嫦得肺病而死，《金锁记》中七巧的两个儿媳妇芝寿、娟姑娘被逼死，最后七巧自己也病死了，《色戒》中的王佳芝和同伴被枪毙，还有《半生缘》中的顾曼璐病死、《秧歌》中的金根投水自杀、月香死于火海……张爱玲的小说当中不仅充斥着人物的死亡，就死亡的类型来说，张爱玲站在了“寿终正寝”的对立面，小说中人物的死亡是“横死”，即非自然死亡。
二、对“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逆反
虽然儒家讲究惜生，但比起追求生命的长度，儒家更加重视生命的质量。因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生老病死是人类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既然无法改变生命的长度，那么如何使人生更有意义，使死亡更有价值就显得尤为重要。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曰：“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兼得，舍身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儒家先驱孔子和孟子的上述论述被后人提炼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仁指的是仁德，义指的是正义。在儒家看来仁德与正义是比生命还要珍贵的东西，孔子甚至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既是儒学的基本道德准则，也是儒家死亡观的核心，更是古往今来无数能人志士的终生信仰。荆轲重义轻生，为保卫燕国刺秦王，司马迁忍辱负重写下《史记》，留下“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名言，闻一多为建立新中国付出血的代价……他们通过立德、立言、立功得以流芳百世，肉体虽死，精神永存，从而实现儒家所说的对死亡的超越，实现了人存在的价值。
孟子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认为人之所以高贵，在于与动物相比，人除了追求温饱还讲道德，讲道义，重气节。而张爱玲却背道而驰，她小说里的人物毕生追求的就是饱食暖衣与逸居，他们在金钱与情欲中苦苦挣扎，为此卖掉灵魂甚至是丧命。
《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罗杰·安白登的妻子愫细不懂男女之事，以为爱情真的是“发乎情，止于理”，在新婚夜落荒而逃，甚至在母亲的带领下四处宣扬，将罗杰的“兽性”行为闹得人尽皆知，众人都认为罗杰是个变态的色情狂，明里暗里讽刺。罗杰也因此丢了工作，从一个众人尊敬的老师成了众矢之的，心灰意冷下选择开煤气自杀。然而，“她们的死，不过像在无边的人海里添了几粒盐，虽然使扯淡的嘴巴们觉得有些味道，但不久还是淡、淡、淡。”[4]343罗杰的死是无意义的，不久人们就会淡忘，死也无法洗刷他的冤屈，只是增加了一点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从儒家的生死观来看，他的自杀是无价值的牺牲，是一个极不明智的选择。 而张爱玲后期的短篇小说《色戒》简直是对“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嘲弄。岭南大学剧团的当家花旦王佳芝和几个同学谋划了一场美人局来刺杀汉奸易先生，为此王佳芝不惜将自己的贞操给了嫖客同学——梁闰生，以提升自己的两性经验，可就在这场拖延两年之久的美人局即将成功收网的紧要关头，她却在易先生的钻戒攻势下迷了心窍，认为这个男人是真的爱他，转而放跑了易先生。在王佳芝的内心深处保家卫国终究是不如一个爱她的男人来得实际和重要，为此自己和参与刺杀的同学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王佳芝的同学们也禁不起讯问，吃了点苦头就全招供了，爱国救亡的神圣性瞬间被消解，他们精心策划的革命行动成了一场儿戏。而王佳芝所守护的易先生在脱离险境之后，就立马下定决心将王佳芝一干人一网打尽，他对王佳芝的死没有愧疚与怜惜，反而洋洋得意自己曾有过这么一个对自己死心塌地的红粉知己。王佳芝不仅失了“信”与“义”，也没有得到“情”。她的死如果按儒家“舍生取义”或“杀身成仁”的标准来说，那么不仅是无意义的，而且简直就是大逆不道、猪狗不如、死无葬身之地。
还有《花凋》，在川嫦年轻的生命和私房钱的较量中，母亲郑太太最终还是选择了私房钱。《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更是因金钱而疯狂，害了好几个人的性命。儒家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导人们如何死得更有价值，呈现人生最理想的状态，却忽略了个人的欲望诉求，从而脱离现实。而张爱玲却不是圣人，在《童言无忌》中她坦言自己喜欢钱，“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着这样的红绸纸条。”[5]96她喜欢在平庸的日常生活、柴米油盐中寻找真实的人生，从而对现实做出冷漠的揭示：人世间大多的死亡都是轻如鸿毛的，人生是虚无的，人性本自私。
三、结语
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作品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是忧国忧民为人生的文学，如鲁迅、茅盾、巴金的作品;其二是精益求精为艺术的文学，如林语堂、徐志摩的作品;其三是粗制滥造为娱乐的文学，如张资平的作品，只追求畅销。而张爱玲的作品却不能简单地归为这三类，她郑重其事地描写饮食男女，以严肃的态度去写庸俗的人生。在《自己的文章》中，她明确表态不喜人生飞扬的文学作品，偏爱人生的素朴。她的笔下是现实主义气息浓厚的俗世生活，是柴米油鹽酱醋茶，是金钱欲望的膨胀乃至金钱崇拜，是斤斤计较等等，不管是“岁月静好，现世安稳”还是“时局不稳，动荡不安”人们一样要经历穿衣吃饭、结婚生子、生老病死，战争或是家庭的变故对于普罗大众来说只是生活的一些小风波，衣食住行才是人生的大事。因此，她笔下的死亡也都是最普通的饮食男女的死亡，既没有中国传统儒家赋予死亡的高大上意义，也不同于现代文学赋予死亡启蒙意义，张爱玲开拓了死亡书写中饮食男女这一死亡书写的新领域。张氏认为“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6]113所以她的作品中没有高大的英雄人物以满足读者不切实际的浪漫想象，她对于死亡境遇的揭露直白而又残酷，在对饮食男女日常生活的描摹中将上海都市的罪恶、人类的劣根性展现得淋漓尽致。正如唐文标所说“也许我们该把张爱玲世界看成我们的天花病，作者利用它替我们出了一次疹，我们再生，以后永远不再生病了。她一再替我们点出这条不能再走下去的死亡之路，使我们踏上正途。”[7]64
参考文献：
[1]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5.
[2][3][5][6]张爱玲.张爱玲散文全编[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4]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唐文标.张爱玲研究[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
作者简介：
周艳，女，汉族，浙江宁波人，闽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 张爱玲;小说;儒家生死观;逆反性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21-0017-02
王德威曾说“张爱玲的作品，基本映照了一个阴阳不分、鬼影幢幢的境界，她的人物不论是遗老遗少，或是浪子佳人，个个飘荡在漆暗荒凉的宿命轨道上”。[1]50张爱玲的作品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而她笔下的人物也都宿命般地走向死亡，并且也被消解了死亡的神圣价值。张氏小说中的人物既不是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唤醒国人的死;也不是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爱国从容的死;更不是岳飞“还我河山”的精忠报国的死……他们只是一些委顿的生命，他们的死“轻如鸿毛”。
一、对“未知生，焉知死”的逆反
正如张爱玲在散文《中国人的宗教》里所总结的那样“中国人对生命的来龙去脉不感兴趣，也不大敢朝这上面想”。[2]163古老中国对死亡采取一种搁置的态度。儒家作为中国文化的正统提出“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孔子把焦点放置于生，而不去思考死的问题。但相比较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嘉庆帝等帝王对长生不老的狂热追求，儒家虽不重视死后，但对死亡却有着理性的认知。认为“众生必死，死必归土”（《礼记·祭义》），孔子站在川边早已悟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人的生命如同奔腾的河流一刻不息，青春一去不复返。正是因为人的生命是人展开一切社会活动的前提条件，没有生命便没有人生，而人的生命又有限。所以儒家又特别珍视生命，认为人应该努力达到“寿终正寝”这一人生最理想的状态。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述而》）不运用智谋，而以死相搏的人，孔子认为是不值得，也是不赞成的，应该避免这种不必要的牺牲。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孟子也说过“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梏桎死者，非正命也。”（《孟子·尽心上》）孟子认为“莫非命也”，但人仍可以尽自己的努力去选择干预，使自己死得其所，而不是死于非命。
与此相反，张爱玲的小说处处都是死亡。张爱玲中学时期就已经有了一定的死亡意识，那时候的习作《牛》写了一个受压迫的农民禄兴的死，《霸王别姬》写了一个为留住战乱中独一无二的爱的女人虞姬的死。而在经过1937年末到1938年被父囚禁，因患痢疾而奄奄一息，濒临死亡的经历以及1941年港战中的死里逃生，张爱玲显然对于死亡有了更深入的体验。在香港战乱的那段时期，她对于死亡已经见怪不怪，她可以看着街上青紫的尸体淡定地吃着萝卜饼，也在临时医院里见证过大家对于一个尻骨生蚀烂症的人的死去是如何的欢欣鼓舞。最终她得出一个经验：“想做什么，立刻去做，都许来不及了。‘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3]59。可见张爱玲对于生的紧迫感，死的如影随形感。对死亡的深入体验，使她写起死亡来也更加得心应手。《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的罗杰新婚没几天就自殺而死，《花凋》中的川嫦得肺病而死，《金锁记》中七巧的两个儿媳妇芝寿、娟姑娘被逼死，最后七巧自己也病死了，《色戒》中的王佳芝和同伴被枪毙，还有《半生缘》中的顾曼璐病死、《秧歌》中的金根投水自杀、月香死于火海……张爱玲的小说当中不仅充斥着人物的死亡，就死亡的类型来说，张爱玲站在了“寿终正寝”的对立面，小说中人物的死亡是“横死”，即非自然死亡。
二、对“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逆反
虽然儒家讲究惜生，但比起追求生命的长度，儒家更加重视生命的质量。因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生老病死是人类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既然无法改变生命的长度，那么如何使人生更有意义，使死亡更有价值就显得尤为重要。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曰：“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兼得，舍身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儒家先驱孔子和孟子的上述论述被后人提炼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仁指的是仁德，义指的是正义。在儒家看来仁德与正义是比生命还要珍贵的东西，孔子甚至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既是儒学的基本道德准则，也是儒家死亡观的核心，更是古往今来无数能人志士的终生信仰。荆轲重义轻生，为保卫燕国刺秦王，司马迁忍辱负重写下《史记》，留下“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名言，闻一多为建立新中国付出血的代价……他们通过立德、立言、立功得以流芳百世，肉体虽死，精神永存，从而实现儒家所说的对死亡的超越，实现了人存在的价值。
孟子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认为人之所以高贵，在于与动物相比，人除了追求温饱还讲道德，讲道义，重气节。而张爱玲却背道而驰，她小说里的人物毕生追求的就是饱食暖衣与逸居，他们在金钱与情欲中苦苦挣扎，为此卖掉灵魂甚至是丧命。
《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罗杰·安白登的妻子愫细不懂男女之事，以为爱情真的是“发乎情，止于理”，在新婚夜落荒而逃，甚至在母亲的带领下四处宣扬，将罗杰的“兽性”行为闹得人尽皆知，众人都认为罗杰是个变态的色情狂，明里暗里讽刺。罗杰也因此丢了工作，从一个众人尊敬的老师成了众矢之的，心灰意冷下选择开煤气自杀。然而，“她们的死，不过像在无边的人海里添了几粒盐，虽然使扯淡的嘴巴们觉得有些味道，但不久还是淡、淡、淡。”[4]343罗杰的死是无意义的，不久人们就会淡忘，死也无法洗刷他的冤屈，只是增加了一点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从儒家的生死观来看，他的自杀是无价值的牺牲，是一个极不明智的选择。 而张爱玲后期的短篇小说《色戒》简直是对“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嘲弄。岭南大学剧团的当家花旦王佳芝和几个同学谋划了一场美人局来刺杀汉奸易先生，为此王佳芝不惜将自己的贞操给了嫖客同学——梁闰生，以提升自己的两性经验，可就在这场拖延两年之久的美人局即将成功收网的紧要关头，她却在易先生的钻戒攻势下迷了心窍，认为这个男人是真的爱他，转而放跑了易先生。在王佳芝的内心深处保家卫国终究是不如一个爱她的男人来得实际和重要，为此自己和参与刺杀的同学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王佳芝的同学们也禁不起讯问，吃了点苦头就全招供了，爱国救亡的神圣性瞬间被消解，他们精心策划的革命行动成了一场儿戏。而王佳芝所守护的易先生在脱离险境之后，就立马下定决心将王佳芝一干人一网打尽，他对王佳芝的死没有愧疚与怜惜，反而洋洋得意自己曾有过这么一个对自己死心塌地的红粉知己。王佳芝不仅失了“信”与“义”，也没有得到“情”。她的死如果按儒家“舍生取义”或“杀身成仁”的标准来说，那么不仅是无意义的，而且简直就是大逆不道、猪狗不如、死无葬身之地。
还有《花凋》，在川嫦年轻的生命和私房钱的较量中，母亲郑太太最终还是选择了私房钱。《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更是因金钱而疯狂，害了好几个人的性命。儒家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导人们如何死得更有价值，呈现人生最理想的状态，却忽略了个人的欲望诉求，从而脱离现实。而张爱玲却不是圣人，在《童言无忌》中她坦言自己喜欢钱，“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着这样的红绸纸条。”[5]96她喜欢在平庸的日常生活、柴米油盐中寻找真实的人生，从而对现实做出冷漠的揭示：人世间大多的死亡都是轻如鸿毛的，人生是虚无的，人性本自私。
三、结语
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作品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是忧国忧民为人生的文学，如鲁迅、茅盾、巴金的作品;其二是精益求精为艺术的文学，如林语堂、徐志摩的作品;其三是粗制滥造为娱乐的文学，如张资平的作品，只追求畅销。而张爱玲的作品却不能简单地归为这三类，她郑重其事地描写饮食男女，以严肃的态度去写庸俗的人生。在《自己的文章》中，她明确表态不喜人生飞扬的文学作品，偏爱人生的素朴。她的笔下是现实主义气息浓厚的俗世生活，是柴米油鹽酱醋茶，是金钱欲望的膨胀乃至金钱崇拜，是斤斤计较等等，不管是“岁月静好，现世安稳”还是“时局不稳，动荡不安”人们一样要经历穿衣吃饭、结婚生子、生老病死，战争或是家庭的变故对于普罗大众来说只是生活的一些小风波，衣食住行才是人生的大事。因此，她笔下的死亡也都是最普通的饮食男女的死亡，既没有中国传统儒家赋予死亡的高大上意义，也不同于现代文学赋予死亡启蒙意义，张爱玲开拓了死亡书写中饮食男女这一死亡书写的新领域。张氏认为“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6]113所以她的作品中没有高大的英雄人物以满足读者不切实际的浪漫想象，她对于死亡境遇的揭露直白而又残酷，在对饮食男女日常生活的描摹中将上海都市的罪恶、人类的劣根性展现得淋漓尽致。正如唐文标所说“也许我们该把张爱玲世界看成我们的天花病，作者利用它替我们出了一次疹，我们再生，以后永远不再生病了。她一再替我们点出这条不能再走下去的死亡之路，使我们踏上正途。”[7]64
参考文献：
[1]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5.
[2][3][5][6]张爱玲.张爱玲散文全编[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4]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唐文标.张爱玲研究[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
作者简介：
周艳，女，汉族，浙江宁波人，闽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