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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继慎，英勇善战、才华出众，是中国工农红军早期的杰出将领，红一军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由于他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杰出才能并始终坚持正道直行，周恩来赞许他“政治上很强，很能打仗，把叶挺独立团的战斗作风带到了红四方面军”；徐向前称颂他为鄂豫皖红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就连张国焘也在《我的回忆》中写到许继慎“是一个才华毕露的人，爱谈政治”，“对鄂豫皖边区军事上有过很大的贡献”；他是中央军委确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六位军事家之一。令人痛惜的是，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中旬，这位优秀的红军将领，却被张国焘诬以“改组派”、“第三党”、“反革命”，离奇地惨死在张国焘与蒋介石“联手”上演的“双簧”上，年仅３０岁。
征战负伤，“赋闲”上海，却招致日后杀身之祸
许继慎，原名许绍周，字谨生。１９０１年出生在安徽省六安县土门店一户普通的农民家庭。少年时代的许继慎，正直勇敢、聪明活泼；在本村读私塾时，又才思敏捷、善谈好友，深受教师和同学们的喜爱。许继慎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的时候，正值五四运动时期。五四运动一开始，他就一直从事学生运动，并担任安徽省学生联合会常委兼联络部部长，参与领导了驱逐段祺瑞在皖爪牙的斗争，成功地发动群众赶走了两任文官（省长李兆珍、许世英）。但是当斗争的矛头对准武官，如安徽省督军倪嗣冲、旅长兼芜湖镇守使马联甲时，虽然他们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六二惨案”，可倪嗣冲、马联甲的地位却依然稳如磐石。经过这次事件，许继慎认识到，只有拥有自己的武装才能打倒武装到牙齿的反动军阀，才能真正解放广大受苦受难的人民群众。
１９２４年，许继慎经党组织推荐，顺利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实现了他向往以久的投笔从戎的志愿。黄埔军校设立在四面环水的广州黄埔长洲岛上，校址原为清代水师学堂和陆军小学。６月１６日，在军校的开学典礼上，许继慎和全体学员聆听了孙中山先生精辟深刻、富有感染力的演讲：“黄埔同学们，你们应该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一个革命军人要有舍身精神，要不怕死。我敢说革命党的精神，没有别的秘诀，秘诀就是在不怕死。”孙中山先生的这两句话给许继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他时刻警示自己的座右铭。
在军校期间，许继慎除了刻苦研读军事科目、积极操练外，还努力学习革命理论，阅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由于共产党员蒋先云的帮助，许继慎的政治觉悟有了显著提高，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４年１１月，许继慎从军校毕业，在新编教导团第二团任排长，负责训练新兵。他的军事才能很快在两次东征中显露出来，并由此而成为叶挺独立团的主要战将，和曹渊、蒋先云一道被人们誉为“铁军三杰”。
１９２５年２月，在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中，许继慎因连续在淡水战役和棉湖战役中，坚守前沿、奋勇杀敌，被擢升为连长。１９２５年７月，黄埔军校教导团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许继慎任第一军第三师第七团党代表办公室少校干事，后又任七团代理党代表。同年１０月，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在兴宁战役中，由于受到陈炯明部一个师的抵抗，负责阻击任务的主力团团长慌张得脱去军服，骑马向后狂奔，样子十分狼狈。由于主官临阵脱逃，他的部队也纷纷后撤，落荒而逃，敌人则趁机发起反攻。千钧一发之际，恰逢许继慎率领七团两个连前来增援。许继慎策马追上该团长，拖着团长并驾齐驱，朝前线奔去。主官重返战斗岗位，再加上许继慎新带来两个连的生力军，敌人转而惊慌失措，最终被彻底击溃。战后，该团长因战功晋升为少将，却对关键时刻立下逆转之攻的许继慎只字不提。而许继慎非但不提战功，更缄口不讲说服该团长返回前线一事。时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在党内表扬了许继慎的“机智、勇敢和谦虚”，赞扬他有“金子”一样的优秀品格。
１９２６年７月，广东国民政府正式举行北伐。由我党直接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锋军，已于７月１２日占领湖南。为使部队得到补充，许继慎等三十多名营、连、排干部应党的派遣前往独立团，加强独立团的工作。许继慎被任命为第二营营长，先后参加了攻打平江、汀泗桥、贺胜桥等战役，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战斗。１９２７年春，叶挺调任第十一军副军长、第二十四师师长兼武汉卫戍司令，许继慎被调至该师任七十二团团长。
１９２７年４月，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成立了与武汉国民政府对立的南京政权。５月１７日，在他的收买和唆使下，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乘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武汉空虚之际，发动叛变。叛军从驻地宜昌出发，势如破竹，直抵距武汉城仅３０里的纸坊镇、土地塘一带，武汉危急。危难时刻，叶挺赶到七十二团，对团长许继慎、副团长廖运泽说：“时间很紧迫，你们团为先头部队，立即紧急集合，投入战斗，一定要守住纸坊一线，等待增援部队上来！”在许继慎的坚强指挥下，该团向叛军发动了勇猛进攻，攻占了纸坊车站和纸坊镇，与敌人相持了一夜。叛军终因人数众多，于第二天拂晓，突破了多处防线，有部分已经包围了七十二团团部，形势岌岌可危。许继慎当即发出命令说：“现在已处于生死关头，必须死里求生，一定要击败敌军！”随后，他身先士卒，手执团旗，亲率步兵连、机关枪连、特务连和团部工作人员、勤杂人员迎着叛军攻击方向冲去。狭路相逢勇者胜。在勇士们的猛烈冲杀下，几小时后，敌军开始动摇，并出现溃退迹象。许继慎当机立断，命令吹紧急冲锋号，发起全线追击。叛军终于被击退，武汉保卫战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可许继慎却先后两次被敌弹击中左右肋，身负重伤，直至南昌起义爆发前夕，重伤仍然未愈。遵照组织决定，已经奔赴起义前线的许继慎不得已满怀着遗憾离开南昌，前往上海养伤。
许继慎这位以一个团的兵力击败夏斗寅一个师的将星，不得不暂时离开军事舞台，过着异常寂静的生活，这种反常的寂静生活竟然长达三年。三年来，他的老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他的老上司叶挺组织了广州起义；他的恩师周恩来在上海指挥着中央特科，可这一切他都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参加。但是，他虽然暂时远离了多年熟悉的跃马横刀的战场，却并没有停止革命斗争。他在中央军事部的直接领导下，以个人交友的方式，利用乡土关系，对安徽留居沪上的名流人士以及北伐时期的国民党军政要人进行统战工作，促使他们倾向革命或抛弃拥蒋反共态度。这种表面上的“赋闲”生活和交友方式引来了国民党和第三党的拉拢，他立场坚定，不为所动；更为可贵的是，面对许多同志的猜疑，说他赋闲了，心灰意冷了，尤其是对某些不了解他任务的党内同志，议论他交友过广，敌我不分的误解，他也从不放在心上，仍然继续坚持工作。许继慎却万万没有料到，这种工作性质与方式后来竟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耿介率直，抨击“左”倾，引起张国焘的嫉恨
１９３０年春，新军阀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大战即将爆发，这非常利于大别山三支红军和三块革命根据地的统一领导。春节刚过，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就找到许继慎，向他宣布了党中央的两项决定和任命：一是将１９２７年以来的黄麻、商南、皖西创建的三个根据地划为特别区，建立中共鄂豫皖边特别委员会；二是以红三十一师、三十二师和三十三师为基础，组建红一军，任命许继慎为红一军军长，前往鄂豫皖边区指挥作战。在销声匿迹三年后，许继慎能够再次回到军事舞台，这令他喜出望外，而他的恩师周恩来也为自己最青睐的战将又有了用武之地，感到无比欣慰。
１９３０年４月，许继慎在湖北黄安召开根据地党和红军干部会议，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统一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的决定，并建立了以郭述申为书记的特委和红一军军部，军长许继慎、副军长徐向前，全军辖三个师共二千一百人。这极大鼓舞了大别山人民，自１９２７年１１月黄麻暴动胜利以来，他们一直都盼望着能像井冈山那样创建一个纵跨大别山的战略根据地。许继慎的到来，使大别山人民感觉到，这即将成为现实。
红一军军部成立后，许继慎将鄂豫皖苏区三支各自为战的小股红军锻造成为一支铁师劲旅，为红四方面军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他和时任副军长的徐向前默契配合，首战流波潼，次战麻埠，三战霍山城，四战英山，连战连捷，在一年的时间内，指挥２０００余人的红军消灭了１５０００余人的国民党正规军，特别是英山之战歼灭敌军一个整编旅，这是鄂豫皖红军从未有过的空前大捷，再次创造了“小蛇吞大象”的奇迹。许继慎不仅创建了统一的鄂豫皖红军（红一军），而且使红军部队在战略战术上出现了质的飞跃。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写到，由于许继慎的到来，“部队战术思想有了新的提高，战斗力大大增强，标志着鄂豫皖的红军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全国红军不断胜利、壮大和革命根据地相继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党中央又被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所统治。“立三路线”指导下的党中央和长江局命令红一军帮助鄂中及京汉路暴动，切断京汉路以进迫武汉，实现鄂豫皖边特委提出的“打到武汉过中秋”的口号。许继慎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抵制了“立三路线”的错误，他认为上级“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指示不是雄心壮志，而是主观主义、冒险主义。为此，他没有盲目机械地执行上级的命令，死死地纠缠在京汉铁路沿线，而是从实际出发，机动灵活地指挥部队向南，返回根据地附近作战。一路上，选择弱敌，歼灭了多股地方反动武装，帮助地方建立游击队，自己的部队也得到了扩充。然而，１９３０年１０月中旬召开的红一军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非但没有根据几个月来的军事行动实践评价许继慎的功过，还按照“立三路线”的标准衡量军队的工作，批评军部领导在进攻敌人大中城市和交通干线时“作战不力”，是一种消极的“右倾机会主义”；并且在改选红一军前敌委员会时，把他排斥在外。耿介率直的许继慎不为所动，仍然执行稳妥的军事战略。１２月上旬，部队夜袭金家寨，歼敌四十六师一个团，后进逼六安，诱使国民党重兵出援，１２月３０日，歼灭来援之敌三个团。恢复皖西根据地后，许继慎又率部前往鄂豫边区，在二道河击溃敌三十师一个旅。根据中央的指示，许继慎率领的红一军和蔡申熙带领的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中央派来的旷继勋任军长，许继慎改任红十一师师长。职务的下调丝毫没有影响许继慎的战斗情绪，１９３１年春，他率领红十一师和红十师密切配合，在广水双桥镇全歼敌第三十四师，生俘敌师长岳维峻以下五千余人，在红军历史上第一次取得歼敌整师的胜利。这次胜利，对粉碎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赢得了红军的迅猛发展与鄂豫皖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
正当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的时候，张国焘作为中央代表被派到鄂豫皖根据地，全面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张国焘极力推行“左”倾政策，大搞宗派主义，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动辄扣上“立三路线”、“军阀土匪作风”、“反中央分局分子”、“反党”等大帽子，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借口尊重和加强党的领导，滥用职权，建立个人统治，引起很多同志的不满和抵制，形成了日益尖锐的斗争。许继慎则是这场斗争中的关键人物和遭到张国焘打击迫害的主要对象。
张国焘最初曾想拉拢许继慎，他知道，许继慎在鄂豫皖根据地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在红四军的几个师长中，以许继慎最为能干。为取得许继慎的支持，张国焘专程赶往皖西与其交流。可许继慎的禀性是坦诚直爽，不平则鸣，无论做人还是做事，他都践行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准则，决不做违背良知的事情。这种耿介率直的性格使得他很快与张国焘发生激烈冲突。１９３１年５月底，粉碎了敌人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后，许继慎在最迫切的军事行动方针上同张国焘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许继慎认为，应抓住蒋介石的几十万兵力正向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而对鄂豫皖根据地暂时处于守势的良好时机，积极向外发展，这样可以扩大根据地，进而威逼长江，牵制敌人，配合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而张国焘却指责这一正确的主张为“立三路线的残余”，坚持所谓“巩固根据地”的方针，极力主张红军要集中全力肃清根据地内部的反动武装。在激烈的争论中，许继慎态度坚决，意见尖锐，得到了多数干部的支持，因此招来张国焘的嫉恨。为此，张国焘把许继慎视为推行“左”倾政策的主要障碍，开始莫须有地攻击、冤枉许继慎，直至将许继慎置于死地。
一封失败的策反信，令许继慎离奇惨死
为了铲除许继慎这块推行“左”倾政策的主要绊脚石，张国焘暗地里盘算过，军事上自己不如许继慎，如果想在军事方针、行军打仗、部队训练上攻击许继慎，那简直是自取其辱。而要在政治上寻找突破口，对于经历过多次党内斗争，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许继慎来说，也是行不通的。为此，张国焘把攻击方向定在了许继慎的所谓生活作风上，他刻意将一些子虚乌有的所谓“事例”通报给先行到达鄂豫皖根据地的省委书记沈泽民，要求沈泽民在党代会上向许继慎开火，败坏许继慎的形象。
１９３１年６月下旬，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首府新集主持召开了全区党员代表大会，军队连以上干部和地方负责人共九百余人出席。会议原定的主题是讨论根据地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可张国焘却有意抛出话题，让大家注意一些诸如部队中的游击习气、生活作风等问题。沈泽民是个缺乏工作经验的书生，他工作热情积极，但“左”得厉害，只会背诵马列主义的教条。于是他马上就把张国焘述说的那些有关许继慎的“事例”在大会上向众人宣布，并且厉声质问许继慎。这一切许继慎始料未及，他据理力争，一一驳斥所谓的“事例”。可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却纷纷发言，提出批评。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用虚假的事例公开指责高级将领、随意诋毁高级将领的做法，这在鄂豫皖根据地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张国焘为了达到铲除异己的卑劣目的，竟开创了党内斗争中这种极为恶劣的先例。他的这种做法，引起了绝大多数主持公道干部的强烈义愤。他们向张国焘提出意见，要求公开说明许继慎等人被冤枉的实情，决不允许凭借收集道听途说的传闻来攻击许继慎，党内决不能开此先河。
当时的中共中央由王明把持着，“左”得十分厉害。由于许继慎毕业于黄埔，与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和特务有同学之谊，而且许继慎在上海“赋闲”时与安徽籍各派政治人物的交往又十分密切，并曾经是国民党和第三党拉拢的对象，所以中央对许继慎并不信任。前文已经提到，许继慎“赋闲”上海并非出自本意，而是由于重伤未愈，不能参战；至于与各派政治人物交往密切，也是因为统战、为工作性质所要求而采取的一种工作方式，这一切却带来了中央对他的不信任。中央给鄂豫皖中央分局打了一个招呼：许继慎社会关系复杂，需要保持警惕。这个来自中央的招呼令张国焘十分兴奋，感觉腰杆子硬了几分。
１９３１年９月８日，张国焘以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名义发出第一号通告，宣布党在目前斗争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任务就是严厉镇压反革命。要求红军和地方各级党组织动员一切同志，一切革命的群众参加肃反的工作。很明显，他想借“肃反”之机，大肆翦除异己，他甚至不惜利用敌人来陷害党和军队的干部，许继慎首当其冲，就因为一封国民党特务失败的策反信，惨死在张国焘的手下。
１９３１年８月初收复英山时，蒋介石手下的特务头子曾扩情利用和许继慎在黄埔军校的同学关系，派遣特务钟俊和钟海桥到英山找许继慎。这两个特务带着曾扩情写的一封策反信，该信系蒋介石与曾扩情精心设计。蒋介石、曾扩情为了迫使许继慎就范，信中诈称许继慎与蒋已有关系，并在信中谎称曾扩情与许继慎早有联络，特意在信中夹杂了一些诸如“来归”等模糊字眼，仿佛已经就某些事情达成了协议。这一诡计可令许继慎有口难辩，并且一箭双雕：成功可使许继慎倒戈，失败也可让共产党内部产生怀疑，造成内讧。策反信暗藏着反间计，可见蒋介石与曾扩情为了许继慎确实煞费苦心。许继慎一眼就看穿了敌人的阴谋诡计，他立场坚定，光明磊落，当即下令将两名特务逮捕，连人带信一起送交军部。
军长徐向前和政委曾中生戳穿了敌人的反间计，他们根据许继慎的一贯表现，明确指出：许继慎没有问题，这封信完全是敌人利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的一个险恶手段。可是，一直在寻找机会除掉许继慎的张国焘，根本不顾事实真相，丝毫不理睬军部的意见。他把敌人信中捏造的情节和特务的“口供”作为凭证，炮制出一个所谓“许继慎为首的反革命阴谋案”。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３日，陈昌浩奉张国焘之命赶到麻埠军部，宣布撤销曾中生职务，由他接任政委，立即在红四军中进行“肃反”。阴云笼罩着红四军。许继慎等多名红四军干部先后被捕，被押送到白雀园。１０月６日，张国焘从新集赶到白雀园，亲自主持了“全力肃清四军中之反革命和整顿四军”的工作，这就是红四方面军历史上令许多老将军不堪回首的“白雀园大肃反”。张国焘在审讯中普遍使用了肉刑，在严刑逼供下，许多人屈打成招。许继慎虽遭非法逮捕和严刑拷打，仍然心怀坦然，意志坚强地同张国焘进行坚决斗争。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中旬，许继慎受到种种非人待遇之后，坚强不屈，在河南省光山县白雀园被张国焘杀害。一位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红军优秀指挥员，就这样被冤死。
许继慎之死，令红四方面军指战员感到痛惜，使整个鄂豫皖根据地的军民为之惊愕！这是我们党和红军史上一个罕见的大冤案！红白忠奸，历史自有公论。１９４５年，中共七大为在错误肃反中死难的烈士平反，许继慎的名字被列入《革命烈士英名录》第一册第一名。烈士泉下有知，也当欣慰含笑。
责任编辑晏蔚青
征战负伤，“赋闲”上海，却招致日后杀身之祸
许继慎，原名许绍周，字谨生。１９０１年出生在安徽省六安县土门店一户普通的农民家庭。少年时代的许继慎，正直勇敢、聪明活泼；在本村读私塾时，又才思敏捷、善谈好友，深受教师和同学们的喜爱。许继慎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的时候，正值五四运动时期。五四运动一开始，他就一直从事学生运动，并担任安徽省学生联合会常委兼联络部部长，参与领导了驱逐段祺瑞在皖爪牙的斗争，成功地发动群众赶走了两任文官（省长李兆珍、许世英）。但是当斗争的矛头对准武官，如安徽省督军倪嗣冲、旅长兼芜湖镇守使马联甲时，虽然他们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六二惨案”，可倪嗣冲、马联甲的地位却依然稳如磐石。经过这次事件，许继慎认识到，只有拥有自己的武装才能打倒武装到牙齿的反动军阀，才能真正解放广大受苦受难的人民群众。
１９２４年，许继慎经党组织推荐，顺利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实现了他向往以久的投笔从戎的志愿。黄埔军校设立在四面环水的广州黄埔长洲岛上，校址原为清代水师学堂和陆军小学。６月１６日，在军校的开学典礼上，许继慎和全体学员聆听了孙中山先生精辟深刻、富有感染力的演讲：“黄埔同学们，你们应该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一个革命军人要有舍身精神，要不怕死。我敢说革命党的精神，没有别的秘诀，秘诀就是在不怕死。”孙中山先生的这两句话给许继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他时刻警示自己的座右铭。
在军校期间，许继慎除了刻苦研读军事科目、积极操练外，还努力学习革命理论，阅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由于共产党员蒋先云的帮助，许继慎的政治觉悟有了显著提高，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４年１１月，许继慎从军校毕业，在新编教导团第二团任排长，负责训练新兵。他的军事才能很快在两次东征中显露出来，并由此而成为叶挺独立团的主要战将，和曹渊、蒋先云一道被人们誉为“铁军三杰”。
１９２５年２月，在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中，许继慎因连续在淡水战役和棉湖战役中，坚守前沿、奋勇杀敌，被擢升为连长。１９２５年７月，黄埔军校教导团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许继慎任第一军第三师第七团党代表办公室少校干事，后又任七团代理党代表。同年１０月，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在兴宁战役中，由于受到陈炯明部一个师的抵抗，负责阻击任务的主力团团长慌张得脱去军服，骑马向后狂奔，样子十分狼狈。由于主官临阵脱逃，他的部队也纷纷后撤，落荒而逃，敌人则趁机发起反攻。千钧一发之际，恰逢许继慎率领七团两个连前来增援。许继慎策马追上该团长，拖着团长并驾齐驱，朝前线奔去。主官重返战斗岗位，再加上许继慎新带来两个连的生力军，敌人转而惊慌失措，最终被彻底击溃。战后，该团长因战功晋升为少将，却对关键时刻立下逆转之攻的许继慎只字不提。而许继慎非但不提战功，更缄口不讲说服该团长返回前线一事。时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在党内表扬了许继慎的“机智、勇敢和谦虚”，赞扬他有“金子”一样的优秀品格。
１９２６年７月，广东国民政府正式举行北伐。由我党直接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锋军，已于７月１２日占领湖南。为使部队得到补充，许继慎等三十多名营、连、排干部应党的派遣前往独立团，加强独立团的工作。许继慎被任命为第二营营长，先后参加了攻打平江、汀泗桥、贺胜桥等战役，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战斗。１９２７年春，叶挺调任第十一军副军长、第二十四师师长兼武汉卫戍司令，许继慎被调至该师任七十二团团长。
１９２７年４月，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成立了与武汉国民政府对立的南京政权。５月１７日，在他的收买和唆使下，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乘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武汉空虚之际，发动叛变。叛军从驻地宜昌出发，势如破竹，直抵距武汉城仅３０里的纸坊镇、土地塘一带，武汉危急。危难时刻，叶挺赶到七十二团，对团长许继慎、副团长廖运泽说：“时间很紧迫，你们团为先头部队，立即紧急集合，投入战斗，一定要守住纸坊一线，等待增援部队上来！”在许继慎的坚强指挥下，该团向叛军发动了勇猛进攻，攻占了纸坊车站和纸坊镇，与敌人相持了一夜。叛军终因人数众多，于第二天拂晓，突破了多处防线，有部分已经包围了七十二团团部，形势岌岌可危。许继慎当即发出命令说：“现在已处于生死关头，必须死里求生，一定要击败敌军！”随后，他身先士卒，手执团旗，亲率步兵连、机关枪连、特务连和团部工作人员、勤杂人员迎着叛军攻击方向冲去。狭路相逢勇者胜。在勇士们的猛烈冲杀下，几小时后，敌军开始动摇，并出现溃退迹象。许继慎当机立断，命令吹紧急冲锋号，发起全线追击。叛军终于被击退，武汉保卫战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可许继慎却先后两次被敌弹击中左右肋，身负重伤，直至南昌起义爆发前夕，重伤仍然未愈。遵照组织决定，已经奔赴起义前线的许继慎不得已满怀着遗憾离开南昌，前往上海养伤。
许继慎这位以一个团的兵力击败夏斗寅一个师的将星，不得不暂时离开军事舞台，过着异常寂静的生活，这种反常的寂静生活竟然长达三年。三年来，他的老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他的老上司叶挺组织了广州起义；他的恩师周恩来在上海指挥着中央特科，可这一切他都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参加。但是，他虽然暂时远离了多年熟悉的跃马横刀的战场，却并没有停止革命斗争。他在中央军事部的直接领导下，以个人交友的方式，利用乡土关系，对安徽留居沪上的名流人士以及北伐时期的国民党军政要人进行统战工作，促使他们倾向革命或抛弃拥蒋反共态度。这种表面上的“赋闲”生活和交友方式引来了国民党和第三党的拉拢，他立场坚定，不为所动；更为可贵的是，面对许多同志的猜疑，说他赋闲了，心灰意冷了，尤其是对某些不了解他任务的党内同志，议论他交友过广，敌我不分的误解，他也从不放在心上，仍然继续坚持工作。许继慎却万万没有料到，这种工作性质与方式后来竟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耿介率直，抨击“左”倾，引起张国焘的嫉恨
１９３０年春，新军阀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大战即将爆发，这非常利于大别山三支红军和三块革命根据地的统一领导。春节刚过，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就找到许继慎，向他宣布了党中央的两项决定和任命：一是将１９２７年以来的黄麻、商南、皖西创建的三个根据地划为特别区，建立中共鄂豫皖边特别委员会；二是以红三十一师、三十二师和三十三师为基础，组建红一军，任命许继慎为红一军军长，前往鄂豫皖边区指挥作战。在销声匿迹三年后，许继慎能够再次回到军事舞台，这令他喜出望外，而他的恩师周恩来也为自己最青睐的战将又有了用武之地，感到无比欣慰。
１９３０年４月，许继慎在湖北黄安召开根据地党和红军干部会议，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统一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的决定，并建立了以郭述申为书记的特委和红一军军部，军长许继慎、副军长徐向前，全军辖三个师共二千一百人。这极大鼓舞了大别山人民，自１９２７年１１月黄麻暴动胜利以来，他们一直都盼望着能像井冈山那样创建一个纵跨大别山的战略根据地。许继慎的到来，使大别山人民感觉到，这即将成为现实。
红一军军部成立后，许继慎将鄂豫皖苏区三支各自为战的小股红军锻造成为一支铁师劲旅，为红四方面军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他和时任副军长的徐向前默契配合，首战流波潼，次战麻埠，三战霍山城，四战英山，连战连捷，在一年的时间内，指挥２０００余人的红军消灭了１５０００余人的国民党正规军，特别是英山之战歼灭敌军一个整编旅，这是鄂豫皖红军从未有过的空前大捷，再次创造了“小蛇吞大象”的奇迹。许继慎不仅创建了统一的鄂豫皖红军（红一军），而且使红军部队在战略战术上出现了质的飞跃。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写到，由于许继慎的到来，“部队战术思想有了新的提高，战斗力大大增强，标志着鄂豫皖的红军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全国红军不断胜利、壮大和革命根据地相继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党中央又被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所统治。“立三路线”指导下的党中央和长江局命令红一军帮助鄂中及京汉路暴动，切断京汉路以进迫武汉，实现鄂豫皖边特委提出的“打到武汉过中秋”的口号。许继慎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抵制了“立三路线”的错误，他认为上级“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指示不是雄心壮志，而是主观主义、冒险主义。为此，他没有盲目机械地执行上级的命令，死死地纠缠在京汉铁路沿线，而是从实际出发，机动灵活地指挥部队向南，返回根据地附近作战。一路上，选择弱敌，歼灭了多股地方反动武装，帮助地方建立游击队，自己的部队也得到了扩充。然而，１９３０年１０月中旬召开的红一军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非但没有根据几个月来的军事行动实践评价许继慎的功过，还按照“立三路线”的标准衡量军队的工作，批评军部领导在进攻敌人大中城市和交通干线时“作战不力”，是一种消极的“右倾机会主义”；并且在改选红一军前敌委员会时，把他排斥在外。耿介率直的许继慎不为所动，仍然执行稳妥的军事战略。１２月上旬，部队夜袭金家寨，歼敌四十六师一个团，后进逼六安，诱使国民党重兵出援，１２月３０日，歼灭来援之敌三个团。恢复皖西根据地后，许继慎又率部前往鄂豫边区，在二道河击溃敌三十师一个旅。根据中央的指示，许继慎率领的红一军和蔡申熙带领的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中央派来的旷继勋任军长，许继慎改任红十一师师长。职务的下调丝毫没有影响许继慎的战斗情绪，１９３１年春，他率领红十一师和红十师密切配合，在广水双桥镇全歼敌第三十四师，生俘敌师长岳维峻以下五千余人，在红军历史上第一次取得歼敌整师的胜利。这次胜利，对粉碎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赢得了红军的迅猛发展与鄂豫皖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
正当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的时候，张国焘作为中央代表被派到鄂豫皖根据地，全面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张国焘极力推行“左”倾政策，大搞宗派主义，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动辄扣上“立三路线”、“军阀土匪作风”、“反中央分局分子”、“反党”等大帽子，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借口尊重和加强党的领导，滥用职权，建立个人统治，引起很多同志的不满和抵制，形成了日益尖锐的斗争。许继慎则是这场斗争中的关键人物和遭到张国焘打击迫害的主要对象。
张国焘最初曾想拉拢许继慎，他知道，许继慎在鄂豫皖根据地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在红四军的几个师长中，以许继慎最为能干。为取得许继慎的支持，张国焘专程赶往皖西与其交流。可许继慎的禀性是坦诚直爽，不平则鸣，无论做人还是做事，他都践行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准则，决不做违背良知的事情。这种耿介率直的性格使得他很快与张国焘发生激烈冲突。１９３１年５月底，粉碎了敌人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后，许继慎在最迫切的军事行动方针上同张国焘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许继慎认为，应抓住蒋介石的几十万兵力正向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而对鄂豫皖根据地暂时处于守势的良好时机，积极向外发展，这样可以扩大根据地，进而威逼长江，牵制敌人，配合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而张国焘却指责这一正确的主张为“立三路线的残余”，坚持所谓“巩固根据地”的方针，极力主张红军要集中全力肃清根据地内部的反动武装。在激烈的争论中，许继慎态度坚决，意见尖锐，得到了多数干部的支持，因此招来张国焘的嫉恨。为此，张国焘把许继慎视为推行“左”倾政策的主要障碍，开始莫须有地攻击、冤枉许继慎，直至将许继慎置于死地。
一封失败的策反信，令许继慎离奇惨死
为了铲除许继慎这块推行“左”倾政策的主要绊脚石，张国焘暗地里盘算过，军事上自己不如许继慎，如果想在军事方针、行军打仗、部队训练上攻击许继慎，那简直是自取其辱。而要在政治上寻找突破口，对于经历过多次党内斗争，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许继慎来说，也是行不通的。为此，张国焘把攻击方向定在了许继慎的所谓生活作风上，他刻意将一些子虚乌有的所谓“事例”通报给先行到达鄂豫皖根据地的省委书记沈泽民，要求沈泽民在党代会上向许继慎开火，败坏许继慎的形象。
１９３１年６月下旬，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首府新集主持召开了全区党员代表大会，军队连以上干部和地方负责人共九百余人出席。会议原定的主题是讨论根据地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可张国焘却有意抛出话题，让大家注意一些诸如部队中的游击习气、生活作风等问题。沈泽民是个缺乏工作经验的书生，他工作热情积极，但“左”得厉害，只会背诵马列主义的教条。于是他马上就把张国焘述说的那些有关许继慎的“事例”在大会上向众人宣布，并且厉声质问许继慎。这一切许继慎始料未及，他据理力争，一一驳斥所谓的“事例”。可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却纷纷发言，提出批评。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用虚假的事例公开指责高级将领、随意诋毁高级将领的做法，这在鄂豫皖根据地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张国焘为了达到铲除异己的卑劣目的，竟开创了党内斗争中这种极为恶劣的先例。他的这种做法，引起了绝大多数主持公道干部的强烈义愤。他们向张国焘提出意见，要求公开说明许继慎等人被冤枉的实情，决不允许凭借收集道听途说的传闻来攻击许继慎，党内决不能开此先河。
当时的中共中央由王明把持着，“左”得十分厉害。由于许继慎毕业于黄埔，与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和特务有同学之谊，而且许继慎在上海“赋闲”时与安徽籍各派政治人物的交往又十分密切，并曾经是国民党和第三党拉拢的对象，所以中央对许继慎并不信任。前文已经提到，许继慎“赋闲”上海并非出自本意，而是由于重伤未愈，不能参战；至于与各派政治人物交往密切，也是因为统战、为工作性质所要求而采取的一种工作方式，这一切却带来了中央对他的不信任。中央给鄂豫皖中央分局打了一个招呼：许继慎社会关系复杂，需要保持警惕。这个来自中央的招呼令张国焘十分兴奋，感觉腰杆子硬了几分。
１９３１年９月８日，张国焘以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名义发出第一号通告，宣布党在目前斗争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任务就是严厉镇压反革命。要求红军和地方各级党组织动员一切同志，一切革命的群众参加肃反的工作。很明显，他想借“肃反”之机，大肆翦除异己，他甚至不惜利用敌人来陷害党和军队的干部，许继慎首当其冲，就因为一封国民党特务失败的策反信，惨死在张国焘的手下。
１９３１年８月初收复英山时，蒋介石手下的特务头子曾扩情利用和许继慎在黄埔军校的同学关系，派遣特务钟俊和钟海桥到英山找许继慎。这两个特务带着曾扩情写的一封策反信，该信系蒋介石与曾扩情精心设计。蒋介石、曾扩情为了迫使许继慎就范，信中诈称许继慎与蒋已有关系，并在信中谎称曾扩情与许继慎早有联络，特意在信中夹杂了一些诸如“来归”等模糊字眼，仿佛已经就某些事情达成了协议。这一诡计可令许继慎有口难辩，并且一箭双雕：成功可使许继慎倒戈，失败也可让共产党内部产生怀疑，造成内讧。策反信暗藏着反间计，可见蒋介石与曾扩情为了许继慎确实煞费苦心。许继慎一眼就看穿了敌人的阴谋诡计，他立场坚定，光明磊落，当即下令将两名特务逮捕，连人带信一起送交军部。
军长徐向前和政委曾中生戳穿了敌人的反间计，他们根据许继慎的一贯表现，明确指出：许继慎没有问题，这封信完全是敌人利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的一个险恶手段。可是，一直在寻找机会除掉许继慎的张国焘，根本不顾事实真相，丝毫不理睬军部的意见。他把敌人信中捏造的情节和特务的“口供”作为凭证，炮制出一个所谓“许继慎为首的反革命阴谋案”。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３日，陈昌浩奉张国焘之命赶到麻埠军部，宣布撤销曾中生职务，由他接任政委，立即在红四军中进行“肃反”。阴云笼罩着红四军。许继慎等多名红四军干部先后被捕，被押送到白雀园。１０月６日，张国焘从新集赶到白雀园，亲自主持了“全力肃清四军中之反革命和整顿四军”的工作，这就是红四方面军历史上令许多老将军不堪回首的“白雀园大肃反”。张国焘在审讯中普遍使用了肉刑，在严刑逼供下，许多人屈打成招。许继慎虽遭非法逮捕和严刑拷打，仍然心怀坦然，意志坚强地同张国焘进行坚决斗争。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中旬，许继慎受到种种非人待遇之后，坚强不屈，在河南省光山县白雀园被张国焘杀害。一位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红军优秀指挥员，就这样被冤死。
许继慎之死，令红四方面军指战员感到痛惜，使整个鄂豫皖根据地的军民为之惊愕！这是我们党和红军史上一个罕见的大冤案！红白忠奸，历史自有公论。１９４５年，中共七大为在错误肃反中死难的烈士平反，许继慎的名字被列入《革命烈士英名录》第一册第一名。烈士泉下有知，也当欣慰含笑。
责任编辑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