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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墨西哥政府致力于教育和基础设施投资，清除腐败，而不是自由贸易，情况会变得更好吗？
20世纪90年代初，墨西哥总统德戈塔里（Carlos Salinas de Gortari）决定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开放贸易，鼓励外国投资，解除管制，取消特权。由此，墨西哥与美国和加拿大签订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
在NAFTA之下，美国承诺墨西哥商品进入美国可以免关税和配额；墨西哥则保证，在其国内经济政策中遵守国际规则，取消（或至少限制使用）过度管制、国有化、没收充公等转移财富（尤其是针对外国投资）的手段。人们希望这样的协定能引发大量的投资和出口，带动墨西哥工业的起飞。
六年前，我以为结论已经出来了——NAFTA获得了成功。理由是，自NAFTA签订以后，墨西哥出口不断扩张，其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10％上升到了1999年的17％，再到目前的28％。2007年，墨西哥的真实出口（绝大多数出口到美国）将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五倍。在出口产业的迅速发展中，很明显NAFTA起了巨大作用。
对于我们这些当时支持NAFTA的人来说，出口的增长会让整个墨西哥都获益匪浅。墨西哥和美国之间贸易量的上升，让两国都能实现更高的专业化水平和更精细的劳动分工。在众多重要行业中，技术含量较高的生产流程会更多地在美国进行，而科技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的流程则更多地在墨西哥完成。由于市场的扩展和专业化程度的上升，以及资本形成速度的加快，墨西哥的生产率应该能得到迅速提高——这就是自亚当斯密以来，我们经济学家所信奉的自由贸易和劳动分工的理念。
但这些仅仅是“应该如此”。
自NAFTA签订以后，墨西哥的真实GDP以年均3.6％的速度增长；除去2.2％的人口增长率，墨西哥的人均收入只比NAFTA签订之前高出约15％，其与美国的差距扩大了。更糟的是，墨西哥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也上升了。现在，出口商（但出口业工人不一定）变得更富裕了，墨西哥北部的情况也相对要好一些，有成员在美国的墨西哥家庭的境况也变好了，但其他人却不一定如此。
对经济学家来说，这里存在着一个难题。我们相信市场力量，相信贸易、专业化和国际分工的好处。我们看到了过去十年墨西哥对美国出口的大量上升，也看到了墨西哥经济的力量——宏观经济稳定，财政预算平衡，通货膨胀率低，拥有一个灵活的劳动力大军，银行系统也得到了加强，等等。
但是，这些成功并未引发生产率和工人工资的迅速提高，而且可能是与墨西哥不尽如人意的发展状况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肯定的是，墨西哥的发展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其中包括：年轻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非常之低；几乎没有任何在职培训；政府仍然给企业以沉重的负担；司法和执法体系腐败；犯罪率居高不下；地下经济规模庞大，生产率低下，造成了税收基础的缩小，抬高了其他经济部门的税率。
那么，我们能否认为，这些缺陷不足以抵消墨西哥的地理优势和新自由主义政策所带来的好处呢？
显然不能。在存在以上种种缺陷的条件下，劳动力快速增长所引发的社会负担会急剧加重。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对《财经》读者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那就是中国的崛起。对于世界各国来说，中国出口不可思议的扩张，使得过去十年成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不适合采取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政策的一段时期（当然，中国自己除外）。由于中国的影响，墨西哥商品的出口价格无法令其获得足够多的剩余，从而推动墨西哥的发展。
我们新自由主义者会指出，并不是NAFTA导致了墨西哥的基础设施短缺、高犯罪率和政府腐败；如果没有NAFTA，墨西哥的现状会比现在更差。我们新自由主义者还会指出，在1991年是不可能预测到中国迅速崛起的。
这样的说法可能是对的，但它也可能不对。在观察了过去15年墨西哥的缓慢增长以后，我们不能再简单地重复那个古老的信条。如果德戈塔里政府致力于教育和基础设施投资，清除腐败，而不是自由贸易，情况会变得更好么？有这个可能。
这个赌局的赌注是非常大的。当前全世界政治和经济体系的正当性，并非由于其公正或效率最高，而是由于它提供了和平条件下的快速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上升。比起其他许多国家来说，墨西哥的发展问题并不是很大。如果处理得当，我们应该能够帮助墨西哥在1990年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做得更好。■
作者布拉德福德·德龙（Bradford DeLong）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
20世纪90年代初，墨西哥总统德戈塔里（Carlos Salinas de Gortari）决定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开放贸易，鼓励外国投资，解除管制，取消特权。由此，墨西哥与美国和加拿大签订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
在NAFTA之下，美国承诺墨西哥商品进入美国可以免关税和配额；墨西哥则保证，在其国内经济政策中遵守国际规则，取消（或至少限制使用）过度管制、国有化、没收充公等转移财富（尤其是针对外国投资）的手段。人们希望这样的协定能引发大量的投资和出口，带动墨西哥工业的起飞。
六年前，我以为结论已经出来了——NAFTA获得了成功。理由是，自NAFTA签订以后，墨西哥出口不断扩张，其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10％上升到了1999年的17％，再到目前的28％。2007年，墨西哥的真实出口（绝大多数出口到美国）将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五倍。在出口产业的迅速发展中，很明显NAFTA起了巨大作用。
对于我们这些当时支持NAFTA的人来说，出口的增长会让整个墨西哥都获益匪浅。墨西哥和美国之间贸易量的上升，让两国都能实现更高的专业化水平和更精细的劳动分工。在众多重要行业中，技术含量较高的生产流程会更多地在美国进行，而科技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的流程则更多地在墨西哥完成。由于市场的扩展和专业化程度的上升，以及资本形成速度的加快，墨西哥的生产率应该能得到迅速提高——这就是自亚当斯密以来，我们经济学家所信奉的自由贸易和劳动分工的理念。
但这些仅仅是“应该如此”。
自NAFTA签订以后，墨西哥的真实GDP以年均3.6％的速度增长；除去2.2％的人口增长率，墨西哥的人均收入只比NAFTA签订之前高出约15％，其与美国的差距扩大了。更糟的是，墨西哥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也上升了。现在，出口商（但出口业工人不一定）变得更富裕了，墨西哥北部的情况也相对要好一些，有成员在美国的墨西哥家庭的境况也变好了，但其他人却不一定如此。
对经济学家来说，这里存在着一个难题。我们相信市场力量，相信贸易、专业化和国际分工的好处。我们看到了过去十年墨西哥对美国出口的大量上升，也看到了墨西哥经济的力量——宏观经济稳定，财政预算平衡，通货膨胀率低，拥有一个灵活的劳动力大军，银行系统也得到了加强，等等。
但是，这些成功并未引发生产率和工人工资的迅速提高，而且可能是与墨西哥不尽如人意的发展状况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肯定的是，墨西哥的发展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其中包括：年轻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非常之低；几乎没有任何在职培训；政府仍然给企业以沉重的负担；司法和执法体系腐败；犯罪率居高不下；地下经济规模庞大，生产率低下，造成了税收基础的缩小，抬高了其他经济部门的税率。
那么，我们能否认为，这些缺陷不足以抵消墨西哥的地理优势和新自由主义政策所带来的好处呢？
显然不能。在存在以上种种缺陷的条件下，劳动力快速增长所引发的社会负担会急剧加重。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对《财经》读者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那就是中国的崛起。对于世界各国来说，中国出口不可思议的扩张，使得过去十年成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不适合采取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政策的一段时期（当然，中国自己除外）。由于中国的影响，墨西哥商品的出口价格无法令其获得足够多的剩余，从而推动墨西哥的发展。
我们新自由主义者会指出，并不是NAFTA导致了墨西哥的基础设施短缺、高犯罪率和政府腐败；如果没有NAFTA，墨西哥的现状会比现在更差。我们新自由主义者还会指出，在1991年是不可能预测到中国迅速崛起的。
这样的说法可能是对的，但它也可能不对。在观察了过去15年墨西哥的缓慢增长以后，我们不能再简单地重复那个古老的信条。如果德戈塔里政府致力于教育和基础设施投资，清除腐败，而不是自由贸易，情况会变得更好么？有这个可能。
这个赌局的赌注是非常大的。当前全世界政治和经济体系的正当性，并非由于其公正或效率最高，而是由于它提供了和平条件下的快速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上升。比起其他许多国家来说，墨西哥的发展问题并不是很大。如果处理得当，我们应该能够帮助墨西哥在1990年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做得更好。■
作者布拉德福德·德龙（Bradford DeLong）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