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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与捏造，一是中性词，一是贬义词，就其本质而言，都是“无中生有”之意。无中生有，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手段仅仅是手段，它的高尚或卑劣完全决定于目的的高尚或卑劣。我有“二战”和苏联情结，对有关这两者的历史与文艺作品比较关注。观赏阅读之余，特将两个“无中生有”的陈年故事——不，是真实事件——转述出来，让大家看看什么叫虚构的辉煌与捏造的卑鄙。
（一）
先说辉煌——最近看了英国电影The Man Who Never Was（中译《谍海浮尸》《冒充者》，我认为正确的译法应是《从无此人》或《一个从未存在过的人》），由罗纳德·内米（Ronald Neame）导演。影片重现了1943年英国谍报机关如何利用一具尸体转移纳粹德国的注意，使盟军解放西西里之役获得辉煌胜利。
1943年春，“二战”进入关键时刻，正如丘吉尔所说，“曙光已经照耀在我们战士的钢盔上”。英军准备攻占德军防守严密的西西里，如果能够把德军的重兵移走一个营一架炮甚至一杆枪，都意味着拯救许多生命。那么，怎样才能引开敌方的兵力呢？英军总指挥部密谋出一个绝妙高招：借用一具尸体冒充空难坠海身亡的英国军官，身上带有由英军高级将领亲笔书写的进攻希腊的绝密文件。尸体要特意让德军发现，诱导德军相信英军的进攻目标是希腊而非西西里，而将重兵从西西里转移到希腊，以减弱西西里防守的力量。
设计极妙而操作极难。
首先要收集直布罗陀海峡和葡萄牙边境之间潮汐和洋流的详细资料，确定一处有强劲近岸流和远岸风的地方把尸体投海，让它向维尔瓦漂上岸去。因为德军顶级的间谍在西班牙这个地区活动。尸体被发现后，文件一定会被德国人窃取。然后要找一个死因与溺水而亡相似的尸体，以及采取如何在一两个星期内防腐的措施……
这个命名为“甜馅饼”的闻所未闻的行动计划有四种情况可能出错：一，尸体可能不向岸边漂浮；二，尸体可能被直接移交到英国领事馆埋葬；三，文件虽受到检验，也可能不透露到德军那儿去；四，如果德军获悉了文件仍可能被认为是假的。即使前三点顺利过关，那第四点就更难了：德军能相信英国高官蒙巴顿将军把递呈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绝密文件交给军衔较低的军官携带，而不通过正常途径传递吗？为了显得逼真，最后让那位英国将军在私人信件里臭骂了一些重要人物——这种带有个人情绪的密信是不适宜以正常途径递送的吧！
寻找合适的尸体又是个大难题。尸体都有主。有些则是被谋杀的，用不来。最终总算说服了一个刚刚死于支气管炎的（这与溺水而亡极为相似）人的父亲，但出于机密，无法说明用意，只答应日后给予国葬。他的名字将永远不被公开。那父亲被郑重告知：“这是你儿子为英格兰献身的好机会。”
于是，一个出生于1907年名叫威廉·马丁的从未存在过的人诞生了——不过已是一具尸体。他被穿上了英国皇家海军少校的制服。刚刚打造好的一块海军生死牌挂上了他的脖子。一根链子沿袖口下来围在腰间串在公文包上，包里是秘密文件。再贴上大致与他相像的照片的身份证、联合作战总部的通行证，和一个年轻军官日常应有的各种物品，一一装进了他的衣袋：香烟、火柴、一串钥匙、银行透支信函、邮票本、洗衣标记、购买六件衬衫的发票、装有大小纸币的钱包（十先令零钱则放在右边裤袋里）……与钱包放一起的是女友的玉照和一封感人肺腑的情书。这一切显示着这位青年军官生前生活的痕迹。
这封情书先是布置给一位年轻女秘书帕梅炮制的。她咬着笔杆苦思未成，她那同室密友、漂亮的露茜小姐为着好玩，自告奋勇代劳——她刚刚与匆匆上前线的情郎乔治幽会归来，心底充溢着爱意。她在假信中注入了自己的真情。写完，女伴悄悄在信末签上了露茜的真名。而露茜压根儿不知道这封玩笑情书的用途。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你今晚走的时候有些东西跟着你走了。我想你一定带走了我的心，因为我现在冰冷又空虚，你一走就让我伤感，今晚更加，因为今晚太美妙了。你真不该买那枚戒指。我知道，本来这不该买，你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你爱我；我让你买是因为我爱你。戒指不是每天都能得到的。我不会轻易戴上它的。亲爱的，我不会的。因为，如果我戴上了，那意味着你真的属于了我，别人就不能把你从我身边带走了。现在他们派你出去，留下我一个人，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你。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梦见了你，也许我们还能从头再来。你依然站在那里，是那么真实可爱。到那时，我会戴上戒指，至死不渝。上帝啊，亲爱的，自己保重吧！我爱你，我爱你。
信纸被反复折弄，像被看过无数遍似的，并把露茜小姐的照片也弄成在贴身口袋里躺了许久的样子，然后连同情信与钱包放在一起。此外，军方还缺少一些威廉·马丁出发时的证据，于是又去找来了海军俱乐部的收据——他在那儿度过了最后一夜。他还与恋人去了剧院作最后的庆祝，口袋里应有两张４月２日晚上威尔斯王子剧院的票根。
那封手写密件中明示：“计划如下：第五、第五十六师进行空降，集结主力攻打希腊。”然后，“在地中海西部继续猛烈轰炸西西里。让敌人足以相信，此岛依然是我们的主攻目标”。
将军把密信写好递给全权策划此计的特工首领伊文·蒙塔古，蒙塔古不接：“我不能接，这上面只可以有两套指纹，您的和您秘书的。”将军就亲自折叠好，蒙塔古要他用力压平折缝，然后让将军包上白纸，再接过来装入威廉·马丁的公文包。
一个深夜，英方把尸体装进一只放有防腐干冰的大铁罐，由潜艇悄悄运进规定的海域，将“威廉·马丁少校”投入大海，让他漂浮岸边去执行反法西斯战争中闻所未闻的伟大秘密任务。具体处理此事的仅四个人，潜艇的其他人员，只知道那只大铁罐是一种特殊的预测气象的浮筒。
一切都按预先设计的顺利进行。德国间谍机构抢在尸体被英领事馆领回之前偷拍了秘密文件，并迅疾递到了希特勒办公桌上。希特勒凭直觉相信这是真的，德国间谍机构也确认蒙巴顿将军的签名是真的，但这封密信的内容是不是真的呢？要弄清楚这一点的关键是，确认威廉·马丁是否确有其人。于是德方派出了一个化名奥雷利的间谍，装扮成威廉·马丁的朋友去伦敦探听虚实。
这一厢，英国情报部们对终于转到他们手中依然密封的“秘密文件”进行鉴定，发现已被打开过而且极可能拍过照片——无疑已让德军“窃取”了情报并中了圈套！
与此同时，那个说着爱尔兰腔英语的德国间谍根据“威廉·马丁少校”的“遗物”往伦敦逐一调查。他先让一名化装成出租车司机的潜伏特工把他送到下榻旅馆，并携带了“司机”当作行李给他的发报机。然后，他去“马丁”买过六件衬衫的商店询问，要买“朋友”几星期前买过的同样的衬衫。店员说，如果你朋友不久前买过的那就是这一种了。他再去海军俱乐部查不久前来消费过的“朋友马丁”的账户，借口跟这位好友失去了联系，只好从他的账户找找线索看。服务员查了半天找到许多个马丁，独独未见海军的“威廉·马丁”，说，他可能是个临时会员，这里就没有登记了。他又换了个化名去银行说“好友马丁不幸死了”，他想代为查询一下马丁的透支情况，为他清理债务。银行行长是事先被打过招呼的，他告诉间谍，电话里说不妥，约他明天下午两点一刻去银行面谈，一面立马通知了伊文·蒙塔古。第二天间谍没敢露面。银行行长干等他时，间谍则在公园长椅上仔细研究“马丁女友”露茜的肖像背景，认准了是什么街多少号，估计这就是露茜的住处，就寻踪而往。
这时，在图书馆工作的露茜·舍伍德小姐正因得悉恋人乔治空战坠海牺牲而悲痛欲绝。
间谍终于找到了露茜与帕梅合住的寓所。不善表演的帕梅碰到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几乎有些手足无措——这位自称“马丁的多年好友”带来了马丁身亡的噩耗。正处尴尬之时，伤心至极的露茜垂头丧气地归来。她一听又是一个与乔治同样不幸的消息而大放哀声：“你给我的戒指永远戴不上了……”此情此景，这名间谍尽管精明，也不容得他不相信了：这位悲伤的露茜小姐不是马丁的恋人又会是谁呢！由此证明，马丁是真的！
那么，马丁真的是真的吗？
这名间谍倒还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他决定拿自己的生命作一次赌注。他主动给这两位英国小姐留下了他下榻的旅馆的地址，说如果需要他帮助就找他。
间谍匆匆赶回旅馆，发报：“马丁可能是真的。但为了确证，我故意向敌人显示了身份。一小时后如没有我的消息，说明我暴露而被捕了，也就说明马丁是假的。”
这时是晚上十点钟。他拔出枪，上好膛，拉开房门，回到床沿，坐下，静候。时钟，嘀嘀地走着。
这边，帕梅小姐立即向伊文·蒙塔古汇报。蒙塔古问：你怎么知道这家伙相信了？帕梅说，从他的眼神里我感觉是这样，并给了间谍留下的地址。
联合行动的法国情报部门未经蒙塔古同意就驱车疾驰去核实间谍留下的地址是否真实。蒙塔古急了，驾车火速赶上了法国同行，厉声阻止：你们这种贸然行动一经暴露，顶多抓住了一个间谍，而要牺牲掉我们三万人！“甜馅饼”行动就前功尽弃。绝对不能惊动这个间谍，让他安然回去！
于是，间谍下榻的旅馆周围，除了树阴里几双无声监视的眼睛外，春夜，一片静寂。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去，那个间谍放心了，发报：“马丁是真的……”
一如“甜馅饼”所安排的，德军把重兵移到了希腊，盟军顺利攻占了西西里，创造了辉煌的战果。
（二）
再说卑鄙——1934年到1937年，为清除大批列宁的亲密战友，斯大林亲手设置、最终败露、贻笑天下的那个“套”。
曾身居苏联庞大国家机器高层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与斯大林制度决裂后，在国外出版了他惊世骇俗的揭露历史真相的《震撼世界的莫斯科三次大审判》——中译本是它面世整整四十年之后，才由彭卓吾翻译、红旗出版社出版的。十三年前那个冬夜到黎明，我读它时，心，一直在颤抖。今天重读，依然如此……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套”？且听在下慢慢转述：
莫斯科三次大审判首要目标是托洛茨基。作为1905年革命和十月革命卓越领导人的托洛茨基，最为列宁所信任，最被斯大林所痛恨。但托洛茨基1929年就被驱逐到国外，无法控制他的斯大林就更加痛恨托洛茨基，必欲除之而后快。斯大林和他的追随者便捏造出一个“阴谋联系网”，托洛茨基是整个“反革命地下组织”的领导。他通过这张网，从他在不同时期居住过的丹麦、法国、挪威等国家，把黑手伸向苏联。斯大林捏造托洛茨基与反革命阴谋网联系有两种方式：一，托洛茨基与这个地下组织的苏联领导人秘密通信；二，这些领导人专程从苏联到托洛茨基那儿汇报并接受指令。但在莫斯科三次大审判中，没有获得“秘密通信”的丝毫证据。而国家公诉人强调，不仅是通信而且秘密会见已不止一次。为了公诉人说话有依据，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授意戈尔茨曼、皮达可夫、罗姆三名被告人在法庭上承认他们每个人在不同时期都在国外见过托洛茨基，并从他那里领到过给地下组织的指令。斯大林满怀信心地估计，这将是一张把政敌打得落花流水的王牌……
精心导演设计的场景是这样的：被告人戈尔茨曼供认说：
1932年11月我被派往柏林执行公务时，曾在柏林秘密会见了托洛茨基的儿子列夫·谢多夫。我受阴谋组织的一个领导人伊·尼·斯米尔诺夫的委托，把一份报告和联系密码交给了谢多夫，让他转给托洛茨基。在随后的一次会见中，谢多夫建议由他陪我一起去哥本哈根与托洛茨基相见。我同意了他的建议，但我提醒他说，为了不引人注意，咱们俩不好一起去。我与谢多夫商定，我过两三天再去哥本哈根，住在布里斯托尔旅馆，在那儿跟他碰头。我一出车站就直奔旅馆，在旅馆的前厅见到了谢多夫。上午将近十点钟，我们一起去见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对我说：“务须除掉斯大林。务须挑选一些合适的人来干这件事……”
戈尔茨曼的供词一经见报，托洛茨基立马声明这是伪证，并立即通过外国新闻社向苏联法庭和国家公诉人维辛斯基提出要求：让他们问一问戈尔茨曼，他是拿什么护照用什么名字去丹麦的。维辛斯基当然没有胆量调查答复，他很清楚，丹麦当局对所有出入境的外国人，都要把他的姓名及护照登记在案，西方新闻记者去一查就会露馅！好在苏联的法律“无所畏惧”，录下口供就可定罪。法庭判决所有被告人包括戈尔茨曼在内，一律枪决。1936年8月25日，戈尔茨曼与其他“罪犯”永远地沉默无言了。斯大林心想这出戏的谜底也就永远不会被揭开了。
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对约瑟夫·斯大林也不例外。“反革命”们被处决不到一星期，9月1日，丹麦官方报纸《社会民主报》刊出惊人消息：布里斯托尔旅馆早在1917年就因拆除大楼而关闭了；1932年戈尔茨曼怎么可能在那儿与谢多夫碰头，随后他们俩又一起从那儿去托洛茨基的住处会面呢！显然，一切都是捏造的！
这件丑闻瞬间传遍了世界。顺便说说，当时美国哲学家、实用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约翰·杜威私人组织的一个调查委员会对莫斯科控告托洛茨基的调查中还证实：戈尔茨曼供词中说的他与谢多夫会面的日期也不对，谢多夫那时正在柏林而不在哥本哈根！对这一切，斯大林对外只好保持沉默，对内则大发雷霆：“你们，你们这些人，干吗想出这个该死的布里斯托尔旅馆呀！应该说他们是在车站见面才对。车站在任何时候都变动不了的！”
斯大林命令亚戈达（另译雅哥达）立即认真追查，并把出了这样差错、损害了整个审判威信的工作人员的名字报上来。亚戈达想挽回一点败局，派出一名经验丰富的特工赶去哥本哈根实地查看，能否采取点补救措施，但他一无所获而回。参与此案的人都异常纳闷：哥本哈根的旅馆多得不胜枚举，经验老到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偏偏挑中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布里斯托尔”！真叫“冤枉鬼叫”啦！
根据斯大林指令追查出的经过是这样的：
当戈尔茨曼经不住严刑拷打，终于同意在向他提出的一切要求上签字。这时审判者们要求选一个戈尔茨曼与谢多夫假的会面地点，这个地点要便于去托洛茨基的寓所。
叶若夫认定，最合适的地点是旅馆。本应当从外交人民委员部负责收集所有外国情报的“第一管理局”提供一个合适的哥本哈根某旅馆的名字。但是，负责“从技术方面”来准备审判程序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秘密特工头子莫尔恰诺夫认为，直接向外交人民委员部要一个哥本哈根的旅馆的名字不够慎重。因为他知道，这个旅馆的名字，不久将在公开的审判中出现，届时，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们就会猜到是怎么回事了。于是，莫尔恰诺夫自作聪明地叫自己的秘书打电话给外交人民委员部第一管理局，请他们把奥斯陆和哥本哈根的旅馆介绍几个过来，听起来似乎是为了给一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出国人员安排下榻处。
秘书按莫尔恰诺夫的指示办了。可秘书在打印弄来的旅馆名单时，把在奥斯陆和在哥本哈根的旅馆名字搞错了。莫尔恰诺夫好选不选，偏偏选中了这个该死的“布里斯托尔”。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就这样产生了！“布里斯托尔”倒是有的，不过不在哥本哈根，而是在奥斯陆。
戈尔茨曼被迫承认自己与托洛茨基在“布里斯托尔”会面密谋，在供词上签字，哪里知晓个中奥秘呢！
我之所以将一些必须完成的重要稿子暂放一边，而从屏幕上和书页中转述这两个真实的故事，其目的只想让热衷于集体遗忘和日益浸润于物欲的人们，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中某些震惊世界的片段。这不是没有意义的——尽管如今已不太注意“意义”两字了。
（一）
先说辉煌——最近看了英国电影The Man Who Never Was（中译《谍海浮尸》《冒充者》，我认为正确的译法应是《从无此人》或《一个从未存在过的人》），由罗纳德·内米（Ronald Neame）导演。影片重现了1943年英国谍报机关如何利用一具尸体转移纳粹德国的注意，使盟军解放西西里之役获得辉煌胜利。
1943年春，“二战”进入关键时刻，正如丘吉尔所说，“曙光已经照耀在我们战士的钢盔上”。英军准备攻占德军防守严密的西西里，如果能够把德军的重兵移走一个营一架炮甚至一杆枪，都意味着拯救许多生命。那么，怎样才能引开敌方的兵力呢？英军总指挥部密谋出一个绝妙高招：借用一具尸体冒充空难坠海身亡的英国军官，身上带有由英军高级将领亲笔书写的进攻希腊的绝密文件。尸体要特意让德军发现，诱导德军相信英军的进攻目标是希腊而非西西里，而将重兵从西西里转移到希腊，以减弱西西里防守的力量。
设计极妙而操作极难。
首先要收集直布罗陀海峡和葡萄牙边境之间潮汐和洋流的详细资料，确定一处有强劲近岸流和远岸风的地方把尸体投海，让它向维尔瓦漂上岸去。因为德军顶级的间谍在西班牙这个地区活动。尸体被发现后，文件一定会被德国人窃取。然后要找一个死因与溺水而亡相似的尸体，以及采取如何在一两个星期内防腐的措施……
这个命名为“甜馅饼”的闻所未闻的行动计划有四种情况可能出错：一，尸体可能不向岸边漂浮；二，尸体可能被直接移交到英国领事馆埋葬；三，文件虽受到检验，也可能不透露到德军那儿去；四，如果德军获悉了文件仍可能被认为是假的。即使前三点顺利过关，那第四点就更难了：德军能相信英国高官蒙巴顿将军把递呈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绝密文件交给军衔较低的军官携带，而不通过正常途径传递吗？为了显得逼真，最后让那位英国将军在私人信件里臭骂了一些重要人物——这种带有个人情绪的密信是不适宜以正常途径递送的吧！
寻找合适的尸体又是个大难题。尸体都有主。有些则是被谋杀的，用不来。最终总算说服了一个刚刚死于支气管炎的（这与溺水而亡极为相似）人的父亲，但出于机密，无法说明用意，只答应日后给予国葬。他的名字将永远不被公开。那父亲被郑重告知：“这是你儿子为英格兰献身的好机会。”
于是，一个出生于1907年名叫威廉·马丁的从未存在过的人诞生了——不过已是一具尸体。他被穿上了英国皇家海军少校的制服。刚刚打造好的一块海军生死牌挂上了他的脖子。一根链子沿袖口下来围在腰间串在公文包上，包里是秘密文件。再贴上大致与他相像的照片的身份证、联合作战总部的通行证，和一个年轻军官日常应有的各种物品，一一装进了他的衣袋：香烟、火柴、一串钥匙、银行透支信函、邮票本、洗衣标记、购买六件衬衫的发票、装有大小纸币的钱包（十先令零钱则放在右边裤袋里）……与钱包放一起的是女友的玉照和一封感人肺腑的情书。这一切显示着这位青年军官生前生活的痕迹。
这封情书先是布置给一位年轻女秘书帕梅炮制的。她咬着笔杆苦思未成，她那同室密友、漂亮的露茜小姐为着好玩，自告奋勇代劳——她刚刚与匆匆上前线的情郎乔治幽会归来，心底充溢着爱意。她在假信中注入了自己的真情。写完，女伴悄悄在信末签上了露茜的真名。而露茜压根儿不知道这封玩笑情书的用途。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你今晚走的时候有些东西跟着你走了。我想你一定带走了我的心，因为我现在冰冷又空虚，你一走就让我伤感，今晚更加，因为今晚太美妙了。你真不该买那枚戒指。我知道，本来这不该买，你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你爱我；我让你买是因为我爱你。戒指不是每天都能得到的。我不会轻易戴上它的。亲爱的，我不会的。因为，如果我戴上了，那意味着你真的属于了我，别人就不能把你从我身边带走了。现在他们派你出去，留下我一个人，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你。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梦见了你，也许我们还能从头再来。你依然站在那里，是那么真实可爱。到那时，我会戴上戒指，至死不渝。上帝啊，亲爱的，自己保重吧！我爱你，我爱你。
信纸被反复折弄，像被看过无数遍似的，并把露茜小姐的照片也弄成在贴身口袋里躺了许久的样子，然后连同情信与钱包放在一起。此外，军方还缺少一些威廉·马丁出发时的证据，于是又去找来了海军俱乐部的收据——他在那儿度过了最后一夜。他还与恋人去了剧院作最后的庆祝，口袋里应有两张４月２日晚上威尔斯王子剧院的票根。
那封手写密件中明示：“计划如下：第五、第五十六师进行空降，集结主力攻打希腊。”然后，“在地中海西部继续猛烈轰炸西西里。让敌人足以相信，此岛依然是我们的主攻目标”。
将军把密信写好递给全权策划此计的特工首领伊文·蒙塔古，蒙塔古不接：“我不能接，这上面只可以有两套指纹，您的和您秘书的。”将军就亲自折叠好，蒙塔古要他用力压平折缝，然后让将军包上白纸，再接过来装入威廉·马丁的公文包。
一个深夜，英方把尸体装进一只放有防腐干冰的大铁罐，由潜艇悄悄运进规定的海域，将“威廉·马丁少校”投入大海，让他漂浮岸边去执行反法西斯战争中闻所未闻的伟大秘密任务。具体处理此事的仅四个人，潜艇的其他人员，只知道那只大铁罐是一种特殊的预测气象的浮筒。
一切都按预先设计的顺利进行。德国间谍机构抢在尸体被英领事馆领回之前偷拍了秘密文件，并迅疾递到了希特勒办公桌上。希特勒凭直觉相信这是真的，德国间谍机构也确认蒙巴顿将军的签名是真的，但这封密信的内容是不是真的呢？要弄清楚这一点的关键是，确认威廉·马丁是否确有其人。于是德方派出了一个化名奥雷利的间谍，装扮成威廉·马丁的朋友去伦敦探听虚实。
这一厢，英国情报部们对终于转到他们手中依然密封的“秘密文件”进行鉴定，发现已被打开过而且极可能拍过照片——无疑已让德军“窃取”了情报并中了圈套！
与此同时，那个说着爱尔兰腔英语的德国间谍根据“威廉·马丁少校”的“遗物”往伦敦逐一调查。他先让一名化装成出租车司机的潜伏特工把他送到下榻旅馆，并携带了“司机”当作行李给他的发报机。然后，他去“马丁”买过六件衬衫的商店询问，要买“朋友”几星期前买过的同样的衬衫。店员说，如果你朋友不久前买过的那就是这一种了。他再去海军俱乐部查不久前来消费过的“朋友马丁”的账户，借口跟这位好友失去了联系，只好从他的账户找找线索看。服务员查了半天找到许多个马丁，独独未见海军的“威廉·马丁”，说，他可能是个临时会员，这里就没有登记了。他又换了个化名去银行说“好友马丁不幸死了”，他想代为查询一下马丁的透支情况，为他清理债务。银行行长是事先被打过招呼的，他告诉间谍，电话里说不妥，约他明天下午两点一刻去银行面谈，一面立马通知了伊文·蒙塔古。第二天间谍没敢露面。银行行长干等他时，间谍则在公园长椅上仔细研究“马丁女友”露茜的肖像背景，认准了是什么街多少号，估计这就是露茜的住处，就寻踪而往。
这时，在图书馆工作的露茜·舍伍德小姐正因得悉恋人乔治空战坠海牺牲而悲痛欲绝。
间谍终于找到了露茜与帕梅合住的寓所。不善表演的帕梅碰到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几乎有些手足无措——这位自称“马丁的多年好友”带来了马丁身亡的噩耗。正处尴尬之时，伤心至极的露茜垂头丧气地归来。她一听又是一个与乔治同样不幸的消息而大放哀声：“你给我的戒指永远戴不上了……”此情此景，这名间谍尽管精明，也不容得他不相信了：这位悲伤的露茜小姐不是马丁的恋人又会是谁呢！由此证明，马丁是真的！
那么，马丁真的是真的吗？
这名间谍倒还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他决定拿自己的生命作一次赌注。他主动给这两位英国小姐留下了他下榻的旅馆的地址，说如果需要他帮助就找他。
间谍匆匆赶回旅馆，发报：“马丁可能是真的。但为了确证，我故意向敌人显示了身份。一小时后如没有我的消息，说明我暴露而被捕了，也就说明马丁是假的。”
这时是晚上十点钟。他拔出枪，上好膛，拉开房门，回到床沿，坐下，静候。时钟，嘀嘀地走着。
这边，帕梅小姐立即向伊文·蒙塔古汇报。蒙塔古问：你怎么知道这家伙相信了？帕梅说，从他的眼神里我感觉是这样，并给了间谍留下的地址。
联合行动的法国情报部门未经蒙塔古同意就驱车疾驰去核实间谍留下的地址是否真实。蒙塔古急了，驾车火速赶上了法国同行，厉声阻止：你们这种贸然行动一经暴露，顶多抓住了一个间谍，而要牺牲掉我们三万人！“甜馅饼”行动就前功尽弃。绝对不能惊动这个间谍，让他安然回去！
于是，间谍下榻的旅馆周围，除了树阴里几双无声监视的眼睛外，春夜，一片静寂。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去，那个间谍放心了，发报：“马丁是真的……”
一如“甜馅饼”所安排的，德军把重兵移到了希腊，盟军顺利攻占了西西里，创造了辉煌的战果。
（二）
再说卑鄙——1934年到1937年，为清除大批列宁的亲密战友，斯大林亲手设置、最终败露、贻笑天下的那个“套”。
曾身居苏联庞大国家机器高层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与斯大林制度决裂后，在国外出版了他惊世骇俗的揭露历史真相的《震撼世界的莫斯科三次大审判》——中译本是它面世整整四十年之后，才由彭卓吾翻译、红旗出版社出版的。十三年前那个冬夜到黎明，我读它时，心，一直在颤抖。今天重读，依然如此……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套”？且听在下慢慢转述：
莫斯科三次大审判首要目标是托洛茨基。作为1905年革命和十月革命卓越领导人的托洛茨基，最为列宁所信任，最被斯大林所痛恨。但托洛茨基1929年就被驱逐到国外，无法控制他的斯大林就更加痛恨托洛茨基，必欲除之而后快。斯大林和他的追随者便捏造出一个“阴谋联系网”，托洛茨基是整个“反革命地下组织”的领导。他通过这张网，从他在不同时期居住过的丹麦、法国、挪威等国家，把黑手伸向苏联。斯大林捏造托洛茨基与反革命阴谋网联系有两种方式：一，托洛茨基与这个地下组织的苏联领导人秘密通信；二，这些领导人专程从苏联到托洛茨基那儿汇报并接受指令。但在莫斯科三次大审判中，没有获得“秘密通信”的丝毫证据。而国家公诉人强调，不仅是通信而且秘密会见已不止一次。为了公诉人说话有依据，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授意戈尔茨曼、皮达可夫、罗姆三名被告人在法庭上承认他们每个人在不同时期都在国外见过托洛茨基，并从他那里领到过给地下组织的指令。斯大林满怀信心地估计，这将是一张把政敌打得落花流水的王牌……
精心导演设计的场景是这样的：被告人戈尔茨曼供认说：
1932年11月我被派往柏林执行公务时，曾在柏林秘密会见了托洛茨基的儿子列夫·谢多夫。我受阴谋组织的一个领导人伊·尼·斯米尔诺夫的委托，把一份报告和联系密码交给了谢多夫，让他转给托洛茨基。在随后的一次会见中，谢多夫建议由他陪我一起去哥本哈根与托洛茨基相见。我同意了他的建议，但我提醒他说，为了不引人注意，咱们俩不好一起去。我与谢多夫商定，我过两三天再去哥本哈根，住在布里斯托尔旅馆，在那儿跟他碰头。我一出车站就直奔旅馆，在旅馆的前厅见到了谢多夫。上午将近十点钟，我们一起去见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对我说：“务须除掉斯大林。务须挑选一些合适的人来干这件事……”
戈尔茨曼的供词一经见报，托洛茨基立马声明这是伪证，并立即通过外国新闻社向苏联法庭和国家公诉人维辛斯基提出要求：让他们问一问戈尔茨曼，他是拿什么护照用什么名字去丹麦的。维辛斯基当然没有胆量调查答复，他很清楚，丹麦当局对所有出入境的外国人，都要把他的姓名及护照登记在案，西方新闻记者去一查就会露馅！好在苏联的法律“无所畏惧”，录下口供就可定罪。法庭判决所有被告人包括戈尔茨曼在内，一律枪决。1936年8月25日，戈尔茨曼与其他“罪犯”永远地沉默无言了。斯大林心想这出戏的谜底也就永远不会被揭开了。
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对约瑟夫·斯大林也不例外。“反革命”们被处决不到一星期，9月1日，丹麦官方报纸《社会民主报》刊出惊人消息：布里斯托尔旅馆早在1917年就因拆除大楼而关闭了；1932年戈尔茨曼怎么可能在那儿与谢多夫碰头，随后他们俩又一起从那儿去托洛茨基的住处会面呢！显然，一切都是捏造的！
这件丑闻瞬间传遍了世界。顺便说说，当时美国哲学家、实用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约翰·杜威私人组织的一个调查委员会对莫斯科控告托洛茨基的调查中还证实：戈尔茨曼供词中说的他与谢多夫会面的日期也不对，谢多夫那时正在柏林而不在哥本哈根！对这一切，斯大林对外只好保持沉默，对内则大发雷霆：“你们，你们这些人，干吗想出这个该死的布里斯托尔旅馆呀！应该说他们是在车站见面才对。车站在任何时候都变动不了的！”
斯大林命令亚戈达（另译雅哥达）立即认真追查，并把出了这样差错、损害了整个审判威信的工作人员的名字报上来。亚戈达想挽回一点败局，派出一名经验丰富的特工赶去哥本哈根实地查看，能否采取点补救措施，但他一无所获而回。参与此案的人都异常纳闷：哥本哈根的旅馆多得不胜枚举，经验老到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偏偏挑中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布里斯托尔”！真叫“冤枉鬼叫”啦！
根据斯大林指令追查出的经过是这样的：
当戈尔茨曼经不住严刑拷打，终于同意在向他提出的一切要求上签字。这时审判者们要求选一个戈尔茨曼与谢多夫假的会面地点，这个地点要便于去托洛茨基的寓所。
叶若夫认定，最合适的地点是旅馆。本应当从外交人民委员部负责收集所有外国情报的“第一管理局”提供一个合适的哥本哈根某旅馆的名字。但是，负责“从技术方面”来准备审判程序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秘密特工头子莫尔恰诺夫认为，直接向外交人民委员部要一个哥本哈根的旅馆的名字不够慎重。因为他知道，这个旅馆的名字，不久将在公开的审判中出现，届时，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们就会猜到是怎么回事了。于是，莫尔恰诺夫自作聪明地叫自己的秘书打电话给外交人民委员部第一管理局，请他们把奥斯陆和哥本哈根的旅馆介绍几个过来，听起来似乎是为了给一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出国人员安排下榻处。
秘书按莫尔恰诺夫的指示办了。可秘书在打印弄来的旅馆名单时，把在奥斯陆和在哥本哈根的旅馆名字搞错了。莫尔恰诺夫好选不选，偏偏选中了这个该死的“布里斯托尔”。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就这样产生了！“布里斯托尔”倒是有的，不过不在哥本哈根，而是在奥斯陆。
戈尔茨曼被迫承认自己与托洛茨基在“布里斯托尔”会面密谋，在供词上签字，哪里知晓个中奥秘呢！
我之所以将一些必须完成的重要稿子暂放一边，而从屏幕上和书页中转述这两个真实的故事，其目的只想让热衷于集体遗忘和日益浸润于物欲的人们，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中某些震惊世界的片段。这不是没有意义的——尽管如今已不太注意“意义”两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