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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建议，新中国设置文史研究馆，将从旧社会过来的、具有相当学识和声望的老年知识分子组织起来，以解决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无着问题。中央和各省市文史馆的首任馆长，大都由年高德劭、学识渊博的文史老人担任。一次，中央统战部领导到上海看望张元济先生，谈及邀请他担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的意向。先生因病对此事甚有顾虑，没有答应。后来陈毅市长亲临榻前问候致意，并转达是毛主席提名他出任馆长的意见。于是，先生也就不再推辞。
在当时上海众多的耆宿硕彦中，张元济无疑是最具声望的文史巨擘。
戊戌变法中的“稳健派”
张元济1867年10月出生于浙江海盐。张氏本是诗书传家的望族，但到先生出生时已家道中落。他幼年人塾读书，从秀才、举人到贡士、进士。1892年6月，光绪皇帝在太和殿召见新科进士，授张元济等为翰林院庶吉士。至此，25岁的张元济完成了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所要经历的所有重要考试，进入封建社会权力中心，可谓少年得志。
可是他的人生道路却比科举考试走得艰辛。当此之时，正是清王朝衰落，外患频仍的时代。张元济等一批年轻官员经常在陶然亭聚会，议论朝政，主张改革。他和几位志趣相投的友人结成健社，在此基础上又集资创办为年轻京官讲授新学的“通艺学堂”，设立洋文、舆算，及兵、商、农、矿等科，在京城卓有声誉。1898年，侍读学士徐致靖向光绪上《保荐人才折》，举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五人，光绪即于6月16日召见张元济，询问通艺学堂事，兼及铁路、外交等问题。张元济一一作答。他说：“要开铁路必须赶紧预备人材，洋工程师断不可靠。不但铁路，即矿山、河渠、船厂、机器厂，在在均关紧要，应责成大学堂认真造就各项人材。皇上注重翻译，尤为扼要之图。如公使领事均能得人，外交必然逐渐起色。臣在总署觉得使领人才殊为缺乏，亦需早作储备。现仅有同文馆及外省之广方言馆，断不敷用。”
建铁路、开工厂、办外交，都是当时变法维新的紧要之事，其关键是培养新式人才，这也是张元济与光绪谈话的核心。在此之前，光绪曾广开言路，鼓励朝廷各部司员上书言事。张元济接连上奏，提出满汉通婚，除发辫，去跪拜等，这些言论堪称惊世骇俗。“不安卑位竟言高，妄欲回天气自豪”。先生以年轻人勇往直前的锐气，站在国家全局的角度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和同时代一批具有济世匡时思想的青年士子一样，寄希望于光绪皇帝的变法维新。
虽然张元济提出的强国方略都是针对时弊、具有可操作性的，无奈受制于慈禧太后的光绪皇帝无法实行。他感觉到了帝、后所代表的新旧两派，即维新派与顽固派之间日趋激烈的矛盾斗争。光绪召见张元济时，虽“辞气和蔼”，每每鼓励他畅所欲言，不必有所戒惧，但他见皇帝“面貌殊欠刚健”，“有心变法，但力似未足”，又见御座后窗似有人影晃动，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在这样的情势下，也就不便多说了。
戊戌变法终以失败告终。谭嗣同等六志士喋血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张元济也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据先生后人分析，张元济是维新派中的稳健和非主流人物。他对变法维新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血的教训使他更清醒地认识到，“夫以数千年之古国，一旦欲效法欧、关，变易一切，诚非易事”。因此，他虽然拥护变法，钦佩首倡变法的康、梁的勇气和才华，对六位舍身成仁的“世之先觉”更是充满崇敬惋惜之情，但对康、梁脱离社会现实的激进做法是有保留的。政变前他曾劝康有为趁各省废八股、兴学堂之机，“离京回籍，韬晦一时，免撄众忌。到粤专办学堂，搜罗才智，讲求种种学术，俟风气大开，新进盈廷，人才蔚起，再图出山。则变法之事不难迎刃而解”。这可以看作是张元济的变法主张。而当时踌躇满志的康有为当然不可能听从。在变法运动中，张元济并没有进入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核心。他与维新派领袖人物保持了距离，而与意气相投的汪康年、严复、蔡元培等交往甚多。他主张通过和平的、“勿伤和气”的方式，渐进式地改良社会。尽管各种救世方略无不受当时特定历史条件制约，成败固难逆料，但先生改良社会的志向和求实精神是令人钦佩的。
张元济被革职后，离开北京到了上海。由“士”致“仕”，又从“仕”回归“士”。经此剧变，先生的思想更深沉、切实。集天时地利人和之便的上海，为他实践自己的主张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以扶助教育为己任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张元济痛切地感到中国的变革缺乏社会基础，在广大民众中没有形成对变革的认识，在官僚士绅阶层也没有形成变革所需要的人才。有鉴于此，他接受李鸿章的推荐，到上海进了盛宣怀创办的新式学校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任译书院主事(院长)。他在给盛宣怀等人的信中说：“中国虽称四万万人，其受教育者不过四十万人，是才得千分之一耳。且此四十万人者，亦不过能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几句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茫然无所知也。”由于“今中国民智过卑”，对“国之危亡非所问，种之衰灭非所计”，兴办铁路，则谓有碍本地风水；废除书院，又说绝了寒士生路。如此情状，无论上面采取什么措施都难以奏效。
回天乏术，路在何方?他认为出路在普及教育，使“民智大开”。
在南洋公学三年后，张元济应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商务”)创办人夏瑞芳的邀请，到商务筹建编译所。人商务之初，他就与其约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以后，他始终把商务看作重要的教育机构。1910年，张元济出国考察教育和出版事业。回国后，他在创办中国教育会的章程中，规定该会宗旨是“一应世界之趋势，以定教育之方针；二察社会之现状，以求教育之进步”。并将面向世界，面向社会的教育思想付诸实践。商务办的讲习社、幼稚园、师范班、暑期班、励志夜校、同人子弟学校，特别是函授学校等，都办得很有社会影响。晚年，先生在《别商务印书馆同人》诗中写道：“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商务成为先生进行教育实验的基地，“开启民智”的“良田”。以致1906年朝廷打算重新起用他时，亦被婉言拒绝。他说，商务的工作“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
张元济在商务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比较突出的，一是出版新式教科书，二是译介国外著作。当时，清政府迫于国势日颓允准各地开办学堂培养人才。编辑出版一套适用的教材成为办学之需。先生和他的同仁把握住了这一历史机遇，充分发挥商务在资金、技术和人才上的优势，及时编印出版了一套“最新教科书”。这套书按学制、分学期、分科目编写，适应了近现代学校教育体制。几年中，先生参与编纂和校订的教科书达五十多种三百多册。他亲自参与编写的《国文教科书》，在内容上提倡爱国主义和中华传统美德，摒弃了“三纲五常”、宣扬“忠君”的课文，适当引入外国政事和科学知 识，以及民主、平等、博爱等新观念。书中的彩色插图，系用从国外引进的先进技术印制。还配备了相应的“教授法”，供教师参阅。商务教科书以新颖的内容和形式，上乘的编辑质量，赢得社会各界好评，市场占有率长期保持在70％左右。
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是张元济教育思想的重要方面。他30岁开始学英语，当时在总理衙门当章京的，只有他一个人识得洋文。有感于中国人不了解世界、官员昏庸颟顸的问题，他借助出版阵地，大量组织译介西方的学术和文艺著作，来开拓国人视野，更新人们的思想观念。如严复翻译的《原富》等八种学术著作，林纾翻译的一百多种小说，都对中国社会尤其是思想文化界产生过重要影响。颜惠庆主编的《英华大辞典》等多种外文工具书的出版，适应了中外文化交流的需要。商务创办的《东方杂志》，及时介绍日俄战况、英军入侵西藏的情况及各类言论，广受民众关注。1907年初，在张元济主持下，商务推出了一部80册400万字的《日本法规大全》。出版这部集明治维新后日本法律之大成的重要资料，本意是为了推动君主立宪，他当时认为君主立宪有助于中国社会进步。后来事实教育了他，这条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从1911年起，由他参与发起创办的《法政杂志》，内容也从宣传立宪全面转向支持共和、宣传共和了。
由于张元济等商务同仁的努力，商务发展成集出版、印刷、发行三位一体的大型出版企业，成为我国近现代出版事业的基石，在普及教育、造就新式人才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告诉张元济，他年轻时读过许多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从中获得不少新知识。
编书印书传承中华文化
张元济曾手书条幅：“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他一生读书、购书、藏书、校书、印书，做得最有成绩的就是出版书籍，尤其是古籍。1926年先生60岁时，辞去监理改任董事长，从此将主要精力用于抓影印古籍的工作。在此之前，商务已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他始终是主其事者。
作为维新人士，张元济非常重视“西学”的介绍，但他从来没有将“西学”与传统文化对立起来，而是主张两者结合。他说作为中国人，首先要学好中国文化。吸引国外学术新知，是为了“扫腐儒之陈说而振兴吾国民之精神”，使“学成之辈无不知爱其国、卫其种”。他将编印古籍、“为古书续命”，当作“事关国脉”的大事来做。早在1909年，因编译工作需要，他陆续购置图书，并在编译所三楼设立涵芬楼图书馆。涵芬楼所藏善本，不少是从国外书商藏家的觊觎中争购来的。对一些外国人凭借本国侵略势力大肆掠夺我国珍贵文物，包括秘笈典藏的情况，张元济深为忧虑。在欧洲考察期间，他曾访问窃取我敦煌文物的斯坦因等人，并在他们陪同下察看了伦敦、巴黎博物馆的敦煌遗书。作为最早看到这批文物的中国学者，国外“探宝”对张元济触动很大。他在写给好友傅增湘的信中说：“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失坠，此为应尽之责。”
为了收购浙江陆氏所藏稀珍的近百部宋元版书籍，不使之流出国门，他与总经理商定，打算斥巨资买下这批书。但后来还是被日本人以更高价钱抢先买走。先生在痛心之余，不得不亲赴日本借阅摘抄并影印一部分回来，力求减少损失。1940年，他与一批爱国文化人发起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筹募款项收购重要古籍善本，从敌伪和外国人手里截留大量珍贵文献，并设法转移到香港等地保存。
张元济主持影印古籍，广借国内外藏书，通过比较选取最佳底本。如包括经、史、子、集四部古籍的《四部丛刊》所用底本，除涵芬楼已存的外，又借用国内外52家公私藏书，仅整部藏书即达277种，还不包括其他零篇散页。商务之所以能借到那么多善本，主要靠诚信和严格管理，以及一定数额的经济补偿。他对重要古籍的辑印，从版本选定、成本核算，到纸张采购、预约发行，都亲自过问，一丝不苟。《百衲本二十四史》是古籍中的皇皇巨著，共3301卷，分订820册，准备工作就用了近10年时间。校勘由张元济一人承担。他为各书写了后跋和校记，有的一册即写了上千条校记。书贵初刻，他以丰富的学识和无私无畏的精神为许多古籍正本清源；书贵流传，《道藏》、《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等，都是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得以印行。今天我们看到这些版本优良、校勘精细的古籍，深为先生保存国故、惠及后人的辉煌业绩而感佩。
学贯中西而又积极进取，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修齐治平”的理想，在张元济身上体现为既开拓创新又踏实细致的工作作风，并以其出色的工作和人格魅力，使商务成为各方面知识分子汇聚的中心，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镇。胡适在张元济70岁生日时，赞誉“张先生是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也是能实现新道德的老绅士”。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先生对中国文化出版事业，起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
在用人方面，张元济坚持新陈代谢、储才汰冗，注意不断引进具有新型知识结构的年轻学者。他在给总经理高凤池的信中指出，“本馆营业非用新人、知识较优者，断难与学者、政界接洽”，以致“事业不能随时势进步”。为此他推荐蔡元培首任编译所长，后又恳请胡适接替他本人主持这一关键岗位，胡适则推荐了自己的老师王云五。王后来又担任商务总经理，使商务在经营上得到长足发展。在编纂新式教科书时，他聘用的高梦旦、蒋维乔、杜亚泉、庄俞等，都是有真才实学的学界新锐，保证了编书的成功。聘任沈雁冰主持《小说月报》，一改低俗、萎靡格调，令读者耳目一新。以后郑振铎、叶圣陶先后接任主编，继承了革新的面貌。商务为知识精英提供用武之地，也为社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文史专家和业务骨干，从而使商务与社会形成在人才上互相交流的态势。
作为一个有几千名职工的企事业单位，商务在中国工人运动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沈雁冰是中共早期党员之一，陈云也是在商务加入共产党。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陈独秀、周恩来等曾到商务印刷厂召集会议、部署战斗。起义时，总指挥部就设在商务职工医院内。商务工人阶级组织了500余人的纠察队。这些也与张元济等商务领导层具有改革社会的理想和比较开明的思想分不开。以商务为代表的上海出版业，表现了海派文化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特点。
祖国统一是他最后一个愿望
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张元济忧国忧民的思想一以贯之。
1927年秋的上海，接连发生多起绑票事件，商务董事长张元济也未能幸免。当绑匪弄清先生并非有钱的大老板时，开出的几十万“票价”一降再降。也许先生的人格力量起了作用，最后张家凑足了一万元将先生赎回。在“幽居”的几天里，张元济与看守们彼此有了了解。原来这伙人从小未受教育，迫于生活，冒险做这营生。先生劝他们，“若能得些钱，就赶紧洗手改行，免受危险”。对一个身体有病的看守，还为其开了药方，告诉 他有病不能拖，马上去买药。几天朝夕相处，几个看守敬佩先生为人，在先生离开时，都紧紧握住他的手，表示“来日改邪归正，再来见你老”。张元济深感国家贫穷社会黑暗给老百姓带来的苦难。利用这难得的“清闲”日子，他写了十首诗记述这段传奇经历和观感。
1932年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件，处在闸北区的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被日机轰炸夷为平地，先生数十年辛勤搜集所得的几十万册书籍全部焚毁。事变后，商务成立了以张元济为首的董事会特别委员会处理善后事宜，经过几个月艰苦工作即宣告复业。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鉴于“一二八”之难，他在董事会上果断作出决定，利用日本暂时还没有与英美宣战的时机，在上海租界与香港坚持出版事业，称为“战时体制”。他在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信中说，“吾不信我中华民族终长此被人蹂践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侵华日军进占上海租界和香港，商务在这两地的工作完全停顿，先生的生活也陷于困顿，有一段时间曾以鬻书维持生计。但商务没有向汪伪政府申请注册。日本人主动上门联系，先生以“两国交兵，不便接谈”予以拒绝。张元济原与汪精卫熟识，与其兄还是交往很深的科举同年，但当汪精卫叛国投敌后，就不再与他们往来。有一次一位亲戚给先生送来一幅画卷，请他题款署名，同时附上11万元支票一张。艰难岁月，谁出这么高的润笔?细看之下，他发现支票末端的印章竟是汪伪浙江省省长、汉奸傅某所钤，当即给那个亲戚写信表示回绝，同时退缴画卷和支票。
抗战胜利后，张元济从国家民族前途考虑，呼吁和平，反对内战。1948年9月，他在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大会开幕式致词时，当着蒋介石的面说，“抗战胜利，我们以为这遭可以和平、可以好好改造我们的国家了，谁知又发生了不断的内战”。他指出，“这不是外御其侮，竟是兄弟阋于墙”。义正辞严，朝野震动。有人为他的安全担心，先生表示自己是直言忠告，讲良心上的话。
1949年，82岁高龄的张元济欣喜地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他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出席政协第一次全国会议。毛主席在会议期间与张元济等民主人士同游天坛，在中南海寓所共进晚餐、亲切交谈。10月1日先生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这位见过光绪，见过袁世凯，见过孙中山，见过蒋介石的历史老人，感喟太平盛世的到来，国庆之夜给毛主席写信，祝贺新中国成立，并赠送《林文忠公政书》一部，希望在毛主席领导下“发愤为雄，力图自强”。毛主席回信致谢。由于年事已高，这一年张元济突患中风，以致最后10年不得不在病榻上度过。
1957年6月，张元济写信给台湾的蒋介石，希望他效法五代时吴越王钱氏父子，顺应历史发展趋势，以国家统一大业为重。他在信中写道：“公浙人也，弟亦浙中之一老民。千百年来，我浙中有一不可磨灭之人物……当北宋之世，武肃据有全浙八都，军威著于一时，能默察时势，首先效顺，而炎宋统治之局，因以底定。当今之世，足以继钱武肃而起者，无第二人。窃于公有厚望焉。”此信不久由广播电台对台广播了。张元济去世前，有告别亲友七绝一首：
维新未遂平生志，解放功成又一天。
报国有心奈无命，泉台仍盼好音传。
台湾回归，祖国统一，是先生最后一个愿望。虽然生前未能见到，仍盼望死后能听到祖国统一的好消息。“泉台仍盼好音传”，与爱国诗人陆游“家祭毋忘告乃翁”异曲同工，拳拳之意永远激励后人。
作者附记：本文引文除注明者外，均引自张元济文稿，或转引自张人凤等人著作。
在当时上海众多的耆宿硕彦中，张元济无疑是最具声望的文史巨擘。
戊戌变法中的“稳健派”
张元济1867年10月出生于浙江海盐。张氏本是诗书传家的望族，但到先生出生时已家道中落。他幼年人塾读书，从秀才、举人到贡士、进士。1892年6月，光绪皇帝在太和殿召见新科进士，授张元济等为翰林院庶吉士。至此，25岁的张元济完成了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所要经历的所有重要考试，进入封建社会权力中心，可谓少年得志。
可是他的人生道路却比科举考试走得艰辛。当此之时，正是清王朝衰落，外患频仍的时代。张元济等一批年轻官员经常在陶然亭聚会，议论朝政，主张改革。他和几位志趣相投的友人结成健社，在此基础上又集资创办为年轻京官讲授新学的“通艺学堂”，设立洋文、舆算，及兵、商、农、矿等科，在京城卓有声誉。1898年，侍读学士徐致靖向光绪上《保荐人才折》，举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五人，光绪即于6月16日召见张元济，询问通艺学堂事，兼及铁路、外交等问题。张元济一一作答。他说：“要开铁路必须赶紧预备人材，洋工程师断不可靠。不但铁路，即矿山、河渠、船厂、机器厂，在在均关紧要，应责成大学堂认真造就各项人材。皇上注重翻译，尤为扼要之图。如公使领事均能得人，外交必然逐渐起色。臣在总署觉得使领人才殊为缺乏，亦需早作储备。现仅有同文馆及外省之广方言馆，断不敷用。”
建铁路、开工厂、办外交，都是当时变法维新的紧要之事，其关键是培养新式人才，这也是张元济与光绪谈话的核心。在此之前，光绪曾广开言路，鼓励朝廷各部司员上书言事。张元济接连上奏，提出满汉通婚，除发辫，去跪拜等，这些言论堪称惊世骇俗。“不安卑位竟言高，妄欲回天气自豪”。先生以年轻人勇往直前的锐气，站在国家全局的角度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和同时代一批具有济世匡时思想的青年士子一样，寄希望于光绪皇帝的变法维新。
虽然张元济提出的强国方略都是针对时弊、具有可操作性的，无奈受制于慈禧太后的光绪皇帝无法实行。他感觉到了帝、后所代表的新旧两派，即维新派与顽固派之间日趋激烈的矛盾斗争。光绪召见张元济时，虽“辞气和蔼”，每每鼓励他畅所欲言，不必有所戒惧，但他见皇帝“面貌殊欠刚健”，“有心变法，但力似未足”，又见御座后窗似有人影晃动，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在这样的情势下，也就不便多说了。
戊戌变法终以失败告终。谭嗣同等六志士喋血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张元济也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据先生后人分析，张元济是维新派中的稳健和非主流人物。他对变法维新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血的教训使他更清醒地认识到，“夫以数千年之古国，一旦欲效法欧、关，变易一切，诚非易事”。因此，他虽然拥护变法，钦佩首倡变法的康、梁的勇气和才华，对六位舍身成仁的“世之先觉”更是充满崇敬惋惜之情，但对康、梁脱离社会现实的激进做法是有保留的。政变前他曾劝康有为趁各省废八股、兴学堂之机，“离京回籍，韬晦一时，免撄众忌。到粤专办学堂，搜罗才智，讲求种种学术，俟风气大开，新进盈廷，人才蔚起，再图出山。则变法之事不难迎刃而解”。这可以看作是张元济的变法主张。而当时踌躇满志的康有为当然不可能听从。在变法运动中，张元济并没有进入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核心。他与维新派领袖人物保持了距离，而与意气相投的汪康年、严复、蔡元培等交往甚多。他主张通过和平的、“勿伤和气”的方式，渐进式地改良社会。尽管各种救世方略无不受当时特定历史条件制约，成败固难逆料，但先生改良社会的志向和求实精神是令人钦佩的。
张元济被革职后，离开北京到了上海。由“士”致“仕”，又从“仕”回归“士”。经此剧变，先生的思想更深沉、切实。集天时地利人和之便的上海，为他实践自己的主张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以扶助教育为己任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张元济痛切地感到中国的变革缺乏社会基础，在广大民众中没有形成对变革的认识，在官僚士绅阶层也没有形成变革所需要的人才。有鉴于此，他接受李鸿章的推荐，到上海进了盛宣怀创办的新式学校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任译书院主事(院长)。他在给盛宣怀等人的信中说：“中国虽称四万万人，其受教育者不过四十万人，是才得千分之一耳。且此四十万人者，亦不过能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几句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茫然无所知也。”由于“今中国民智过卑”，对“国之危亡非所问，种之衰灭非所计”，兴办铁路，则谓有碍本地风水；废除书院，又说绝了寒士生路。如此情状，无论上面采取什么措施都难以奏效。
回天乏术，路在何方?他认为出路在普及教育，使“民智大开”。
在南洋公学三年后，张元济应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商务”)创办人夏瑞芳的邀请，到商务筹建编译所。人商务之初，他就与其约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以后，他始终把商务看作重要的教育机构。1910年，张元济出国考察教育和出版事业。回国后，他在创办中国教育会的章程中，规定该会宗旨是“一应世界之趋势，以定教育之方针；二察社会之现状，以求教育之进步”。并将面向世界，面向社会的教育思想付诸实践。商务办的讲习社、幼稚园、师范班、暑期班、励志夜校、同人子弟学校，特别是函授学校等，都办得很有社会影响。晚年，先生在《别商务印书馆同人》诗中写道：“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商务成为先生进行教育实验的基地，“开启民智”的“良田”。以致1906年朝廷打算重新起用他时，亦被婉言拒绝。他说，商务的工作“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
张元济在商务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比较突出的，一是出版新式教科书，二是译介国外著作。当时，清政府迫于国势日颓允准各地开办学堂培养人才。编辑出版一套适用的教材成为办学之需。先生和他的同仁把握住了这一历史机遇，充分发挥商务在资金、技术和人才上的优势，及时编印出版了一套“最新教科书”。这套书按学制、分学期、分科目编写，适应了近现代学校教育体制。几年中，先生参与编纂和校订的教科书达五十多种三百多册。他亲自参与编写的《国文教科书》，在内容上提倡爱国主义和中华传统美德，摒弃了“三纲五常”、宣扬“忠君”的课文，适当引入外国政事和科学知 识，以及民主、平等、博爱等新观念。书中的彩色插图，系用从国外引进的先进技术印制。还配备了相应的“教授法”，供教师参阅。商务教科书以新颖的内容和形式，上乘的编辑质量，赢得社会各界好评，市场占有率长期保持在70％左右。
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是张元济教育思想的重要方面。他30岁开始学英语，当时在总理衙门当章京的，只有他一个人识得洋文。有感于中国人不了解世界、官员昏庸颟顸的问题，他借助出版阵地，大量组织译介西方的学术和文艺著作，来开拓国人视野，更新人们的思想观念。如严复翻译的《原富》等八种学术著作，林纾翻译的一百多种小说，都对中国社会尤其是思想文化界产生过重要影响。颜惠庆主编的《英华大辞典》等多种外文工具书的出版，适应了中外文化交流的需要。商务创办的《东方杂志》，及时介绍日俄战况、英军入侵西藏的情况及各类言论，广受民众关注。1907年初，在张元济主持下，商务推出了一部80册400万字的《日本法规大全》。出版这部集明治维新后日本法律之大成的重要资料，本意是为了推动君主立宪，他当时认为君主立宪有助于中国社会进步。后来事实教育了他，这条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从1911年起，由他参与发起创办的《法政杂志》，内容也从宣传立宪全面转向支持共和、宣传共和了。
由于张元济等商务同仁的努力，商务发展成集出版、印刷、发行三位一体的大型出版企业，成为我国近现代出版事业的基石，在普及教育、造就新式人才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告诉张元济，他年轻时读过许多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从中获得不少新知识。
编书印书传承中华文化
张元济曾手书条幅：“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他一生读书、购书、藏书、校书、印书，做得最有成绩的就是出版书籍，尤其是古籍。1926年先生60岁时，辞去监理改任董事长，从此将主要精力用于抓影印古籍的工作。在此之前，商务已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他始终是主其事者。
作为维新人士，张元济非常重视“西学”的介绍，但他从来没有将“西学”与传统文化对立起来，而是主张两者结合。他说作为中国人，首先要学好中国文化。吸引国外学术新知，是为了“扫腐儒之陈说而振兴吾国民之精神”，使“学成之辈无不知爱其国、卫其种”。他将编印古籍、“为古书续命”，当作“事关国脉”的大事来做。早在1909年，因编译工作需要，他陆续购置图书，并在编译所三楼设立涵芬楼图书馆。涵芬楼所藏善本，不少是从国外书商藏家的觊觎中争购来的。对一些外国人凭借本国侵略势力大肆掠夺我国珍贵文物，包括秘笈典藏的情况，张元济深为忧虑。在欧洲考察期间，他曾访问窃取我敦煌文物的斯坦因等人，并在他们陪同下察看了伦敦、巴黎博物馆的敦煌遗书。作为最早看到这批文物的中国学者，国外“探宝”对张元济触动很大。他在写给好友傅增湘的信中说：“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失坠，此为应尽之责。”
为了收购浙江陆氏所藏稀珍的近百部宋元版书籍，不使之流出国门，他与总经理商定，打算斥巨资买下这批书。但后来还是被日本人以更高价钱抢先买走。先生在痛心之余，不得不亲赴日本借阅摘抄并影印一部分回来，力求减少损失。1940年，他与一批爱国文化人发起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筹募款项收购重要古籍善本，从敌伪和外国人手里截留大量珍贵文献，并设法转移到香港等地保存。
张元济主持影印古籍，广借国内外藏书，通过比较选取最佳底本。如包括经、史、子、集四部古籍的《四部丛刊》所用底本，除涵芬楼已存的外，又借用国内外52家公私藏书，仅整部藏书即达277种，还不包括其他零篇散页。商务之所以能借到那么多善本，主要靠诚信和严格管理，以及一定数额的经济补偿。他对重要古籍的辑印，从版本选定、成本核算，到纸张采购、预约发行，都亲自过问，一丝不苟。《百衲本二十四史》是古籍中的皇皇巨著，共3301卷，分订820册，准备工作就用了近10年时间。校勘由张元济一人承担。他为各书写了后跋和校记，有的一册即写了上千条校记。书贵初刻，他以丰富的学识和无私无畏的精神为许多古籍正本清源；书贵流传，《道藏》、《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等，都是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得以印行。今天我们看到这些版本优良、校勘精细的古籍，深为先生保存国故、惠及后人的辉煌业绩而感佩。
学贯中西而又积极进取，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修齐治平”的理想，在张元济身上体现为既开拓创新又踏实细致的工作作风，并以其出色的工作和人格魅力，使商务成为各方面知识分子汇聚的中心，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镇。胡适在张元济70岁生日时，赞誉“张先生是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也是能实现新道德的老绅士”。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先生对中国文化出版事业，起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
在用人方面，张元济坚持新陈代谢、储才汰冗，注意不断引进具有新型知识结构的年轻学者。他在给总经理高凤池的信中指出，“本馆营业非用新人、知识较优者，断难与学者、政界接洽”，以致“事业不能随时势进步”。为此他推荐蔡元培首任编译所长，后又恳请胡适接替他本人主持这一关键岗位，胡适则推荐了自己的老师王云五。王后来又担任商务总经理，使商务在经营上得到长足发展。在编纂新式教科书时，他聘用的高梦旦、蒋维乔、杜亚泉、庄俞等，都是有真才实学的学界新锐，保证了编书的成功。聘任沈雁冰主持《小说月报》，一改低俗、萎靡格调，令读者耳目一新。以后郑振铎、叶圣陶先后接任主编，继承了革新的面貌。商务为知识精英提供用武之地，也为社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文史专家和业务骨干，从而使商务与社会形成在人才上互相交流的态势。
作为一个有几千名职工的企事业单位，商务在中国工人运动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沈雁冰是中共早期党员之一，陈云也是在商务加入共产党。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陈独秀、周恩来等曾到商务印刷厂召集会议、部署战斗。起义时，总指挥部就设在商务职工医院内。商务工人阶级组织了500余人的纠察队。这些也与张元济等商务领导层具有改革社会的理想和比较开明的思想分不开。以商务为代表的上海出版业，表现了海派文化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特点。
祖国统一是他最后一个愿望
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张元济忧国忧民的思想一以贯之。
1927年秋的上海，接连发生多起绑票事件，商务董事长张元济也未能幸免。当绑匪弄清先生并非有钱的大老板时，开出的几十万“票价”一降再降。也许先生的人格力量起了作用，最后张家凑足了一万元将先生赎回。在“幽居”的几天里，张元济与看守们彼此有了了解。原来这伙人从小未受教育，迫于生活，冒险做这营生。先生劝他们，“若能得些钱，就赶紧洗手改行，免受危险”。对一个身体有病的看守，还为其开了药方，告诉 他有病不能拖，马上去买药。几天朝夕相处，几个看守敬佩先生为人，在先生离开时，都紧紧握住他的手，表示“来日改邪归正，再来见你老”。张元济深感国家贫穷社会黑暗给老百姓带来的苦难。利用这难得的“清闲”日子，他写了十首诗记述这段传奇经历和观感。
1932年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件，处在闸北区的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被日机轰炸夷为平地，先生数十年辛勤搜集所得的几十万册书籍全部焚毁。事变后，商务成立了以张元济为首的董事会特别委员会处理善后事宜，经过几个月艰苦工作即宣告复业。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鉴于“一二八”之难，他在董事会上果断作出决定，利用日本暂时还没有与英美宣战的时机，在上海租界与香港坚持出版事业，称为“战时体制”。他在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信中说，“吾不信我中华民族终长此被人蹂践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侵华日军进占上海租界和香港，商务在这两地的工作完全停顿，先生的生活也陷于困顿，有一段时间曾以鬻书维持生计。但商务没有向汪伪政府申请注册。日本人主动上门联系，先生以“两国交兵，不便接谈”予以拒绝。张元济原与汪精卫熟识，与其兄还是交往很深的科举同年，但当汪精卫叛国投敌后，就不再与他们往来。有一次一位亲戚给先生送来一幅画卷，请他题款署名，同时附上11万元支票一张。艰难岁月，谁出这么高的润笔?细看之下，他发现支票末端的印章竟是汪伪浙江省省长、汉奸傅某所钤，当即给那个亲戚写信表示回绝，同时退缴画卷和支票。
抗战胜利后，张元济从国家民族前途考虑，呼吁和平，反对内战。1948年9月，他在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大会开幕式致词时，当着蒋介石的面说，“抗战胜利，我们以为这遭可以和平、可以好好改造我们的国家了，谁知又发生了不断的内战”。他指出，“这不是外御其侮，竟是兄弟阋于墙”。义正辞严，朝野震动。有人为他的安全担心，先生表示自己是直言忠告，讲良心上的话。
1949年，82岁高龄的张元济欣喜地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他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出席政协第一次全国会议。毛主席在会议期间与张元济等民主人士同游天坛，在中南海寓所共进晚餐、亲切交谈。10月1日先生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这位见过光绪，见过袁世凯，见过孙中山，见过蒋介石的历史老人，感喟太平盛世的到来，国庆之夜给毛主席写信，祝贺新中国成立，并赠送《林文忠公政书》一部，希望在毛主席领导下“发愤为雄，力图自强”。毛主席回信致谢。由于年事已高，这一年张元济突患中风，以致最后10年不得不在病榻上度过。
1957年6月，张元济写信给台湾的蒋介石，希望他效法五代时吴越王钱氏父子，顺应历史发展趋势，以国家统一大业为重。他在信中写道：“公浙人也，弟亦浙中之一老民。千百年来，我浙中有一不可磨灭之人物……当北宋之世，武肃据有全浙八都，军威著于一时，能默察时势，首先效顺，而炎宋统治之局，因以底定。当今之世，足以继钱武肃而起者，无第二人。窃于公有厚望焉。”此信不久由广播电台对台广播了。张元济去世前，有告别亲友七绝一首：
维新未遂平生志，解放功成又一天。
报国有心奈无命，泉台仍盼好音传。
台湾回归，祖国统一，是先生最后一个愿望。虽然生前未能见到，仍盼望死后能听到祖国统一的好消息。“泉台仍盼好音传”，与爱国诗人陆游“家祭毋忘告乃翁”异曲同工，拳拳之意永远激励后人。
作者附记：本文引文除注明者外，均引自张元济文稿，或转引自张人凤等人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