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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快速成长，已经成为全球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贡献者、推动者和受益者。
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共发行绿色债券（含资产证券化）超过2800亿元，存量接近6000亿元，位居世界前列。
但绿色金融的需求仍然巨大。中国银行行长刘连舸在2019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年会暨中国绿色金融论坛上表示，“我国绿色保险、资管、租赁等业务虽已起步，但是在产品种类、业务规模和服务品质等方面，与市场需求仍有一定的差距。”
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蓝虹也在上述论坛上表示，据《2019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研究报告》测算，2019年绿色金融总需求量为2.5万亿元。
面对如此巨大的需求，我国绿色金融未来将如何发力？近两年的地方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取得了怎样的进展？金融机构应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建设绿色“一带一路”，中国绿色投融资国际化的进程中又面临哪些挑战和困难，如何突破？围绕这些热点问题，多位业内人士在上述论坛上从不同维度进行了深入探讨。
积极推动地方绿色金融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发展绿色金融”。2016年8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使中国成为全球少数几个具有较为完善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国家。
2017年6月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浙江、江西、广东、贵州、新疆5省（区）选择部分地方，建设各有侧重、各具特色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在体制机制上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通过两年多的实践，这些创新实验区取得了积极进展。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委常委、区政府党组副书记蔡建介绍，广州市花都区已初步形成了绿色金融支持绿色产业发展的、可持续化的市场机制，金融业快速发展，绿色金融支持绿色产业发展的力度明显加大。
浙江省湖州市是全国第一个编写綠色金融的“十三五”规划，也是第一个申报绿色经改城市方案的地区。浙江省湖州市金融办副主任刘一闻表示，“湖州因为发展绿色金融，经济增速已经连续40个月保持全省前三。我们的地方法人机构，由于绿色信贷业绩表现比较好，获得各级央行低成本资金，目前为止已经拿到45个亿，所以现在湖州的各个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保险、证券做绿色金融的积极性都非常高，确实是发挥了内生动力。我们推出了很多贷款，有力地促进了当地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整个氛围已经形成，未来想打造绿色金融的生态圈。”
谈到实践中的体会，刘一闻说，第一，牢牢坚持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自下而上的创新相结合，有一些地方上可以创新，有一些必须要在整个绿色金融的框架体系下去创新。第二，坚持发挥政府的有形之手和市场的无形之手，政府的财力是有限的，湖州每年安排一定资金来支持绿色金融，但支持有期限和比较高的门槛，关键是怎么发挥市场主体作用。第三，一定要坚持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相结合，做绿色金融，一要有机构;二要做大规模;三要有一些小微企业。
在蔡建看来，地方发展绿色金融会经历三个层面：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的支持是发展绿色金融的前提;发挥金融机构的主体作用是关键;企业的广泛参与是基础，只有真正通过企业的积极参与，市场培育才能起来。
江西赣江新区管委会财政金融局局长秦鼎坤则表示，推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是第一动力，包括组织体系、平台、产品及基础设施建设研究四方面创新。他还建议，为了更大力度地推动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应设立绿色通道，对试验区的绿色金融、互联网金融、绿色上市企业再融资能够即报即审。同时，对绿色市政债在限额方面给予一定的额度支持。
刘一闻认为，“绿色金融的初衷和目的是为了推动绿色发展，是为了支持绿色企业和绿色项目，只有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好了，就会产生更多的间接效益，金融规模也会更大，地方法人机构也能得到更多的支持。”
刘连舸强调，当前，我国绿色金融的需求巨大，仅靠市场的力量远远不够，需要社会各方面广泛参与。而在市场较快发展的同时，绿色标准、认证、信息披露制度应陆续完善，我们要切实坚守底线，维护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国际声誉，这需要监管部门、地方政府、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相关企业的广泛参与，共同促进我国绿色金融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大力发展绿色债券
实践表明，发展绿色金融的根本目的是更好服务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那么，金融机构如何更好地对接实体经济，怎样促进产业的转型？
在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执行总经理程达明看来，推动绿色金融，发展最快的就是绿色债券。绿色债券可以通过资本将资金引向有绿色需求的企业，给中国绿色金融提供了广阔的生存土壤和充足的弹药库，对绿色产业的发展也能起到更加高效的作用。
“从2017年到现在，我们累计承销的绿色债券12支，发行规模有280亿。整体规模上显现出规模效应，通过直接对接资本市场，将大规模的资金集中的、一次性提供给绿色金融融资方，发行效果非常好。”程达明说。
他同时提出，绿色证券市场还应进一步加大国际化的进程，从投资端就能够加大绿色债券的发展。因为国外有很多专业的绿色债券投资者，通过进一步加快中国的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的进程，包括中国的债券加入核心指数等方面的工作，从而吸引境外专业的绿色投资者推动境内绿色市场的发展。
风险缓释方面，也应进行适当的产品创新或者政策引导，起到相应的增信，包括有效的绿色增信，提供风险缓释的权证，绿色CMW产品的创新等，帮助民营企业实实在在获得资金。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王玉玲对此也提出，在做好风控的同时，引入科技手段，打造一个新的商业模式，通过自身的完善来更好地服务绿色环保领域，或者社会治理领域。同时，还应加强各方联动，减少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不信任或者降低信任成本。 绿色金融的批量化，也是业内积极探索的未来方向。湖州银行副行长方锋杰认为关键要实现可商业化，可持续。他建议建立绿色金融债，并可用地标的统计来推动这些绿色证券认定。
找准平衡点
“一带一路”建设中，绿色金融被赋予重任。在不久前成功举办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27家金融机构共同签署了由绿金委牵头起草的《“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推动形成建设绿色“一带一路”的共识。
绿色基础设施是我们绿色投融资的主战场。亚洲开发银行绿色低碳发展顾问、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莫凌水援引亚洲开发银行数据指出，亚洲发展中国家2016年到2030年基础设施建设需投资26万亿美元，即每年1.7万亿美元。2017年，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是535亿吨，其中能源的排放占了61%，“这一点上来讲，我们的基础设施投资需要绿色化。”
《“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中方协调人、清华大学绿色金融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琳表示，虽然潜力巨大，但“一带一路”领域的绿色投资挑战也很大，最大的问题可能是能力及认识的问题，政策也需要创新。
国家开发银行贷款委员会原专职委员王伟化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应该是绿色投融资规划先行、融资优先、融智和融资相结合。要从传统的金融思路跳出来，遵循绿色发展的理念，用系统性的绿色融资规划来优化我们的路径，提高我们的服务能力。
莫凌水更关注标准问题。他说，“‘一带一路’绿色投资虽然也有指引、有原则，但要让这些原则和指引落地，需要有一个量化的标准，投资者和金融机构才可以实时进行操作，量化投资绿色效应。”
莫凌水还建议，中国企业要保证“一带一路”投资绿色化，资金投向绿色产业、绿色项目，需要判断项目是否可以推动这个国家朝着可持续发展目标发展，排放是否比当地基准线低，能否给这个国家带来更多的减排效益。
如何找到綠色和金融之间的平衡点，也是业内当前关注的重要问题。莫凌水坦言，绿色基础设施投资成本高、收益低。而资本是逐利的行为，只讲环境可持续性，如果没有商业可持续性，资金肯定不会流向绿色投资项目的。
在他看来，这里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平衡：一是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平衡，一是环境可持续性和商业可持续性的平衡。短期来讲，非绿色投资可能成本很低。但是从长期来讲，商业和环境可持续性是相互的，没有商业可持续性就无法保证环境可持续性。
因此，要保持平衡，就要让环境成本内部化，绿色环境效益的内部化，让投资变为绿色投资，变为绿色资产，让绿色投资产生绿色效益。
据介绍，在推动绿色投资方面，亚洲开发银行的项目衡量标准是：是否采用先进的减排技术，是否采用创新性的商业模式，是否使用了先进的绿色融资工具。
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共发行绿色债券（含资产证券化）超过2800亿元，存量接近6000亿元，位居世界前列。
但绿色金融的需求仍然巨大。中国银行行长刘连舸在2019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年会暨中国绿色金融论坛上表示，“我国绿色保险、资管、租赁等业务虽已起步，但是在产品种类、业务规模和服务品质等方面，与市场需求仍有一定的差距。”
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蓝虹也在上述论坛上表示，据《2019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研究报告》测算，2019年绿色金融总需求量为2.5万亿元。
面对如此巨大的需求，我国绿色金融未来将如何发力？近两年的地方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取得了怎样的进展？金融机构应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建设绿色“一带一路”，中国绿色投融资国际化的进程中又面临哪些挑战和困难，如何突破？围绕这些热点问题，多位业内人士在上述论坛上从不同维度进行了深入探讨。
积极推动地方绿色金融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发展绿色金融”。2016年8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使中国成为全球少数几个具有较为完善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国家。
2017年6月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浙江、江西、广东、贵州、新疆5省（区）选择部分地方，建设各有侧重、各具特色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在体制机制上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通过两年多的实践，这些创新实验区取得了积极进展。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委常委、区政府党组副书记蔡建介绍，广州市花都区已初步形成了绿色金融支持绿色产业发展的、可持续化的市场机制，金融业快速发展，绿色金融支持绿色产业发展的力度明显加大。
浙江省湖州市是全国第一个编写綠色金融的“十三五”规划，也是第一个申报绿色经改城市方案的地区。浙江省湖州市金融办副主任刘一闻表示，“湖州因为发展绿色金融，经济增速已经连续40个月保持全省前三。我们的地方法人机构，由于绿色信贷业绩表现比较好，获得各级央行低成本资金，目前为止已经拿到45个亿，所以现在湖州的各个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保险、证券做绿色金融的积极性都非常高，确实是发挥了内生动力。我们推出了很多贷款，有力地促进了当地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整个氛围已经形成，未来想打造绿色金融的生态圈。”
谈到实践中的体会，刘一闻说，第一，牢牢坚持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自下而上的创新相结合，有一些地方上可以创新，有一些必须要在整个绿色金融的框架体系下去创新。第二，坚持发挥政府的有形之手和市场的无形之手，政府的财力是有限的，湖州每年安排一定资金来支持绿色金融，但支持有期限和比较高的门槛，关键是怎么发挥市场主体作用。第三，一定要坚持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相结合，做绿色金融，一要有机构;二要做大规模;三要有一些小微企业。
在蔡建看来，地方发展绿色金融会经历三个层面：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的支持是发展绿色金融的前提;发挥金融机构的主体作用是关键;企业的广泛参与是基础，只有真正通过企业的积极参与，市场培育才能起来。
江西赣江新区管委会财政金融局局长秦鼎坤则表示，推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是第一动力，包括组织体系、平台、产品及基础设施建设研究四方面创新。他还建议，为了更大力度地推动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应设立绿色通道，对试验区的绿色金融、互联网金融、绿色上市企业再融资能够即报即审。同时，对绿色市政债在限额方面给予一定的额度支持。
刘一闻认为，“绿色金融的初衷和目的是为了推动绿色发展，是为了支持绿色企业和绿色项目，只有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好了，就会产生更多的间接效益，金融规模也会更大，地方法人机构也能得到更多的支持。”
刘连舸强调，当前，我国绿色金融的需求巨大，仅靠市场的力量远远不够，需要社会各方面广泛参与。而在市场较快发展的同时，绿色标准、认证、信息披露制度应陆续完善，我们要切实坚守底线，维护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国际声誉，这需要监管部门、地方政府、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相关企业的广泛参与，共同促进我国绿色金融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大力发展绿色债券
实践表明，发展绿色金融的根本目的是更好服务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那么，金融机构如何更好地对接实体经济，怎样促进产业的转型？
在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执行总经理程达明看来，推动绿色金融，发展最快的就是绿色债券。绿色债券可以通过资本将资金引向有绿色需求的企业，给中国绿色金融提供了广阔的生存土壤和充足的弹药库，对绿色产业的发展也能起到更加高效的作用。
“从2017年到现在，我们累计承销的绿色债券12支，发行规模有280亿。整体规模上显现出规模效应，通过直接对接资本市场，将大规模的资金集中的、一次性提供给绿色金融融资方，发行效果非常好。”程达明说。
他同时提出，绿色证券市场还应进一步加大国际化的进程，从投资端就能够加大绿色债券的发展。因为国外有很多专业的绿色债券投资者，通过进一步加快中国的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的进程，包括中国的债券加入核心指数等方面的工作，从而吸引境外专业的绿色投资者推动境内绿色市场的发展。
风险缓释方面，也应进行适当的产品创新或者政策引导，起到相应的增信，包括有效的绿色增信，提供风险缓释的权证，绿色CMW产品的创新等，帮助民营企业实实在在获得资金。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王玉玲对此也提出，在做好风控的同时，引入科技手段，打造一个新的商业模式，通过自身的完善来更好地服务绿色环保领域，或者社会治理领域。同时，还应加强各方联动，减少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不信任或者降低信任成本。 绿色金融的批量化，也是业内积极探索的未来方向。湖州银行副行长方锋杰认为关键要实现可商业化，可持续。他建议建立绿色金融债，并可用地标的统计来推动这些绿色证券认定。
找准平衡点
“一带一路”建设中，绿色金融被赋予重任。在不久前成功举办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27家金融机构共同签署了由绿金委牵头起草的《“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推动形成建设绿色“一带一路”的共识。
绿色基础设施是我们绿色投融资的主战场。亚洲开发银行绿色低碳发展顾问、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莫凌水援引亚洲开发银行数据指出，亚洲发展中国家2016年到2030年基础设施建设需投资26万亿美元，即每年1.7万亿美元。2017年，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是535亿吨，其中能源的排放占了61%，“这一点上来讲，我们的基础设施投资需要绿色化。”
《“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中方协调人、清华大学绿色金融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琳表示，虽然潜力巨大，但“一带一路”领域的绿色投资挑战也很大，最大的问题可能是能力及认识的问题，政策也需要创新。
国家开发银行贷款委员会原专职委员王伟化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应该是绿色投融资规划先行、融资优先、融智和融资相结合。要从传统的金融思路跳出来，遵循绿色发展的理念，用系统性的绿色融资规划来优化我们的路径，提高我们的服务能力。
莫凌水更关注标准问题。他说，“‘一带一路’绿色投资虽然也有指引、有原则，但要让这些原则和指引落地，需要有一个量化的标准，投资者和金融机构才可以实时进行操作，量化投资绿色效应。”
莫凌水还建议，中国企业要保证“一带一路”投资绿色化，资金投向绿色产业、绿色项目，需要判断项目是否可以推动这个国家朝着可持续发展目标发展，排放是否比当地基准线低，能否给这个国家带来更多的减排效益。
如何找到綠色和金融之间的平衡点，也是业内当前关注的重要问题。莫凌水坦言，绿色基础设施投资成本高、收益低。而资本是逐利的行为，只讲环境可持续性，如果没有商业可持续性，资金肯定不会流向绿色投资项目的。
在他看来，这里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平衡：一是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平衡，一是环境可持续性和商业可持续性的平衡。短期来讲，非绿色投资可能成本很低。但是从长期来讲，商业和环境可持续性是相互的，没有商业可持续性就无法保证环境可持续性。
因此，要保持平衡，就要让环境成本内部化，绿色环境效益的内部化，让投资变为绿色投资，变为绿色资产，让绿色投资产生绿色效益。
据介绍，在推动绿色投资方面，亚洲开发银行的项目衡量标准是：是否采用先进的减排技术，是否采用创新性的商业模式，是否使用了先进的绿色融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