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时期，战争爆发之初，“微分几何之父”加斯帕尔·蒙日登上雅各宾俱乐部的讲坛，慷慨激昂地宣布要将两个爱女许给战场上最先受伤的两个士兵，他要看到一众贵族人头落地才能解恨。但实际上，蒙日是个非常文弱的书生，别说人头落地了，连杀鸡的场面都不敢多看。
　　反观纳粹党的卫队头子希姆莱，他曾在纳粹德国时期主持“灭绝犹太人”的残忍计划，但他在东欧参观一次枪决现场时竞呕吐起来，并说自己厌恶看到鲜血，希望纳粹不再以那么恐怖的方式处决“敌人”。
　　1867年，普鲁士的铁血宰相俾斯麦谈到“一场德法战争不久就会发生”时，曾不无讥讽地暗示，一些同胞过于狂热地鼓吹民族荣誉以驱使人上战场，但战争其实远比他们想象的要残酷。他说：“如果任何时代的外交大臣都随最高统帅出征，史上的战争必定大大减少。”
　　俾斯麦认为，文官大多过于天真，几乎不了解本国的军事潜力究竟有多大，对于发动战争所应具备的条件也漠不关心，而武将却一次又一次地因他们的野心、冲动和失策而落入惨败的境地，连累一国百姓。
　　1870年，德意志帝国统一后，德国上下信心百倍，议员们鼓吹好战的论调，希望能称霸欧洲。然而德意志帝国统一的功臣、军事家毛奇，却在去世的前一年严厉警告这些侈谈战争的文人政客，认为现在欧洲各国的军备都很强大，不可能在一两个回合中就战败投降，因此一旦开战对德国而言将是极大灾难。他甚至诅咒道：“你们就是率先把火柴丢人火药桶的人，罪该万死！”
　　据美国驻东京大使在日记中的回忆，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九个月后，日本内部曾分裂成两派：一派主张直捣汉口，纯用武力结束战争;一派则认为要先巩固已占有的土地，再靠时间和财政压力迫使中国屈服。说来也奇，主张武力解决的竟是一帮文职人员，而大多陆军头目都赞成采取较为和缓的方式，理由是日本目前的兵力并不足以“克敌制胜”。
　　20世纪60年代末期，日本兴起“海军热”，因为日本陆军在二战中的行为过于残忍，无论在敌方还是本国人民眼中都成为恐怖的象征，而看起来似乎不那么血腥的海军就代表了“浪漫”的梦想。同样，坐在飞机上扔炸弹与当面用刺刀杀死一个人相比，心理所受的冲击也没那么大。这就反映了一种扭曲人性——当远离杀戮现场时，对杀戮的本质就变得麻木起来，再多伤亡也只有数字上的意义罢了。
　　所以，未曾亲临战场的文官并不理解战争的残酷程度，也不能從军事技术的角度考虑战略，甚至坚信战争中的意志比物质更重要，自然嚷着“赶紧开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