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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结束，我和大力回到北京，重新在狭小的出租屋里开始朝九晚五的日子。唯一的改变，就是在遥远的家乡，多了一间上锁的新房。理论上来说，那里是我们的家
好不容易把所有人都送出了家门，我和大力瘫坐在婚房的沙发上。那对话似乎不是我想象中新婚之夜夫妻会说的，到现在我都记得，大力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怪不得李安会拍《喜宴>！”“对，大概气得够呛。”我一下就接上了话茬儿。婚礼真是神奇。从前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光觉得导演思考非常深刻，可自己婚礼当晚，再想起影片中男女主角身在美国都逃不过的中国式婚宴，我不知为什么就能看出一种愤怒来：导演一定是气得不行了，才能把婚礼的奇葩处挖得这么入木三分。这婚礼不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一度以为自己能稳住局面。婚礼前半个月，我和大力去办婚礼的酒店见司仪，非常有默契地把所有“做戏”似的场面都从婚礼中删除。父亲把新娘送上舞台眼泪汪汪地交给新郎？不要！新郎单膝跪地向新娘求婚？拜托，我们就是成功了才来结婚的好嘛！在舞台上设计个恋爱桥段重演？谢谢，真不用跟满场不认识的人聊那么私人的事情了……一言以蔽之，我觉得自己像个侠女，带着十二分的气魄，大刀阔斧，删删删，一边心里乐得很：这总不会再出问题了吧？
我们不知道，各种麻烦正排着队，等待在命运的下一个转弯口。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从前文学常识里背过的“六礼”，基本上换了个土名在现实中上演了一遍。就在我和大力愉快地告别司仪、离开酒店时，一场盛大的采购正拉开帷幕。我妈和他妈充满热情地要为我们“布置新房”。现场基本上是这样的：两人欢快地走到市场，我妈拿起一块米色的小地毯细细打量，他妈一把按住：“别，要买红色的。”我妈一下茅塞顿开：“哎，原来还有这讲究，说得对！婚房嘛。那啥，大力他妈妈，还有啥需要讲究的？”地毯要买红色的，扫把要买红色的，漱口杯也要红色的……两位妈妈一拍即合，一路走一路逛，沉浸在塑造一个吉祥的婚房的喜悦中。等我们终于回到老家的时候，大力在放着亮绿色洗手液和大红色双喜字塑料肥皂盒的洗手池边沉思良久。“不行，这里的东西得我们自己买。”他说。我则被满衣柜的被褥给吓了一跳。“这本来就是我们应该买的，”我妈说得理直气壮，“可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哈，这是嫁妆的一部分，照老规矩，女方家里要提供十床被褥！”我简直要被这迎面而来的惊喜给砸晕了：“你知道我们顶多每年过年在这儿住一星期吧？”这在我妈那里不是理由：“那这也是新房啊，要结婚用的！”是啊，要结婚用的，怎么能在这件事情上偷工减料呢？ 领略了可以再用三十年的床上用品的威力之后，我妈再喜气盈盈地带我去参观我新家的储藏室，里面放了两卷地毯和若干亮晶晶的彩纸。她把彩纸拿起来，对着客厅比划：到了正日子那天，就在这里全铺上红地毯，屋顶上四面挂上这个，多好看！我两眼一黑。是啊，这是结婚，我们必须得有一套新房，像其他人一样；我们必须得过所有的礼节，像其他人一样；就算屋里的布置，不管好不好看，气势也不能输给其他人。母亲不必解释太多，我就明白她话里的意思，却又总有点不甘心。是否我们就能够像两个容器一样，由着父母灌输进所有他们对生活的设想？我犹如跌入了另一个世界从前看溥仪的回忆录，末代皇帝回想他在紫禁城里“大婚”当天，一走进洞房，就见到亮堂堂的红蜡烛照着一屋子红彤彤摆设，新娘子也是一身红，整个坤宁宫就像一摊融化了的蜡烛。我婆婆应该是没看过这本书，却在布置新房上与前清太后想到了一块儿。而娘家也出着自己的那份力。看过了我们从北京背回老家的婚纱照之后，我爸对大城市结婚照的纯色背景和“黑沉沉的风格”赞叹不己，一点没犹豫，他问我要了电子版照片，自己出资，另外找人做了一版花相册。“咱们老家的乡亲，肯定都要看这本的。”翻着新人被PS进竹林和宫殿中、页面印刷上“I LOVE YOU”和一排排汉语拼音的新相册，我爸爸满意地教导我们说，“你们毕竟是在中国嘛”。有那么一个晚上，我婆婆，我妈，我三姨，都在新房里劝我要把彩条挂上。我被左一个“喜庆”、右一个“老规矩”折腾得毫无招架之力，唯有连连点头。最后一看手机，爸爸偷偷给我发短信汇报自己的发现：“七大姑八大姨在劝你布置新房的时候，你老公一直在旁边摇头，哈哈哈。”我犹如跌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我以为早己随着时间逝去的世界。那些多年不见的规则，原来在长辈们的心中依然通透着：红色的摆设、十床被子、一屋子的彩带……我外婆来视察新房，在主卧室向女眷们了解婚礼当天的安排：“到时候是让你们家奶奶来铺床吗？”用新铺盖铺床是老家婚礼的重要礼节之一，通常是男方家庭女性长辈的一项光荣职责。 我婆婆拉着外婆的手自然地念叨说：“外婆你听我说啊，要说这铺床啊，最合适的就是我们家大力他婶婶了，她有福气，现在还父母双全，头胎生的是儿子，是铺婚床最好的人选……” 外婆听了这话，略有些发愣。她一辈子生了四个女儿，那么多年来，我都觉得外婆对子嗣的执念很无稽，那一瞬竟有些理解了生个男丁对一个传统妇女一生的意义：不生儿子，在家人结婚这样的盛典时连婚床都没份靠近。我甚至想到了祥林嫂最后那双被鲁妈喝止住的、不能碰福礼供品的手。 而外婆的杀伤力也不遑多让，当我和大力的家人相聚新房一块儿见面时，她东张张、西望望，听听周边人的讲话，突然惊讶地公布了自己的新发现：“这儿有苏北人？！”没错，大力全家都是60年代从扬州迁来老家的，虽然乡音难改，但对我外婆的一口土话和话里的含义，理解起来可是一点没问题。三姨被惊得对外婆挤眉瞪眼。我实在不忍心看眼前这画面，转身走进另一间房。隐约听到后面的家人们已经开始讨论，结婚那天新郎得一手抓着五颗鸡蛋来迎亲，寓意好，是五子登科。扮演一个木偶新娘到正式婚礼的那天，大力手里真的抓了一包煮鸡蛋。我妈则变戏法似的拿出一个金色镶仿红宝石的如意形别针，特别郑重地嘱咐道：“记得让化妆师帮你别在头发上。”我恨不得再追问一句：“一身完全西式的白色婚纱，怎么能跟这样的首饰搭配呢？”但不用问我也知道，这在我妈那儿算不上有逻辑的理由。
婚礼前没几天，我们俩吵了一架。起因是我妈又兴冲冲给新房买了美丽的粉红色玻璃果盘和镶金边的茶杯茶壶，这回我说什么也不肯带新房里去。“你觉得漂亮的东西，不一定我们就会觉得漂亮，为啥非要往我屋子里放呢？”我试图讲一下我内心的感受，“咱俩不是同一辈人是不是？我们的观点不一样也很正常。再说我都快三十岁的人了是不是？我有自己的世界观，我不是你身上的一个附属品，是一个独立的人啊！”不幸的是，前面一不小心说激动了，没收住思维。最后一句话刚脱口而出，我心里下意识“咯噔”一下，只恨没法咬着舌头把0. 01秒前说出口的字句拖回嘴里。果然，愣住两三秒后，母亲的理解力朝着另一个方向狂奔而去：“怎么？现在翅膀长硬了？要嫁人了就心朝着外面了？要跟妈妈谈独立了！”一阵狂风骤雨似的独白。时隔N年之后，母亲大人再一次痛说含辛茹苦把我养大的革命家史中的各个标志性事件，让我深刻地接受了一回思想教育。所以婚礼当天，我已经相当逆来顺受了。反正也看不清这世界（没戴眼镜），别人指挥我干啥就干啥，只求一切快点过去。上个星期，我终于从婚庆那里拿到了婚礼的录像。于是，仿佛是一种义务，全家人都聚到屏幕前，再回顾一遍我们都曾亲历的那一天。这也是我第一次清晰地见到自己的婚礼。然而那又是一个多少与生活脱节的婚礼，正片中没有了摄影师指导的声音，却能看到所有人都无视了土话，一本正经用普通话说着简单的日常对话，用平时不常见的肢体动作表达着情感。我们与父母拥抱告别，新郎冷不防地亲了一下婚鞋，过会儿又对着镜头大喊“老婆，我来了”，让我不禁揣想，十年二十年以后再看这部短片，是不是会捧腹而笑？看着看着，我爸妈不断有新发现：“什么？迎亲的时候家里这么热闹？我当时在哪儿？”“什么？婚宴上司仪还吹了萨克斯？我怎么一点不知道？”在我的婚礼上，司仪愉快地唱了几首歌，还用萨克斯吹了两首曲子。这些，都是看录像的时候我才知道。
所以，是为谁而办的这个婚礼呢？“全都是做戏，”看着视频，奶奶突然有些唏嘘地总结道。但她旋即又稳稳地补充了一句，“做得挺好，热闹。” 无论如何，这并不是我们婚礼中最难以理解的部分。 就像平静长河中涌起一朵浪花，须臾之间，又会重新融入生活的水流。婚礼结束，我和大力回到北京，重新在狭小的出租屋里开始朝九晚五的日子。唯一的改变，就是在遥远的家乡，多了一间上锁的新房。理论上来说，那里是我们的家。客厅里依然铺着红色的劣质地毯，天花板上挂着彩条。彩条曾经断过两次，又被我妈和我婆婆细心地粘好了。 虽然不喜欢它们，不过，我开始想，比起在北京工作的我，它们在家中居住的时间，还更长一些。（资料来源：《中国青年报》）
好不容易把所有人都送出了家门，我和大力瘫坐在婚房的沙发上。那对话似乎不是我想象中新婚之夜夫妻会说的，到现在我都记得，大力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怪不得李安会拍《喜宴>！”“对，大概气得够呛。”我一下就接上了话茬儿。婚礼真是神奇。从前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光觉得导演思考非常深刻，可自己婚礼当晚，再想起影片中男女主角身在美国都逃不过的中国式婚宴，我不知为什么就能看出一种愤怒来：导演一定是气得不行了，才能把婚礼的奇葩处挖得这么入木三分。这婚礼不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一度以为自己能稳住局面。婚礼前半个月，我和大力去办婚礼的酒店见司仪，非常有默契地把所有“做戏”似的场面都从婚礼中删除。父亲把新娘送上舞台眼泪汪汪地交给新郎？不要！新郎单膝跪地向新娘求婚？拜托，我们就是成功了才来结婚的好嘛！在舞台上设计个恋爱桥段重演？谢谢，真不用跟满场不认识的人聊那么私人的事情了……一言以蔽之，我觉得自己像个侠女，带着十二分的气魄，大刀阔斧，删删删，一边心里乐得很：这总不会再出问题了吧？
我们不知道，各种麻烦正排着队，等待在命运的下一个转弯口。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从前文学常识里背过的“六礼”，基本上换了个土名在现实中上演了一遍。就在我和大力愉快地告别司仪、离开酒店时，一场盛大的采购正拉开帷幕。我妈和他妈充满热情地要为我们“布置新房”。现场基本上是这样的：两人欢快地走到市场，我妈拿起一块米色的小地毯细细打量，他妈一把按住：“别，要买红色的。”我妈一下茅塞顿开：“哎，原来还有这讲究，说得对！婚房嘛。那啥，大力他妈妈，还有啥需要讲究的？”地毯要买红色的，扫把要买红色的，漱口杯也要红色的……两位妈妈一拍即合，一路走一路逛，沉浸在塑造一个吉祥的婚房的喜悦中。等我们终于回到老家的时候，大力在放着亮绿色洗手液和大红色双喜字塑料肥皂盒的洗手池边沉思良久。“不行，这里的东西得我们自己买。”他说。我则被满衣柜的被褥给吓了一跳。“这本来就是我们应该买的，”我妈说得理直气壮，“可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哈，这是嫁妆的一部分，照老规矩，女方家里要提供十床被褥！”我简直要被这迎面而来的惊喜给砸晕了：“你知道我们顶多每年过年在这儿住一星期吧？”这在我妈那里不是理由：“那这也是新房啊，要结婚用的！”是啊，要结婚用的，怎么能在这件事情上偷工减料呢？ 领略了可以再用三十年的床上用品的威力之后，我妈再喜气盈盈地带我去参观我新家的储藏室，里面放了两卷地毯和若干亮晶晶的彩纸。她把彩纸拿起来，对着客厅比划：到了正日子那天，就在这里全铺上红地毯，屋顶上四面挂上这个，多好看！我两眼一黑。是啊，这是结婚，我们必须得有一套新房，像其他人一样；我们必须得过所有的礼节，像其他人一样；就算屋里的布置，不管好不好看，气势也不能输给其他人。母亲不必解释太多，我就明白她话里的意思，却又总有点不甘心。是否我们就能够像两个容器一样，由着父母灌输进所有他们对生活的设想？我犹如跌入了另一个世界从前看溥仪的回忆录，末代皇帝回想他在紫禁城里“大婚”当天，一走进洞房，就见到亮堂堂的红蜡烛照着一屋子红彤彤摆设，新娘子也是一身红，整个坤宁宫就像一摊融化了的蜡烛。我婆婆应该是没看过这本书，却在布置新房上与前清太后想到了一块儿。而娘家也出着自己的那份力。看过了我们从北京背回老家的婚纱照之后，我爸对大城市结婚照的纯色背景和“黑沉沉的风格”赞叹不己，一点没犹豫，他问我要了电子版照片，自己出资，另外找人做了一版花相册。“咱们老家的乡亲，肯定都要看这本的。”翻着新人被PS进竹林和宫殿中、页面印刷上“I LOVE YOU”和一排排汉语拼音的新相册，我爸爸满意地教导我们说，“你们毕竟是在中国嘛”。有那么一个晚上，我婆婆，我妈，我三姨，都在新房里劝我要把彩条挂上。我被左一个“喜庆”、右一个“老规矩”折腾得毫无招架之力，唯有连连点头。最后一看手机，爸爸偷偷给我发短信汇报自己的发现：“七大姑八大姨在劝你布置新房的时候，你老公一直在旁边摇头，哈哈哈。”我犹如跌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我以为早己随着时间逝去的世界。那些多年不见的规则，原来在长辈们的心中依然通透着：红色的摆设、十床被子、一屋子的彩带……我外婆来视察新房，在主卧室向女眷们了解婚礼当天的安排：“到时候是让你们家奶奶来铺床吗？”用新铺盖铺床是老家婚礼的重要礼节之一，通常是男方家庭女性长辈的一项光荣职责。 我婆婆拉着外婆的手自然地念叨说：“外婆你听我说啊，要说这铺床啊，最合适的就是我们家大力他婶婶了，她有福气，现在还父母双全，头胎生的是儿子，是铺婚床最好的人选……” 外婆听了这话，略有些发愣。她一辈子生了四个女儿，那么多年来，我都觉得外婆对子嗣的执念很无稽，那一瞬竟有些理解了生个男丁对一个传统妇女一生的意义：不生儿子，在家人结婚这样的盛典时连婚床都没份靠近。我甚至想到了祥林嫂最后那双被鲁妈喝止住的、不能碰福礼供品的手。 而外婆的杀伤力也不遑多让，当我和大力的家人相聚新房一块儿见面时，她东张张、西望望，听听周边人的讲话，突然惊讶地公布了自己的新发现：“这儿有苏北人？！”没错，大力全家都是60年代从扬州迁来老家的，虽然乡音难改，但对我外婆的一口土话和话里的含义，理解起来可是一点没问题。三姨被惊得对外婆挤眉瞪眼。我实在不忍心看眼前这画面，转身走进另一间房。隐约听到后面的家人们已经开始讨论，结婚那天新郎得一手抓着五颗鸡蛋来迎亲，寓意好，是五子登科。扮演一个木偶新娘到正式婚礼的那天，大力手里真的抓了一包煮鸡蛋。我妈则变戏法似的拿出一个金色镶仿红宝石的如意形别针，特别郑重地嘱咐道：“记得让化妆师帮你别在头发上。”我恨不得再追问一句：“一身完全西式的白色婚纱，怎么能跟这样的首饰搭配呢？”但不用问我也知道，这在我妈那儿算不上有逻辑的理由。
婚礼前没几天，我们俩吵了一架。起因是我妈又兴冲冲给新房买了美丽的粉红色玻璃果盘和镶金边的茶杯茶壶，这回我说什么也不肯带新房里去。“你觉得漂亮的东西，不一定我们就会觉得漂亮，为啥非要往我屋子里放呢？”我试图讲一下我内心的感受，“咱俩不是同一辈人是不是？我们的观点不一样也很正常。再说我都快三十岁的人了是不是？我有自己的世界观，我不是你身上的一个附属品，是一个独立的人啊！”不幸的是，前面一不小心说激动了，没收住思维。最后一句话刚脱口而出，我心里下意识“咯噔”一下，只恨没法咬着舌头把0. 01秒前说出口的字句拖回嘴里。果然，愣住两三秒后，母亲的理解力朝着另一个方向狂奔而去：“怎么？现在翅膀长硬了？要嫁人了就心朝着外面了？要跟妈妈谈独立了！”一阵狂风骤雨似的独白。时隔N年之后，母亲大人再一次痛说含辛茹苦把我养大的革命家史中的各个标志性事件，让我深刻地接受了一回思想教育。所以婚礼当天，我已经相当逆来顺受了。反正也看不清这世界（没戴眼镜），别人指挥我干啥就干啥，只求一切快点过去。上个星期，我终于从婚庆那里拿到了婚礼的录像。于是，仿佛是一种义务，全家人都聚到屏幕前，再回顾一遍我们都曾亲历的那一天。这也是我第一次清晰地见到自己的婚礼。然而那又是一个多少与生活脱节的婚礼，正片中没有了摄影师指导的声音，却能看到所有人都无视了土话，一本正经用普通话说着简单的日常对话，用平时不常见的肢体动作表达着情感。我们与父母拥抱告别，新郎冷不防地亲了一下婚鞋，过会儿又对着镜头大喊“老婆，我来了”，让我不禁揣想，十年二十年以后再看这部短片，是不是会捧腹而笑？看着看着，我爸妈不断有新发现：“什么？迎亲的时候家里这么热闹？我当时在哪儿？”“什么？婚宴上司仪还吹了萨克斯？我怎么一点不知道？”在我的婚礼上，司仪愉快地唱了几首歌，还用萨克斯吹了两首曲子。这些，都是看录像的时候我才知道。
所以，是为谁而办的这个婚礼呢？“全都是做戏，”看着视频，奶奶突然有些唏嘘地总结道。但她旋即又稳稳地补充了一句，“做得挺好，热闹。” 无论如何，这并不是我们婚礼中最难以理解的部分。 就像平静长河中涌起一朵浪花，须臾之间，又会重新融入生活的水流。婚礼结束，我和大力回到北京，重新在狭小的出租屋里开始朝九晚五的日子。唯一的改变，就是在遥远的家乡，多了一间上锁的新房。理论上来说，那里是我们的家。客厅里依然铺着红色的劣质地毯，天花板上挂着彩条。彩条曾经断过两次，又被我妈和我婆婆细心地粘好了。 虽然不喜欢它们，不过，我开始想，比起在北京工作的我，它们在家中居住的时间，还更长一些。（资料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