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规律一直告诉人们，在任何地方，遇见平庸事件的概率，要远大于遇见伟大事件。因为愚蠢、鲁莽和野蛮深藏在人的天性里，至于真理，鲜有人能对其始终保持好奇心和探寻的勇气。基于这种考虑，作为严格意义上的职业学术追求者，和“业余不学无术者”，我很早就放弃了对于任何伟大学府的美好想象。这种想象不能带给我一丁点的心灵收益。一个人需要对人类智慧保持狂热的好奇心，但同时必须抽身在一旁，用鲁迅的话说，冷眼旁观。
　　我的某位诗人同行，某名校本科毕业，很早就公开宣称，他本科四年所受教育的最大收获，就是以后一定不会让孩子在他的母校读书。这句话可以分两个层面理解：一个人在他所待的地方越久，就越会对这个地方感到厌倦，不管这个地方有多好或者多糟;在多数人艳羡的地方，常常有不为人知的、无法让人忍受的现实存在。但无论是哪种，不能否认的是，当你厌倦或者无法忍受，你实际上已经带有你所在地方的缺陷的烙印。
　　由此说来，牛津也并不是我来之前想象中的世外桃源。各种背景、文化、肤色、阶层、知识教养、政治态度各异的人在此地混杂而居，并且似乎没有谁愿意主动妥协。入学牛津第一天，有一位好心的学姐，拉着我转了差不多整个校园。我还能记得的是，她咯哒作响的高跟鞋，就像诉说着此地人们很长时间以来的，听上去臭美而无害的傲慢。

　　牛津市中心是大学所在之地，东西向的主干街只有两条，一条叫宽街，一条叫高街，但实际上不高也不宽，并且被一条更短小而且游人密度更大的商业街相连——多半是因为这条街上的肯德基和星巴克，这些英国人其实梦寐以求的文化象征。
　　而肆意穿行其间的游客、小贩、提琴手、玩火艺人、摄影师、高定礼服的模特、放浪娇嗔的夜店女孩、游行示威人群、怀揣着罗马史教程的大学教授和诈骗犯，会让你明白当地老年人排外似乎也有一分理由。谁会在这里寻得片刻宁静？

　　据我的经验，这片土地的逼仄和混乱程度远远超过了北大或者哈佛这类学校。你尽可以去市中心以外的湿地去看绿头鸭打架，看牛和小矮马怎样在人们好奇的打量中淡定地吃草，就像学生们吃学院的正餐，也可以去南部公园在草地上睡它一个下午，但这一切远不如对这一切的无暇顾及和审美疲劳更能占据留学生活的主流。或者说，在这里生活是一个在审美惊奇和审美疲劳之间不断摇摆的过程。一个人无法取得平衡常常是因为，很大程度上他在牛津过的生活是其他人的生活，或者其他人以为他会过的生活，甚至是他极其有限的影响圈子内，聚光灯下人们想要看见的生活，但这种生活有很大可能不是他自己的，并和他的习性脾气并不搭调。
　　为了摆脱混乱和失衡的危险，我很早就提醒自己多参加体育运动，为此刚开学就加入了击剑社。以前我有这方面练习的经验，但技术不足，完全凭身体的本能。在这个社团内无论你打的是好是坏，周围人都差不多会言不由衷地赞叹：你之前是不是练过，你打得真好！但这种虚与委蛇就像击剑者身上的白衣，并不会真的让你感到厌烦，就像老师对你的鼓励，或者别国学生对你肤色和文化的好奇一样。其实很多学生来这儿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拍照，但他们又为击剑房肮脏的陈设和凌乱的布局感到失望，因为这看上去没有一点贵族气质。如果说击剑是为了磨炼勇气，那也绝不是单身汉或者起义军的勇气，而是贵族的，在体面的基础上的勇气，并且讲究礼数。这似乎能解释为什么拜伦年轻时热衷运动，或者奈保尔在牛津為什么过得并不顺利。一个和我同龄的，以前没有参加过任何运动的中国女孩以前也会来这个社团。她不好意思地说自己是博士。我似乎也能看出她的害羞腼腆已经与牛津的氛围格格不入，而同时我又明白这种格格不入，在某种程度上，却又是这个学校长期以来的特性之一。
　　为此我更愿意和她说话，有一次在雨天甚至聊了一路，发现她对学术和生活的热忱要远胜过我——而这正是以前我在芝加哥的同学常常对我说的。这种投身研究事业的生活时常让我感到害怕，但是它所暗示的宁静又让我能在雨后的街头加快步伐，感受到所谓生命之轻。女孩周围的博士明显分为两个极端，一种和她一样日夜埋头工作，另一种则喜欢在各种行政事务中，或者公众场合内抛头露面。但她感到不解，因为其中的多数人声称，他们能很好地在两种角色中穿梭自如，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某个实验或者某项考试做得好，并不能说明一个人的天分或能力，而在社交中游刃有余同样如此。这种自以为能兼顾的人，她说，到头来你会发现，人生收获最多只是社交平台上几张庆功照，给人们留下春风得意的印象，但实际上很可能没办法在任何事务中做到真正出色。

　　聊了两次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这并不奇怪，在牛津遇见的人时常会在未来几年内，在你的视线内灭绝。但她说的话很明显在遵从自己内心的某种原则，像是按照既定尺寸在给衣服或者鞋画线，容不得闪失，否则某些东西很可能会失控。但她口中所说的这种人毫无疑问是无聊的，因为其数量庞大，又让人感到压抑。这种实质上的平庸和对这种平庸的趋之若鹜，不仅影响学生们的日常生活，也体现在教学体系对各色活动的热忱中，就像蜘蛛对它网上的各种昆虫垂涎欲滴却不明就里。
　　因此我很长时间以来只愿意参加有实质性内容，并且观光客心态比较少的小型学术聚会。与那些更擅长和别人交谈的老师和学生相比，喜欢自说自话的倒更显得很有说服力。我曾在哲学系维特根斯坦的课上见证一个老师长达5分钟的自言自语，端着下巴，厚玻璃眼镜后的小眼睛对着面前的小白板，仿佛在给爱人相面。而往往正是在这种时候，我脑子里本就迫切想飘到窗外的狂乱安静了下来，回归到自我沉思的状态，感到之前一些不得其解的知识明朗了许多。但在与人争论时，要么是我的英语不够好，要么是对方的脑子不够好，要么相反，我们为之面红耳赤的议题会更加模糊不清，最后往往以对多元主义的认可不欢而散或转移话题。
　　在东方研究中心，历史系和英文系，很多学生学者都不特别擅长与人打交道，在这方面我自认为比他们有优势得多，但激情和对所专注之物的确信不疑却远远不如。这是一群吃火锅也会和你扯两小时阿尔都塞的家伙。但由于我对理论热情的逐渐冷却，我还是断然以吃饭为主。不过这种饭桌上的喧闹如今已经越来越少，和街头调门日益升涨的萨克斯，以及忙着做直播的学生和游客越来越多的聒噪形成对比。但是我却时常奇怪地想到，拉金或W·H·奥登很可能会在这种情况下依然保持创作的热情，混乱和喧嚣的土壤可能恰是培育疑似思想之物的温床，如果我们认可迄今为止人类还保有思想的概念的话。
　　如果这个前提得到确立，我确实庆幸在那些“全城一片黑，没有奶油的日子” ，我从没有忘记学习在这种黑暗中与自己相处这件事，尽管之后我慢慢明白，我付出的代价要远比我预想中的多。
　　编辑 马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