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接一个上级任命的校长空降各个大学的时候，突然之间，教育部出台选校长的新措施，拿出两个教育部直属的大学（东北师大和西南财大）全球遴选校长。在沉闷的教育界，算是制造了一点不大不小的新闻。
　　当然，全球遴选大学校长，在理论上比行政任命似乎好看得多。因为后者实际上等于把大学当成了行政单位，校长等于行政官员，当然也没法不这样等于一下——我们的校长都是有行政级别的，有的副部级，有的厅级。一旦做了某些名牌大学的校长书记，就等于是副部长了，坐飞机，不仅可以坐头等舱，而且有权优先飞。
　　但是，这样的全球遴选，放在国外有校董会的公立和私立大学，也许是有价值的。在这样的大学里，优秀的校长能给学校带来很多的好处。一个筹款能力超强的校长，可以给学校弄来很多资金。一个善于协调各方面关系的校长，可以妥善处理学校各部门与教授的关系，给大学带来一个良好的治学环境。
　　但是，这样的遴选，放在中国却让人不敢乐观。当然，中国的大学，校长还是有些权力的。在一个整体上人治色彩非常重的国家，一校之长的能力优劣和品质好坏对学校肯定有影响。但是，我们的大学整体结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委书记在行政级别上跟校长平级，而且理论上领导责任更大。所以，迄今为止，书记说了算的大学还是占多数。只有少数大学，由于特殊的个人原因才是校长说了算。
　　在理论上，全球遴选校长是可以选出一个海外的校长的。但是，在这样一个结构中，漫说一个洋人的校长，就是海外华人，有绿卡的中国学者都相当尴尬。按规矩，校长是例行的党委副书记，在党委居第二把交椅的位置。一个不是党员的校长，参不参加党委会？如果参加，怎么安置？如果不参加，对于学校的大政方针，将如何跟党委协调？更何况，一个大学不仅有行政部门，还跟各级政府一样拥有党务机构。一个不是党员的校长将怎样领导这些机构工作？如果党务归党务，校务归校务，现在的大学结构能这样分开吗？
　　鉴于这样的结构困境，所谓的全球遴选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名为全球遴选，实际上还只能在国内选一个党员校长。这样的遴选，选到最后跟行政任命也就没有多少分别了。因为现在的行政任命，至少在程序上也得经过协商和民意测验，也类似有点“选”的意思。
　　所以，这样的遴选只是一场选校长的秀。我们知道，现在的大学改革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境地。行政化和官僚化的大学教学质量急剧下降，学术腐败横行，人人头痛。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学生选择昂贵的用脚投票——出国就读。这些年中国大学的扩张形成了极具讽刺意味的效果，没有让中国大学成长起来变成世界一流，反倒是刺激了国外大学的产业化成长。
　　无论中国还是外国，大学要想办得好，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三者都是必不可少的前提。人人都说，大学校长应该是教育家，但即使真的有了教育家做校长，也只能在这个前提下才能起作用。
　　眼下，中国的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苓的事业已经广为人们称道了。
　　但是，这几位优秀的大学校长之所以成气候，都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大学具有这3个前提条件。清华的梅贻琦是学界口碑最佳的校长，但在当年的清华，连教授聘任和给多少薪水这样的事都是由教授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对于学校的大政方针，梅贻琦自嘲说，他仅仅是一个京剧里的王帽子——看起来尊贵，其实没有什么权力。
　　大学校长遴选的确是一项全球大学的通则。但把这样的一个制度平白嫁接到我们现在的体制上，说不好听的，有点像让两个不同的物种交配，肯定不会生出任何结果的。中国大学现在真正需要的是踏实的改革，回归大学的本原，从大学自治开始做起。一个自治的大学，有了有实权的校董会的大学，才可以实行遴选校长制度。否则，即使遴选了，也无非一场非驴非马的选秀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