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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人民的名义》中，开场的一个桥段令人印象深刻——反派人物在给丁义珍通风报信后，将手机SIM卡拔掉丢进了冲水马桶。随着剧情展开，观众知道了把SIM卡扔进冲水马桶的，就是拥有丰富反侦查经验的公安厅长祁同伟。
随着时代进步，越来越多的科技手段被运用到反腐领域，让那些敢于以身试法者无所遁形。尽管某些人拥有一定的反侦查手段，但终究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比如祁同伟销毁手机SIM卡的做法，在一些技术专家看来就依然留下了破绽。
小心你的手机
手机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但贪腐分子使用的手机，往往成为反腐机关取证与追踪的利器。
在近日举行的2017全国检察机关科技装备展上，一家单位展出了一台便携式黑色手提箱。这款手提箱堪称破解所有手机的钥匙，它连接上任何手机就能工作，只用几分钟就可以自动解析手机微信、QQ、支付宝、浏览器、手机导航等几百款常用软件，以及短信、通话记录等系统信息。不仅如此，还能全面获取手机存储中的聊天记录、上网记录、语言记录、导航记录等用户痕迹。
这款反腐利器已经在实战中发挥过效用。据媒体报道，江苏某地在办理贪腐案件时，犯罪嫌疑人自以为手机内的所有信息已被删除，全程否认自己的罪行。侦查人员通过研究其朋友圈和消费习惯，经过比对发现他热衷于玩网络游戏，由此判断其沉迷网络游戏，而且急需用钱。通过技术手段，侦查人员又在他的手机中恢复他发给行贿人的索贿短信，在征得行贿人同意后，在行贿人提供的手机中也恢复了相应内容，当恢复后的手机短信记录放到犯罪嫌疑人面前时，他的嚣张气焰立马就消失了。这些短信也由检察机关按照电子取证规定形成电子证据鉴定报告，成为认定犯罪嫌疑人索贿行为的重要证据。
在追踪、定位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手机更能发挥巨大作用。如今，无论手机是否处于开机状态，都能被快速定位。因为SIM卡插在手机里时，会不停地搜索附近的基站网络，以便跟信号最好的基站保持联系。利用三角定位原理，就能得出手机的大概位置，定位精度在150米以内的概率为95%。
那么像祁同伟那样将SIM卡拔出销毁，是否就万事大吉？技术专家的答案是：未必。原来，每部手机都有唯一识别号IMEI，手机在与基站联系的时候，基站是可以获取IMEI信息的。换言之，如果他只是丢掉卡，没有换手机的话，当他下一次在手机里插入新的SIM卡时，还是会被发现。
对于那些“玩失联”，亡命天涯的腐败分子，比如原洛阳市副市长郭宜品，甚至连使用公用电话都会有立刻暴露的风险。这项“黑科技”就是声纹识别系统。只要有之前说话的语音，就可以分析你说话的特征，提取出来建立成声纹模型。人在逃亡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跟亲戚，朋友，或者同伙联系一下，只要监听他们的电话，一旦联系他们，通过声纹对比马上就能被确认，然后将对象定位。
据报道，郭宜品失联后，一个人南下长沙，在马王堆汽配城租了一套50多平方米的房子。他成天不出门，窝在家里开着电视看新闻。但很快，还是被办案机关发现并抓获。
靠测谎仪救了命
生命体征监测智能系统，用于实时检测掌握被询问人心理波动的痕迹以及身体健康状况，它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测谎仪。如今的测谎仪，已不需要给被询问对象穿戴任何装备，而是通过隐蔽、实时、动态的方式，在对象全无感觉的情况下，采集其生命体征。
通过生命体征的实时监护，办案人员可以依据对象在具体问题上的生理状况变化，判断其对相关问题的关注度和回答的可信度，一定程度上为案件找到突破的重点和方向，并且能快速识别被讯问对象是否“诈病”。
测谎仪不仅是办案的利器，更能有效避免办案事故。据报道，此前曾有一名年纪较大的群众到政府机关反映问题，认为镇领导在房屋拆迁过程中滥用职权，导致自己蒙受经济损失。陈述过程中，工作人员通过监测系统发现该名群众体征数据严重偏离正常值，初步判断绝不只是情绪影响所致。工作人员将其送往附近医院救治，经诊断为旧病复发，幸亏送医及时才转危为安。
还有监听与反监听，这一百年前就已出现的技术，也在不断推陈出新并应用于反腐领域。《人民的名义》中便有这样的情节，公安厅长祁同伟及其同伙大面积监听了群众通话内容，也确实听到了相关内容，不过终究还是被办案机关机智地躲开了追踪。
在现实的反腐斗争中，办案人员通话被监听的情况的确出现过，这就要求办案机关拥有更先进的通信手段。如今，这样的通信系统已经出现并运用到实践中。该系统采用加密平台构成通信安全保障，它通过一个特殊的主机构建一个虚拟的环境与外面进行隔离，同时利用专网作为数据传输的安全通道，然后采用身份认证体系来保证用户接入和传输通道的安全。最后使用加密平台对通话、消息、文件等数据进行加密传输，即使有人通过公用通信网络窃听到谈话内容，那也是经过加密处理的，在短时间内无法破解。这就像二战时期敌方只获得了无线电却没有密码本一样，只有安装了特殊终端才能获得里面的信息。
大数据发威
微腐败具有涉案金额较小、违纪违法行为较为普遍等特点，运用传统的人为监督、事后监督等手段，费时费力还有疏漏。然而当科技进步，尤其是当大数据平台出现，微腐败渐渐少了藏身之地。
微腐败的发生，往往是基层人员“以恶小而为之”，钻了监管的空子，倚仗暗箱操作，再将原本就不算大的贪腐行为掩盖起来。如果动用人力一件件去筛查，将会是十分繁冗的工作。大数据技术通过将抓取的信息进行筛选、比对，在相互印证的过程中，立刻让违纪者千方百计藏匿的痕迹一一显形。
“在科技不断发展的今天，数据的收集已经变得不再困难，各种智能设备收集到的大数据完全可以在发现和调查腐败问题方面提供助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副主任杜治洲表示。
以湖北省潜江市为例，该市紀委通过对粮食直补、城乡低保、农村危房改造等12项惠民资金数据进行收集，对12类人员数据信息（包括财政供养人员、村干部及家属、拥有车辆的人员等）进行比对，仅10分钟，就发现可疑线索6626个。这样一来，筛查范围大大缩小。
四川巴中市建成了精准扶贫数字管理系统，对规划实施、资金拨付、项目实施进度等跟踪展示，实现后台管理与公众监督双向互动。结合相关信息实时呈现项目实施前后和贫困村、贫困户帮扶前后变化，结合GPS定位技术，可实现手机APP即时查询了解相关信息。
以大数据平台为基础，更能推动相关部门的规范化操作，倒逼信息阳光公开。
除了消除腐败的可乘之机，大数据应用在日常工作中的检查评估，还可以有效预防懒政怠政。贵阳市就在这方面做了尝试，在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的电子日志上传系统里，外出、请假都需通过移动设备汇报理由并提供相关证明，这样一来，不作为的公职人员便无处遁身。
从手机解密追踪到大数据平台，探究这些“黑科技”发威的秘诀，不难发现，纪检机关通过把现代科技手段嵌入到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让权力在阳光下公开透明地运行，点住了腐败滋生的要害，释放了强烈的震慑效应。其实，在正风反腐不断深入的当下，开门反腐是大势所趋。借助科技之“翼”，让权力处处在监督的“探照灯”下行使，这样的“黑科技”必定会越来越多。
随着时代进步，越来越多的科技手段被运用到反腐领域，让那些敢于以身试法者无所遁形。尽管某些人拥有一定的反侦查手段，但终究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比如祁同伟销毁手机SIM卡的做法，在一些技术专家看来就依然留下了破绽。
小心你的手机
手机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但贪腐分子使用的手机，往往成为反腐机关取证与追踪的利器。
在近日举行的2017全国检察机关科技装备展上，一家单位展出了一台便携式黑色手提箱。这款手提箱堪称破解所有手机的钥匙，它连接上任何手机就能工作，只用几分钟就可以自动解析手机微信、QQ、支付宝、浏览器、手机导航等几百款常用软件，以及短信、通话记录等系统信息。不仅如此，还能全面获取手机存储中的聊天记录、上网记录、语言记录、导航记录等用户痕迹。
这款反腐利器已经在实战中发挥过效用。据媒体报道，江苏某地在办理贪腐案件时，犯罪嫌疑人自以为手机内的所有信息已被删除，全程否认自己的罪行。侦查人员通过研究其朋友圈和消费习惯，经过比对发现他热衷于玩网络游戏，由此判断其沉迷网络游戏，而且急需用钱。通过技术手段，侦查人员又在他的手机中恢复他发给行贿人的索贿短信，在征得行贿人同意后，在行贿人提供的手机中也恢复了相应内容，当恢复后的手机短信记录放到犯罪嫌疑人面前时，他的嚣张气焰立马就消失了。这些短信也由检察机关按照电子取证规定形成电子证据鉴定报告，成为认定犯罪嫌疑人索贿行为的重要证据。
在追踪、定位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手机更能发挥巨大作用。如今，无论手机是否处于开机状态，都能被快速定位。因为SIM卡插在手机里时，会不停地搜索附近的基站网络，以便跟信号最好的基站保持联系。利用三角定位原理，就能得出手机的大概位置，定位精度在150米以内的概率为95%。
那么像祁同伟那样将SIM卡拔出销毁，是否就万事大吉？技术专家的答案是：未必。原来，每部手机都有唯一识别号IMEI，手机在与基站联系的时候，基站是可以获取IMEI信息的。换言之，如果他只是丢掉卡，没有换手机的话，当他下一次在手机里插入新的SIM卡时，还是会被发现。
对于那些“玩失联”，亡命天涯的腐败分子，比如原洛阳市副市长郭宜品，甚至连使用公用电话都会有立刻暴露的风险。这项“黑科技”就是声纹识别系统。只要有之前说话的语音，就可以分析你说话的特征，提取出来建立成声纹模型。人在逃亡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跟亲戚，朋友，或者同伙联系一下，只要监听他们的电话，一旦联系他们，通过声纹对比马上就能被确认，然后将对象定位。
据报道，郭宜品失联后，一个人南下长沙，在马王堆汽配城租了一套50多平方米的房子。他成天不出门，窝在家里开着电视看新闻。但很快，还是被办案机关发现并抓获。
靠测谎仪救了命
生命体征监测智能系统，用于实时检测掌握被询问人心理波动的痕迹以及身体健康状况，它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测谎仪。如今的测谎仪，已不需要给被询问对象穿戴任何装备，而是通过隐蔽、实时、动态的方式，在对象全无感觉的情况下，采集其生命体征。
通过生命体征的实时监护，办案人员可以依据对象在具体问题上的生理状况变化，判断其对相关问题的关注度和回答的可信度，一定程度上为案件找到突破的重点和方向，并且能快速识别被讯问对象是否“诈病”。
测谎仪不仅是办案的利器，更能有效避免办案事故。据报道，此前曾有一名年纪较大的群众到政府机关反映问题，认为镇领导在房屋拆迁过程中滥用职权，导致自己蒙受经济损失。陈述过程中，工作人员通过监测系统发现该名群众体征数据严重偏离正常值，初步判断绝不只是情绪影响所致。工作人员将其送往附近医院救治，经诊断为旧病复发，幸亏送医及时才转危为安。
还有监听与反监听，这一百年前就已出现的技术，也在不断推陈出新并应用于反腐领域。《人民的名义》中便有这样的情节，公安厅长祁同伟及其同伙大面积监听了群众通话内容，也确实听到了相关内容，不过终究还是被办案机关机智地躲开了追踪。
在现实的反腐斗争中，办案人员通话被监听的情况的确出现过，这就要求办案机关拥有更先进的通信手段。如今，这样的通信系统已经出现并运用到实践中。该系统采用加密平台构成通信安全保障，它通过一个特殊的主机构建一个虚拟的环境与外面进行隔离，同时利用专网作为数据传输的安全通道，然后采用身份认证体系来保证用户接入和传输通道的安全。最后使用加密平台对通话、消息、文件等数据进行加密传输，即使有人通过公用通信网络窃听到谈话内容，那也是经过加密处理的，在短时间内无法破解。这就像二战时期敌方只获得了无线电却没有密码本一样，只有安装了特殊终端才能获得里面的信息。
大数据发威
微腐败具有涉案金额较小、违纪违法行为较为普遍等特点，运用传统的人为监督、事后监督等手段，费时费力还有疏漏。然而当科技进步，尤其是当大数据平台出现，微腐败渐渐少了藏身之地。
微腐败的发生，往往是基层人员“以恶小而为之”，钻了监管的空子，倚仗暗箱操作，再将原本就不算大的贪腐行为掩盖起来。如果动用人力一件件去筛查，将会是十分繁冗的工作。大数据技术通过将抓取的信息进行筛选、比对，在相互印证的过程中，立刻让违纪者千方百计藏匿的痕迹一一显形。
“在科技不断发展的今天，数据的收集已经变得不再困难，各种智能设备收集到的大数据完全可以在发现和调查腐败问题方面提供助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副主任杜治洲表示。
以湖北省潜江市为例，该市紀委通过对粮食直补、城乡低保、农村危房改造等12项惠民资金数据进行收集，对12类人员数据信息（包括财政供养人员、村干部及家属、拥有车辆的人员等）进行比对，仅10分钟，就发现可疑线索6626个。这样一来，筛查范围大大缩小。
四川巴中市建成了精准扶贫数字管理系统，对规划实施、资金拨付、项目实施进度等跟踪展示，实现后台管理与公众监督双向互动。结合相关信息实时呈现项目实施前后和贫困村、贫困户帮扶前后变化，结合GPS定位技术，可实现手机APP即时查询了解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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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消除腐败的可乘之机，大数据应用在日常工作中的检查评估，还可以有效预防懒政怠政。贵阳市就在这方面做了尝试，在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的电子日志上传系统里，外出、请假都需通过移动设备汇报理由并提供相关证明，这样一来，不作为的公职人员便无处遁身。
从手机解密追踪到大数据平台，探究这些“黑科技”发威的秘诀，不难发现，纪检机关通过把现代科技手段嵌入到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让权力在阳光下公开透明地运行，点住了腐败滋生的要害，释放了强烈的震慑效应。其实，在正风反腐不断深入的当下，开门反腐是大势所趋。借助科技之“翼”，让权力处处在监督的“探照灯”下行使，这样的“黑科技”必定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