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社会转型，社会成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适应上的困难，林林总总的变化，是机遇也是挑战，其带来生活的新体验和新精彩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无形的压力和隐患
　　
　　李丽已经把自己关在屋里3天了，“自从高考成绩公布，分数线划下来，她就像变了一个人，快把我们给急死了。”李丽的妈妈告诉记者。这位一直成绩优异，被老师捧着、同学羡慕的好学生，在这次高考中却惨遭滑铁卢，只达到了专科的分数线，看着平时不如自己的同学都顺利的被重点大学录取，她的心理彻底失衡。
　　“刚开始的时候，脾气变得很怪，动不动就和我们发火，一不高兴就摔东西，甚至有一次还自己跑到学校去责怪她的任课老师，平时她从来不大声和大人讲话，更别提老师了。”李妈妈无奈的说。“闹闹还好，现在又把自己关起来不说话了，我们更担心。”经过大家多方的劝导，李丽终于走出了房门，她对家人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觉得太丢脸了，都不想活了。”
　　2005年7月25日晚，北京某重点大学一名2002级本科男生从宿舍楼跳楼自杀身亡。该男生在上大二时被查出患有抑郁症，曾在医院接受了两个月的治疗，并为此休学一年。有调查显示，抑郁症患者有一半以上有自杀倾向，其中有20%最终以自杀结束生命。在导致自杀的原因中，74%是由于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与后者相比较，李丽似乎幸运的多，她的父母及时把她送到了心理咨询机构，经过一个月的心理调试加药物治疗，她的抑郁症状已经基本解除了。主治医生吴大夫告诉记者，如果抑郁症患者不及时治疗，严重的甚至会变成精神分裂，到时可能不仅危害自身更可能伤害无辜的人。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的保守估计，中国各类精神病患者在1亿人以上。其中大约1600万的重症患者中，只有20％到医院就医，另外80％流散在社会中，得不到有效的治疗。
　　
　　关注精神健康体现社会进步
　　
　　对于中国进入了“精神疾病时代”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如果注意搜罗的话，其间的调查数字可谓琳琅满目。参与我国精神卫生立法20多年的专家、卫生部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孙东东却对记者表示，一系列的调查数字和媒体的跟风炒作似乎让公众认为就是当今这个时代患精神病的人群数字庞大，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很多动乱的年代，人们的心理需求被压抑、生活情况异常恶劣，那时人们的精神问题比现在要严重的多，只不过没有人去关注他们。“从另外一个方面表明这个社会已经越来越宽松了，生活也越来越好了，国家和公众已经不仅仅满足于物质需求，已经开始关注精神健康问题。”
　　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专家管健也表示，精神疾病并非什么现代病，从很早的时期就已经发现精神疾病的存在了。比如，公元前5—4世纪，古希腊罗马时代有个医学家叫做希波克拉底，他最早奠定了关于精神疾病的研究，他认为人体中有四种基本的体液，他们正常混合则构成健康，一旦其中比例失调，就产生精神疾病。而中国公元前3—2世纪的战国时代《内经》认为精神疾病是由于剧烈的情感变化引起。在中国，也有史学家发现，剧烈的官场竞争、尔虞我诈的宫廷环境、沉重的社会生活压力等所产生的心理负担，都成为古代导致精神疾病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专家学者在不断呼吁重视个体的心理健康，另一方面，普通公众也越来越深切的感受到无论是明星群体还是身边的社交群体中，精神疾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普通人的生活视野中。但很多人却对什么是精神疾病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精神病不就是那些举止怪异、有攻击性，喜欢自言自语的疯子吗，我看到他们都要绕着走。”这是一位市民脑海中的精神病形象。
　　其实，精神疾病从种类上看既包括诸如精神分裂等重型的疾病，也包括例如强迫、抑郁、焦虑等一些轻型疾病。而后者由于具有“隐匿性”，通常会被人忽视。
　　正常人可以理直气壮的向领导请假，说我要去做盲肠炎切除手术。但是患有精神疾病的人首要的应对方式却是隐瞒，甚至对家庭成员也不例外。精神疾病仿佛贴上了“疯癫”的标签，让许多患者被拒绝于职业之外和婚姻之外，甚至很多人惟恐因为自己生了这种病而使得家人感到羞耻和被排斥。其实，这些疾病在国外看来，就如同生了场感冒，只需去看医生而已。据统计，30％的美国人定期做心理咨询，80％的人不定期去心理诊所。
　　
　　转型期中国人的精神问题不容忽视
　　
　　我们不得不承认，现代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滋生了很多精神类疾病，这与许多精神疾病的特殊发病机制是相关的，它不仅与遗传和素质相关，还与一定的社会环境密切关联，而这些社会大的背景和环境是传统社会所不具备的。
　　现代社会中，伴随着社会转型，社会成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适应上的困难，加剧了人们固有的生存焦虑感，使人们面对环境产生了许多不确定因素，对于那些心理承受力、应对能力不强的人来讲就容易出现心理失调。
　　“随着竞争被引入到社会生活中，日益激烈的竞争带来机会和潜在的能量的同时，也带来很大的压力和可能的挫折体验，增加了人们面对消极和负面生活事件的可能。”管健说。
　　“忙碌的工作、残酷的竞争，看似风光，实际上每天都在压力中痛苦挣扎：指标的压力、裁员的威胁、老板的脸色、同事关系、家人的抱怨、电脑的辐射、睡眠不足等等，都在吞噬着我们心灵的健康。”一位外企白领对记者感慨。
　　同时，社会出现越来越明显的多元化，人们在升学、职业、择偶、居住地和生活方式上可选择的余地越来越大，但选择的同时也带来巨大的心理冲突。此外，还有那些没完没了的交通堵塞、住房拥挤、噪音污染等都迫使人们不得不加以应对。但另一方面，对于个体形成社会支持的人际网络却在不断变得日益脆弱，城市的钢筋水泥加剧了人际之间的冷漠化；居住方式的改变导致了人们的陌生感增强；社会化的交往方式使熟人越来越多，而朋友越来越少；爱情和婚姻的选择度加大，使得情感的港湾变得时时要提防危机的出现。这林林总总的变化，是机遇也是挑战，其带来生活的新体验和新精彩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无形的压力和隐患。
　　近几年来，房价、上学、就医的费用一再上涨已成了压在人们身上的新“三座大山”；同时物价攀高，使得老百姓的生存成本越来越高。在这样充斥着焦虑和浮躁的时代，哪个人不是为了生活疲于奔命。
　　“当代中国，确实人们的心理困惑是越来越多了，其实所有的心理痛苦都是有价值的，这说明我们在思考，这是促使我们改变自己、推动社会去发展的原动力。”复旦大学心理研究中心主任孙时进告诉记者。“我们已经告别了那个整齐划一的年代，时代不同了，当代的中国人需要新的成长，这需要社会存在相配套的机制，机制对人的尊重是不是到位，这很重要。这是一个多样性的社会，每个人都是有差异的。我们的社会有没有给个人成长的空间，有没有相对的平等和公正，有没有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都决定这代人的精神卫生水平和整个社会的心理和谐。”
　　
　　《精神卫生法》何时出台
　　
　　时至今日，已有100多个国家相继颁布了各自的《精神卫生法》。但中国至今没有完整的立法，立法的滞后显然与如今中国精神疾病的严峻形势不相适应，有专家指出，正是由于立法方面的缺失，导致了中国精神病患者未能得到有效治疗、社区防控监测体系缺失和专业机构条件的落后。
　　事实上，早在1985年，卫生部就曾指定四川省卫生厅牵头、湖南省卫生厅协同起草《精神卫生法》(草案)，草拟了不下20稿，但至今仍未出台。1988年就已经参与《精神卫生法》起草的孙东东教授用一句话概括了迟迟不能出台的主要原因：《精神卫生法》是“花钱法”不是“挣钱法”。“它不像一些税收的法律能够给政府带来收益，而很大程度上需要政府承担起精神病患者治疗和监护的费用，投入也很大。”
　　 “其实很多人对《精神卫生法》也存在误读，认为它就是关于使精神病人的鉴定和监管有法可依的法律，这太局限了，它覆盖的不仅仅是精神病患者，更是中国13亿人。”
　　有专家指出，《精神卫生法》看似是专业的行业立法，但其实体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公共卫生和人权保障等方面的情况，其不仅仅是针对那些精神疾病的患者，也是关乎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的。其立法的目的是维护精神疾病患者的权益、规范医疗服务和加强对重症患者的管理，同时更重要的是促进我国精神卫生事业的发展，提高全民的精神健康水平。
　　面对社会上关于《精神卫生法》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质疑，孙教授对于这部法律出台的时间很乐观：政府部门和社会对于这个法已经很重视，很多地方也已经出台了相关的地方精神卫生条例，如上海、北京，他们的实践给了我们制定这个法律很多的借鉴，再加上国家的经济基础已经形成，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比较大，如何让这部法律能够在每个地方适用，也是这部法推迟的原因。“我希望今年出台，因为时机和条件都已经差不多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