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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北京海洋馆，想必同学们不会陌生，今年北京海洋馆的叔叔阿姨已经为我们带来了6期丰富有趣的海洋知识和场馆运营幕后故事。去北京海洋馆参观过的同学，一定对“鲨鱼小镇”“水母秘境”“雨林奇观”和精彩的鲸豚表演印象深刻，但同学们也许不知道，现在这个每天充满欢声笑语的海洋馆，也曾经历过冷清、萧条的时期。它的发展历程还颇有些传奇色彩呢，而讲起这段故事，就不能不提一个人，他就是北京海洋馆的守护者——胡维勇馆长。今天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了胡馆长，来和同学们聊聊他与北京海洋馆的故事。
胡馆长，您最初进入海洋馆行业，对它是怎样一种认识呢？
胡馆长：来北京海洋馆之前，我从事了将近10年的酒店管理工作。2001年，我被委任北京海洋馆馆长一职，第一次进入了这个领域，适逢我国第一代海洋馆的建设期，北京、青岛等几个大城市都在建海洋馆。那时人们对海洋生物的认知还比较有限，基本知道是有可食用的和供观赏的。我也一样，“新人”一名，对海洋馆行业知之甚少，甚至对海洋的认识也还仅限于“广阔无际”“十分神秘”。直至来到北京海洋馆，看到这里模拟了几大海域的海水状态、成分、温度等，饲养了上万尾来自世界各地的海洋鱼类，我才了解到这是一个多么专业、系统的领域，并逐渐建立起“看海更要看鱼”的概念。后来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我对海洋馆这个行业的认知也在不断更新、转变，产生了“不仅要看海、看鱼，还要看海里的‘宝藏¨’这个意识。因为海洋是如此深邃、广博，它有太多等待我们去了解的内容。
据我了解，您初来北京海洋馆任职时，正等待您的是非常棘手的经营问题，当时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胡馆长：北京海洋馆子1996年开始建设，投资巨大，创下了当时国内的几项之最——一是设计最观代化， 巨型鹦鹉螺的外观荣获了国际建筑设计大赛金奖；二是规模最大，35平方千米的单馆面积在亚洲都是名列前茅的；第三，它作为国庆50周年的献礼，在当时的旅游产品中是绝无仅有的。1999年开 业之后的一年运营得不错，但很快，还债期来了，上 亿元人民币的贷款需要还，而且不同于传统旅游行 业，海洋馆的日常运营和维护耗资巨大，这些不可回避的问题都导致了经营危机。再加上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2003年爆发了“非典”，游客寥寥无几，海洋馆经营惨淡，几乎断了收入来源。 但即便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我们也没有停业，就 算只有几位游客，我们依然为他们安排海豚表演， 这也让外界知道了海洋馆没有关门。我们的员工 不计酬劳，坚守岗位，大家共同渡过了难关。
面对经营危机，您做了哪些思考，采取了哪些措施？
胡馆长：“非典”过后，我们开始研究海洋馆该如何走出经营困境，它的发展方向在哪？最后 达成的共识是：海洋馆作为一个企业的同时也是一个普及科学知识、宣传环保理念的阵地，我们 既要承担企业责任，还要发挥社会责任，要站到提升公民海洋意识的高度，而不仅仅是宣传海洋馆。有了这个认知，大家一下子找到了方向。 “养鱼卖票”成为过去式，从2004年开始，我们 提出“陶怡大众、教育学生、维系生态”的目标， 并开展了一系列活动，经营状况也由此开始好 转。加之2005年，又一个“意外事件”造访北京 海洋馆，但不同于“非典”，这次“意外”带来的 是生机。您讲到这里一下子把我的胃ロ吊起来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胡馆长：2005年，一条受伤的野生中华鲟 在长江被人们发现，北京海洋馆承担了救助工 作。我们为此成立了中华鲟救助专项小组，并 将当时馆里规模最大的鲨鱼展区改造成了野 生中华鲟人工饲养、科研专区，环境比当时的 科研院所还要好。受伤的中华鲟从长江被护送至北京海洋馆的新家，得到了专业的治疗和精心的护理，不久便康复了。这件事情轰动一时，不仅标志着科研领域的重要进步，还使这个古老的物种正式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中华鲟、保护野生中华鲟，我们做了一系列科普宣传活动，反响很好，后来还出了邮票、纪念币等纪念品，也十分受欢迎。 自此之后，北京海洋馆一年一个台阶，每年以10%的盈利增长在前进。虽然当初承担了不小的压力和风险，但在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和海洋馆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救助中华鲟这件事做成了，现在看来，它也确实是北京海洋馆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
这确实是一件令人感慨、难忘的事情，虽然您讲来云淡风轻，但依然令我感动。胡馆长，您刚才谈到“非典”之后，海洋馆开始向“科普宣教”转型，请您再讲讲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胡馆长：关于科普宣教，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让人们产生深入探索的兴趣。一开始，馆里有103决科普知识展板，基本都是教科书式的语言。吸引不了观众去看，也就达不到传播知识的效果。为此我们编写了一系列科普图书，如《鲟鲟回家》《中华鲟之美》《鲨鱼的故事》等，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但是科普工作做到这些还不够，仍然比较被动，我们还需要走出去。于是，北京海洋馆主动和当时的向东小学，也就是现在的农科院附小（气象路校区）建立了联系，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海洋中队，与学校开展了一系列海洋科普活动，还编写了海洋校本教材。当年第一批海洋中队的学生现在已经有不少人考入了名校，还有人报考了海洋专业。我相信这种启发式的海洋科普教育对他们的探索、学习和动手能力都起到了帮助。后来我们与更多的学校建立了合作，成为他们的海洋科普教育基地，为他们提供技术、设备、场地等各方面的支持。在这个過程中，我们也面向社会推出了知识竞赛、书画大赛等各类活动。
从2005年到2015年的十年间，我们将科普知识从馆内带到馆外，称为“走出去”，那么从2015年开始，我们要把科普宣教“请回来”，因为海洋馆里的巨大水体和种类丰富的海洋生物本身就是一个最佳的科普基地，人们对海洋知识产生兴趣后，想要深入了解就要回到这个基地来。所以戎，们打造了“夜宿海洋馆”、夏令营、冬令营以及“成为‘美人鱼’”等活动。科普宣教“请回来”仍是我们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胡馆长，从一名海洋馆行业的“新人”到如今的专家，您一定颇有心得，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胡馆长：专家谈不上，但确实有一个“朋友”帮助、支持我在海洋馆这个行业奋斗了16年，它就是学习。我刚来到海洋馆时，对一切都很陌生。我就想：你什么都不懂，怎么来管理呢？所以首先要学习。到现在我已经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每天晚上9点离开办公室，除了工作以外，一定要拿出时间来读书，了解海洋知识、业务知识；每天还要到现场去实践，走遍馆里每一个角落，熟悉每一台设备；每天记录工作日志。十几年的积累对我的工作起到了巨大帮助，我可以和馆里的专业人员交流业务，对生物的发展方向等问题能提出很多建设性的意见。中国博物馆协会还把我放到他们的人才库里了，说我是专家，晏然我认为自己还不是，但通过十几年的学习，我确实受益良多。
您的学习精神对我们的小读者也起到了模范作用，请您为他们再送上一句寄语吧。
胡馆长：《百科探秘·海底世界》杂志的小读者们，知识无涯，学无止境，让我们在知识的海洋中尽情游弋吧！
胡馆长，您最初进入海洋馆行业，对它是怎样一种认识呢？
胡馆长：来北京海洋馆之前，我从事了将近10年的酒店管理工作。2001年，我被委任北京海洋馆馆长一职，第一次进入了这个领域，适逢我国第一代海洋馆的建设期，北京、青岛等几个大城市都在建海洋馆。那时人们对海洋生物的认知还比较有限，基本知道是有可食用的和供观赏的。我也一样，“新人”一名，对海洋馆行业知之甚少，甚至对海洋的认识也还仅限于“广阔无际”“十分神秘”。直至来到北京海洋馆，看到这里模拟了几大海域的海水状态、成分、温度等，饲养了上万尾来自世界各地的海洋鱼类，我才了解到这是一个多么专业、系统的领域，并逐渐建立起“看海更要看鱼”的概念。后来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我对海洋馆这个行业的认知也在不断更新、转变，产生了“不仅要看海、看鱼，还要看海里的‘宝藏¨’这个意识。因为海洋是如此深邃、广博，它有太多等待我们去了解的内容。
据我了解，您初来北京海洋馆任职时，正等待您的是非常棘手的经营问题，当时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胡馆长：北京海洋馆子1996年开始建设，投资巨大，创下了当时国内的几项之最——一是设计最观代化， 巨型鹦鹉螺的外观荣获了国际建筑设计大赛金奖；二是规模最大，35平方千米的单馆面积在亚洲都是名列前茅的；第三，它作为国庆50周年的献礼，在当时的旅游产品中是绝无仅有的。1999年开 业之后的一年运营得不错，但很快，还债期来了，上 亿元人民币的贷款需要还，而且不同于传统旅游行 业，海洋馆的日常运营和维护耗资巨大，这些不可回避的问题都导致了经营危机。再加上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2003年爆发了“非典”，游客寥寥无几，海洋馆经营惨淡，几乎断了收入来源。 但即便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我们也没有停业，就 算只有几位游客，我们依然为他们安排海豚表演， 这也让外界知道了海洋馆没有关门。我们的员工 不计酬劳，坚守岗位，大家共同渡过了难关。
面对经营危机，您做了哪些思考，采取了哪些措施？
胡馆长：“非典”过后，我们开始研究海洋馆该如何走出经营困境，它的发展方向在哪？最后 达成的共识是：海洋馆作为一个企业的同时也是一个普及科学知识、宣传环保理念的阵地，我们 既要承担企业责任，还要发挥社会责任，要站到提升公民海洋意识的高度，而不仅仅是宣传海洋馆。有了这个认知，大家一下子找到了方向。 “养鱼卖票”成为过去式，从2004年开始，我们 提出“陶怡大众、教育学生、维系生态”的目标， 并开展了一系列活动，经营状况也由此开始好 转。加之2005年，又一个“意外事件”造访北京 海洋馆，但不同于“非典”，这次“意外”带来的 是生机。您讲到这里一下子把我的胃ロ吊起来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胡馆长：2005年，一条受伤的野生中华鲟 在长江被人们发现，北京海洋馆承担了救助工 作。我们为此成立了中华鲟救助专项小组，并 将当时馆里规模最大的鲨鱼展区改造成了野 生中华鲟人工饲养、科研专区，环境比当时的 科研院所还要好。受伤的中华鲟从长江被护送至北京海洋馆的新家，得到了专业的治疗和精心的护理，不久便康复了。这件事情轰动一时，不仅标志着科研领域的重要进步，还使这个古老的物种正式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中华鲟、保护野生中华鲟，我们做了一系列科普宣传活动，反响很好，后来还出了邮票、纪念币等纪念品，也十分受欢迎。 自此之后，北京海洋馆一年一个台阶，每年以10%的盈利增长在前进。虽然当初承担了不小的压力和风险，但在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和海洋馆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救助中华鲟这件事做成了，现在看来，它也确实是北京海洋馆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
这确实是一件令人感慨、难忘的事情，虽然您讲来云淡风轻，但依然令我感动。胡馆长，您刚才谈到“非典”之后，海洋馆开始向“科普宣教”转型，请您再讲讲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胡馆长：关于科普宣教，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让人们产生深入探索的兴趣。一开始，馆里有103决科普知识展板，基本都是教科书式的语言。吸引不了观众去看，也就达不到传播知识的效果。为此我们编写了一系列科普图书，如《鲟鲟回家》《中华鲟之美》《鲨鱼的故事》等，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但是科普工作做到这些还不够，仍然比较被动，我们还需要走出去。于是，北京海洋馆主动和当时的向东小学，也就是现在的农科院附小（气象路校区）建立了联系，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海洋中队，与学校开展了一系列海洋科普活动，还编写了海洋校本教材。当年第一批海洋中队的学生现在已经有不少人考入了名校，还有人报考了海洋专业。我相信这种启发式的海洋科普教育对他们的探索、学习和动手能力都起到了帮助。后来我们与更多的学校建立了合作，成为他们的海洋科普教育基地，为他们提供技术、设备、场地等各方面的支持。在这个過程中，我们也面向社会推出了知识竞赛、书画大赛等各类活动。
从2005年到2015年的十年间，我们将科普知识从馆内带到馆外，称为“走出去”，那么从2015年开始，我们要把科普宣教“请回来”，因为海洋馆里的巨大水体和种类丰富的海洋生物本身就是一个最佳的科普基地，人们对海洋知识产生兴趣后，想要深入了解就要回到这个基地来。所以戎，们打造了“夜宿海洋馆”、夏令营、冬令营以及“成为‘美人鱼’”等活动。科普宣教“请回来”仍是我们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胡馆长，从一名海洋馆行业的“新人”到如今的专家，您一定颇有心得，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胡馆长：专家谈不上，但确实有一个“朋友”帮助、支持我在海洋馆这个行业奋斗了16年，它就是学习。我刚来到海洋馆时，对一切都很陌生。我就想：你什么都不懂，怎么来管理呢？所以首先要学习。到现在我已经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每天晚上9点离开办公室，除了工作以外，一定要拿出时间来读书，了解海洋知识、业务知识；每天还要到现场去实践，走遍馆里每一个角落，熟悉每一台设备；每天记录工作日志。十几年的积累对我的工作起到了巨大帮助，我可以和馆里的专业人员交流业务，对生物的发展方向等问题能提出很多建设性的意见。中国博物馆协会还把我放到他们的人才库里了，说我是专家，晏然我认为自己还不是，但通过十几年的学习，我确实受益良多。
您的学习精神对我们的小读者也起到了模范作用，请您为他们再送上一句寄语吧。
胡馆长：《百科探秘·海底世界》杂志的小读者们，知识无涯，学无止境，让我们在知识的海洋中尽情游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