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所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在官学两界获得普遍认同，在11月18日-19日举行的“《财经》年会2016：预测与战略”上，多位重要嘉宾亦就此进行了深入解读。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强调“供给侧”管理，给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去产能和增加有效供给指明了方向，这应当是决策层试图在边际效益递减、以投资为主刺激内需的保增长路径之外，另觅中国发展新动力的重要努力。
　　虽然决策层之前没有明确提出相关概念，但人们对供给侧管理并不陌生。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激活供给侧开始的，当时的理念是尽快通过增加供给来解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那时人们担心的不是需求不足，而是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因此改革开放初期的供给侧管理，重点是通过放权让利激发供给端的热情。无论是小岗村试验为发端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改革，还是以放开个体户和私人企业经营限制为标志的城市经济改革，无不以激活供给端的活力为目标。
　　这一切的前提和指导思想被高度浓缩为“放权让利”。那时还没有“产权改革”的说法，所谓“放权”主要是指扩大地方、企业和个人的自主决策空间，而“让利”主要是承认利润动机，允许地方分享一部分税收、企业留存一部分利润和生产者得到更多的工资和奖金，从而双管齐下提升供给端的效率。
　　历史的发展往往超出人们的预期，放权让利的溢出效应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供给端热情活力的绽放和效率的提升，在满足需求的同时，又刺激了新需求的出现，而供给端本身经营自主权的扩大和利润分享份额的提升，也释放了巨大的需求，从而使供给和需求出现了良性循环。
　　此外，“改到深处是产权”，“放权”的一步步推进引发了深层次的产权关系调整，而产权界定明晰的供给端的出现，又为市场经济的构建提供了强有力的主体保障。而在“让利”层面，围绕利润的实现和分割机制来进行经济管理的种种尝试，也为通过市场化手段对中国经济进行调控奠定了实践基础。可以说，没有以放权让利为主基调的供给侧改革，中国的整个市场经济的展开是不可想象的。
　　随着中国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跨过短缺经济的门槛，需求不足渐渐取代短缺成为困扰经济发展的主要命题。以此为起点，“需求侧”管理成为比较突出的话题，如何拉动内需成为重中之重。如今人们回想起那段时光，可能会对各种原来由国家提供的低水平福利的市场化印象深刻，并认为那是当时引领中国经济走出疲软的主要拉动力。
　　这种思维模式低估了当时雷厉风行推行的供给侧改革的意义。通过对低效国有和乡镇企业的关停并转和产权改造，去产能过剩取得显著进展，进而也为后来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剥离呆坏账轻装上阵、为经济发展提供新血打下了基础。
　　人们在回顾上世纪90年代的历史时，还往往容易低估供给效率提升本身对内需的拉动。由于产权改革深化带来的效率提升和对外开放力度加大带来的竞争加剧，极大地提升了中国企业的供给能力，因此及时抓住了因人们淘汰80年代第一批家电所形成的需求，而此前这种改善性消费更多是通过进口来满足。这一轮供给革命引发了一波强有力的国产家电的消费需求，反过来又促成了一批国产家电厂商的崛起，此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雄踞中国家电市场的外资和合资品牌则阶段性消失，直至十数年后携更高端产品杀回中国市场。
　　历史已经证明，无论是需求短缺时期，还是供给过剩阶段，放权让利着眼于让市场机制更多发挥作用的供给侧管理改革，都是淘汰落后产能、提升供给效率和拉抬并创造需求的必由之路。
　　上一轮内需拉动中一些政策失误所导致的人为放大供给过剩，则从反面说明了放权让利的重要性。政府面对市场波动推出的逆周期操作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一方面存在力度过大过猛项目推出过快过多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过于依赖通过产业政策等偏离市场配置资源原则的方式来指导各种生产要素投放，而此一倾向叠加地方政府GDP情结，更产生扭曲供给的倍增效应。
　　新时期新一轮供给侧改革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经济能够真正进入稳定的新常态阶段，认真总结过往围绕供给侧和需求侧管理的成败得失殊为重要。通过新一轮的以加快混合所有制建设和农村各种经营权流转为主要命题的“放权”，和推进PPP及资产证券化等过程中的“让利”，在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尽快以市场化手段消化旧有存量，实现要素向创新领域的流动和配置，进而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和新增需求的创造，是中国经济实现企稳回升目标的关键发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