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1912年，民国政府宣布以公元为标准纪年，定当年1月1日为民国元年元旦，为新年之始。然因着数千年的民俗传统，承载着丰富的文化积淀，民间社会还是一直视农历正月初一为新年之始。于是，民国政府只好采用公历与农历并行的“二元历法”，一方面定公元一月一日为元旦，一方面又确定农历正月初一为岁首，称春节。
阳历与农历并行，元旦与春节同庆，这本不是个问题，但在当时却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一桩新与旧的矛盾冲突。有一段时间，民国政府一度废除农历新年，规定农历节令一律不许循俗放假，这样就给人们的过农历新年带来了纠结。
林语堂在1935年写了一篇《我怎样过新年》，以调侃的口吻写出他过农历新年的纠结。林语堂说自己作为一个有着科学头脑的现代人，听从政府号召，奉行新历，不过农历新年。可是，农历新年的到来似乎是作者无法抗拒的：
我并不要旧历新年，但旧历新年自己来了。那天是阳历二月四号。
科学的理智教我不要遵守旧历，我也答应照办。旧历新年来到的声音在一月初已经听到了，有一天我早餐吃的是腊八粥，使我立刻记起那是阴历十二月初八。一星期后，我的佣人来借额外的月薪，那是他旧历除夕所应得的。他下午息工出去的时候，还给我看他送给妻子的一包新衣料。二月一号、二号，我得送小费给邮差、运货车夫、书店信差等等。我常常觉得有什么东西快要来了。
到二月三号，我还对自己说：“我不过旧历新年。”那天早晨，我太太要我换衬衣，“为什么？”
“周妈今天洗你的衬衣。明天不洗，后天不洗，大后天也不洗。”要近乎人情。我当然不能拒绝。
这是我屈服的开始。早餐后，我家人要到银行去，因为虽然政府命令废除旧历新年，银行在年底照样有一种微的小提款恐慌。“语堂，”我的太太说：“我们要叫部汽车。你也可顺便去理一理头发。”理发我可不在意，汽车倒是个很大的诱惑。我素来不喜欢在银行进进出出，但我喜欢乘汽车。我想沾光到城隍庙去一趟，看看我可以给孩子们买些什么。我想这时总有灯笼可买，我要让我最小的孩子看看走马灯是什么样的。〔1〕
林语堂在这里一步一步地把抗拒过农历新年的心理被逐步瓦解的过程细致地描述出来，实际是用一种调侃的口吻，讽刺了民国政府废除农历新年的做法，也形象地揭示了人们处于新旧交替生活中的纠结。
其实不光是过新年的问题。民国时期，高校教师的生活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这种貌似新旧的交叠。例如很多教师一方面在提倡着白话文，尝试着新文学，传授着科学，但是在生活中，他们却热衷于古体诗，收藏着古董、古画，搓着麻将，哼着京调。或者反过来，很多教师一方面在研究着国学，在整理着国故，另一方面他们也热衷于从外来的生活方式，如溜冰、跳舞、看电影等娱乐活动中享受着更多的乐趣。旧的习俗，新的时尚，就是这么和谐地交织在民国高校教师的生活之中。
二
在这种新旧交叠的生活场景中，有些教师心中就充满了纠结，钱玄同就是其中的一个。钱玄同热望一场社会革新。譬如在“过年”问题上，他就希望自后不过农历新年，改过阳历新年。但在社会风俗的裹挟下，他对农历新年又“不能不勉强敷衍”。他在1918年2月10日的日记中写到：
今日为阴历丁已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此月小建，故今日即为除夕。我最厌过年，尤厌过阴历年，因阴历本比阳历野蛮。中国幸而已改阳历，岂可依旧顾及阴历？至从阴历过年者必有许多迷信可笑之无意识举动，大为（与）革新社会之道相反。故我家逢阴历年无所谓过年，但因阴历岁首数日店铺什九皆关门，不能不预备数日间之饭菜及点心耳。然大兄之家近年来却极端复古，至阴历年除夕，且悬祖先遗像，供以酒、饭、菜、点，而人人跪拜如仪。吾虽满腹不愿，亦有不能不勉强敷衍者。今日午后三时顷，偕妇、子、使女同往兄处，举行典礼。〔2〕
钱玄同的纠结是真心的，他确实想听从政府号召以元旦为新年。1922年12月31日，钱玄同与妻子约定：“我们做了中华民国的人，当这国历的新年，不可没有些子点缀。明午阖家出外吃一顿饭，并且喝一点酒，算是过新年。”第二天，钱玄同与其妻、子同到东华饭店吃西餐，喝了一瓶葡萄酒，以示欢庆。
三
这样的纠结心态并非只有过年一事。
蔡元培于1918年在北京大学创立进德会，其目的即为规范教员和学生的道德行为以净化社会风气。进德会的会员分为三种：“甲等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又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钱玄同参加的是丙种会员，并且还是《北京大学进德会杂志》的编辑。他是真心诚意地要遵守进德会的规矩，但在生活中也无形地给自己增添了思想压力。1919年2月4日，“冷不可当，两手冻僵，致不能握笔，身上也觉得不甚好过，因此到西车站去吃了一顿西餐，顺便喝了一杯勃兰地酒，为驱寒而喝酒！或可以说是喝藥酒，不算犯进德会会规吧！”〔3〕
另外就是对待传统的家祭，钱玄同也是充满着矛盾。1930年2月21日，钱玄同大兄三周年忌辰。其妻打听到那边要举行家祭，准备叫三儿子过去磕头。钱玄同一听，制止了，“我说，还是牺牲了我吧，我还可以牺牲”。钱玄同认为不能再叫不到二十岁的少年“去干这宗无谓之事，那太冤了”〔4〕。钱玄同的想法是：
三纲者，三条麻绳也，缠在我们头上，祖缠父，父缠子，子缠孙，代代相缠，缠了两千年。“新文化”运动起，大呼“解放”，解放这头上的三条麻绳！我们以后绝对不得再把这三条麻绳缠在孩子们的头上！可是我们自己头上的麻绳不要解下来，至少“新文化”运动者不要解下来，再至少我自己就永远不会解下来。为什么呢？我若解了下来，反对“新文化”、维持“旧礼教”的人，就要说我们之所以大呼解放，为的是自私自利。如果借着提倡“新文化”来自私自利，“新文化”还有什么信用？还有什么效力？还有什么价值？所以我自己拼着牺牲，只救青年，只救孩子！〔5〕 “牺牲自己，救救孩子”，这就是钱玄同思想痛苦的根源。在旧礼教包围中成长的人，当他欲冲破旧礼教的天罗地网、寻求革新事业路径之时，必然就甩不开这种“拼着牺牲”的精神痛苦。1925年1月31日，周作人设宴，钱玄同“吃得非常之高兴，我吃了十几杯黄酒，颇有醉意。我近年来精神感受痛楚极矣，明知此事无可避免，但又不得不用物以麻醉之。故颇思从今年来一方面对于排除旧思想、鼓吹新文字以及整理国故等事——总名可曰‘疑古’，仍当更加继续进行，而自己的精神有时太痛苦了，不能不设法麻木之或慰藉之”〔6〕。
由于钱玄同深切体会到旧礼教的病毒，所以他冲破旧罗网的态度也就最激进，最坚定。但这种坚定并非是慷慨激昂的义无反顾，而是时时伴随着精神的苦痛。这就是钱玄同生活的纠结所在。
四
当然，也有内心不纠结的例子。同样是在旧礼教包围中成长的高校教师，有些人依旧在有意无意地用旧礼教约束下一代，甚至变本加厉。
张中行说到北大国文系教授黄节，突出了一个“老”字。他说：“老的一个生活方式上的特点是‘旧’，现在回忆黄先生，其突出的特点也就是旧。一贯是长袍，上课郑重其事，连微笑也不曾有，是旧。讲诗，用笺注法，都写在讲义上，其后并印成书，有《汉魏乐府风笺》、《曹子建诗注》、《謝康乐诗注》等，也是旧。作旧诗，集旧书，精于书法，连带还藏砚，更是旧。还有属于居室之事的，也无妨说说，是纳妾，据说还不止一位。”〔7〕
这种守旧的生活方式，还深深地束缚着某些高校教师的教育观念。辜鸿铭在西方待了十一年，精通西方文化，却极力鼓吹中国文化的优越性，甚至极力为传统文化中的“小脚、太监、姨太太”等现象辩护。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五四运动期间，北大教授在红楼一间教室里开临时会议，商讨的事件有挽留蔡元培校长一事。辜鸿铭发言，也主张挽留，理由是，校长是学校的皇帝，所以非挽留不可〔8〕。有一年，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英文课。当时刚刚实行男女同学，他忽然见座位中有女生，大异，有人告以是新招女生。他怀疑别人听不懂，当女生读给他听后，他仍以音不对为由把女生赶出了教室。下课，辜鸿铭即找到蔡元培，说“教室中忽发现女性，男女授受不亲，请辞去教职”，一时传为笑柄〔9〕。
这样守旧的教育观念对下一代的约束恐怕更多的还表现在交往礼仪上。见面行礼是人们交往的必要环节。传统的跪拜和作揖在民国时期已被废除，但在一些高校教师中却还大行其道。例如黄侃，他对其师章太炎执礼甚恭。黄侃脾气坏，自视甚高，对学术界之人多有不敬，但对章太炎先生却始终服膺无间。如有谁议论章太炎，黄侃必盛气相争。章太炎给他的书信、字、诗，黄侃都如获至宝，裱装珍藏。若逢面师，黄侃必执礼。
黄侃有弟子陈某，也受其衣钵。古人席次尚右，右为宾师之位，居西而面东。“前中大教授黄季刚先生，为章氏最得意弟子，季刚先生事章氏恭谨又倍于他人。黄有弟子陈君，亦能传其衣钵，主章家为西席，章氏以西席礼待之。每逢新年，季刚先生必诣章宅叩贺，至必行跪拜礼，黄叩章，陈又叩黄，章又向陈行礼。坐定，陈举茶敬黄，黄敬章，章又敬其西席。如此循环不绝，家人传为笑谈”〔10〕。
黄侃对其他学生也是如此要求。他常常身穿蓝缎子团花长袍，黑缎子马褂，头戴一顶黑绒瓜皮帽，腰间露出一条白绸带。在北京大学时，有次他过生日，几个中国文学门的学生登门拜寿，进门后即对他行了个三鞠躬礼。黄侃大怒：“我是太炎先生的学生。我给太炎先生拜寿都是磕头，你们却鞠躬？！”当时吓得这几位学生只好磕头。黄先生最喜爱的学生郑奠，毕业后也在北大任教。有次黄节先生在家请客吃饭，黄侃和郑奠都去了。黄侃看见郑奠穿着一件皮袍，大为不悦，说：“我还没有穿皮袍，你就穿皮袍了？”郑奠说：“我穿我的皮袍，你管不着我。”黄侃先生听了很生气，从此不理郑奠了〔11〕。
1932年，杨伯峻在北大求学，向叔叔杨树达请教如何学到真经。杨树达对他说，要想学到真学问，必须要拜名师，而且指名要他拜黄侃为师。礼节是，一定要用红纸包上十块大洋作为拜师礼，而且要当面给他叩头。杨伯峻一听便犹豫不决，杨树达便教训他：“季刚学问好得很，不磕头，得不了真本领。你非磕头不行！”杨伯峻无奈，只得去黄侃家。见了黄侃，杨伯峻便把红包放在桌上，跪下去磕了一个头。黄侃果然十分高兴，对他说：“从这时起，你是我的门生了。”他又说：“我和刘申叔，本在师友之间，若和太炎师在一起，三人无所不谈。但一谈到经学有我在，申叔便不开口。他和太炎师能谈经学，为什么不愿和我谈呢？我猜想到了，他要我拜他为师，才肯传授经学给我。因此，在某次只有申叔师和我的时候，我便拿了拜师贽敬，向他磕头拜师。这样一来，他便把他的经学一一传授给我。太炎师的小学胜过我，至于经学，我未必不如太炎师，或者还青出于蓝。我的学问是磕头得来的，所以我收徒弟，一定要他们一一行拜师礼节。”〔12〕
北京大学教授陈汉章也是如此，他遵行礼教，彬彬有礼。对长辈，不论贫贱，总是跪拜迎送。晚辈到来拜年，跪下叩首，他做长辈的也同样跪下向晚辈还礼。对于学生上门跪下拜师，他也是跪下还礼〔13〕。
在民国高校教师的生活中，这些仅仅只是沧海中的几朵小浪花。个中涵义，只能说明民国高校教师在走向新生活之时，并不都是高歌猛进的，其中多有纠结，多有对旧时代的迷恋。这或许还不能归结于民国高校教师的素质如何，生活本身就是这样，多姿多彩，新旧交替。况且在生活习俗的后面，对民国高校教师而言，更多的是文化理想的驱动力在起作用，这就给民国高校教师的生活图景赋予了时代色彩。
（“民国教育史”丛书，湖南教育出版社即出）
注释：
〔1〕林语堂：《记元旦》，转引自《林语堂散文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72页。
〔2〕〔3〕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33、345页。
〔4〕〔6〕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53、615页。
〔5〕钱秉雄：《回忆父亲——钱玄同先生》，载《钱玄同日记》（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00页。
〔7〕张中行：《前辈掠影》，转引自《故园人影》，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157-158页。
〔8〕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478页。
〔9〕钟兆云：《辜鸿铭：拖长辫的北大教授》，长安出版社2005年版，第255-256页。
〔10〕汪修荣：《民国教授往事》，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
〔11〕萧劳：《六十年前我在北大的几点回忆》，转引自《北大旧事》，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92页。
〔12〕杨伯峻：《黄季刚先生杂忆》，转引自《量守庐学记》，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47页。
〔13〕陈昂：《纪念先祖父陈汉章先生》，转引自钱理群、严瑞芳主编：《我的父辈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
1912年，民国政府宣布以公元为标准纪年，定当年1月1日为民国元年元旦，为新年之始。然因着数千年的民俗传统，承载着丰富的文化积淀，民间社会还是一直视农历正月初一为新年之始。于是，民国政府只好采用公历与农历并行的“二元历法”，一方面定公元一月一日为元旦，一方面又确定农历正月初一为岁首，称春节。
阳历与农历并行，元旦与春节同庆，这本不是个问题，但在当时却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一桩新与旧的矛盾冲突。有一段时间，民国政府一度废除农历新年，规定农历节令一律不许循俗放假，这样就给人们的过农历新年带来了纠结。
林语堂在1935年写了一篇《我怎样过新年》，以调侃的口吻写出他过农历新年的纠结。林语堂说自己作为一个有着科学头脑的现代人，听从政府号召，奉行新历，不过农历新年。可是，农历新年的到来似乎是作者无法抗拒的：
我并不要旧历新年，但旧历新年自己来了。那天是阳历二月四号。
科学的理智教我不要遵守旧历，我也答应照办。旧历新年来到的声音在一月初已经听到了，有一天我早餐吃的是腊八粥，使我立刻记起那是阴历十二月初八。一星期后，我的佣人来借额外的月薪，那是他旧历除夕所应得的。他下午息工出去的时候，还给我看他送给妻子的一包新衣料。二月一号、二号，我得送小费给邮差、运货车夫、书店信差等等。我常常觉得有什么东西快要来了。
到二月三号，我还对自己说：“我不过旧历新年。”那天早晨，我太太要我换衬衣，“为什么？”
“周妈今天洗你的衬衣。明天不洗，后天不洗，大后天也不洗。”要近乎人情。我当然不能拒绝。
这是我屈服的开始。早餐后，我家人要到银行去，因为虽然政府命令废除旧历新年，银行在年底照样有一种微的小提款恐慌。“语堂，”我的太太说：“我们要叫部汽车。你也可顺便去理一理头发。”理发我可不在意，汽车倒是个很大的诱惑。我素来不喜欢在银行进进出出，但我喜欢乘汽车。我想沾光到城隍庙去一趟，看看我可以给孩子们买些什么。我想这时总有灯笼可买，我要让我最小的孩子看看走马灯是什么样的。〔1〕
林语堂在这里一步一步地把抗拒过农历新年的心理被逐步瓦解的过程细致地描述出来，实际是用一种调侃的口吻，讽刺了民国政府废除农历新年的做法，也形象地揭示了人们处于新旧交替生活中的纠结。
其实不光是过新年的问题。民国时期，高校教师的生活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这种貌似新旧的交叠。例如很多教师一方面在提倡着白话文，尝试着新文学，传授着科学，但是在生活中，他们却热衷于古体诗，收藏着古董、古画，搓着麻将，哼着京调。或者反过来，很多教师一方面在研究着国学，在整理着国故，另一方面他们也热衷于从外来的生活方式，如溜冰、跳舞、看电影等娱乐活动中享受着更多的乐趣。旧的习俗，新的时尚，就是这么和谐地交织在民国高校教师的生活之中。
二
在这种新旧交叠的生活场景中，有些教师心中就充满了纠结，钱玄同就是其中的一个。钱玄同热望一场社会革新。譬如在“过年”问题上，他就希望自后不过农历新年，改过阳历新年。但在社会风俗的裹挟下，他对农历新年又“不能不勉强敷衍”。他在1918年2月10日的日记中写到：
今日为阴历丁已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此月小建，故今日即为除夕。我最厌过年，尤厌过阴历年，因阴历本比阳历野蛮。中国幸而已改阳历，岂可依旧顾及阴历？至从阴历过年者必有许多迷信可笑之无意识举动，大为（与）革新社会之道相反。故我家逢阴历年无所谓过年，但因阴历岁首数日店铺什九皆关门，不能不预备数日间之饭菜及点心耳。然大兄之家近年来却极端复古，至阴历年除夕，且悬祖先遗像，供以酒、饭、菜、点，而人人跪拜如仪。吾虽满腹不愿，亦有不能不勉强敷衍者。今日午后三时顷，偕妇、子、使女同往兄处，举行典礼。〔2〕
钱玄同的纠结是真心的，他确实想听从政府号召以元旦为新年。1922年12月31日，钱玄同与妻子约定：“我们做了中华民国的人，当这国历的新年，不可没有些子点缀。明午阖家出外吃一顿饭，并且喝一点酒，算是过新年。”第二天，钱玄同与其妻、子同到东华饭店吃西餐，喝了一瓶葡萄酒，以示欢庆。
三
这样的纠结心态并非只有过年一事。
蔡元培于1918年在北京大学创立进德会，其目的即为规范教员和学生的道德行为以净化社会风气。进德会的会员分为三种：“甲等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又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钱玄同参加的是丙种会员，并且还是《北京大学进德会杂志》的编辑。他是真心诚意地要遵守进德会的规矩，但在生活中也无形地给自己增添了思想压力。1919年2月4日，“冷不可当，两手冻僵，致不能握笔，身上也觉得不甚好过，因此到西车站去吃了一顿西餐，顺便喝了一杯勃兰地酒，为驱寒而喝酒！或可以说是喝藥酒，不算犯进德会会规吧！”〔3〕
另外就是对待传统的家祭，钱玄同也是充满着矛盾。1930年2月21日，钱玄同大兄三周年忌辰。其妻打听到那边要举行家祭，准备叫三儿子过去磕头。钱玄同一听，制止了，“我说，还是牺牲了我吧，我还可以牺牲”。钱玄同认为不能再叫不到二十岁的少年“去干这宗无谓之事，那太冤了”〔4〕。钱玄同的想法是：
三纲者，三条麻绳也，缠在我们头上，祖缠父，父缠子，子缠孙，代代相缠，缠了两千年。“新文化”运动起，大呼“解放”，解放这头上的三条麻绳！我们以后绝对不得再把这三条麻绳缠在孩子们的头上！可是我们自己头上的麻绳不要解下来，至少“新文化”运动者不要解下来，再至少我自己就永远不会解下来。为什么呢？我若解了下来，反对“新文化”、维持“旧礼教”的人，就要说我们之所以大呼解放，为的是自私自利。如果借着提倡“新文化”来自私自利，“新文化”还有什么信用？还有什么效力？还有什么价值？所以我自己拼着牺牲，只救青年，只救孩子！〔5〕 “牺牲自己，救救孩子”，这就是钱玄同思想痛苦的根源。在旧礼教包围中成长的人，当他欲冲破旧礼教的天罗地网、寻求革新事业路径之时，必然就甩不开这种“拼着牺牲”的精神痛苦。1925年1月31日，周作人设宴，钱玄同“吃得非常之高兴，我吃了十几杯黄酒，颇有醉意。我近年来精神感受痛楚极矣，明知此事无可避免，但又不得不用物以麻醉之。故颇思从今年来一方面对于排除旧思想、鼓吹新文字以及整理国故等事——总名可曰‘疑古’，仍当更加继续进行，而自己的精神有时太痛苦了，不能不设法麻木之或慰藉之”〔6〕。
由于钱玄同深切体会到旧礼教的病毒，所以他冲破旧罗网的态度也就最激进，最坚定。但这种坚定并非是慷慨激昂的义无反顾，而是时时伴随着精神的苦痛。这就是钱玄同生活的纠结所在。
四
当然，也有内心不纠结的例子。同样是在旧礼教包围中成长的高校教师，有些人依旧在有意无意地用旧礼教约束下一代，甚至变本加厉。
张中行说到北大国文系教授黄节，突出了一个“老”字。他说：“老的一个生活方式上的特点是‘旧’，现在回忆黄先生，其突出的特点也就是旧。一贯是长袍，上课郑重其事，连微笑也不曾有，是旧。讲诗，用笺注法，都写在讲义上，其后并印成书，有《汉魏乐府风笺》、《曹子建诗注》、《謝康乐诗注》等，也是旧。作旧诗，集旧书，精于书法，连带还藏砚，更是旧。还有属于居室之事的，也无妨说说，是纳妾，据说还不止一位。”〔7〕
这种守旧的生活方式，还深深地束缚着某些高校教师的教育观念。辜鸿铭在西方待了十一年，精通西方文化，却极力鼓吹中国文化的优越性，甚至极力为传统文化中的“小脚、太监、姨太太”等现象辩护。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五四运动期间，北大教授在红楼一间教室里开临时会议，商讨的事件有挽留蔡元培校长一事。辜鸿铭发言，也主张挽留，理由是，校长是学校的皇帝，所以非挽留不可〔8〕。有一年，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英文课。当时刚刚实行男女同学，他忽然见座位中有女生，大异，有人告以是新招女生。他怀疑别人听不懂，当女生读给他听后，他仍以音不对为由把女生赶出了教室。下课，辜鸿铭即找到蔡元培，说“教室中忽发现女性，男女授受不亲，请辞去教职”，一时传为笑柄〔9〕。
这样守旧的教育观念对下一代的约束恐怕更多的还表现在交往礼仪上。见面行礼是人们交往的必要环节。传统的跪拜和作揖在民国时期已被废除，但在一些高校教师中却还大行其道。例如黄侃，他对其师章太炎执礼甚恭。黄侃脾气坏，自视甚高，对学术界之人多有不敬，但对章太炎先生却始终服膺无间。如有谁议论章太炎，黄侃必盛气相争。章太炎给他的书信、字、诗，黄侃都如获至宝，裱装珍藏。若逢面师，黄侃必执礼。
黄侃有弟子陈某，也受其衣钵。古人席次尚右，右为宾师之位，居西而面东。“前中大教授黄季刚先生，为章氏最得意弟子，季刚先生事章氏恭谨又倍于他人。黄有弟子陈君，亦能传其衣钵，主章家为西席，章氏以西席礼待之。每逢新年，季刚先生必诣章宅叩贺，至必行跪拜礼，黄叩章，陈又叩黄，章又向陈行礼。坐定，陈举茶敬黄，黄敬章，章又敬其西席。如此循环不绝，家人传为笑谈”〔10〕。
黄侃对其他学生也是如此要求。他常常身穿蓝缎子团花长袍，黑缎子马褂，头戴一顶黑绒瓜皮帽，腰间露出一条白绸带。在北京大学时，有次他过生日，几个中国文学门的学生登门拜寿，进门后即对他行了个三鞠躬礼。黄侃大怒：“我是太炎先生的学生。我给太炎先生拜寿都是磕头，你们却鞠躬？！”当时吓得这几位学生只好磕头。黄先生最喜爱的学生郑奠，毕业后也在北大任教。有次黄节先生在家请客吃饭，黄侃和郑奠都去了。黄侃看见郑奠穿着一件皮袍，大为不悦，说：“我还没有穿皮袍，你就穿皮袍了？”郑奠说：“我穿我的皮袍，你管不着我。”黄侃先生听了很生气，从此不理郑奠了〔11〕。
1932年，杨伯峻在北大求学，向叔叔杨树达请教如何学到真经。杨树达对他说，要想学到真学问，必须要拜名师，而且指名要他拜黄侃为师。礼节是，一定要用红纸包上十块大洋作为拜师礼，而且要当面给他叩头。杨伯峻一听便犹豫不决，杨树达便教训他：“季刚学问好得很，不磕头，得不了真本领。你非磕头不行！”杨伯峻无奈，只得去黄侃家。见了黄侃，杨伯峻便把红包放在桌上，跪下去磕了一个头。黄侃果然十分高兴，对他说：“从这时起，你是我的门生了。”他又说：“我和刘申叔，本在师友之间，若和太炎师在一起，三人无所不谈。但一谈到经学有我在，申叔便不开口。他和太炎师能谈经学，为什么不愿和我谈呢？我猜想到了，他要我拜他为师，才肯传授经学给我。因此，在某次只有申叔师和我的时候，我便拿了拜师贽敬，向他磕头拜师。这样一来，他便把他的经学一一传授给我。太炎师的小学胜过我，至于经学，我未必不如太炎师，或者还青出于蓝。我的学问是磕头得来的，所以我收徒弟，一定要他们一一行拜师礼节。”〔12〕
北京大学教授陈汉章也是如此，他遵行礼教，彬彬有礼。对长辈，不论贫贱，总是跪拜迎送。晚辈到来拜年，跪下叩首，他做长辈的也同样跪下向晚辈还礼。对于学生上门跪下拜师，他也是跪下还礼〔13〕。
在民国高校教师的生活中，这些仅仅只是沧海中的几朵小浪花。个中涵义，只能说明民国高校教师在走向新生活之时，并不都是高歌猛进的，其中多有纠结，多有对旧时代的迷恋。这或许还不能归结于民国高校教师的素质如何，生活本身就是这样，多姿多彩，新旧交替。况且在生活习俗的后面，对民国高校教师而言，更多的是文化理想的驱动力在起作用，这就给民国高校教师的生活图景赋予了时代色彩。
（“民国教育史”丛书，湖南教育出版社即出）
注释：
〔1〕林语堂：《记元旦》，转引自《林语堂散文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72页。
〔2〕〔3〕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33、345页。
〔4〕〔6〕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53、615页。
〔5〕钱秉雄：《回忆父亲——钱玄同先生》，载《钱玄同日记》（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00页。
〔7〕张中行：《前辈掠影》，转引自《故园人影》，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157-158页。
〔8〕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478页。
〔9〕钟兆云：《辜鸿铭：拖长辫的北大教授》，长安出版社2005年版，第255-256页。
〔10〕汪修荣：《民国教授往事》，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
〔11〕萧劳：《六十年前我在北大的几点回忆》，转引自《北大旧事》，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92页。
〔12〕杨伯峻：《黄季刚先生杂忆》，转引自《量守庐学记》，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47页。
〔13〕陈昂：《纪念先祖父陈汉章先生》，转引自钱理群、严瑞芳主编：《我的父辈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