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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以来,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一个被称为＂思想文化史＂的概念颇为流行。无论是高校的课程设置,还是硕士或博士研究生的招生目录,抑或是学术讨论会的选题,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词的频繁出现。但是,却很少看到有人去给这个新的思想史词汇作出明确的概念界定。
“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笔谈（一）——要用理性态度正确对待传统文化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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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以来,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一个被称为＂思想文化史＂的概念颇为流行。无论是高校的课程设置,还是硕士或博士研究生的招生目录,抑或是学术讨论会的选题,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词的频繁出现。但是,却很少看到有人去给这个新的思想史词汇作出明确的概念界定。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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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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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月刊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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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期
其他文献
岑仲勉先生是20世纪对《隋书》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岑先生首次以一人之力通校了《隋书》并补编了《隋书州郡牧守编年表》，通过系统的校勘、文字正讹，订正了传世诸本《隋书》的讹误；通过史实考订，补表，弥补了前人研究之不足，为《隋书》的整理及隋史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
新时期以来，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一个被称为“思想文化史”的概念颇为流行。无论是高校的课程设置，还是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招生目录，抑或是学术讨论会的选题，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词的频繁出现。但是，却很少看到有人去给这个新的思想史词汇作出明确的概念界定。那么，什么是思想文化史，它和传统的思想史、文化史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如何划分它们的边界或畛域，如何理解或看待思想文化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大有深入讨论的必要。
地方绅民为离任的地方官员筹资兴建去思碑、德政碑,是唐宋就有的一种现象,由于其常常存在着沽名钓誉、名实不副的弊端而一直被禁止。清承前制,亦明令禁止官员立碑,但皇帝特别是康熙帝对官员立碑之事并非一味反对,故禁律效力不彰,形同虚设。乾隆朝,吏治废弛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敝风陋习引起了乾隆帝的警觉,为整顿吏治,乾隆帝对官场相沿成风的陋习进行了全国性的清理和查禁,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乾隆末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扑毁＂去思德政碑＂行动。在乾隆帝的督促下,各地督抚用一年时间就基本完成了这一专项行动,此后十年则是循例奏闻。此次
对于＂天心＂这一传统观念,历代哲人的阐释见仁见智,但每一代人的阐释,都透出那个时代的特点。同光时期＂天心＂一词被频繁使用与阐释,其近代特点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用＂天心＂来解释中外关系变化的根源、解释西方科学技术发达的原因、分析欧洲崛起的原因,以及用是否合乎＂天心＂来分析中外贸易关系。与天心意思相近、相通的术语,还有运会、气运、运数、大同等,陈炽、王韬等在这方面多有论说。这些阐释都从大范围、长时段、变易性来看待社会变动与历史发展,对于时处弱位柔位与困境的中国来说,可以起到增强承受苦难耐力、消解苦难压力、提
2017年12月1日至3日,由河南省历史学会主办,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黄河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承办的＂河南省历史学会年会暨中国史前沿论坛＂在河南大学召开。会议论文70余篇,主要围绕考古新发现与黄河文明研究,甲骨文与殷商史研究,中古时期国家与社会,唐宋变革时期的经济、制度与思想,明清以来的中国与世界,近代以来的河南社会与文化等命题做了深入探讨。
20世纪以来,＂大战略＂（grand strategy）概念渐受重视。一般而言,＂战略＂在传统上即指＂军事战略＂,适用范围是战争,所用的是军事手段,所追求的是胜利。与战略的观念和解释限制在战争领域不同,大战略认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不仅在战时,也在平时;威胁来源不仅是其他国家的武装力量,一国所制定和采取的经济、外交、科技等政策措施,均可能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安全;捍卫国家安全和实现国家目标,不仅是军队和政府的事情、需要采用军事手段,而且要综合运用多种国家资源。
所谓受命,是周人为了争取其他方国和部族的拥戴而发动的一场政治造势运动。与殷商王朝以上帝为至上神而排斥天神不同,周人强调敬天,但也接纳上帝,目的是为了争取更多方国和部族的支持。文王受命肇端于＂太姒之梦＂,周原庙祭甲骨表明,为了祈请商远祖策命文王代商,周人进行了祭祀。随着受命之君文王的离世,周人的这场政治造势运动受到很大的冲击。＂文武受命＂和＂武王受命＂表述的出现,彰显了受命主体身份的转换,武王时期的祥瑞吉兆集中出现在观兵孟津这一军事行动的过程中。而金文中的＂文武受命＂则到了共王时期,这或许与周初分封时所形成
清初迁海后,地方官府需要处理相关的善后问题,重点是民生安置与赋税问题。朝廷下达了安置百姓的指令,浙江在巡抚朱昌祚的主持下制定了迁民安置方案,但该方案本身缺乏可行性,朝廷也未给予必要的支持,最终实效不大,迁民大量地沦为饥民。迁海之后,界外田地被弃置,然清廷仍要求全额征收当年的赋税,并继续催征历年逋欠。浙江官员一再恳请蠲免,但朝廷坚持全额征收,并严厉惩处催征不力的府县官员,迫使地方官府将工作重点转向催科。迁界对百姓生计造成了严重影响,其善后工作本应以安抚迁民、保全民生为目标,尽管浙江巡抚也有意抚民,但在朝廷的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监督慈善团体法》是近代中国第一部慈善事业基本法。它的出台是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发展的必然,也是规范慈善团体管理运作的客观需要。《监督慈善团体法》的基本内容包括慈善团体的目的与分类、慈善团体的设立及呈报办法、慈善团体所办事业之限制、发起人与会员的资格、会期与财务账目、募捐的许可与监管、褒奖等项。随后,国民政府各级主管官署着力从慈善团体的立案、监管以及慈善事业的褒扬等方面予以施行之。该法奠定了民国后期慈善法制的基石,但也有概念界定不准、内容未尽详备、法理不够充足等局限。